自詡為知識分子者，多少有以天下為己任之心，擔當群眾中的異見者，為弱勢發聲，以行動捍理想。不同的人會選擇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有作家化身成服務生、有學者走入工廠當打工妹、有貴族刻意抹去上層口音走入煤礦……這些行動，都是知識分子嘗試走入一個底層的位置，書寫那不屬於他們的世界。
如《1984》及《動物農莊》的作者歐威爾便是極佳例子，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年輕時曾到英國考察，寫下《通往維岡碼頭之路》。
《維岡碼頭》是歐威爾受「左派讀書會」所託，在英國北部考察 1936 年工人煤礦生活的紀實作品。歐威爾住的是充滿蒼蠅和甲蟲的賣牛肚店，冒崩塌的危險，爬進 1.5 哩長、只有疏落的木柱支的地道，進入採煤工場的核心，和工人同吃同住，生動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煤礦工人的生活情況。此書不單是紀實作品，書的後半部有關歐威爾半自傳性的反思，才是全書最引人入勝的部分。 Continue reading
《天與地》終於播完了。
被師奶大肆鞭撻的「人吃人」情節只是噱頭：一班曾經一起夾band的少年，在雪山上被迫吃了家明，一個標語著理想的角色。失去理想後，眾人在「人吃人」的社會中各走各路。有扮演贖罪者的鼓佬，為著失去的理想拼命奮鬥；有扮演遺忘者的Ronnie，退守到私人的心靈，組織一個不被侵擾的家；還有拚命與過去決裂，不擇手段為求吞噬他人而成全自己的Angus。人在理想與現實的決擇，就是劇的主題，其他素材，諸如影射Beyond、六四隱喻等，都只為編劇提供靈感、引起觀眾共鳴而已。
和Ivy的看法不同，我不會為鼓佬的「變節」而感到憤怒，又或是希望自己不會變成他。他不是因為純粹地拋下一句「如果命運能選擇」，這太看輕了選擇的重量。鼓佬根本不是屬於工運圈的，如果沒有吃掉家明的話，他會繼續念會計成為會計師，和Gina組織一個正常的家庭，泉叔也不會因鼓佬的事而心死──這件事，泉叔一早便知，不單是鼓佬，還有千千萬萬循自己生活軌跡而要被迫「吃人」的人，要選擇一條原本不屬於他/他們的路，豈不如工運一樣是緣木求魚嗎？最後鼓佬的反彈、變節，泉叔的心死，我只看到悲涼，一種命運無力感的悲涼。
就由一個小故事說起。
話說五一臨近，所有單位都努力地動員街坊上街。身為組織者的一員，便自然而然地需承擔這個責任。除了手上的個案，還有葵芳的長者組可供動員，但不知怎地，我卻隱然覺得不妥。猶記得同事K問過，為什麼不嘗試大動員老友記，我當時支吾的回答是，他們已經大多八十多九十歲，行不了。同事K不以為然。我也無話可說。
時間流逝，上月反中電加價的遊行，今次是同事A負責動員。很記得當日他以導賞團吸引老友記報名，之後說了一句，大意是，昨天才說反民粹，今天的又算是什麼？
故事說完。要反思的不是什麼策略與原則的虛假二分，只是在想自己隱然覺得不妥的根源何在。只是反民粹嗎？其實不見得，反民粹背後的知識精英想法可以很危險。我想，我害怕的是，不肯定自己所相信的價值體系有終極可信性，簡單說就是，假如我是錯的，那麼所有鼓動人心的手段，都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不是杞人憂天，中國的文革、納粹的屠猶，無一不掛著集體理性之名，一想到此，便如臨深淵。
當然不是鼓吹極端的懷疑論。只不過，當明白人性中根深柢固的可錯性，也許在社運路上，所謂的路線之爭，手段之別，反對別人時，便不會如斯理直氣壯。
康有為，眾所周知是維新派的創始人。今天去看了「康有為在瑞典」，對於他的成長、想法、以至他流亡瑞典的生活點滴，都有了更多認識。如果不是影片，我也不知道康有為的《大同書》有如斯的重要性，不但影響了孫文和毛澤東的思想，也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想法有很多共通之處。
他很早便禁止女兒纏足。在他影響下，二女康同璧是一位婦權運動的先鋒，身為哥大第一位的亞洲畢業生，康同璧不但精曉英、法、梵文，更把父親先進的男女平權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但歷史開了她一個大玩笑，讓她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始作俑者居然是因為大同書裡不分性別種族階級的思想……
在思想遊走於近代中國歷史的當兒，沒有比遇見小思和李歐梵兩位文學界北斗更奇妙的事了。雖然只是點頭微笑，但實在是很有意思的偶遇。
興之所至，決定和珠往西九海濱長廊一趟。在戲院看過斯德哥爾摩如詩如畫的景色後，心想既然遠至瑞典也有中國先哲的足跡，要是日後西九的文化區也有如此景致就好……
重看李天命的書。最印象深刻的，不是思方，反而是一些做人處世的基本態度。
例如「寸心上帝」的說法：
當我們橫過原野，涉過河川，跌倒了又爬起來之後；當我們攀越一重一重的山嶺，穿過雲，穿過霧，穿過雪，穿過風，穿過日夜之後；當我們踏著時光的足印，數著歲月的年輪，藏著甘澀的記憶，抱著不熄的希望，拖著傷痕纍纍的身體，懷著清明在躬的靈魂，最後覲見上帝的時候，我們將會驀然驚覺︰原來上帝並非深居於天國的瓊樓玉宇桂殿蘭宮之中，而是一直默默隱身在我們各人的心裏……我們將會發現，我們所走過的既有叢叢荊棘橫阻、又有朵朵野百合開遍的旅途，原來不在天國之外，而恰恰就是伊甸園裏最曲折危險但也最美麗動人的一條幽徑。
我最喜歡的，還是「愛情宗教」這個概念：
生命誠可貴
自由價更高
若為愛情故
一切皆可拋
- 在至高無上的真愛面前，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上帝不足懼；為了愛情，雖上刀山、下油鍋、墮十八層地獄也絲毫無悔。這就是愛情教徒的「愛情三昧」了。
- 從愛情宗教的觀點看，我們可能由於（比如）對方的外貌而產生愛意，然而一旦真正愛上對方後，即使最初引起愛意的外貌條件改變了，譬如因年華老去而改變，真愛還是不會因此改變的。
- 有些人根本是不可能有這種愛情的，因為他們永遠以自己為最重要，他們最愛的就是自己。這種人在愛情上是無能的，他們可稱為「不能去愛」的人。
- 對愛情宗教而言，只要擁有真愛，人生就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圓滿了。
這年錯過了很多機會，在其他人眼中向上爬的機會，
但一向信奉知行合一的我，做了一些連妳也未必能夠理解的決定。
也許這樣認真地活，注定一生默默無聞，搵唔倒銀，
但我慶幸，能夠堅持信念，與妳，和所有情之所繫的你和他，
繼續走這一條，也許並不璀璨，也許荊棘滿途，
但我深信，是唯一能帶著此生情緣，
走到完滿無憾的烏托邦，
再續前緣的路。
當此隆冬，聖誕佳節，與伴同hea遊塔門，一樂也。
一直都很難向父母解釋自己工作的性質，「組織者」三個字大抵不及「議員助理」四個字來得具體，雖然他們對後者的工作是什麼也是不甚了了。
在母親大人的慶生晚餐中，很難得有短暫和老父獨處的機會。一如以往，父親總是問份工有沒有雙糧有沒有得加人工有沒有花紅俾，而我亦一如以往堅決答沒有。讓我對父親大人肅然起敬的，是他居然沒有叫我快些找工轉養起頭家，反而語重心長對我說：「一出來做事搵咁高人工也不是好事，你睇下D政府工，如果一個唔好彩俾人炒魷，出來都唔知可以做咩。」他更罕有地提起他當玉石技工的光輝史來勉勵我。
很快母親大人便回來了，兩父子一席無話，但老父的話，卻讓我無比感動。他也許不知道我在幹什麼，只是純粹出於對我的信任，超越自身的階級視野，嘗試理解我的堅持，一想到這點，我覺得有必要以文字，記下這件平凡不過的小事。
文：阿蘇(街坊工友服務處幹事)
Billy，基層團體的社區幹事，一直有協助葵青區內的公屋被迫遷户爭取權益。被迫遷户在官府文件中被稱為「寬敞戶」，是一個容易引情緒的名詞。所謂「寬敞戶」，就是因為親人離世、子女搬走等原因，而導致他們的人均居住面積大於34平方米，房署以此為理由，把他們迫遷至百多呎的單位，如果他們拒絕四次有關編配，便會被取消公屋資格。
Billy說，今批公屋被迫遷户中，不乏因「鹹水樓事件」被遷到現址。八十年代中，有廿六座公屋起樓時使用鹹水，引致結構問題，需即時清拆，結果居民被搬到鄰近屋邨。當時，房署希望居民快點搬走，會分配較大單位，並獲口頭承諾日後不需再搬細單位。現在房署食言，居民有理說不清。
Billy原打算參加今屆區議會選舉，並已做了備選工作，但臨門一腳卻放棄。因為協助被迫遷户，會受到一些街坊的質疑。曾有街坊警告他，如果繼續支持被迫遷戶，會轉投其他團體一票。由於擔心拖累選情，在參選與協助居民之間， Billy選擇放棄參選，全力投身協助全港幾千被迫遷户，並得到所屬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支持。
不少政黨議員因擔心被迫遷户是票房毒藥，因此大都不理會他們的求助個案。然而，儘管面對一些街坊的批評，街工並沒有廻避被迫遷户個案。令人鼓舞的是，選舉結果顯示，區內大部分選民並沒有因此而票往他投。
區選，是很現實的，也過得很快。Billy的棄選，是為了堅持信念，街工的參選，也不一定要放棄原則。選舉過後，被迫遷户再浮出地表，繼續他們在旁人看來：微不足道、螳臂擋車，為保家園的奮鬥。
兩個故事
文：龍子維
故事(一) ：紮根四十年被連根拔起
王先生，六歲就住進葵芳邨，紮根葵芳逾四十年。年第六座鹹水樓事件，不少街坊搬到新建的石圍角公屋，他母親卻堅守葵芳，寧願住舊樓，結果搬到第三座去。
基於深厚感情，於1998年第三座也要拆掉時，王宅一家七口，還是留在葵芳邨，搬進現址。當年重建調遷申請書上，「有關戶籍或其他事項之請求」那一欄，他母親還寫上：要求與三座鄰室一同遷往新樓，同座同樓方便互相照顧。
如今妹妹嫁人，父母相繼去世，租約上仍保留戶籍的租客只剩下王先生一人。
2010年10月份，他的父親去世，同月27日，他收到房署的信，說他的居住密度不超過三十五平方米，不是「最嚴重寬敞戶」，不用調遷。然而，大殮未過，十天後，2010年11月17日，他再收到房署的新通知書，因為寬敞戶政策的變更，所以他是「最嚴重寬敞戶」，將要搬走。
他的太太，一年內將取得足夠分數來港，她在故鄉已全無近親及地方居住，因她的父母、外祖父母、三哥、五妹多年前已全移居香港。她一年之中有超過十個月留港與丈夫同住，所以王先生實質上並不是獨居。以往王太短期回國辦雙程証時，會住在深圳大哥家中，但近月她大哥和大嫂辦理離婚，所以又沒地方居住，只能寄居於二姊家中。
當年一家七口住在34.44平方米的家裡，這樣捱過去了許多年月，他們沒有怨房屋署。那年頭，母親從大連排道的工廠區推線頭回家，大家一起剪，朋友滿區，捨不得離去。2006年，母親就在廚房倒下，返魂乏術，2010年，父親去世。神台相片、父母身影、回憶遍地。今天雙程證妻子還未來港、未能入戶，家庭大計未雨綢繆之際，王先生忽然成了「最嚴重寬敞戶」，被連根拔起。
故事(二) ：失業畢業生被迫至嚴重抑鬱
彭先生，2009年及2010年父母相繼去世，當時他仍未畢業，只好靠學生貸款及兼職維持生活。2010年11月中，彭先生收到房屋署「最嚴重寬敞戶」的通知書。在他寫給房屋署的家書之中，這樣形容自己：
「本人至今仍是失業，積蓄用盡，靠做兼職每月2-3千 元生活。本人也需償還早前欠下的學生貸款。本人亦負擔不起搬遷費用，單位還原，棄置廢物，舊家具、電器煮食爐、電水爐拆卸費、新單位裝修費，又因面積細小 而需安裝新爐具，這些用費十分高昂。雙親離世，生活困迫，欠債、失業，前途種種壓力令本人的情緒十分困擾，面臨崩潰。」
當時他的確是崩潰了，被送往急症室後，醫生轉介他往葵涌醫院精神科，證實他患有嚴重抑鬱症及失眠。醫生認為他的情況很嚴重，於是強制他入住葵涌精神病院，九日後才獲釋。直到現在，在被逼遷的陰霾下，他仍需每日服食精神科藥物，以控制病情。
彭先生把醫生紙及所餘無幾的銀行存摺，連同家庭福利會的推薦信，交給房屋署，以說明自己狀況，希望不用被迫遷，但結果仍被拒絕。
房屋署助理署長廖敬良在回覆「被迫遷户關注組」的信件上說：「房委會在切實執行寬敞户政策時，一直採取靈活而情理兼顧的方式彈性處理每宗個案，例如正等候家人短期內從內地來港團聚的住户，或因健康理由而需留居現有單位的家庭…均會按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2011年10月31日)
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延伸閱讀：
許寶強: 鐵票抹黑、地區工作與主流民意 –從公屋被廹遷戶反思區選後的香港政治前路
我不妥協！ 一個「最嚴重寬敞戶」的自白
一定不是電影<那些年>所表達的，雖然很有青春氣息，很innocent。
有浪漫氣質的人──
深信「若為愛情故，自由生命皆可拋」；
不囿於形式，也不囿於「不囿於形式」；
將女性作為整個性別來崇敬；
為理想而生，為正義而戰。
簡而言之，就是要有「騎士精神」。
在整個佔傾華爾街運動的論述佔核心地位的，是反資本主義。但反資本主義就等如社會主義抬頭嗎？又或者換個問法，反資本主義是必然基進嗎？
如果有人問我反資本主義是否等如文革，我會如此回應：反資本主義絕不等如支持社會主義，我也不會認為把世界上所有的金融機構和資本家消滅掉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我們面對的敵人，不是階級矛盾，而是我們自己。要根本改變的，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尤其是生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見和惡習──也許，就由減少無謂消費和堅拒先駛未來錢的誘惑做起。
這種想法一點也不激進。貝爾(Daniel Bell)，一個聲稱自己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及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中，便大肆批判資本主義帶來的過度消費問題。說起來也是一些老生常談──家中是不是常常發現有很多只穿過一兩次，甚至是全新的衣服手飾？還有就是一年轉幾次的電話平板電腦？這些產品有多少是你真正需要的？有多少是純粹在炫耀，用以表示自己的不同凡響？
在產品生產高度集中化、自動化的年代，集體消費以求自身的獨特性，本身就是一種笑話。這個時代的焦慮，正如普普藝術金寶湯作品揭示的，是大眾文化下個體消失、但又沒有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礎的恐懼。
貝爾在書中，強調消費主義會損害資本主義賴以成長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他認為，現代人在消費主義的蠶蝕下，已經完全放棄了以勤勞為美德的新教倫理，取而代之是享樂至上的即食文化。這正顯示出社會結構的矛盾。一方面，社會希望人們努力工作，樹立職業忠誠，按貝爾的說法，就是成為一個「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但另一方面，社會上形形式式的產品、五光十色的廣告，卻是要你盡情享樂消費，彷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工作、生產、消費，然後告訴你，這就是你的選擇和自由。
一直忍耐，是因為知道民粹厲害，不想作無謂爭論。但當連自己所屬團體也不肯為弱勢出聲之時，實在覺得有需要澄清有關爭議的重要性何在。
為方便行文，我會先嘗試總結反對和支持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然後嘗試指出後者論據的一些盲點，希望可以為梳理出更有力的論證鋪路。
反對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
A1) 外傭來香港簽訂的是打工合約，因此不能夠申請居留；
A2) 容許外傭有申請永久居留香港的權利，和容許他們有香港居留權沒有區別；
A3) 不能容許外傭有居港權的理由，不外乎是外傭會搶走本地人的福利和飯碗。
支持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
B1) 外傭應和其他外籍人士擁有平等的待遇，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價值。這優先於打工契約的約束力；
B2) 回應A2，外傭即使有申請永久居留香港的權利，也不等如他們會大量湧港；
B3) 回應A3，即使外傭來港定居，外傭貢獻也是大於負擔。
個人認為，B2的回應未必有力。B2的主要論據是法律觀點，指出入境處處長有權力反對外傭居港權申請，再附加一些事實觀察，證明不是所有外傭都想申請居港。B2論據的主要弱點，就是無法證明一定沒有外傭(或者是無法證明有多少外傭，那怕只有少數，可以依循這個途徑申請來港定居，而這點正正是不少港人不被B2說服的原因。這和環保分子反對核電的理由十分相似──只要科學家無法證明核電一定沒有意外出現，即使科學家如何花費唇舌去論證核電的安全系數有多高也說服不了環保分子，而這和我們反覆說外傭來港的門檻有多高，道理是一樣的，只要港人認定外傭來港定居就是「有問題」的話。
既然B2無法令人心安，於是便有了B3的回應：在港的外傭貢獻良多，即使她們申請來港定居成功，對香港的貢獻也是大於對香港的負擔。個人認為，B3的回應也是無力的，因為我們既然無法肯定外傭申請來港定居的數目，有關貢獻及負擔的計算完成無法量化，連大約的估算也不能，充其量只能就身邊的觀察作延伸推測，最後往往是主觀情感的表達(例如多少香港孩子是外傭帶大的說法)。因此，B3往往被視為是同情外傭，而不顧及香港整體利益的論點。
個人認為，繼續循B2和B3的進路回應，未必是有力的反駁。原因不在於對方的法律觀點有多少謬誤，或者政客如何捏造外傭如何搶香港基層的福利，而是我們太過著重現實，太過著重利益計算。當前討論的最大盲點，在於我們的討論焦點往往從效益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無論是B2還是B3，論點的最終依據還是外傭對香港社會整體福祉的貢獻，而不是外傭本身，作為一個個有尊嚴、有價值、有自主的個體，她們申請在港定居的權利是否應該、能否凌駕在香港整體社會利益之上。我們應該問，一個講自由、講人權、講公義的社會，是否應該為我們賴以信守的價值犧牲一些利益？如果一個社會只能夠以B2和B3的理由支持外傭有申請在港定居的權利，而視B1為「過分理想」，這個社會還怎麼不會經常以整體利益之名打壓弱勢？外傭如是，新移民如是，綜援受助人如是，還有富戶和寬敞戶……相同的邏輯，不知會不會出現一樣的結局？
剛看了差利卓別林的《大獨裁者》，片末有一段足以傳世的演說，僅分享節錄如下：
“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an emperor. Tha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rule or conquer anyone. I should like to help everyone if possible – Jew, Gentile – black man – white.
We all want to help one another. Human beings are like that. We want to live by each other’s happiness – not by each other’s misery. We don’t want to hate and despise one another. In this world there’s room for everyone and the good earth is rich and can provide for everyone.
The way of life can be free and beautiful, but we have lost the way. Greed has poisoned men’s souls – has barricaded the world with hate – has goose-stepped us into misery and bloodshed. We have developed speed, but we have shut ourselves in. Machinery that gives abundance has left us in want. Our knowledge has made us cynical; our cleverness, hard and unkind. We think too much and feel too little. More than machinery we need humanity. More than cleverness, we need kindness and gentleness. Without these qualities, life will be violent and all will be lost.
The aeroplane and the radio have brought us closer together. The very nature of these inventions cries out for the goodness in man – cries for universal brotherhood – for the unity of us all. Even now my voice is reaching mill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 millions of despairing men, women, and little children – victims of a system that makes men torture and imprison innocent people. To those who can hear me, I say: ‘Do not despair.’ The misery that is now upon us is but the passing of greed – the bitterness of men who fear the way of human progress. The hate of men will pass, and dictators die, and the power they took from the people will return to the people. And so long as men die, liberty will never perish.
Soldiers! Don’t give yourselves to brutes – men who despise you and enslave you – who regiment your lives – tell you what to do – what to think and what to feel! Who drill you – diet you – treat you like cattle, use you as cannon fodder. Don’t give yourselves to these unnatural men – machine men with machine minds and machine hearts! You are not machines! You are not cattle! You are men! You have the love of humanity in your hearts. You don’t hate, only the unloved hate – the unloved and the unnatural!
Soldiers! Don’t fight for slavery! Fight for liberty! In the seventeenth chapter of St Luke, it is written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man not one man nor a group of men, but in all men! In you! You, 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 the power to create machines. The power to create happiness! You, 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to make this life free and beautiful – to make this life a wonderful adventure. Then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 let us use that power – let us all unite. Let us fight for a new world – a decent world that will give men a chance to work – that will give youth a future and old age a security.
By the promise of these things, brutes have risen to power. But they lie! They do not fulfil that promise. They never will! Dictators free themselves but they enslave the people. Now let us fight to fulfil that promise! Let us fight to free the world – to do away with national barriers – to do away with greed, with hate and intolerance. Let us fight for a world of reason – a world where science and progress will lead to all men’s happiness. Soldi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let us unite!
Hannah, can you hear me? Wherever you are, look up Hannah. The clouds are lifting! The sun is breaking through! We are coming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the light. We are coming into a new world – a kindlier world, where men will rise above their hate, their greed and their brutality. Look up, Hannah! The soul of man has been given wings and at last he is beginning to fly. He is flying into the rainbow – into the light of hope, into the future, the glorious future that belongs to you, to me, and to all of us. Look up, Hannah… look up!”
26th September, 2011
To ThyssenKrupp Elevator (HK) Limited,
Work 33 hours a Day? No More Toleration! Strike and Get What We Deserve! Fight for Reasonable Pay and Secure Public Safety
ThyssenKrupp Elevator (HK) Limited is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elevator production company in the world and the sales record was 5.2 billion euro last year. While the company earns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she fails to treat her workers fairly.
During past few years, inflation erodes what workers can benefit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tatutory minimum wage. However, what we get is even worse than average workers in Hong Kong. Our salary has only increased by 0.5% in 2010 and 3% in 2011.
Generally in elevator maintenance industry, the salary of a newly-admitted assistant technician is 8500 HK dollars per month, while that for 4-to-10-year experience technician and 10-year experience technician are 12000 dollars and 14000 dollars respectively. Yet our salary is much lower than the average standard. A worker with 8-year experience only gets 7100 dollars per month. On the other hand, a newly-hired technician can get 8500 dollars. It is simply unfair. The company knows she can only compete for other company by increasing the salary for the new-comers, but this amounts to exploitation to the current workers who work so hard for the company.
As an elevator maintenance technician, our job is to ensur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levator so that the people can use it safely. If we can work in pairs, not only the maintenance can be operated more smoothly, the working safety of workers can also be ensured. The company fails to enforce the labour law, since we often have to work alone, which tremendously increase the danger of operation. Three years ago, the company promised to increase workforce so as to enforce what labour law requires. Nevertheless, the company fails to do so and the problem persists.
As there is not enough workforce, we have to work overtime at night in case of any emergency. We also work to get overtime pay to compensate for the extremely low salary. As the company will not compensate a full-pay leave for our overtime work, we have to work continuously for 33 hours if we have to be on duty at night shift. This obviously threatens our health. What’s worse, this adverse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provided and may mean an increase of chance of elevator operation problem, which may in turn increase the chance of accident and impede public safety.
We strike to get what we deserve and a reasonable pay. We also fight for the safety of ourselves and of our society. Belows are our demands:
1. Increase salary to a reasonable level
2.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rkforce and make sure we can work in pairs
3. Limit the working hours to less than 24 hours without lowering the salary
Thyssen Elevator Staff Union Continue reading
很小便開始游泳。泳術不是很好，但很喜歡被水包圍的感覺，很自在。
從前暑假，一星期至少游泳兩、三次。自工作後，已慢慢失去游泳的興致。如果不是應Peter兄的邀請，也就不會重拾有關游泳的一些記憶碎片，也不會有這些文字存在了。
一直喜歡蛙泳。因為只有蛙泳，才可以靜靜的游，不像自由式蝶式，往往要和水搏鬥。靜靜的游，感受水流在指縫間流走，雙手合什，雙腳隨水的旋律一縮一放，身體像飛魚一樣向前推進，順著水柔弱的本性，整個動作全不濺起水花。這種靜靜的感覺，真好。
一邊游，望著池底池面一遍藍晶的水影，就不禁想起奇斯洛夫斯基《藍》的Julie，來來回回的，孤獨的，在泳池裡游泳。不同的是，她要借游水逃離現實，但又不免會想起痛苦的過去；我呢，則希望尋找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感覺，被水包圍的孤獨與安全感。
游完水，池邊與友人的一席話實在愜意極了，全無壓力也沒什麼顧忌。回程的路，涼風吹彿也甚寫意，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乘不了我最愛的熱狗巴士。
loong5: 最愛的一句是──因為星星王子明白，他澆水灌溉的是她，放玻璃罩下的是她，對他發牢騷、吹牛、甚至悶聲不響的也是她，只有她是星星王子的玫瑰，他對屬於他的玫瑰有責任。
說到花，我要說一個關於花和她的王子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星星王子，一個人住在只有一間房子大小的「B-612號」小遊星上，照顧著他心愛的一朵玫瑰。因為與玫瑰發生一點誤會，小王子離開玫瑰，到不同的遊星旅行，遇到各個奇怪的大人，最後他來到行星地球……
玫瑰想念著不知道還是否掛念自己的那個人，她爭脫自己的根，要去找那一個洞。乾枯的玫瑰找到了她的波蘿油王子，王子張開口一個洞。王子猛然記起他以前見過的最美的一朵花，他命名為玫瑰的那一朵花。於是，他離開，去找尋他的玫瑰……
不知不覺，星星王子在地球已經一周年了，他要回去照顧他的玫瑰，因為星星王子明白，他澆水灌溉的是她，放玻璃罩下的是她，對他發牢騷、吹牛、甚至悶聲不響的也是她，只有她是星星王子的玫瑰，他對屬於他的玫瑰有責任。可是他肉身太重了，於是，他讓毒蛇奪走自己的生命。小王子就這樣在地球上銷聲匿跡。
儘管星星王子自殺了，那朵只有四根無用的刺的玫瑰很可能已被傷害，他的小遊星可能已被巴奧巴比巨樹壓碎。但是，也許我們可以相信，星星王子真的可以回到他的「B-612號」小遊星，守候著他最心愛的玫瑰。可是，對於波蘿油王子，他的玫瑰死了，他命定一生也找不到他最愛的玫瑰。(節錄自珠珠，〈『麥兜波蘿油王子』：也許是一個關於你和我的故事〉，2009)
古老的殖民主義把戲，猶如幽靈般，在香港復活。
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六四七一遊行、以至近日李克強訪港所引發的風波，無一不見特區政府玩弄把戲：把遊行人士打造成破壞秩序的搞事之徒，以官方媒體妖魔化有公民意識的進步之士，用強硬語氣安撫國家機器的鎮壓部隊，拉一派打一派，做不了順民，便成為政府的敵人。
不要說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連一些民生政策的推行，都早已成為實踐分而治之的戰場。房署的「寬敞戶政策」，表面上是為了更有效分配公屋資源，實際卻在上演一幕幕基層市民「鬼打鬼」的戲碼：標籤三千戶居民「住得寬敞」，令輿論也不同情他們，這便可不費吹灰之力把居民驅趕至一人單位，製造居民搶奪公屋單位的假象。七萬多正在輪候公屋的單身人士、蝸居蚊型單位的擠迫戶、等而下之的劏房戶及棺材房戶，焉會不遷怒於「濫用資源」的居民？於是主理房屋政策的官員，便可在基層市民鬥窮鬥慘的腥風血雨中，幡然置身事外。
loong5按：代換遊戲──以美國代換「揮霍島」、中國代換「勤儉島」，甚是。然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未等完揮霍者「轉死性」，勤儉者已經被經濟泡沫吞噬掉了。
有兩座島嶼，名字分別叫做“勤儉島”、“揮霍島”。勤儉島的居民人如島名，很是勤勞、節儉，每天努力工作以產出更多的食物。食物除了滿足本島居民的需要外，還能出口到揮霍島。居民們節衣縮食，把儲蓄下來的錢用於擴大再生產。與勤儉島不同，揮霍島上有些居民沒有工作，卻很喜歡消費。他們用本島發行的債券作交換，從勤儉島進口食物。債券、食物均以“揮霍島幣”計價。
隨著手中債券的大量增加，勤儉島居民開始少收債券，轉為直接收取“揮霍島幣”，再大量購買揮霍島土地。最終，他們似乎有望買下整個揮霍島。然而，失業者不見得就比別人笨，揮霍島人不甘心成為地主家的佃農，大量湧入印鈔廠，開足馬力地發行揮霍島幣。俗話說得好，物以稀為貴。貨幣發行量過大之後，揮霍島幣及其化身———債券都變得不值錢了，數量保持不變的土地因而變得很值錢。這給勤儉島人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多年積蓄下來的揮霍島幣、債券一天天地貶值，本來想在揮霍島買套別墅，現在卻連一個車位也買不起了。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揮霍島人的情況也不太妙。貨幣貶值之後，有些勤儉島人拒收揮霍島幣、債券。從勤儉島進口食物變得不太容易，輪到揮霍島人節衣縮食了。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勤儉島上的食物銷售困難，生產停滯，大量香噴噴、白生生的牛奶不得不被倒入河中。兩敗俱傷之後，二島居民都開始反思了。勤儉島人發覺，刺激消費、啟動內需太重要了，既然食物生產過多，每個人就都得多吃一些，也別減肥、儲蓄了。揮霍島人也認識到，沒什麼不能沒工作，有什麼也不能有過多的債務。如此過得幾年，或許就跟服了《鹿鼎記》中的“豹胎易筋丸”一樣，勤儉島人揮霍，揮霍島人勤儉。然後角色互換，再來一次輪回……
loong5按：外傭居港權鬧得熱哄哄，移民福利再次成為牽動民粹的話題。為移民、移工爭取權利，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往往會使用司法覆核作為最後的手段。然而，崔的文章(其實是馬克思)提醒我們，司法系統往往是「富人追求自己階級政策議程的平台」。司法政治化是否一定壞事？此大哉問實難以三言兩語便可釐清，但所謂司法中立，卻實實在在是一種必須加以打破的迷思。
重看《小王子》，據說是一部寫給大人(grown-ups)看的童話，因此不應該是寫給我看的。如果我是大人，我大抵會做多一些大人才會做的事，例如看股票行情、計劃何時置業、和嚴肅地討論為何香港不應該給外傭居港權，而不是花時間看童話書。不做正經事(serious matters)，而去胡思亂想無關痛癢的兒童書，應該是「廢青」(或者是Kidult)才會做的事。
大人和小孩、成人和童年的區分，看似天經地義，然則細心分析，如斯精細的分層，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事。在中世紀，當嬰兒能走能跳能說話，大抵就是一個具體而微、「袖珍版」的成人了，哪會把他當成掌上明珠看待，又要上興趣班又要愉快學習，早就下田做工去了。把不同年齡的人劃分成童年和成年(以致是更精細的少年、青年、老年)，又有一套整全的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加以區分兩者，應該是十七世紀後印刷術逐漸流行，書本廣泛流傳，識字的技能變得不可或缺之後才發生的事。
資本主義不斷發展，書本流傳得更快更廣，社會逐漸肯定識字的重要性。文化人(literate men)這概念的出現，使得「童年」和「成年」漸次分明。其中一個斷定一個人是否成為「成人」的標準，就是他是否受過教育，是否因此能夠貢獻社會，成為受教育、受社教化的勞動者。由「兒童」轉變為「成人」，教育是一個必需的過程，因為這才能使得「缺乏生產力」的人，在恰當的訓練下，變成一個「有生產力」，可供資本家勞役與剝削的「成年」勞動者。
在這種「改造」的過程中，「童年」固有的特質，正如《小王子》中所揭示的，一種尋根究柢的好奇心，就必須棄如敝屣，否則如何在殘酷的社會中生存？然而，假如「童年」這概念的出現只是歷史的偶然，我們是否可以為「成長」，下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定義？
看華叔的《大江東去》，本來就是想知道，他如何在失去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之後，重建理念並為之奮鬥的故事。然而，書中有關著墨不多，更看不到信念之間交戰的爭扎過程。
可能是性格使然，一直都覺得自我反思十分重要，而且是認真生活、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表現。在反思的過程中，信念的交戰便常常發生，尤其是工作關係，經常都要為社會種種議題表明立場，這種信念的交戰遂從未止息。
對於某些「實幹型」的人來說，這個過程是很快的，一旦他們認定自己所作所為是對的，便會一直勇往直前，不會再為堅固信念的問題浪費任何時間。但屬於「思考型」的人，因為總不肯第一時間便斷定事情的是非對錯，在「實幹型」面前往往顯得拖泥帶水，甚至被批評缺乏鮮明立場和犬儒，真箇是有苦自己知。
不是不想「勇往直前」，但行動必須由正確的信念帶動。對知識真確性的追求，使得我對任何斬釘截鐵的斷語，總是戒慎恐懼，因為任誰也不能妄稱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在現實的操作上，社會形勢總是不容許你詳加思考，更不容你對「敵對」觀點作任何「同情的解讀」，必須予以堅決反對，否則便是妥協，便是阻礙運動發展。
維怡在《字花》的「講古」中說過，這些胡思亂想的最後歸宿有幾個可能性：
那這些故事如何發展下去呢？有幸與不幸，我見過的故事發展有以下幾種：1)再次全盤否定「新世界」，又無法回到「舊世界」，於是迷失； 2) 歸隱； 3) 犬儒地回歸「正常」； 4) 不知可以做什麼，甘願跟隨某個「大佬」，成為運動裡一粒「不要問只要做」的螺絲；5) 找到一個被制度認可的位置，從旁對前線工作指指點點； 6) 生病 (可以是精神或肉體)；7) 自殺；8) 以上七類的各種綜合型；9) 找出自己故事潛在的問題，繼續在錯誤中學習尋找愛人愛己的方法，繼續把新世界的故事，說下去。
是時候認真地思考一下前路，如果思考的能力還沒有失去的話。
會議期間，眾人就議題達成共識，一起高呼「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一）
從來沒有參加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對ILPS這個組織更是一無所知。抱著見識各地勞工問題的心態，帶著對毛派菲律賓共產黨的想像，便自告奮勇參加這個名為「Build a bright future! Mobilize the people to resist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amidst the protracted global depression, state terrorism and wars of aggression!」的會議。
會議一共有350多個會眾，來自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參加的大多是工會的組織者，或者本身就是工友，也有好一些攪媒體和學生組織的觀察員。
會場附近的環境，蠻中產的，在附近看到一個街招，說一個LOT的房屋價格是350000peso(大約70000港幣)@@"
二）
會議在馬尼拉近郊的一個渡假村舉行，四周都是看來比較「高級」一些的中產住宅區。甫進會議場地，便看到一幅大型的油畫，畫中的工人親手砸碎了枷鎖，寓意打破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
在會議期間，不論是任何時候，當有人高呼「long liv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整個會場的人總會毫不猶豫地一起振臂高呼，這大概也算是會議的一大特色吧。
工作坊的一個題目：工人如何應付全球金融危機？
三）
總共三天的會議，題目總離不開要打倒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尤其對菲律賓人來說，美國就是集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殖民者於一身的共同敵人，因此在會議的各項決議中，總會出現USA這個國家的名字。
其實會議議程的討論範圍很廣泛：金融危機對工人的影響、關注少數族裔的權益、爭取釋放全球各地的政治犯、組織工人具體遇到的困難、全球資本流動如何使多國的醫療服務私有化的情況……總之，人人都暢所欲言，為著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向與會者訴說著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具體罪證。
其中一個委員會的報告：圖中的油畫是非洲農民的作品，代表以美國為首的殖民者掠奪他們的土地，逼使他們起來反抗。
四）
會議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撰寫代表各國的共同宣言，總的來說，會議相當尊重民主程序，以共同參與的方式把各國的訴求都寫進宣言之中。
會議一共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分別負責討論不同議題，例如其中一個委員會討論的就是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議題，當中的參與者就有來自肯亞，曾獲得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Wahu Kaara。委員會透過一連串的工作坊，讓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參加者分享本國經驗，並嘗試就議題凝聚共識，建立決議。
來自香港的代表，左下角就是La Alameda的Gustavo Vera，有看過The Take的應該有印象吧！
五)
我參加了其中兩個委員會，題目分別是「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countries and nations and social equity for all working people」及「Educate, organize and mobilize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workers to confront the global capitalist crisis, oppose wars of aggression and promote workers’ alternatives for our world」。會中我提出香港勞工遇到的零散化問題，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只有最低工資而沒有集體談判權，是香港工作零散化的重要成因，與會者都身同感受，因為其他國家工作零散化的情況也很嚴重。
留意中間衝破工人枷鎖的油畫。
「工人復廠運動」La Alameda的發言人Gustavo Vera，也在會上分享了組織工人佔領工廠的經驗。在經歷2001年的經濟危機後，阿根廷有大量的工廠倒閉，在十年間，「工人復廠運動」成功地「收復」500多間工廠，當中有300多間工廠仍然在工友控制下自主運作。除組織合作社及工會外，他們亦成功地和泰國的Dignity Returns合作，組織兩國製衣廠的工友，建立完全由工友擁有的合作社，共同生產反血汗工場的T-shirt。
委員會中討論的事項會被寫入決議之中，決議的草案會當眾朗讀，會眾可以即時就決議中的內容提出意見，甚至作相反提案，並即時當眾表決有關建議。最後各委員會的決議會在大會之中朗讀，以同樣的方式寫進共同宣言之中。
這個也算是「零散工」吧，一個11歲的小朋友，在兜搭途人乘坐他的的士。他還向我展示駕車技術！
六)
在美蓮姐的「撮合」下，我和幾位來自香港的菲律賓migrant workers(在中國就是農民工，在菲律賓就是到外地工作的菲傭)的組織者、菲律賓製衣工廠組織Defend Jobs的組織者Melona及三位中國工友詳談了數小時，互相交流中國及菲律賓工人在工廠工作的情況。
在菲律賓，勞動市場的「非正規化」(informalization)是一個很重要的勞工議題。在3600萬的勞動人口之中，只有180萬的工人是以長工的形式聘用，其餘都是長短不一的合約工。Melona提到近期一個重要工潮就是ABS-CBN的IJM(internal job markets)工人。ABS-CBN是菲律賓最大的跨媒體集團，控制菲律賓的電視及電台廣播，在亞洲的規模僅次於日本的NHK。IJM工人的人數約有1400人，當中負責電視製作的不同部分，但ABS-CBN竟然強迫他們簽新約，取消他們的工作年資，更把92位不簽新合約的工友解僱，於是Defend Jobs發起反對外判的行動。
菲律賓市集的修鞋舖。
菲律賓的工會組織對抗對象，大多是與外資相關的工廠或者是跨國企業(例如ABS-CBN的前身就是和美國合資而建立的)，因此往往結合反殖民主義的民族情緒，成為不同工會組織之間團結的一大助力。
根據另一位的組織者Jesse指，她們的組織工作主要分為三部分：educate, organize and mobilize，其實和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也是一樣的。不過她們有不錯的動員能力，透過地方的aka-bayan，一些草根的地方小組，總動員力也有數十萬之眾，也曾經發起過超過30萬人的遊行。
兩位中國工友也和我們表達中國內地民工工作的情況。Li Qing說內地工人大多不會長期在一個地方工作，因為工作環境實在太惡劣，工資實在太低，大多工友也沒有勞保和醫保。因此在內地經常有示威抗爭和「散步」，沒有單一集中組織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落。然而，在資源流通的限制下，國外的抗爭經驗對她們來說很陌生。
去機場時在車上隨意拍攝。上網找資料才知道，Iglesia ni Cristo(Church of Christ)是菲律賓本土最大的基督教團體，而這間是整個亞洲最大的獨立教堂。
透過和中國工友的交流，Melona明白到在菲律賓設立的中國成衣工廠如何剝削兩地的工人：廠商先以極低的價錢聘用中國工人，壓縮成本，然後把成衣大量傾銷到菲律賓，使當地的工廠承受不了壓力而大量解僱菲律賓工人，迫使他們離開家鄉成為migrant workers，甚至到城外的貧民區以拾荒為生。
這次交談很寶貴，隨了勞工議題外，Melona對中國的政治情況也很感興趣，更讓人驚訝的是，她自稱是毛澤東的No.1追隨者……無論如何，希望他日我們也可以作為兩地的中介，翻譯兩地的運動消息，互相支持對方吧！
一張普通照片。左邊是菲律賓的Metro Rail Transit，由Philippines National Railways擁有，前身可追溯至西班牙統治時期的基建；而高速公路則是和日本合作的Philippine-Japan Friendship Highway Rehabilitation Project的產物，由此也可以窺見外資對菲律賓影響之深。
七)
這次短短五天交流給我的印象，就是能夠組織具社運傾向的工會，總都是有著反帝國主義的傳統。例如Bayan這個組織，便是一個國際性的、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味道的草根團體，聲稱旗下有超過1000個的團體，由100多萬個反對馬可斯獨裁的菲律賓人組成。因此，菲律賓社運工會反對全球化，爭取工人就業，其實背後有一種根深柢固的民族抗爭意味在內，因此各個工會之間顯得突別團結。
回看香港，我們雖然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並沒有反帝國主義壓迫的傳統。相對於菲律賓，香港工會甚少會為一些大型議題上街示威。隨著工業在香港式微，電子、紡織及成衣等工人數量大幅下降，街工現有比較活躍的工會也是政府部門的工會，關注的大多是自己的利益，似乎暫沒有建立社運式工會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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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的寂靜春天
按：以下立場書是筆者為街工反對自願醫保行動而撰寫的。20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半，由遮打遊行至政總。
自願醫保 明益保險
政府棄公投私 忽視基層醫療
街坊工友服務處反對自願醫療保障計劃立場書
政府於2011年7月11日公布《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報告》，稱有六成市民支持自願醫保計劃。政府認為計劃最大好處在於人人受保，而且終身續保，並將會於2015年實施。
自願醫保真的令市民個個有保障，保費水平又不會貴嗎？當然不！
街坊工友服務處反對政府的自願醫保方案，原因有四點：
一)長者及長期病患保費高昂
在自願醫保計劃下，長者及長期病患雖然可以受保，但實際上高昂的保費卻使他們望而卻步。以現有市場上的一些醫療保障計劃作參考，65歲或以上長者的保費，介乎五千多元至八千多元不等，即使政府提供七折優惠，長者至少每月也要付四千元的保費。另外，長期病患的保費雖然會「封頂」，但仍然是健康人士的三倍，而且要等足四年才可獲得全數的賠償。
二)政府基金補貼財團
面對長者及長期病患高昂的保費，政府稱會設立500億基金降低他們繳交的保費。問題是，為了使健康人士的保費不被扯高，政府會把健康人士及高風險人士的保險池分開處理，這不單和醫療保險分散風險的本意相違背，更會進一步扯高長者及長期病患的保費。更為嚴重的是，政府以公帑補貼保險公司為高風險人士投保的溢價，變相就是保證保險公司不會做蝕本生意，簡直就是赤裸裸向財團輸送利益的行為。
即使政府希望吸引市民參加自願醫保，政府也可以選擇設立「第二安全網」，在現有公共醫療系統及自願醫保計劃之外，為投保人提供多一重的保障。根據政府2008年《掌握健康，掌握人生》的諮詢文件，為高風險群體「包底」的開支，未來25年只需要約數千萬至十多億元不等，根本不需要直接以500億現金補貼保費。設立「第二安全網」，可以使投保人即使用盡保險額，仍可以較低的收費使用公立醫院的私家服務，遠比保費補貼有效和直接得多。
三)保障範圍不足，未能照顧市民需要
自願醫保的保障範圍並不包括門診及日間醫療服務，理由是政府認為市民可以自行負擔相關支出，但對於長者及長期病患來說，門診服務正正是他們日常使用最多的服務，這樣的保障範圍如何能夠照顧市民的需要？另外，市民受保之後仍然需要為手術支付「墊底費」，至少為手術費的10%，對基層市民仍是一大負擔。
四)政府棄公投私 忽視基層醫療
政府寧願以500億基金補貼財團，千方百計利誘市民自行承擔醫療開支，以便延續其「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模式，也不願意投放更多的資源於公共醫療服務之上。在香港的醫療開支只佔香港GDP2.8%的前提下，相對於已發展國家普遍的8-10%，政府仍然要恐嚇市民香港的醫療開支已經高到一個不能忍受的水平，這根本是政府一貫把公營服務「私有化」的技倆，為政府逼迫市民入私營醫療市場開脫。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理應以公平原則為前提，使香港人民不論貧富都享有平等使用醫療服務的機會。500億的基金與其補貼財團，不如用於改善基層醫療服務，例如增加前線醫護人手、縮短專科診症輪候時間、設立更多的醫院和地區診所，使老弱傷殘都能夠即時獲得更有質素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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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改革系列：誰來買單
「如果有一天 我老無所依
請把我留在 在那時光裡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離去
請把我埋在 這春天裡」
這首《春天裡》為紅爆網路的旭日陽剛所唱，兩名農民工在一名大學生的協助之下，於2010年9月27日拍了一道視頻，3天之後被上傳到優酷網，1天之內的點撃率就突破了50萬，後來經過網路的不斷傳播，輾轉間已有幾千萬人看過這片子，兩名農民工後來更和《春天裡》的原唱者江峰在上海的演唱會合唱。
但不是所有農民工都如旭日陽剛般幸運可以成為眾人焦點。在中國急速發展的經濟下，有不少農民紛紛被城市吸引、或是被迫由農村走出來，到中國各地的大小工地打工，成為城市中沒有戶籍、因此亦沒有任何城市保障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人數有數千萬之多，為發展的高速巨輪所驅使，在中國的工地上掙扎求存。
潘毅、盧暉臨和張慧鵬合著的《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闡述了農民工在中國大小工地上生活的艱難，書中用了不同的理論框架去嘗試說明農民工的問題不單是黑心包工頭的問題，也不只是分包勞動制本身的內在矛盾，而是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下，農民工面對著「半無產階級化」的困難，使他們難以建立工人階級意識及身份，和工地上的資本家對抗。
為何農民工的處境如此艱難？地市和農村戶口的分隔，使得農民永遠被綁在農村的土地上。當農民想外出打工改變生計時，他會發現城市生活費用高昂，而且因為沒有戶籍的關係，所以並不能受到城市戶口所擁有的住房及醫療等保障。當他嘗試回去自己的土地時，卻發現農作物的價格根本低賤到不能養家。農民遂無退路，即使在城市打工，往往意味著層層的剝削與勞役。
當提及農民工的處境時，或許我們都會想像他們是黑心包工頭或無良僱主的受害者。書中作者極力反對這圖象，認為我們必須重提階級分析，揭露分包勞動制下隱蔽的勞資關係，使工人能夠發現資本主義下企業的剝削本質。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當下，勞資衝突成為中國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根源，工人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外，似乎在改革開放之中是一無所得，甚或被企業主及國家政策雙重剝削。
最初農民之所以會由農村走進城市，是因為被城市消費主義所吸引，認為城市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似乎書中作者亦認為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但實際上城市生活真的值得我們追求嗎？疏離的人際關係、辦公室沒有意義的工作、以消費來購買快樂的生活方式，是否一定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躬耕生活來得美好？如果在家鄉耕作能夠養妻活兒，有多少民工願意離鄉別井走進城市？
我無意美化農村的生活。只是，當無數的農民工都把工地比喻為牢房、把不戴上安全帽變成渴望之時，身處城市享受著建築工人成果的我們，焉能不感到工人們「路在何方」的悲涼？
坐在樟上的草地上看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十分愜意。
微風和煦，藍天白雲，蟬鳴在側，生氣盎然，這就是夏天的氣色吧！如此天色，綠草如茵，最佳的活動莫過於和三五知己在草地上談天說地，和家人野餐也可以，或許帶上豆豆。
這裡的牛十分聰明。人和牛本應相安無事，但一時手多的Kevin和我，開始了餵飼牛牛的遊戲。可能這舉動讓牛牛以為我們是邀牠們一起用餐，於是牠便有恃無恐，大舉入侵營地，把食物一掃而空，大軍所處，連包裝的檸檬夾心餅都不放過……
就是這個舉動，害我們要展開長達數小時的驅逐牛牛大行動......
牛牛大軍大舉挺進，順利進佔營區。
牛走了，人來了，喧鬧過後，人也走了，只餘下那林中空音；舞動著的黑蝴蝶也走累了，竟俯伏在還熱呼呼的牛糞上。
記於嶂上的早晨
(一)
兩個多月沒有靜下來寫東西了。書是有繼續看的，旅行也去過了，理應有時間寫些什麼才是，但此際腦袋卻是一片空白。
隨著年齡增長，能使人感動的東西竟是越來越少了。在街工半年多了，親身接觸不少慘人慘事；思想進一步受衝盪，知行合一變得越加困難。還有呀，跟朋友、甚至是家人的距離是越行越遠了，不僅是見面的時間少了，更多的時候，是他們根本不了解你在幹什麼。
更要命的，是自己也不確定，走的路向，是否真如心中所想。
安坐家中，書耕為樂，思索哲理，便以為某價值觀已說服了你？口中堅稱自己為XX主義XX信徒之輩，是否真心相信其信念？即便如此，是否又經過考驗？輕言革命之輩，是否又明白革命的要害所在，當形勢來到之時，是否會願意付出代價？
到台灣之後，夜欄人靜之際，看著四年前到台的筆記，竟同時都在思索有關人決擇時的contingency。
(二)
近來主要看的都是有關反思資本主義的書籍，因此旁及了很多有關投資買股票的書。
問題來了：一個攪社運、反對社會不公義的制度的人，應不應該在知道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下去炒股票？
(三)
在思考問題之前給一些背景。這個人攪的是基層社運，平常接觸街坊，雖則不會講什麼資本主義，但總會批評基金佬的行為與剝削無異。透過閱讀，他明白資本主義下，全球流動資本的剝削本質是什麼。但他仍然去炒股票，理由是要養家，不能讓家人為了自己的決擇而受苦。
這算是表裡不一的偽君子嗎？
(四)
我不清楚這是否庸人自擾。我只想到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將心比心：要是自己做決擇也是諸多困難時，在形勢未到之前，其實作為組織者，我們可以要求群眾做幾多？我們的角色又是什麼：有機知識份子？啟蒙者？革命先鋒黨？代議士？
在現實情況下，這些思考很明顯地變得多餘，拖泥帶水，一看便知不是做事的料。
(五)
帶著這種心情遊台灣，半推半就下找到一間「布拉格書店」。布爾喬亞的咖啡室，門前有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動宣傳品。書店在咖啡室的轉角樓梯下，一大間的地下室，很有空間感。
在裡頭有一大個馬克思列寧的書架，在其中找到了一本書，叫做《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剛巧又是5月。
後來找到了小朱朱對這本書及法國學運的有關看法。
喔，運動倡議者是註定落後於運動的。
多得珠珠提醒，我才發現今晚的月光，又大，又圓。
是的，抬頭望上天，同一天空下，人人都看著同一個月亮，不論是在日本，還是在香港。
縱然清楚這不是1Q84的世界，但比兩個月亮更荒謬的事──
戰爭、海嘯、核災難，以為小說才出現的情節，
通通不停上演。
只有在夜裡，穹蒼才默然透露衪的神秘。
我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在香港如此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可算是再平凡不過了，有哪一位香港人不是以「經濟自由之都」來理解香港的呢？
不過，在我心目之中，自由主義者的終極關懷，並不是政治立場上的左與右，亦不是資源再分配程度的深淺。這不是說政治自由不重要，更不是忽視政府資源再分配的功能與責任，只不過，所有政治上左左右右的爭論，在我看來，最後都必須體現對個體的尊重；任何資源分配的安排，都必須有助於個體於社會中實踐自己的潛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個體必須優先於社會而存在。
這不是說，個人可以脫離社會而能夠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一個人生下來，他生活中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均會深深地影響他如何實踐自己的人生計劃。沒有社會、沒有群體生活，一個人的生活跟Into the Wild沒有區別。
只有在極權制度的壓迫下，才會看得到個體的輕與重：在國家機器下的卑微，顯出個體自由的可貴與重要。
近來看了兩部戲，一部是《搖滾東柏林》，另一部是《竊聽者的玫瑰》，故事背景一個在東德，一個在捷克，但大致都是描繪在極權政體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與反思。
自由，你可以理解她為政治上的種種權利，例如香港一直缺乏的人民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蒜皮小事，也許更能反映一個地方人民是否能夠自由自在地過活。在《搖滾東柏林》中，德國少年們雖然口上說的校內讀的盡是共產黨忠黨愛國的一套，但骨子裡卻愛極了滾石，嚮往自由自在的愛情。為了抵抗極權政府的控制，在Sun Alley的東德人想盡辦法接觸外界，甚至假扮西德人逃走。片子對共產主義極盡諷刺嘲弄的能事，讓我同時想起在兩德統一後仍然欺騙母親共產東德仍在的Goodbye, Lenin。
《竊聽者的玫瑰》故事相對沉重。一位德高望重的捷克教授，曾有份聯署七七憲章，以抗共聞名於捷克，更獲得捷克的人權獎項。在一部電視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教授在昔日抗共的黑暗一面漸次被揭露出來。爭取自由、對抗極權的背後，所換取的是另一名異見人士一生的幸福，為社運付出的，是向邪惡勢力妥協和交易所失去的正義心靈。
爭取自由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面對極權，人民必須付出血與淚，才能爭得自由，血是為抗爭而死的鬥士所流的，而淚不單是為鬥士而流──更為革命時期以集體之名而受壓抑扭曲的千萬心靈而流。
太久沒有好好地細看彩園附近的一景一物了，兒時熟悉的景象漸漸成為歷史。沒有了可以坐的機動玩具飛機和買Gameboy 遊戲帶的聯合興、一時情急要買文具和影印身份證的嘉文和萬興，還有那一時記不起名字、十年如一日，總是貼上學生木顏色畫作的琴行……在「商場升級」的前提下，兒時的小屋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街坊的臉孔漸漸褪色，如今見到的，總是行色匆匆的遊人和買奶粉的大陸客，他們買東西的位置本來就是有大牌檔冬菇亭可以吃餐肉米的地方，那裡曾經是我小學上課之前的蹓躂之地。還有麥當勞對出的空地，這裡曾經每天也有一些伯伯在下象棋，空地上的和椅都滿載和朋友一起談天說地論中國未來辯哲學謎題的記憶。
彩園曾經也是一片菜園，當年被清拆的村落不知道是否也曾經抗爭過？我不知道彩園的種種比不比得上石崗菜園村的抗爭意義。這裡沒有另一種可能，也不小資。這裡只是一個平凡不過的小屋，但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底色，拿走了它，我什麼也不是，但我能為它做的卻是那麼少，看它變得陌生，終至淡忘。
刊於《明報》「自由談」
长久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要使社会进步，政府便须不断清拆陈旧的建筑。即使这意味着摧毁具有历史意义及社区价值的公共空间，但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切的拆迁看来是如此理所当然，至少在殖民地时代，反对社会一味发展的声音，实在是少之又少。
然而，随着社会公民意识日渐提高，文化保育运动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香港政府于1990年代提出新一轮的填海计划，2004年保护海港协会发起保护维港运动，争取保护维多利亚港。其后，民间又发起反对利东街重建的社会运动，以及保护“中央警署”的建筑群的行动等。这些保育运动不单尝试抗衡发展至上的主流论述，甚至尝试提出民间规划社区的计划，把保育议题和社区规划民主化扣连起来。
天星皇后如何重写香港殖民史
保卫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的运动是近年香港文化保育的里程碑。有别于一般的历史古迹保育运动，运动并不以保存某一单幢历史建筑物为唯一目标，保卫本土文化、捍卫社区的完整性及历史脉络，成为保卫天星皇后的重要理念。本土意识的萌芽，使香港的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不同压力团体及政党主导的游行示威不再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唯一形式，强调参加者的自发性，以直接行动表达不满，成为香港“新社会运动”的核心价值。
叶荫聪是保卫天星皇后的活跃分子，在其著作《为当下怀旧》中，他尝试总结保卫运动的多重意义：第一，运动尝试抗衡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第二，文化保育不单是保存历史建筑，更需联结社区文化与本土历史。第三，运动的形式以直接行动为主，有别于传统的示威游行，可视之为“新社会运动”。
骤眼看来，天星和皇后码头似乎和香港本土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前者只是一个渡轮码头，而后者则是一个为英国皇室成员而设的码头。如果保卫历史的说法能够成立，似乎保卫的也只是香港殖民统治者的历史。
那么天星皇后如何能够成为香港人理解本土身份的建筑象征呢？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提一段历史。1966年4月4日，天星小轮加价，市民怨声载道，有一名叫苏守忠的青年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后来更逐渐演变成1960年代末反抗殖民统治的社会运动。这段历史在殖民地时期被压抑，不少年轻人更是从未听闻过这故事。透过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参与者获得重写香港殖民史的契机，打破把香港描写成由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主流论述。
于天星码头被清拆后，运动参与者在皇后码头举办了一连串的工作坊及研讨会，讨论围绕皇后码头发生的社会运动。例如1971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示威者曾经于皇后码头侧的空地示威，但由于殖民政府的公安条例，香港人集会的自由被大大打压，是次示威导致12名青年被捕，后来示威更延伸至维园，但惨被警方镇压，酿成流血冲突。 透过联结两个码头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新建构香港本土文化意识，进一步强化文化保育运动的内涵。
这种审视皇后码头历史的角度跟主流对“保育”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历史学家大多从审视皇后码头是否为法定古迹的角度出发，对拆迁皇后码头并无太大意见。他们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建筑物的特色，又或者是建筑物本身的历史意义，例如有多少英皇室成员曾经于码头登岸履新等。反之，运动参与者从反抗殖民统治、建立香港本土身份的角度来审视皇后码头的历史，揭露了港英政府有意打压的殖民抗争史，保卫天星皇后遂有重新认识殖民史的价值，甚至成为建立本土身份认同的摇篮。
新社会运动的浪漫化想象
这种对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往往是运动参与者对理想社会的投射。对于大部分的民众，两个码头并不必然对他们有如此的历史意义。例如，笔者的朋友便曾经指出，对于居住在新界的人，乘搭天星小轮渡过海港根本是一个极其罕有的经验，所以他对于两个码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感，更遑论要参与保育。即使后来他会到皇后码头支持参与抗争的市民，也只纯粹出于对政府漠视民意的不满，而不是为了认同运动参与者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意义。
叶荫聪亦承认，由于不少参加者都迟于1960年代出生，把天星码头和殖民抗争连接起来的说法其实是运动参与者有意识地形塑出来的论述。他更进一步指，“运动的历史意识比较像‘顺手挪用组合’”，因此，参与运动者所追寻的往往是与过去的一种“类比联系”。他们有意无意地“忘记”香港泛民主派近20年争取民主的种种，目的就是为了重新诠释香港的社会运动，使文化保育能够“扣连另类历史，想象不一样的政治愿景”。
运动参与者大多不满议会政治的运行方式。政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太过着重议席的得失，对香港主流价值并没有什么冲击，而他们争取权利的方式有时亦太僵化。要冲击发展至上的价值观，似乎香港人需要一种有别于既往的运动形式。保卫天星皇后最后未竟全功，但这种运动形式似乎可以摆脱香港社会运动的死结，加强公民自发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这种极力希望摆脱现有政党政治模式的政治愿景，进一步蔓延至2009年的捍卫菜园村反高铁运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非物质化”的倾向，运动的诉求不只为了争取个别团体的政治利益，反之，运动的目标往往是对理想生活的愿景或投射。由利东街、天星皇后、“中央警署”以至菜园村等组成的保育潮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单单要求狭义的历史保存。在连串的公民行动中，政府的文化政策、城市的规划过程及重建项目的咨询架构一一受到全面质疑，社会上的批判声音更进一步指向封闭的议会政治及地产霸权支配。
少数的启蒙者与沉默的大多数
有关“新社会运动”或“直接行动”的讨论，大多数是针对香港主流社会运动的常规，尝试建立一种有别于主流行动模式的政治运动。叶荫聪在《为当下怀旧》中尝试概括一些“直接行动”的特征，例如不太做政治计算和考虑媒体的反应、反对层级化的组织行动、强调“个人意志”在决策及行动规划中的重要、以共识而不是投票机制来决定行动等。
对直接行动的浪漫想象吸引不少人加入其行列，后来在反高铁运动出现的包围立法会事件，正好反映了人们对直接行动的憧憬。然而，直接行动的自发性性质使得社会运动往往未能持续，缺乏组织式的动员虽然可以容纳更多的参与者，但这种松散的运动形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才可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一旦聚焦点消失，运动亦随即陷入低潮。
问题是，文化保育的工作不可能单靠保卫天星皇后这些直接行动就可以做到的，没有稳打稳扎、默默耕耘的地区组织，教育群众文化保育的重要性，即使直接行动能够在短期之内凝聚市民的关注，这种关注也是不持久的，甚至根本对社会既有的价值观没有任何的动摇，更遑论体制上文化保育政策的改变。
保卫天星皇后对于参与其中的活跃分子来说，或许是带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对于身在局外的群众来说，“启蒙”二字实在过于沉重。我们必须反思，究竟群众能否透过经历个别的社会事件，改变既有的政治立场。一场运动对个人的影响力，端在于个体的社会位置及参与运动程度的深浅。当评论者认为天星皇后以至反高铁运动的主体皆为80后的年轻人，但笔者不少同龄友人对这些“启蒙运动”均没有特别的感觉，认为这只不过是众多文化保育事件的一些变奏而已。
我们当然可以如叶荫聪般乐观，认为群众可以摆脱怀旧式的集体回忆，视“文化保育运动”为“超过20年历史的民主政制运动中的一个小变奏，让体制外的群体及个人感受到‘直接行动’的可能”。问题是，我们不可能仅仅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为等待被启蒙的人，对于这一班人，知识分子应该要做的不是后设地探讨直接行动于文化保育的意义。除了对自发性行动的浪漫化想象，缓慢而漫长的群众教育及组织，让群众能够自我启蒙，也许是当下更为急切的任务。
很久沒試過認真地看一本書了，心始終靜不下來，忙極而茫然。
原來，工作是會折殺人的靈氣與詩意的，有時候急欲抒發情感，赫然發現詞不達意，真箇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矣。
山氣日夕佳，但不知飛鳥安在否？
此乃楊國榮《顯魅與和樂》的筆記。
後現代社會從啟蒙運動所開創的現代精神繼承了自由的觀念，並且由此發展出道德中立的原則。所謂「道德中立原則」，就是指社會不能將任何的價值強加於其成員。這樣的所謂「中立」究竟是否可能、是否可取，當然是個疑問。可是，更重要的問題還在後頭：在後現代社會裡，人們開始不安於中立，轉過來把中立轉化成審判。反性傾向歧視法正是最明顯的例子。支持者先由價值中立的前提論證同性戀的正當性，然後以同性戀的正當性為前提，將打壓異見者(即是反同性戀的人士)加以合理化。事實是，這兩個階段的推論，各有自己的前提(第一個階段假設了價值中立，社會不能以任何價值強加於其成員；第二個階段假定社會為了公義，必需禁止某些價值的傳播和實踐)，而這兩個前提卻是彼此不相容的。稱之為斷層，是因為它是一個在理性推論中無法踰越的鴻溝；稱之為幽靈，是因為它無處不在，而人們卻又視而不見。(453頁)
所以當這些人宣稱要顛覆建制之時，他們也在建立自己的建制。當這些人宣稱要推翻壓逼者時，他們也就成了壓逼者。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不斷重複出現。革命家當權後，往往就成了獨裁者。要避免後現代社會形成新的獨裁，我們就必須時刻警覺這個幽靈。(454頁)
短評：價值多元乃現代社會之特徵，但價值多元只為一事實而已，並不代表我們對所有價值系統均需予以認同。不少弱勢群體爭取自身權利正當性時，往往以道德中立、價值多元的平權思想為主導 (殊不知這種思想亦為滋生虛無主義的土壤)。既然價值如此多元，為何主流價值必然優先？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對弱勢的壓制麼？於是，任何反對改變現行制度的舉措，均會被視為對弱勢群體的打壓，即使是從事實上論述弱勢群體與主流群體的差異，亦會被視為主流霸權。因此，要對抗主流的最好方法就是抗爭，即使採取極度排他的手段亦在所不措。理性對話被視為軟弱無力、甚至是妥協的表現，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的赤裸角力，以撃敗現行建制為目的，殊不知這種毫不寬容的手段，正正是他們要抗爭的對象所擅長的。當舊日的秩序蕩然，自由主義的價值自然備受質疑，即使國家實行鐵腕統治亦無人反對，歷史遂向極權的方向走去。
擁護市場制度的人大多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舉措，因為他們大多相信市場能夠作出最合適的資源分配。參與市場交易的人，大抵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就是說，他們是理性的個體。理性的個體，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便有足夠的能力為交易作出合理判斷。而且，市場的魔力並不僅僅倚賴個體之理性，即使有人作出不合理、甚至乎瘋狂的交易舉措，但長遠而言，市場還是能夠作出調節，因為不理性的投資者將會受到懲罰，從而迫使他們作出合理的決定，否則他們將會為市場淘汰。相比起政府的調控措施，市場的集體理性制度顯得更有效率，更無需以國家利益之名犧牲個體的交易自由。即使市場短期失效，長遠而言也比計劃經濟來得好，政府的介入只是為了使市場能夠重新運行，是為一必要之惡而矣。
以上的想法很流行。問題是，姑勿論這世界是否存在所謂純粹的自由市場交易，假使真的有，「市場先生」是否聰明到一個地步，我們以放任自由(laissez-faire approach)的政策就能夠使市場交易回到平衡(equilibrium)？
或許我先以投資和賭博這兩個概念來解釋什麼是理性的投資行為吧。投資與賭博的最大分別，在於一個人對某一投資產品認識的多寡。比如我買股票，我會先研究一下該公司的營運及財務狀況，因為這能夠大大減低我投資失敗的機會。做足功課去買股票，是一個理性投資者的行為，即使買的是高風險的仙股，亦無損其理性投資的本質。但反過來看，假如我只聽信三姑六婆的路邊社消息，買了一大籃籌股，即使我羸了錢，風險看似比買期指為低，但亦改變不了是次交易乃是一次賭博，是非理性的投資行為。
既然資訊及其相關知識是理性投資的必要條件，那麼確保投資者能夠獲取足夠的資訊，便是一運作順暢的市場的應有之義。只要我們確保投資者不受蒙蔽，投資者便能理性地作出決擇。這正正是不少評論人所持的觀點。
資訊透明度當然重要。問題是，很多所謂「非理性」的投資行為並非源於資訊不充分，更可能的原因，是我們無法有足夠的能力消化資訊，以至於我們無法作出有效的選擇。這並不單指我們對某知識的理解能力──這當然重要，更難處理的是市場內在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可以有兩種意思，讓我以拉姆斯菲爾德這句「名言」作出闡釋：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看來不知所云的官腔廢話居然可解釋不確定性的複雜之處：known unknowns and unknown unknowns。例如，對於一個生於十九世紀的人來說，火車槍械戰艦的物理可以是known unknowns，核武火箭人造衛星的物理就是unknown unknowns。同理，對於我來說，核武火箭人造衛星的物理可以是known unknowns，但人死復生的(生)物理(?)就是unknown unknowns了。市場的金融產品亦可作如是觀：對於一個生於十九世紀的人來說，期貨交易可以是known unknowns，窩輪是unknown unknowns；對於我來說，窩輪可以是known unknowns而CDOs n次方等等不知名的金融衍生工具就是unknown unknowns了──誰知道這些工具的「進化」要去到那一步才停止呢？
因此，市場的不確定性(或曰：泡沫)是天生的，衍生工具的變化可以是無窮的，而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comprehend)所有(可能)金融工具的風險，所謂市場會自動回復平衡(restoration of equlibrium)之流行說法，是忽略了金融不確定性的威力。
那麼如何解決因不確定性而衍生的金融危機呢？ 張夏准在其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引述Herbert Simon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我們的交易自由作出限制，減低金融工具的複雜性，而能夠作出如此限制的，就只有透過政府的「有形之手」了。
Simon’s theory shows that many regulations work no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necessarily knows better than the regulated but because they limit the complexity of the activities, which enables the regulated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thing 16).
不少人對政府規管有很大的戒心，限制交易自由更可能被視為「往奴役之路」。實際上，我們生活中訂立的種種規條和習慣，就是為了減低選擇的複雜性。由睡眠時間、飲食習慣以至消費模式，我們都會傾向先限制自己的選擇自由，從幾個選擇中作出挑選，否則我們便會在無限的可能性中迷失，以至反而不能夠作出決定。市場交易也是如此。在金融危機發生之際，有多少財金專家真正明白自己手上的CDOs是什麼？減低交易的複雜性，即使可能會使金融體系產生較少的「財富」，但同時亦可大大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讓我們有限的理性，能夠作出更好的選擇。
市場並不是一個不可動搖、自有永有的制度，其內在的不確定性並不是我們採取放任態度的藉口。或許，除了繼續擁護「小政府、大市場」的虛幻意識形態以外，我們還可以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海上傳奇》可算是一部透過人物訪問來重新描繪上海歷史的紀錄片。導演透過楊小佛（楊杏佛之子）、杜美如（杜月笙之女）、張心漪（曾國藩之曾外孫女）、韋然（上官雲珠之子）、費明儀（費穆之女）、韋偉、侯孝賢、韓寒等人的訪問來勾勒上海自民國時代以降的歷史面貌，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兩岸三地的移民史也都透過人物的憶述而變得漸次鮮明起來。
《小城之春》女主角韋偉，在片中憶述費穆囑咐她的任務，竟是要她想盡辦法，讓男主角對她產生好感！
勾起我興趣的小故事有二。其一是安東尼奧尼當年在上海拍攝《中國》的一些點滴，例如當年(1972)他的拍攝是經周恩來邀請，但他只拍攝中國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片段，因而被中共所不容，甚至連累接待他的受訪者遭受四人幫批鬥。
接著是出現在《阿飛正傳》的潘迪華。她對自己上海(無錫)人的身分十分自豪，但為勢所迫移居香港，根本就不想定居於此，所以她一直都不想學好廣東話。她訪問時那混雜廣東話、上海話和國語的口音，正正代表了那時代的人，飄泊無定的歷史宿命。這訪問做得十分真摰動人，潘迪華說到她母親的往事更忍不住落淚喊停。受訪者之所以能夠「忘記」鏡頭的存在，是因為訪問的主導權大抵都在受訪者手上，導演只點出大概要說什麼，至於要說多少、重點是什麼，主要都是靠受訪者的自由發揮。
在拍攝手法上，《海上傳奇》可算是《二十四城記》的延續。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分界不再截然二分，不斷穿插訪問的是由演員扮演的角色。但這些角色並未有削弱《海上傳奇》的真實性，反之虛構人物的存在更能表達導演所感受到的無形氛圍，因為說不出來的感覺有時更具感染人心的力量。賈導更在分享會進一步提出，這種「虛構」是重要的，因為這是一種為沉默者發聲的必要手段，尤其是那八十多位已接受訪問，但其片段未能選入《海上傳奇》的受訪者。
要告別八個多月的書店工作，總有點不捨之感。
最後一個月到了某大學的書店，相比起旺區的綜合型大店，這裡的人流真的少很多，很不習慣。
大學店，理應有更多的學術書籍吧。當初我是抱著如此期望的。
是的，當然有不同大學出版社的專櫃，但這多是為了合約而設的，因為咱們寄人籬下嘛。分門別類總是有的，大致都可以分得出文學、哲學、社科、科學和工管，不過再細緻一點就無能為力了。佔店面積最多的，始終是大學教科書。
這也是可理解的，在大學書店有至少85%的店銷是來自教科書，在只有不足10%的中英文雜書銷售中，學術書佔的分量就更少了，任憑你如何努力，甚至把中英文雜書都做得齊備了，甚至銷售增長兩三成，這不過是總店銷不足1-2%吧……難怪總監說過大學店做的是形象生意。
雖說如此，我還是喜歡默默地把一些經典/學術書放在當眼的位置，偶有知音已很快樂。原來
Collected Work of J.S. Mill 一放上架，一轉身便被人買走了。
A Theory of Justice 原本所有分店都沒有了，我拿了幾本，還補了一次貨，真的很不錯。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可能金融海嘯，人們都想重新認識這位大師吧。
The Grand Design 近來熱賣科普書，我也買了一本kindle版看，Hawking寫的很通俗易明啊。
The Road To Serfdom 進一本賣一本也很不錯啊。
還有更多我忘了，The Selfish Gene、Guns Germs and Steels、羅永生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經濟學家如Coase、Friedman等人的專著，通通都有人買的呀。可是怎麼書店裡，就是經常連一本庫存也沒有？
那天有人問我為什麼沒有Edward Said的Orientalism，我說已經訂了呀，不過要三個星期才有。前天有人問Michael Walzer的Jsut and Unjust War，一查之下才發現連資料也沒有，真是慚愧得很，讀者不禁莞爾，「很出名的啊」。我一時語塞，只胡混地搪塞半句，作個苦笑就算了。
其實道理也簡單得很，自從有了「中央集權」的採購部之後，店員訂書不再需要太過費神，反正依據前人的銷售紀錄就可以了。尤其是大學店，只要做好教科書銷售，其他的都是門面工夫，反正都掙得不多嘛。結果，店員都只按本子辦事了。尤其是英文書，只要是新到貨的，都會把它擺在新書架曝一曝光，反正都是機會均等的，所以學術一點的書，經常都會再版，大概是看穿了某些連鎖式書店的經營模式吧。
臨別之前，我在公司的電郵中找到數個由前人整理的書籍目錄，很詳盡地記錄了一些常備的學術書籍。俱往矣 ，那個電郵是2003年發出的，而那個發電郵的人，亦已經成為了集團的核心管理層，沒空再管店面的瑣事吧。
loong5按：本篇章乃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之閱讀筆記。
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公司股份制。顧名思義，公司由股東所擁有，所得利益皆歸於股東。因此，股東有著強烈的誘因促進公司發展，賺取最大的利潤。如果公司管理不善以致於破產，股東將會一無所有，所以公司股份制可確保公司的管理質素，從而發揮最大效益。
然而，金融危機揭示了股東可以為一己的利益，進行大量短期的投機行為以增加持股的利潤。這些投機行為使得公司只把資金投放於金融而忽略實體經濟的發展。例如，通用汽車於2004年的收入，就有80%來自於其投資附屬機構GMAC，換言之，即由生產汽車所創造的營利，只佔通用汽車最多20%的收入。(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2010, thing 22)
為什麼公司會如此熱愛於金融市場「冒險」呢？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人的「貪婪本性」，而是因為有限責任制度(limited liability)的確立。與有限責任相對照的概念是無限責任(unlimited liability)。於十六世紀，商人做生意是要承擔全部風險的。如果生意失敗，他們不但要以所有的個人財產承擔，更可能因資不抵債而入獄。做生意於當時而言，不可不謂「搵命搏」也。(23 Things, thing2)
有限責任概念的確立，使得商人能夠承擔更多的風險，因為他們不必承擔生意失敗的所有責任。不用把自己所有資產作為賭注，做生意變得容易多了。這於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至為關鍵，因為不少大型重工業，例如鋼鐵業及鐵路業，都必須確保有足夠多的資金投入，才可能發展起來。
不過，有限責任亦使得公司的避險意識大為降低，再加上近代管理主義興起，專業經理比起小股東的決策權力實在大得多(你可以股東的身份影響港鐵的收費政策嗎？)，投機之風大盛。被世人視為自由市場的理論家鼻祖Adam Smith，恰恰極力反對有限責任制，其理由是身為非股份持有者的經理，實在不會像股東一樣如此關注公司長遠的健康發展。
‘directors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being the managers rather of other people’s money than of their own, it cannot well be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watch over it with the same anxious vigilance with which the partners in a private copartnery frequently watch over their ow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76, p.741, quoted in 23 Things, thing 22)
有人可能會反駁，如果我們把股份分給經理人，不就恰恰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嗎？當然，如果經理人同時是公司股東，他忽視風險的可能性應會相對較低。例如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他本身就是自己鋼鐵公司的股東兼經理人，而且有相當大的持股量，所以他不能不好好地料理好公司業務，避免過份投機。
問題是，現代(大)公司的股份大多由眾多的小股東所持有，專業經理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甚至成為公司決策的主要話事人，因此，公司大多會給經理人豐厚的薪酬，希望可給予他們足夠大的誘因盡力提升公司利潤。不過，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就是這些養尊處優的經理人，往往只會投機以求獲得短期利潤，並派出豐厚股息以誘騙股東繼續支持短視的投機行為。與此同時，為了能夠更有「效率」地把公司利益最大化，經理人更會以種種的理由削減公司支出，例如中下層員工的薪酬、用於研究及發展的資金、甚至把種種的工作外判至人工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至於股東呢？他們跟公司的關係往往只是短期性的，當公司股價升至某一水平，他們便可隨時賣掉手中股份。所以他們不但不會監管經理人的投機行為，反之會大力支持，因為經理和股東，原來都是投機行為的既得利益者。
難怪通用電氣的前CEO Jack Welch也不禁概嘆，‘On the face of it, shareholder value is the dumbest idea in the world.’
心情很久沒有這般舒暢過了。山水之樂，勝於不少消費玩物啊。
一次和內子討論痛苦的問題，她感嘆地說：「如果不是價值，是甚麼支撐著我們走下去呢？是吃喝麼？是玩樂麼？」
這個提問震動了我的心。剔掉了價值之後，我的生命還剩下甚麼？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欲望而已。除了吃喝，除了玩樂，生命就不餘別的東西。再借佛家的字眼：除了五陰盛，還是五陰盛。這些東西有甚麼重要，值得我為之生為之死，為之而奮鬥？它們能夠給我一個大於我這五尺之軀的意義嗎？除了五陰盛苦，我的人生還能有別的東西嗎？
不能。剔除了價值，我就還原為一個實然的生命，沒有了應然的面向。我活著，不為甚麼很偶然地活著，既不該死，也不該活。這種人，我們稱為「行屍走肉」。沒有人能忍受這種行屍走肉的生活。這種行屍走肉的痛苦，是價值闕如的苦，是空虛的苦，謂之「空苦」。
所以，大師的追隨者們，紅塵裡聰明的眾生，一方面將社會上既有的價值定性為虛假的建制，一方面相信他們自己的價值倒是顛撲不滅的，孜孜於為他們自己的價值奮鬥，每天在社會上推出新鮮的抗爭運動，樂此不疲。
現在我們回頭看，保羅的話忽然變得可解了。為甚麼律法既成全了害死我們的罪，卻又同時是叫我活的生命之源？理由是，價值給我們生命以意義和動力。然而，一旦有了價值，我們也就有了背叛價值的可能。而背叛價值，比起未有價值之前的痛苦，又是更深的咒詛。我們用價值來治療空苦，卻往往因為無力實現這價值，而陷入罪苦之中。
節錄自楊國榮，《顯魅與和樂──對生命意義的逆流探索》
珠珠: 今夜我在陋室乘涼之際，見窗外滿天雲障，山影幢幢，星光幽詭，胸臆間頓生鬱積之意。惟清風徐來，遂想起蘇軾的《前赤壁賦》：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我想，山水之樂盡在其中矣。
維維: 某亦甚愛此賦。珠珠所引一段，寫得甚是豁達。然前句亦甚妙，錄之如下：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見萬物變者，實際也；見物我無盡者，豁達也。吾猶愛其後者。
見物無盡之基礎，不在科學論證，而在情侍精神──由愛生義，生命安頓之本也。
會看頗「大路」的三部戲。《酒徒》應該不錯，但時間夾不了。
1949年，神州變天，從此中國人集體記憶裡多了一個載滿漂泊流離的血淚的黑盒子，六十年來也沒被打開過。此時，龍應台走遍了大江南北，從台灣、馬祖出發，到對岸的寧波、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歷時一年走訪近七十位當年的倖存者，收集了大量珍貴、震撼、令人動容的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用生動的影像向父母那一代人致敬、悼念，同時帶領我們深思，要如何讓時代的傷痕好好癒合，然後讓我們往前走得更遠，更好？《大江大海1949》的影像篇，看得人拜服。
錯過了遊世博的走馬看花﹖賈樟柯的《海上傳奇》更能讓你重新 認識上海。走訪兩岸三地，選出18位最具代表性的上海人物，由 大導演侯孝賢、潘廸華、革命家、資本家、勞模、政客、軍人， 到黑幫、學者、富二代、名人之後至八十後韓寒也來趁熱鬧，從 十八羅漢映照出黃埔灘後的革命、戰爭、暗殺和愛情故事，從 1930年至今變革的光怪陸離，側寫中國近代史的波瀾跌宕。康 城關注放映後，回上海迎世博，賈樟柯、余力為、林強鐵三角訴 說80年間上海血淚史，原來這次口述歷史也有份血脈相依的香港 情。
從《滿城盡帶黃金甲》到北京奧運開幕式，張藝謀再回歸文藝愛情片，被喻為史上最純淨的愛情故事，《山楂樹之戀》是根據70年代文革時期的真人真事改編而來，英俊又有才氣的門虎子老三愛上了大地主後代靜秋，為愛而等待，為愛而成全。小姑娘靜秋被封塵了30年的回憶，從網路和小說千萬人口耳相傳，再度驥動起來，老謀子被這個故事心酸落淚。令人揪心的純潔情意，非常清純的面孔周冬雨和竇驍，以及鄉農風格電影，正是張藝謀回歸本身自己的真正強項。
- 轉載自HKAFF官網
Appiah defines cosmopolitanism as global citizenship.
The Greek is kosmopolites, which means citizen of the cosmos, of the world; so it is really a way of talking about global citizenship. (Philosophy Bites, 2010, 47-8)
There are two features which characterize cosmopolitanism.
The first is the idea that we are all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the idea that we are a sort of single moral community.
[The second is that] we are all entitled at the same time to liv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des of life…they don’t want everybody to become the same, they don’t everybody to become Catholics, or Marxists or even perhaps liberal democrats. (Philosophy Bites, 2010, 48)
These few sentences conclude why I cannot bear nationalism nor strict perfectionism.
各位愛書之人，假如你們仍希望在全港最多分店的書店中找到好書的話，拜託請多一點來訂你們心目中的好書吧。我知道，可能你們大抵不喜歡連鎖店的賣場味道，但其實仍有不少店員在默默耕耘，每天花額外的時間，訂購一些小眾的書籍。或許你們不知道，這樣做對店員的前途大抵幫助不大，而且對忙於暢銷書教科書的店員來說，實在是一個額外的負擔。
每天遇著視店員為sales的顧客多了，人不禁麻木起來，不如就算了吧，反正一場辛苦為誰忙？說香港的書店沒有品味，可能是吧，但改變從來都是雙向的。
這兩星期在大埔工作。早上乘「熱狗」上班，每天都會看董啟章的《學習年代》，感覺是每天也經歷一個小型的讀書會。這倒讓我想起自己的學習年代……
我一直把這遺忘視為我的人生轉向的必要條件。不過，說不定那其實是轉向背後的動機。我之所以轉向，只不過是為了把往事遺忘……
很諷刺地，我的學習年代以「反學習」告終。那一年我經驗了那麼多，但到頭來又好像什麼也沒有經驗過一樣，一轉身便踏上背道而馳的方向……
我不想用到「義無反顧」這樣造作的詞語。但現在回想，那樣的一個轉身很明顯帶著自我戲劇化的姿態。不過我也原諒自己，因為當時我實在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姿勢，去壓抑那隨時毀壞我整個人生的悔恨和痛楚。(《學習年代》，頁25)
車外猛烈的陽光忽明忽暗，婆娑的樹影打照在書上，變幻萬千的圖案就在我合上書本的一剎，嘎然消失。
菲律賓挾持慘案，至少讓人明白，原來跟團旅行也並不安全。
電視直播，讓我們經常能夠直視生命的無常。有所感悟自然是可喜的，但答案大抵也不離應好好活在當下之類。
然後明天後天，也許是下星期，一切如常運轉，沒有驚天動地，大家又繼續營營役役的生活。
That’s life.
七、八月是教科書銷售的旺季，買書的人忽地多了起來。不少家長帶著小孩，手中拿著一卷又一卷長長的書單，走進店內尋找清單上的書籍。
書單上除了一般的教科書外，還有為數不少為應付林林總總的需要而必須購買的「課外讀物」：有通識科的、有中文科的、也有英文科的。家長們和學生們，總是認為書單上有的書，門市也一定有。於是，店員們只好疲於奔命，找一些和訂購一些平時根本沒有人會買的書。
例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李碧華的《胭脂扣》、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如果不是因為學生的要求，門市早就沒存貨了。通識類的書也特別搶手。進一步出的《一步十年》系列叢書、經濟日報出的有關中國國情系列的書，家長的評語就是「一定要買，學校要用」。更不消說學生讀物必備的《唐山大地震》和《棋王》了。
有打電話來查詢的，找的大多是英文經典，可能是原典，也可能是reader，反正都是英文書嘛。可能是雞同鴨講的次數多了，他們大多小心翼翼地串出書單內的每一個字，好像書店店員天生就不懂英文似的，有時還不忙多補一句，「這是英文書來的」。
還記得有一位家長來找George Orwell的Animal Farm，我便隨手找了本Signet Classics的版本給他，但他卻硬要Penguin版本的──原因不是因為Penguin的版本比較差，只是老師的書單如此推薦，即使Signet的價格較相宜也是不可接受的。
這是一部有關夢境與真實的電影。
通常我們做夢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正身在夢境，即使夢醒了，我們也會不太記得夢境的內容。但有一種夢，我們或會認為其中的場景情節都感覺「真實」，但卻深深了解那是一場夢，會有種莫名的衝動想把自己喚醒。
這種夢叫作lucid dream，是整部戲的核心概念。只有在這種夢裡，真實與虛幻的界線是如斯的模糊。
我假設讀者都看過電影，對電影的情節有相當的了解。你可以把電影看成一部純粹的Hollywood Blockbuster，主角為了要回國，因此要千方百計完成任務，在富商兒子的腦中植入虛假的意念。
第二個詮釋比較複雜。假設男主角的妻子才是洞悉真相的人，那麼主角在電影中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任務、他對妻子的愧疚、以及他回到「現實」找回孩子的一幕，通通都成為主角自己建構出來的，一層又一層的夢境。男主角一直認定他手中的圖騰就是代表真實，但他可能一開始就攪錯了──根本妻子從來都沒有設計過那旋轉的陀螺，只是因為男主角要建構一種圖騰來代表真實，陀螺的形象才不斷被強化──影片不是一早已經提醒觀眾了嗎，別想著那大笨象了，結果大家就只記得大笨象。
好了。我想說的是，其實兩種詮釋皆非「正確」或「代表真實」。站在男主角的角度，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沒有任何虛幻的可能，反正一切的虛實真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站在妻子的角度，當她從大樓躍下的那一刻起，她便肩負「拯救」男主角的責任，所以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入侵男主角的夢境，但卻被男主角認為是自己慾望的投射。
問題是，兩種註釋皆以一種全能(?)的上帝視角來檢視角色生活的真與假，但出了戲院，我們卻不可能以同樣的視角來檢視自己的生活。然而這正正是戲中主角必須面對的兩難：男主角之所以能夠認定自己身處真實的空間，所倚靠的是手中的圖騰，但圖騰卻恰恰可以是自己建構出來的幻覺。在戲院中，我們可以作出真實與虛幻的對照與判斷，完全是因為我們以一個第三身的角度去作出思考，但如果我們就是男主角的話，根本就沒有任何靠得住的依據去證明生活的真實，因為這種證明必須跳脫出自身所處的空間才能取得，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是以看戲者的身分，才有判斷真假的依據，但在戲中的人物卻不可能，因為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其身在空間的判準。
關於思考自身生活的真實性，我想起的一個有趣的比喻就是：假設我們在一個二維人的身旁畫一個圈圈，然後問他有沒有可能在不碰到那個圈圈的情況之下走出圈圈，他是沒有可能想出一個可行辦法的細節的。這不是因為他智力不足，而是身為二維生物的他根本不可能想出一個三維生物才可以做的事──就是跨過它。
因此，討論戲中的情節是否真實，恰恰就成了戲中戲，墮入無限後退的迥圈。其實導演也早提醒了我們：當男主角教Ariadne如何建構夢境的細節時，Ariadne曾經建造了兩塊互相平行的鏡子，然後男主角的影子不斷在平行的鏡子中重覆出現，直至無窮，但Ariadne卻於此時把鏡子打破。鏡子的隱喻不就說明了真與假之間相依互持的關係嗎？可惜能夠打破鏡子的，卻不可能是凡人。這只能是上帝的權利。
後按：戲後和珠珠討論，究竟男主角的圖騰是轉動，還是靜止才代表真實，但可惜我們無法知曉。然而此戲甚具哲學意味，與Ignmar Bergman, Woody Allen, Wachowski等大師的作品可堪比擬，倒是我們一致認同的。
延伸閱讀：
Wikipedia: Incep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ception_(film)
Cosmoalice: Inception《潛行凶間》：一念之天空、一念之地獄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886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影後炮]《Inception》：戲裡戲外的夢幻術
http://www.cuhkacs.org/~henryporter/blog/read.php?711
safari underground: Inception (潛行凶間, 2010)
http://www.safariunderground.net/archives/2231
凍啡走甜: 潛行凶間的奇異迴路 Inception is a strange loop
http://yipjustin.wordpress.com/2010/08/05/%e6%bd%9b%e8%a1%8c%e5%87%b6%e9%96%93%e7%9a%84%e5%a5%87%e7%95%b0%e8%bf%b4%e8%b7%af-inception-is-a-strange-loop/
(節錄自場刊)
這個版本的浮士德與其他版本的最大不同處，就是他既不選擇下地獄，但也不選擇上天堂，只是混混噩噩的繼續存在。這個靈感其實是來自馬盧《浮士德博士的悲劇》的台詞：
默菲斯特：「……因為我就已被打入地獄，現在還在地獄裡。」
浮士德：「現在還在地獄裡？如果這兒就是地獄，我倒願意接受這種打入地獄的懲罰！」
這很明顯表示，人間就是地獄，也強調現代人存在的孤寂與苦痛。
重看自己在五年前為05政改寫的文，可謂感慨萬千，因為文中對民主黨的批判，到如今是益發顯得真實了。
當然，現在對政治的認識多了，知道了什麼叫「妥協的藝術」──要爭取民主，只靠理想是不行的，人民必須學習跟當權者談判，否則政治運動便難以有成果了。專研公民運動的學者們，更紛紛以南非的曼德拉跟波蘭的華里沙作例子，證明改革的推行，是需要談判，需要妥協。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黨的其中一名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被公開審判，判決他主持屠殺猶太人的方案的罪行。他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因為他只是國家機器下的一個小齒輪，執行的只是上司的命令。
這聽來好像是罪犯逃脫罪名的說法吧？可是，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可不是單憑幾個人的意志就可以完成的；行動能夠完成，需有賴於無數個服從上司命令的艾希曼，把自己視為齒輪，拋棄個人的道德思考，僅僅把眼前的「工作」視為必須要付上的責任。如果整個國家的人民都這樣想的話，這種滅絕人性的罪行，就居然成為國家的集體意志了。
可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會甘於做出這天大的罪惡呢？最初，納粹其實並沒有宣佈要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只是宣佈了一系列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措施罷了。對於殺人這「大惡」，限制個人權利這「較小之惡」其實是可以接受的──至少當時的德國人是這麼想的。因為如果不接受這「較小之惡」，拒絕合作的話，納粹的毒爪豈不是會伸展得更快？不過，他們很快便忘了，這「較小之惡」，仍是惡，斷不會因妥協而成為善的。
我想說的是，支持政改的觀點無非是談判妥協，但談判妥協無疑於在「大惡」與「較小之惡」之間被迫作出選擇，到頭來仍不是善。功能組別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成為直選，這是常識，更何況民主運動絕非止於普選？今天許寶強的文章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好的政治判斷必須出自於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而非議席得失的計算。所謂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在我看來，就是民眾必須明白自己是生活在一政治共同體中，公民必須負上其政治責任，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在群體中實現自己的潛能。妥協，只會成為當權者麻痺民眾的武器，使之放棄獨立思考，盲從於當權者的領導，使民眾逐漸淪為國家機器下的齒輪。
延伸閱讀: 漢娜‧阿倫特，”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收於《責任與判斷》，左岸文化出版。
「為了理解惡，人們無須勞煩魔鬼。惡屬於人類自由的戲劇。它是自由的代價。」
當我們批評別人的醜陋時，其實能不能發現自己的陰霾？我們能夠理解，是因為我們都「身同感受」。
惡，絕對不是什麼抽象的觀念；它使人心甘情願地墮落到非人的境地。惡，並非由邪惡的魔鬼所造成，所以至善的上帝也不能抗惡。從來要實踐上帝的教導的，是我們；人要抵抗邪惡，只能要求自己作出鮮明的道德判斷。
經常都有人說不想思考。其實這正正是縱容惡的表現。面對極權至惡的進犯，人的最後防線，往往是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
讓我借用阿倫特的說法。思想「是永遠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的能力。」和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不是求知，而是為人的方式。思想是「人的生命自然需要」，思想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思想與知識的區分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學家或學者的就不一定是思想；另一方面，誰都不能夠以缺乏「腦力」作為不能思想的藉口。既然思想伴隨生命而來，思想是人活著的本身；生命是一個過程，生命的本質就只能存在於思想的實際過程之中，而不是存在於任何不變的結果或特殊的想法之中。
“thinking, but not thought”
由字面可解，thinking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過程，是一個人獨立行為；它和靜態的、而最後真理面目而呈現的「思想」截然不同。以真理之名，行絕對的權力，冠冕堂皇地把思想的多元性扼殺於無形之中，也是極權主義背後的理論根源。
我的thinking是充滿著不和諧的，也許政治和哲學之間有某種的張力存在著：前者講求積極參與，思想要和現世的事情相契合；後者是出世的思想，寂寞的工作，特立獨行而不理世俗批評的。所以，一種不斷往徊反覆的自我對話，就是對自己充滿個性的思想形式的最佳表現吧。
為什麼思想不能定於一專？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個標準答案不好嗎？不是會導致相對主義嗎？借卡夫卡的一個寓言：
他有兩位對手，第一位從背後把他推離原點，第二位在前面擋著他的去路。他必須同時與兩位對手競爭。當然，第一位推他各前，幫助他與第二位抗爭。第二位推他向後，幫助他與第一位抗爭。但這只是理論上如此而已，因為除了二位對手，還有他自己。誰知道他真正想要幹甚麼呢？他想要的是，在一個最漆黑的夜晚，趁著這二位對手不留神的時候，一下子跳出那條戰線，．．．．．．從此變成一個裁判，看那二位對手在互相鬥來鬥去。
也許阿倫特是對的，「思想」不可定義，只能「喻說」。思想的經驗需由實踐和練習才能獲得。思想，必須由思想者自己去營造。思想，是一個與具體個人生存問題有關的自由空間。
當一個人要承繼思想，他不可能直接把它從過去繼承過來，他必須重新發現和鋪陳屬於自己的那個空間。而這一個空間，就是他當下面對的生存間隙。個人的思想空間必須保持獨立，對於這個經驗世界，思想是一個人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傳統價值中斷的今天，每一個人都需從過去的碎片找尋可能的思想資源，否則辨別是非美醜的標準亦無從有效建立，從這個意義來說，思想可以是公共的。但，其實一切的真正思想都是孤獨的，亦只有自己明白自己思想的真確之處，可是，思想不應該用作逃避現實世界的藉口，亦不是心靈懦弱者的碉堡。這種入世／出世的爭辯，只有真切的感受才能明白箇中的張力吧。
記於2006年秋
相關文章: 平凡之惡
夜語三章
其一
夜
眼見狂風雷動
似要劃破深邃如斯的長空
星都像是害怕了
只見灰雲呼呼
像要打破
仲夏夜的甜蜜美夢
我默然無語
仰望穹蒼
心境豁然開朗
其二
回望房中
寂寥寥的
對房的喧鬧
似要俯撲進來了
熱鬧過後必然是長長的孤寂
即使如何興高采烈
夜闌人靜之時
茫然之感紛至沓來
任千軍萬馬也抵抑不住
敗下陣來
其三
夜是神奇的
宇宙創生那一刻還在沉睡的我
穿過了無數的時空長廊
終於來到了今生
只有在夜裡
它才會揭露自己的神秘
記於2006年夏
以下為《交會與軌跡》一書對Michael Sandel訪問的節錄。
問：……公民共和主義之思想傳統非常強調自治的觀念，認為國家應大力提倡這個價值。但是，到底公民自治與政治參與好在哪裡？
答：……第一種共和主義的詮釋路線……對個體而言，無論其他非政治性的目的是什麼，參與自治運作都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培育公民參與自治的能力，就無法維繫民主生活的方式，進而追尋各人設定的人生目標……此種溫和的立場，基本上是把治理視為工具性的價值(instrumental good)。
……比較強烈的共和主義立場認為，參與自治原本就是人類充分實現美好生活的必要面向。其論述是把治理與人類價值緊密結合，認為除非實際參與政治審議，否則某些人類的重要機能──獨立判斷、與他人共同思索公眾目標、同情他人的際遇立場，以及跳脫自身即刻利益的能力──都將陷入荒蕪；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投入某種政治運動或政治參與，就不可能充分實現美好的生活。(交會與軌跡，p.179)
W.V.Quine曾經對翻譯之不確定性作出以下闡釋：
讓我們設想一種情形：有兩套翻譯手冊，都一樣近乎完美。我們之所以如此判定，是因為它們都通過了某種經驗性的測試方法：根據手冊之指引，與母語人士進行正常的交談，結果都能獲致流暢的對話，溝通順利成功──成功的意思可能是準確問出某目的地的方向，拿玻璃珠換得無價的紀念品，或者達成任何想要的任務。這就是一種檢察測的方式。
現在假設有兩套獨立製作的翻譯手冊，同樣通過完美的經驗測試，接著我們試著交互運用。針對某一特定文件，雖然兩者分別都能產生正確而流暢的翻譯，不過如果把它們混在一塊交替使用，對同一文件進行翻譯，卻會產生無法融貫的現象。這就說明了我所謂的翻譯之不確定性。 (交會與軌跡，p.102)
這種不確定性對理論之間的溝通可能促成巨大的障礙，但Quine卻有另一番見解。
就我的觀察而言，不同的翻譯者對同一群人進行翻譯，理論上是有可能產生兩套截然不同之概念架構。不過，我將這種現象視為豐富的資產，而非缺陷。它突顯出一個重點：概念架構幾乎完全是人類的創造──為了配合中性輸入資料所產生之創造活動。相對於中性的輸入資料，理論的力道更加強勁，運用更為寬廣；但也因此容易產生疏漏，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相信不確定性學說的原因。
我們可以想像有兩套歧異頗深之形上學，同樣中肯地解釋經驗現實。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某種客觀、科學性的溝通方式，保留理論上的迴旋空間。(交會與軌跡，p.104)
我心目中的公民抗命必須符合三個條件。其一，它必須為一公共的行動，不可為一個人私利而促成的；其二，它必須是一政治的抗爭，背後必蘊含大眾對正義社會的理解；其三，它雖然以彰顯現行體制的不公義為目標，但卻必為一非暴力的抗爭，這才能突顯行動本身的崇高理想。
重看羅爾斯在其《正義論》對公民抗命的闡述，他對公民抗命的定義和筆者理解的十分相近，他認為：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TJ, p.320)
他認為公民抗命的本質在於，由於國家要求國民遵守一些不合理的義務，導致國民出現不同義務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是遵守國家的不義法律，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獨立的道德個體對正義社會的追求。
The problem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 I shall interpret it, arises only within a more or less just democratic state for those citizens who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ifficulty is one of a conflict of duties. At what point does the duty to comply with laws enacted by a legislative majority (or with executive acts supported by such a majority) cease to be binding in view of the right to defend one’s liberties and the duty to oppose injustice? (TJ, p.319)
羅爾斯把問題點得非常清楚──只有當公民認為，體制中的不公義出現到某個程度，以至出現義務的衝突時，公民遵守國家法律的義務才可能會需要被放棄。然而，假如公民選擇公民抗命而非革命作為回應不公義體制的手段，那麼國家的認受性根本上並不受到動搖。
這是否表明當一公民認為國家體制不再公義，他便可用一切廣義理解下的公民抗命手段來摒棄遵守國家法律的責任呢？這顯然不是。當我們說公民抗命是非暴力抗爭的時候，這非暴力有兩重的意思：第一，所有行動不得侵犯他人的公民權利。其二，所有行動均需對現行法律的後果負上終極的責任(fidelity to law)。
第一點比較容易理解。當我們進行公民抗命時，斷不可認為只有自己所持的觀點為絕對真理，因而以抗命之名強迫他人參與行動，甚至對不進行公民抗命的人大加壓迫，使其公民權利受到妨礙。這樣做不但使公民抗命的道德感染力大打折扣，更是會使公民抗命成為鬥爭的手段，喪失運動的正當性。
第二點則似乎有悖常理，為何公民需要對違抗不義法律的行為負上責任呢？就從曼德拉從容入獄等歷史事件可以看出，這種接受不義法律判決的行為，是行動之所以能否讓民眾覺得有理有節的關鍵：
The law is broken, but fidelity to law is expressed by the public and nonviolent nature of the act, by the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one’s conduct. This fidelity to law helps to establish to the majority that the act is indeed politically conscientious and sincere, and that is intended to address the public’s sense of justice…We must pay a certain price to convince others that our actions have, in our carefully considered view, a sufficient moral basis in the political convictions of the community (TJ, p.322).
觀乎香港近年比較「激進」的社會運動，它們能否符合以上所提及的對公民抗命提出的一些要求呢？筆者暫且不下判斷。但若想香港的公民運動能夠既有生命力之餘又不流於激進的形式，我們實須好好思考，公民抗命作為一社會行動方略的道德證成基礎，才能使運動能夠持續不斷，進而動搖不公義的建制高牆。
persona為一拉丁名詞，指的是演員的面具，表示演員在劇中所扮演的角色。Bergman就有一部同名的電影，讓我對此詞印象深刻。
後來，古羅馬的律法把persona引申為具有法律地位的公民──這就像面具之於劇中演員，公民這身份之於人來說，也是同等重要。沒有了面具，戲劇中的演員將沒有了角色；沒有公民身分的人，就猶如赤裸裸的野人，將被丟到文明社會之外，自生自滅。
阿倫特有一段對persona的絕妙詮釋，十分精彩，現節錄如下：
我發現拉丁文中對於什麼是人的理解，引發進一步的隱喻用法，因而有助於我的思索。隱喻是所有概念思考的每日糧食。古羅馬的面具正切合一種處境：當我們並非某個社會的公民時，那麼在這社會中，在它既定的、保留給政治言論與政治行動的公共空間中，我們沒有平等的地位；我們以自身之故被接受為個體，不過絕不是所謂的人類。(按：此處所指為拉丁字根homo所意含的生物性的人類，常作貶義用，指不受法律所保障的人) 我們總是出現在一個舞台般的世界，根據我們的專業所派定的角色而被認定，我們是醫生或律師，是作家或出版人，是老師或學生等等。就是透過這個角色，也可以說是透過它發聲，某種其他的東西顯現出來了，某種全然獨特而無法界定、但仍然可以毫無錯誤被辨識出來的東西，讓我們不會因為角色的突然改變而搞不清楚……換言之，採用persona的概念思考的優點在於，世界派給我們的這面具或角色，是可以替換的，我們接受這個角色，如果希望參與世界的戲劇，甚至必須努力去取得。它們不是不可剝奪的，如同我們說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並且這些角色也不是永久固定併入我們內在的自我，所謂併入，是如同我們大多數人所相信的，意識的聲音是人心恆常存乎其內的東西。
節錄自《責任與判斷》，左岸出版，p.63-64頁。
所以，實在不必為政客的投機計算過於傷心，反正都是persona嘛，都是些可替換的東西。
決定重讀Peter Ackerman的《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看看各地的民主運動如何開展，暫時把香港發生的事擱下好了。
真希望練乙錚分析的形勢能夠成真呢。建制內外皆有民主力量，何愁大業不成？只是，這務實的政治取向會不會把天星皇后反高鐵而來的「新民主運動」形勢攪壞了呢？我們要的究竟是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以民主形式來鞏固既有勢力；還是另一種新形式、去物質化的生活形態呢？
真理，何時才能夠戰勝謊言呢？
與好友相聚，談及香港民主運動的種種。在這謊言廢話歪理連篇的年代，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忽爾想起D.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段，正好借以聊抒己意，遂把該句節錄於後。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u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安徒:「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
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 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餡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 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什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 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那謂「中立」/「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 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裏默默樹立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什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舖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 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新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 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 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周生: 為何大學不應該政治中立 (題為筆者所加)
長話短說。我基本上不接受「大學應該政治中立」此一說法。大學不可能政治中立，也不應該政治中立。
蔡元培當年說北大要「思想自由，兼容兼並包」，這其實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納粹時期的大學，今天中國的大學，都明顯不接受這樣的立場。「捍衛學術自由」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而不是自明的中立的普世性的東西。否則，我們不需為此而苦苦捍衛，中國無數的讀書人不需為此而犧牲生命。
我們批評劉校長不應擔任政協委員，可以有兩種原因：1. 他不中立; 2. 基於對政協的某種實質判斷，他不應該擔任。我傾向後者的論證。試想像，如果有一位新校長，他獲邀擔任某人權組織（e.g. 國際特赦組織）的委員，學生會難道又應發聲明反對，因為他違反了中立原則？(當年我們反對高錕擔任港事顧問，主要理由應該也不是他不夠中立）
一所大學，不可能沒有它的價值堅持。在專制與自由、種族歧視與平等尊重、真理與謬誤之間，沒有中立可言。大學就是要堅持某些價值，並以此教導學生，影響社會。重點不是有沒有立場，而是大學的立場是否站得住腳。那自然需要大學成員進行持續的的反思和辯論。今天的大學，常常打著中立的幌子，實際上卻是肯定強化既有的社會政治經濟建制，並培養學生去為這既存的建制服務。從教學語言，課程設計，到教學和研究撥款，背後無一不有種種政治考量，那有什麼「中立」可言。
當然，有人或會說，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應將所有政治考量從Deliberation中排除出去。這裡當然牽涉到什麼是政治和非政治的理由。但這真的可以嗎？就算可以，應該嗎？校方不願意將新民女擺入中大，當然很清楚背後的政治意涵。同樣地，學生也很清楚它的政治意涵。如果是任何一座別的政治雕塑（例如孫中山或甘地），它都不會有這樣的反應。所以，這是直接的政治爭論。校方不智之處，是它用政治中立之名來執行一個政治決定，而這個決定違反了我們對大學的某種基本期待：「大學應該尊重大學成員不同政治意見的表達－－只要這個表達沒有逾越某些基本的價值規範。」－－此一期待本身，其實並不中立，而是某種政治原則。所以，真正的爭論所在，是校方的政治決定是否合理，而非它是否不夠中立。（大家看看今天的報紙，會發現校方開始將事件「非政治化」，例如改口稱反對的理由是擔心學生的安全。」
所以，依我之見，要展開真正的辯論，實在不宜以「政治中立」作為大學使命的判準，也不應糾纏在什麼才叫中立的問題上。
小強: 政治中立與沉默的大多數 (題為筆者所加)
看到「silence majority」這兩隻字，有感而發。
故然，既說是沉默的大多數，也就是說沒有人能代表他們出聲(因為一出聲就不沉默了，而不沉默的傢伙又怎去代表沉默的大多數？)，而假如沉默是他們的選擇、是他們的姿態，他們也應該貫徹始終，繼續沉默下去。
邏輯上，這是說不通的。但是我想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挖下去。其實這個問題在五‧一六之後我都經常去想，那就是：西方政治學強調，理想的人生一定包括參與政治，因為人透參與政治才可以自我完滿。可是，這種近乎「普世價值」的假設，在華人社會卻似乎行不通。
感覺是，你對著一個華人講上述的說話，會被人覺得你有神經病。
在華人的理想生活的清單裡(假如真有這張清單) ，是沒有「參與政治」這一項。甚至強調以「不參與任何政治」為榮。
「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政治是骯髒的」、「帝力於我有何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甚少人會提同一篇的「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等，再數下去可以舉出更多。我想，除了馬嶽博士不停去想「what will works?」外，我們或者還可以去思考：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究竟我們缺了甚麼？或者問，我們為甚麼會相信西方政治哲學那套，而不是我們父母輩「明哲保身」那一套？
我們讀政治學的、讀哲學的，有參加過政治集會的，都會明白到或者說感覺到西方政治哲學所說，「人生活離不開政治」、「人是政治 / 群體的動物」，但我們似乎很多時候先入為主地認為其他人也應該擁有同樣的想法。事實卻是，有很多人刻意地過著一種「非政治化」的生活，用盡方法去迴避任何和政治有關的東西，甚至想方法將政治「踢到冥王星咁遠就最好」。
如果政治在實際操作上要成功，就等於動員群眾的話，那麼對著這種鐵板一般的沉默大多數，我們可以怎樣去說服他們？感動他們？
其次，那些所謂代表「沉默大多數」的人。我有一個假設，不知道是否正確。其實沉默的代表只是想叫其他人收聲。類比的情況就是一個班級裡，有人吵鬧，然後一些乖學生跑出來「殊」，叫其他人靜一些。他們這樣做，未必是代表他們喜歡「安靜」，只是他們覺得太吵的話，引起老師不滿，就要全班受罰。
在爭取民主的這個case上，大概也是類似。基本上，沉默的人只要保持沉默就好，即使用工具理性去計算，沉默的人保持沉默也是最佳選擇，因為如果爭取失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反正失落的不會是自己，而萬一爭取成功，沉默者也會因為坐便車而同樣獲得普選的權利，可是為甚麼他們要出聲叫其他人保持沉默？這是因為他們害怕會受到牽連。簡單來說，其實他們在說「你搞還搞，唔好因為咁而阻到我搵食！」
對於這種想法，我們又可以怎樣說服他們？
現在我們要人參與政治時，所訴諸的，除了較為虛無的「責任」、「義務」和「完善自己」之外，就只剩下「打倒共同敵人」和「有你著數」，例如打倒官商勾結、取消功能組別後會讓香港經濟有更好的發展等。可是，還有沒有其他更具說服力和針對性的論述？
小強: 政治中立不是拒立塑像的理由 (題為筆者所加)
1. 就類比來說，不論是以金牛還是阿當史密斯的塑像來論述，都不太適合的。因為現時的情況是：現時已有一個歌頌資本主義 / 自由市場的金牛 / 阿當史密夫的塑像，商學院 / 經濟學系的同學想要將之迎進中大，但是校方不允許，理由是中大要保持「政治中立」。那麼，「你」作為一個商學院 / 經濟學系 / 自由市場擁護者，能否接受校方的講法？校方的理據能令你信服嗎？你會否同意校方所說，大學要保持政治中立，所以你也同意不將這個歌頌自由市場 / 資本主義的塑像迎進中大校園範圍？(即校方那個「政治中立」，比你所相信的自由市場 / 資本主義更為重要？)
答案相信很明顯吧！正常人都會覺得，校方的「政治中立」根本就在敷衍你，而事實上亦是如此。
2. 「民主女神像」所代表的價值，和金牛 / 阿當史密斯所代表的價值，在今日香港社會，也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女神像只得一家，之前在港和在國內都受到打壓，幾近無處容身，但是歌頌資本主義 / 自由市場的奇怪地標建築，在香港卻從不缺少。維港兩岸可以見到孖煙通一般的凱旋門，對面則有鬚刨頭陽物的IFC2期。我們為甚麼還要多一座金牛 / 阿當史密斯像？
再退一步來說，假如現時香港有普選、內地有民主人權法治，商場會主動搞展覽擺設像過聖誕或者懷念哥哥般來懷念六四，六四得到平反，網絡傳媒沒有河蟹，而這個時候，有個藝術家不知為何造了一個民主女神像然後又想放入中大校園範園，然後校方拒絕－－這個時候我或者會支持校方的決定，但理由也一定不是「政治中立」。
3. 又再退一步來看，假如現時那個不是民主女神像，而是歌頌納粹主義的希特拉像？校方應不應該拒絕。這樣假設，似乎更到肉。我認為校方應該拒絕，但同樣都是，理由絕對不是「大學要保持政治中立」。我想大部份人都不會同意為希特拉豎立塑像(除非那是秦儈像那一類，是希特拉跪在地上懺悔的像)，但理由應該是大學反對納粹主義 / 種族主義 / 獨裁政體。
4. 去到這裡，我想大家都會看到，「政治中立」這個理由是何等站不住腳。這只是一個拒絕溝通，迴避問題的藉口，是一個擋箭牌。大學校方不想得罪中央，又不想得罪民主派 / 學生，不想表態支持哪一方，於是就用上這種奇怪的藉口。校方如果在反對民主女神像搬進校園時，提出自己反對民主，認為不應該平反六四等，我們就可以繼續就這個問題的討論，例如問他究竟信奉甚麼，為何有這種信念，但是如今校方身為高等學府的領導，代表著最應該熱衷與人溝通的機構，卻以所謂「政治中立」迴避了討論，又是何等的荒謬？
5.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金牛論」。我想，提出「金牛」或者「阿當史密斯像」作為類比，重點有三：一有人(大部份人？)並不認同民主女神所代表的價值。(好比資本主義 / 自由市場只是得到一部份人認同，還有更多人不認同或者「保持中立」)二. 民主女神及其背後的價值並不值受到如此高的認同。(為何要立像？立了像後為何要放在大學校園？)三. 「民主女神像」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謬和幼稚的。
關於頭兩點，其實都在說，「民主」並不真的那麼重要。那麼，我們其實下一步應該要問的是，對於他們來說，甚麼價值才是最重要？為甚麼這些價值重要？以及，擺放民主女神如何妨礙到這些價值？
至於最後一點，這應該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但至於為何會有這種情緒，我只可以說現時我手上的資料不多，不能分析。如果有人認同第三點的話，請多加解釋。
(另，如果要為自由經濟立像，我會建讓加多個nozick，湊夠四大天王，不過請放在科大)
這一天，我深為中大人的身分自豪．
以下轉載孟兄的鴻文，批評中大校方的政治中立論毫無理據．
何謂政治中立？誰踐踏了言論自由？
中大學生會在五月二十九日向校方申請把「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在校園陳列，遭校方以「政治中立」（political neutrality）為由拒絕。政治中立這個理念如何可以支持校方的決定？筆者是中大校友（零五年哲學系畢業），近年研究政治中立這個課題，自覺有責任去嘗試說明兩點：一、政治中立這個原則根本無法支持校方的決定；二、校方在這次決定上恰恰跟它聲稱要尊重的言論自由背道而馳。
一些朋友指出，中大在六四這個大是大非的議題上不應中立，我是同意的（筆者甚至認為中大有道德義務去主張平反六四，惟篇幅所限，無法在此細論），但我想強調的是：政治中立根本無法作為校方決定的合理理由。先看看校方拒絕中大學生會申請的公開信：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收到中大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申請將 「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密切聯繫，了解申請的實際情況。
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但大學瞭解到學生會正探討舉行相關活動，特委派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繼續聯繫溝通。」
如此簡短的公開信，並無任何嚴格（或像樣的）推論，實在教人失望。何謂「政治中立」？政治中立這個名詞容易讓香港人想起「公務員政治中立」，因為這種政治中立源自英國，而香港是長期受英國殖民統治，奉行此政治原則的。公務員政治中立所指的是公務員（至少是初級公務員）在履行公職時必須保持政治中立，但他們在履行公職以外可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註一）既然如此，除非中大校方把師生視作必須效忠政府、為市民（中央政府？）服務的公務員，否則它不應援引公務員政治中立這個原則。如果校方所說的政治中立並非公務員政治中立這類原則，它所訴諸的政治中立應是一種類似「國家中立」（state neutrality）（或「自由主義中立」（liberal neutrality））的原則。從歷史發展看，國家中立大約源於西方十七世紀針對宗教迫害而被提出的「宗教容忍」（religious tolerance）。（註二）然而，國家中立在當代已不僅指國家在宗教之間的中立，簡單地說，當代國家中立所指的是國家應在各個富爭議性的宗教、道德原則和人生價值之間等保持中立，即在其行使政治權力時不去支持或援引任何一方。
國家中立背後的理據是甚麼？這在三十多年前至今的英語政治哲學界一直備受關注。筆者無法肯定中大高層有否研讀過任何一部相關的著作，但我想指出的是，雖然有關著作多如牛毛，論述也不盡相同，支持國家中立的論證卻往往不外乎兩套論證（註三）。其一是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國家保持政治中立旨在避免社會不穩，甚或宗教流血衝突這類可怕後果。設想多元社會如美國，假如政府分明動用國家的力量推廣基督教，信奉其他宗教的市民以及無神論者必定群起而攻之，後果堪虞。這種論證會否是中大校方拒絕放置民主女神像的理由？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鑒於中大學生不畏強權的傳統，中大高層反而應該預計它對學生會申請的拒絕可能觸發校方與一眾中大人之間的衝突；再者，我們也沒甚理由去相信，讓民主女神像放置校園會損害校園的和諧（至於會否傷害校方高層與政府或中央之間的和諧，則另作別論）。
另一套支持政治中立的論證，乃是基於國家尊重市民的道德義務。化繁為簡，該論證可被表述如下：
（一）國家應充分尊重每個市民；
（二）如果國家在制定政策時訴諸那些可被合理地否定（reasonably rejectible）的觀點，則國家沒有充分尊重每個市民；
（三）一些（或所有）宗教、道德原則和人生價值具爭議性；
（結論）國家應在某些（或所有）宗教、道德原則和人生價值之間保持中立。
這個論證有相當的吸引力，當代很多有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的人都認為自己的宗教即使為真，別人否定他們的宗教也是合理（reasonable）的，故此國家不應運用其政治力量推廣宗教，或在制定政策時訴諸宗教觀點。必須注意的是，論證中「可被合理地否定」此概念是關鍵的：國家中立主義者並不主張國家要對保障國民健康、保障言論自由這類觀點採取中立，因為這些觀點不但不能被合理地否定，更在文明的社會中受到重視，故此政府訴諸這些觀點並無不尊重任何市民。概而言之，倘若某個觀點或者價值不能被合理地否定，國家便不必避免訴諸該觀點或價值，政治中立也就無從說起。
讓筆者替中大校方認真思考一下。根據上述分析，假如中大校方不是隨便搬出「政治中立」一詞支持（或粉飾）自己的立場的話，那麼他們心中所想的論證便應大約如此：
（一）中大應充分尊重每位中大人；
（二）如果中大在制定政策時訴諸那些可被合理地否定的觀點，則中大沒有充分尊重每個中大人；
（三）我們是可以合理地反對中大支持紀念六四的活動（或八九民運 / 平反六四 / 等等）的；
（結論）中大應該在大學是否支持紀念六四一事上保持中立，故此不應把民主女神像置於校園。
相信不少讀者在看見（三）的時候難免有點激動：「難道我們不應紀念六四嗎？難道當年的鎮壓是合理的？」這些質疑固然有理，但我想指出的是，如今的問題其實不必在於中大支持紀念六四能否被合理地反對，而是大學容許中大人在校內放置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能否被合理反對。要認清兩者的分別，只需想想：港府讓支聯會在維園高呼平反六四是否就是等於港府支持平反六四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同理，大學讓中大人放置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這並不等於中大表明支持紀念六四（即使兩者在事實上容易被相提並論）。校方之過，是昧於兩者之間的區別，甚或刻意混淆兩者。
讓中大人在校園放置民主女神像紀念六四，是讓中大人享受言論自由這個必要的權利，是尊重言論自由的表現。難道尊重言論自由這個原則都可以被合理地否定嗎？不論劉遵義校長等人的內心深處是否以為「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們亦未曾宣稱中大不必尊重言論自由。校方在上述公開信便強調：「中大……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既然尊重言論自由此原則不應被合理地否定，則校方根本無法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讓中大人豎立民主女神像。上文已指出，國家中立主義者並不主張國家要對那些不能被合理地否定的觀點（如保障國民健康、保障言論自由）採取中立或袖手旁觀；同樣地，讓中大人行使言論自由，放置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這是誰也不合理地反對的，故此校方根本不能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讓學生會的申請。事實上，即使中大有法輪功學員向校方申請展示法輪功刊物甚至是李洪志的雕塑，只要中大堅持言論自由，它是應該任其展覽，由中大人自行判斷法輪功孰優孰劣的。讓人類自由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評價各種事物，乃是言論自由的極為可貴的地方（註四）；對待（設想中的）中大法輪功學員尚應如此，更何況是對待紀念六四的活動？哪位中大高層職員可以向大家說明一下我們是不應該紀念六四的？
尊重言論自由，是任何文明社會——更遑論是大學——必須恪守的原則，而從任何合理的大學的理念看，即使大學以外的整個社會都輕視言論自由，大學仍須秉節自勵，不與俗同流，更莫說是向政治勢力叩頭。特區政府多年來雖然偏聽，又與中央政府的統治思維越趨相近，尚且未曾胡混地訴諸政治中立原則以蠶食言論自由；中大校方竟然比特區政府更進一步，在這次決策上盲目訴諸政治中立，更與它自己聲稱要尊重的言論自由精神背道而馳。這不僅僅是醜陋不堪的自打嘴巴，更是文明社會中的倒行逆施。
——
註一：A.W. Bradley and K.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earson, 2003), pp. 279-80.
註二：參看Thomas Helwys (1611/1612), A Short Declaration on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edited by Richard Groves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註三：有關的著作極多，以下是部分較受學界重視的作品：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omas Nagel, “Mor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6 (1987): 215–240;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及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In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pp. 129–1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四：可參看John Stuart Mill (1859), On Liberty, 收錄於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John Gr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On Liberty 是辯護言論自由的經典著
讀畢阿成轉載蘇軾的《觀潮》，驀然想起王國維於《人間詞話》，以三首宋詩所概括的治學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第一境也者，沒有經過艱辛的求索過程，不會了解自己的志趣，不會明白學術道路的孤獨；第二境也者，長年累月的孤獨探索，沒有一種近乎執著的自信及熱情，根本就不能繼續走下去；第三境也者，只有經過不斷的跌跌撞撞，才能夠累積頓悟的基礎。
以三字總括，三境界就是：迷惘、執著、頓悟。但其實人生又何嘗不可如是觀之？
《觀潮》 蘇軾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來無一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反高鐵運動一役後，在公共論述不時出現一種講法，指參與運動的青年大多強調個人自主與自發參與，表現有異於傳統政黨動員的模式。對於這種政治參與的模式，不少年輕一輩均深受鼓舞，甚至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發展的新希望。
筆者亦曾經一直深受這種論述鼓舞。但５１６的低投票率卻讓我不得不反思，究竟這種某程度上「反組織」的政治動員，是否能有效地持續推動民主運動。
回想整個５１６運動的發展進程，有關「公民參與」、「新民主運動」等論述都是在建制派杯葛參選之後才提出來的。當初，如果建制派真的動真格進行其鋪天蓋地的選舉工程，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還能就著一個單一議題去投票嗎？如果五位辭職補選的議員有其中一個受到落選的威脅，這場運動或許便會演變成另一次選舉工程的對決了。
還記得反高鐵的不少參加者都強調，自己並不是經任何團體動員出來，而是純粹反對興建高鐵背後的一些理念，例如政府制訂政策的草率、功能組別的專橫、以至是對香港發展模式的反思等。但這種強調非組織式的公民運動，似乎在「公投」這個極需要動員能力的民意表決程序當中，並未能夠動員一個足夠多的人口參與。萬人參與反高鐵的確是政府不容忽視的民意，但五十七萬的投票人數於公投的一般尺度而言，卻顯然稱不上成功。「公投」之成功有賴全民支持表態，但實際上不少政治中立的市民根本就不重視是次運動，完全不當是一回事。要發動政治中立的民眾參與，策略上實在不得不考慮傳統的政黨動員或是主流輿論陣地戰。
經常泡在網上的年輕人，往往忽略了網路的代表性問題。一篇好的文章可以有好幾百人在facebook上流傳，一個group可以有過萬人加入，但這種網路支持往往是廉價的，成本實在太少。而且，Facebook、Twitter、newsgroup等特性是群組成員之間大多是志同道合之輩，彼此對於某議題已有相近的立場，幾乎完全接觸不到反對者的意見，就算有也可以選擇性忽略，這又怎能準確地掌握主流的意見和形勢？
更致命的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奮鬥，我們仍然未能好好地把民主與種種的民生議題扣連起來，不少人仍然視政治運動如洪水猛獸。「公投」本已是一個不易理解的政治理念，以一個脫離本土脈絡的理念去達致全民動員，這似乎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由於筆者對香港的民主困局想不到其他的突破之法，對「公投」之事只好抱姑且一試的心態，但現在事過境遷，證明此路不通之際，我們理應好好討論一下如何重整人心，尋找出路。難道支持泛民的人除了互相指責對方的不是之外，就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了嗎？
５１６的低投票率，反映政府及建制派輿論工程之成功。不論是筆者的父母，又或是公司的同事，幾乎都一致認為「公投」是浪費公幣的行為。有志於香港民主運動之士，除了要積極整理民主論述外，在策略上更要思考一個幾乎是老掉牙的問題：在經歷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後，究竟香港民眾如何才會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呢？
「公投」背後的理念在於體現公民的眾意（general will）。「公投」的意義必須相對於現行的代議政制而彰顯出來。由於人民覺得代議士往往不能真確地反映民意，在民主體制發達的國家，公民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政事，由直接參與政策討論、落實以致執行，不一而足，「公投」只是其中一種較為人熟悉的形式*。
在香港社會的發展脈絡下，要向市民大眾解釋「公投」運動的理念並不容易。或許支持民主運動的仝人應訂立階段性的運動策略，短期內以討論民生議題，抗衡建制的輿論工程為佳。
在香港社會最能牽動人心的民生議題，近期還數有關最低工資及醫療融資的討論，兩者均有潛力成為連結基層和中產的大眾議題，推動更多大眾參與討論，把輿論主導權由建制手上奪回來。總結５１６經驗固然重要，但我們亦應儘快搶奪主流媒體這個戰場，否則產生再多有關民主的新論述也往往會成為空中谷音，起不了主導運動的作用。
*一個既有民眾參與、又有專業意見的好例子是Waterfront Communities Project，為北海沿岸九個城市的社區發展提供了極為有用的政策分析及建議，包含市區建設、社區整合及重建等多個範疇，詳見http://www.waterfrontcommunitiesproject.org/
我認為，５１６投票最大的意義，在於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引入新論述。
問題是那個新論述是什麼呢？我覺得不是「公投」這概念。如果這是運動的目標，那麼運動一開始就失敗了，辭職補選根本就不是公投。
馬國明的《為甚麼變相公投是新民主運動》一文指出，香港的自由概念，所謂核心價值是一個被扭曲的「半天吊」價值。人們之所以不去投票，之所以不認同５１６投票運動的理念，是因為是次運動對自由這概念的理解並不符合港人慣常對「自由」一詞內涵的認識。因此，他認為要繼續推動「新民主運動」，我們必須為被扭曲的自由概念從新定義。
馬文認為英美及歐陸哲學對自由及理性的理解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著重程序理性，個人自由的唯一限制是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後者著重主體如何自我實現，此斯為自由人實踐理性的體現。姑勿論馬文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是否有所偏失（例如Berlin就有negative/positive freedom之辨），但馬國明大體點出５１６投票的意義並不在於其程序理性（即５１６投票是否公投，是否合乎議會程序），更不在於其結果，而是在於公民能否借此次投票直接參與政治，認為自己能夠實現民主體制背後的價值，把選舉從純粹利益的分配，變成一項主體自我實現的行動。
按：以下是筆者閱讀索羅斯的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之筆記。
1. Central idea of Soro’s philosophy : how reflexivity can be observed in financial markets
1.1 The concept of reflexivity in a nutshell – market can never reach an “equilibirum” since there are inherent misjudgements and misconceptions made by market participants. Their misjudgements / misconceptions affect market places in turn, so the prices never reflect “its real values / expectations”.
1.2 The “super-bubble” theory – a long-term reflexive process which proceed over 25 years.
“the previous crises served as successful tests which reinforced the prevailing trend and the prevailing misconception. The current crisis constitutes the turning point when both the trend and the misconception have become unsustainable” (The New Paradifm for Financial Markets – The Credit Crisis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 Introduction, x).
1.2.1 The basis of “super-bubble” theory: the imperfect match between one’s understanding and realit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is inherently imperfect because we are part of the world we seek to understand” (chap1, p.3).
1.2.2 There are two functions where a man’s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interact with reality.
1.2.3 When these two functions operate in isolation, i.e. observations can be isolated from observant’s intentions or expectations, observations can be acquired as knowledge. If the two functions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observations can only be classified as biased perceptions since there is an inherent indeterminancy introduced into the course of events.
“When both functions operate simultaneously, the phenomena do not consist only of facts but also of intention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 The past may be uniquely determined, but the future is contingent on the participants’ decisions. Consequently the participants cannot base their decisions on knowledge because they have to deal not only with the present and past facts but also with contingencies about the future. The role that intention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 play in social institutions sets up a two-wa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thinking and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 which has a deleterious effect on both: it introduces an element of contingency or uncertainty into the course of events, and it prevents the participants’ views from qualifying as knowledge.” (chap1, p.4)
“For a function to be uniquely determined, it need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which determines the value of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is supposed to be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participants’ views the dependent one; in the manipulative function 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 In reflexive situations each function deprives the other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hich it would need to produce determinate results.” (p.5)
This two-way interference is called reflexiv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views and th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p.5)
1.2.4 How reflexivity is observed in markets
“People buy and sell stocks in anticipation of future stock prices, but those prices are contingent on the investors’ expectations. The expectations cannot qualify as knowledge. In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participants must introduce an element of judgment or bias into their decision making. As a result, outcomes are liable to diverge from expectations.” (p.5)
1.2.4.1 Why in most cases, expectations of investors cannot be qualified as knowledge?
“Knowledge is represented by true statements. A statement is true if and only if it corresponds to facts. That is what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tells us. To establish correspondence the facts and the statements which refer to them must b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It is this requirement that cannot be fulfilled when we are part of the world we seek to understand. That is why participants cannot base their decisions on knowledge. ” (p.8)
1.2.4.2 How reflexivity creates a “positive-feedback-bias”?
“If the feedbacks were sequential, it would produce a uniquely determined sequence leading from facts to perceptions to new facts and then new perceptions, and so on. It is the fact that the two processes occur simultaneously that creates an indeterminancy in both the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and the actual course of events.” (p.10)
That is to say, since an observant is necessarily a participant in a given human institution, the statement he made can never correspond to the “fact” he observed. The statement cannot be a knowledge since it cannot reflect the truth; as a participant, he creates new facts that cannot be truly reflected by the statements he just made as an observant. This means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a participant cannot be “fully-rational” but bound to be biased. This is how the “positive-feedback-bias” works.
Of course, as Soros remarked, not all social situations are reflexive. But we can easily find many cases to support the proposed hypothesis in financial markets.
一直不願意稱516的補選投票為公投，因為是次辭職補選，既無公投之名，亦無公投之實。
我在想，這次運動把「公投」這一概念以如此方式呈現於人前，是否能夠提升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使更多人了解參與式民主是什麼一回事？我更想知道的是，一般香港人對「公投」這一實踐直接民主的形式有什麼感覺，會不會因為抗拒社民連的「激進」形象而把「公投」都視為洪水猛獸。
無可否認的是，這次「變相公投」投票率之低，代表很大部份香港人並不認同是次運動，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但不認同名不副實的「公投」，並不等如在理念上反對普選，更不代表香港人會放棄對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現時所有關心是次運動的朋友必需要做的，是好好整理這一階段運動的得失，提供更多元、更在地化的民主論述，切勿輕易讓失敗情緒漫延，把詮釋運動的權力拱手讓給建制勢力。
516反思文章連結:
Rocky: 我的五區公投反思
Ma Ngok: 寫在五一七
陳雲︰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投票可以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為了投票，明早七時多就要趕去票站──工時朝九半晚八半，返工車程要一小時左右，為免有任何閃失，只好早點起床了。
我知道，犧牲這丁點的睡眠時間根本算不上什麼。多少公公婆婆為口奔馳，七日無休每天工作十五小時，才掙得六千多的人工，平均每小時工資只有十二三元，連睡覺恐怕也沒有時間，還有什麼力氣來投票呢？
你們或許覺得投票真的很無聊。五個議員做得好端端的，為什麼要用1.5億元去辭職又要重新進入立法會? 是的，要用這麼多錢來製造公投的假象的確是很荒謬，但這荒謬的場景又是誰製造出來的呢?
相比起五位直選議員的請辭，那些身在廟堂的功能組別議員，雖則沒有辭職，但所言所行不但荒謬，簡直是讓人髮指──經常連會議也不出席，即使出席了也在打瞌睡，沒有打瞌睡的就在發白日夢做舉手機器，白白讓一個又一個影響民生的重要議題毫無寸進。那五位直選議員之所以辭職，就是因為我們不能藉著現有的任何程序，去改變這荒謬的制度，於是只好以辭職補選來嘗試聚焦「廢除功能組別」這議題，促成一次既無公投之名、亦無公投之實的所謂「變相公投」。
如果香港有公投法的話，公民可以就著重要的民生議題投票，不但可以即時就最低工資立法等重要議案進行公投，還可以為推翻產生張廿蚊的制度建立更穩固的法理基礎──可惜我們沒有。
我知道，或許你們都很不喜歡社民連，很想他們離開議會。但現在不是時候。原本你們不去票站投票，很可能只是因為貪睡，或是因為去了旅行，並不是要作任何的政治表態。但今次以曾蔭權為首的管治團隊帶頭不投票，已經使你們不投票的行為「被動地」詮釋為一項政治取態。無論你對政治有多厭惡，有多不想走進這淌渾水，你不投票就已經是代表你支持政府的立場、支持政府的方案、支持無限期保留功能組別。這真的是很荒謬，但這個政府已經棄守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連你不表態的權利也剝奪了。
如果你仍然犬儒，即使比人「老屈」也只說一句「咁又點者」，那我當然尊重你的個人選擇。是的，我們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微弱，不足以動搖整個不合理的制度。以補選作公投只是沒有選擇下的抗爭手段，不能奢望可以達致什麼實際的成果。只是，我認為這次投票的意義並不在於投票率的高低，也不在於我們最終能否逼迫政府收回現有的方案。是次投票所改變的，其實是香港人一貫的認命態度，這種改變足以讓我們生活得更真實、更有價值。假如追求公義仍然有其價值，我們沒有理由放棄任何可以達致目標的希望。
對我而言，去五一六投票的最大原因，是為了延續香港的民主運動。
五區總辭已成為一個凝聚人心、推動討論、鞏固並更新民主論述的過程。要是五區總辭從未發生，在政商的有意打壓下，種種有關民主的討論將會漸漸失去其主流論述的位置。我認為，運動過程中所生產的論述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抽象理論，這些理論資源會反過來影響正在變化中的社會運動。當社會有所變化時，環境的轉變自然會促使人們總結並梳理新的理論。
例如，由灣仔藍屋、利東街等民間項目的進展使「保育」這個論述不再局限於環保方面，社區網絡、庶民歷史、本土文化俱可以成為保育的對象。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的運動更使得「保育」二字進入香港的主流論述，從而使「保育」成為香港發展的關鍵詞。這些有關保育的豐富論述於反高鐵運動時成為鼓舞人心的力量，而運動的持續發展亦有賴論述的支持。理念與現實之間的反饙過程，是我對香港民主運動仍然審慎樂觀的重要理據。
於516投票的兩大理由：
1. 以鮮明姿態反對功能組別，延續香港民主運動
功能組別的存廢乃影響民生至鉅的重大公共議題，但偏偏香港沒有公投法，公民無法行使其應得的政治權利，以投票決定香港的前途。516投票除了是重要的政治表態，表明廢除功能組別的決心外，還是延續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手段。
2. 以行動堅定泛民反對政府方案的決心
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其選舉政治分量是其他功能組別議席的2倍，更是直選議席的1500多倍！*如此巨大的政治不平等根本不符合任何民主的定義，我們必須洞悉政府詭辯的技倆，切勿把政制發展的倒退歸咎於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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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數是這樣計的。337萬選民選出30位直選議席議員，平均每個選民的選舉政治分量為30/3370,000 = 0.89 x 10-5
功能界別(金融界)選民數目140，界別議席1個，故每票分量為1/140 = 0.7 x 10-2
區議會選民數目428, 界別議席6個, 故每票分量為6/428 = 0.014 [俱以2008年資料推算]
〈五一六．用選票寫下自由民主的序曲〉
一群文化工作者及大學師生致全港市民書
你也許會覺得，這不過是一次無關痛癢的補選；你也許會認為，你手上的一票毫無作用；你也許會氣餒，認為即使公投結果出來了，民主還是 不會到來，一
次投票根本沒有用；你甚至會困惑，苦苦爭取民主二十年，還要再爭下去嗎？香港已再沒有內耗的本錢。民主，爭來幹甚麼？這一票，還投來幹甚麼？
是的，我們也曾氣餒，也曾害怕，也曾失望。但我們仍會這樣回答: 你為今次變相公投投下的，是對香港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呼喊和盼望，是向現時不公的政
治制度、不代表我們的政府和議會說不。
立法會功能組別、議會分組點票和特首小圈子選舉，在在反映這是一個由特權階級主事的政府；由官僚和商家決定的政策，根本不能體現大多 數香港人的真
正意願。
可不是嗎：特權階級、大財閥、大地產商的種種違規行為，一直得到官僚的護航，他們的炒賣投機活動，官僚和議會都無力管制; 升斗市民畢生勤勞，卻連
保障基本尊嚴的最低工 資議題，也在議會內波折重重。這是一個極其貧富懸殊的社會，是一個市民生活受財閥宰制的社會，是一個資源都消耗到股市和樓市的社
會。如果這些並不是我們想 望的，就讓我們一起來扭轉這個局面。
這次公投，你的一票，就是改變的開始。
你的一票，是無數前人努力爭取得來的成果，是我們本有且應然行使的權利;
你的一票，是對此不義制度的大聲呼喊：「這個政府和議會，不代表我!」
你的一票，更是我們為香港的未來，用作抗爭的武器!
因此，我們懇切呼籲：五月十六日，大家一起投票，向特權階級說不，向功能組 別分組點票說不，向小圈子選舉說不! 讓我們為了一個更自由、平等、民
主、公義的未來 — 516，齊投票！
發起人：
黎恩灝（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會會長）
黃佳鑫（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
鄭司律（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
呂偉林（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
邱櫟霖（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
蔡雋豪（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羅恩賜（中大基督徒學生運動主席）
陳士齊 (香港浸會大學)
陳允中 (香港科技大學)
陳景輝 (專欄作者、社會、文化評論員)
蔡寶瓊（香港中文大學）
何芝君（香港理工大學）
江瓊珠 (編輯、作者)
黎則奮 (網站主持、時事評論員)
司徒薇 （香港大學）
丁南僑 （香港大學）
*請以中/英全名簽名,謝謝!
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v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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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http://www.facebook.com/video/video.php?v=389189383283&ref=mf]
常常看見有報導指，現在的老闆都哀嘆難以找到熱心認真的好青年，好些青年工作一段短時間就辭工。每次聽到這些話我都會感到反諷的喜悅。社會上一方面要求年青人認真工作，同時又要求他們靈活變通。但大家有時也許忽略了，「認真」需要花時間來推敲鑽研，「靈活」要求人在短時間內完成多項任務，兩者並不一定能夠同時進行。當青年在一個工作環境中只看到馬虎的方法和片面的知識，無法把經驗積累，也難以有長遠計劃時，趁著還有青春，決心不再浪費時間也許亦是正常反應。(轉載自曾仲堅，”沒有時間─工作中的短期結構與長遠打算”，收錄於《寫在下一次金融海嘯之前》，頁89)
老問題：工作是否只是為了賺錢？
As Brian said, the film is typically “Polanski” – a Chinatown-like Chinese maid and an expected montage at the end of the movie.
Anyone who like conspiracy theory must watch the film.
Well. If you’ve never tried Polanski, this is a good one – tension of the movie comes from all necessary scenes and character acts, not the “special effects”.
我心目中的技藝精神很簡單：一份能夠讓人力求完美的工作。例如，做書店的，把每一本書都細心陳列好，留意賣場的每一個細節，使好書都能夠找到它的歸宿。我想，任何年齡階層的人，只要能夠在工作中實踐技藝精神，無論他做的工作是多麼的微不足道，他都能夠從中觀察到自己技術的細微改進，自豪於自己工作的手藝，進一步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
犬儒、得過且過的人，是不會懂得技藝精神的──尤以那些以「靈活走位」見稱的醒目仔女，甚至會說你傻──這個世界的運作從來都是get the job done的。
非常出色的鏡頭和場景調度，再加上男主角那深邃而抑鬱的眼神，情緒無法不為其所掀動。
這位就是男主角失去的愛人，JIM，看Match Point的時候已經覺得他很吸引了。
劇情十分簡單─ 描述一位中年教授George，在失去其摰愛後，因受不住打擊而計劃自殺的一天。
看過不少描述同性戀的片子，Brokeback Mountain和A Single Man給人的感覺便截然不同，前者是溫馨細膩的，後者則充滿著森森的憂鬱。我更喜歡後者，理由是後者的愛超越了生與死，而前者只是世俗羈絆下拼發出來的激情─儘管兩者皆同樣可貴。
完場後發呆了好一陣子─可能是太懷緬那古典的氛圍吧，現在很少戲能給我這樣的感覺了。
值得一提的是畫外音……以下是我喜愛的開場白：
George: It takes time in the morning for me to become George, time to adjust to what is expected of George and how he is to behave. By the time I have dressed and put the final layer of polish on the now slightly stiff but quite perfect George I know fully what part I’m suppose to play.
以為海耶克是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變更的人，應該看看以下的引文：
Conservatism, though a necessary element in any stable society, is not a social program; in its paternalistic, nationalistic, and power-adoring tendencies it is often closer to socialism than true liberalism; and with its traditionalistic, anti-intellectual, and often mystical propensities it will never…appeal to the young and all those others who believe that some changes are desirable if this world is to become a better place. A conservative movement, by its very nature, is bound to be a defender of established privilege and to lean on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ilege. The essence of the liberal position, however, is the denial of all privilege, if privilege is understood in is proper and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tate granting and protecting rights to some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on equal terms to others. (The Road to Serfdom, preface 1956, xxxvi)
徐沖先生的《做書店》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書店實錄，不論是營運策略、經營細節、甚至書店本身的定位及理念，該書都有詳細的論述，使讀者對書業有一個整全而宏觀的理解。
當中印象較深的，是徐沖先生如何解讀「讀者找書難」的老問題。在徐沖先生主理的浙江圖書中心，由於書籍繁多，一個店員對書種再熟練，也不可能完全記得數萬種書籍的陳列位置。因此，店員為顧客找書籍時，往往需要使用電腦協助。然而，電腦資料往往只會顯示書籍的大分類，對找書的幫助有限。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在電腦看到的分類是屬於哲學，但讀者要在繁多的哲學書籍中找到這本書還是很困難。於是他們只好依賴店員用肉眼在眾多的哲學書架中找出該書的位置，無形中加重店員的工作量之餘，又不能真正地解決讀者找書難的問題。
當然，一個員工要是熟悉書架的陳列，他很快可以憑藉著自己的知識，找到書架上擺放希臘哲學書籍的位置。可是，如果書籍品種越多，靠店員記憶找書的效率便會越低，而且，如果讀者能夠憑藉清晰的分類便可以找到書的話，根本不需要勞煩員工的幫忙。所以，解決讀者找書難的更好辦法，是使電腦的資料能夠做到「查詢到架」。查詢到架的意思，是希望能夠建立圖書品種和書架號的對應關係，讓店員和讀者都能夠透過電腦，找出某書籍的對應書架號，從而大大提高找書的效率。
這種做法要求更嚴格的書架管理，或許在實行方面有著不少的困難及阻力，但卻是大書店提升找書效率的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
另外，書中亦提及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常銷書對銷售的重要性。當然，一間書店必須做好暢銷書或話題書的銷售，這是一間書店最基本要做好的事，就是確保暢銷書的補貨不斷檔。然而，一年銷售10-20冊的常銷書才是組成一個書店碼洋的主要部分，不論是根據書中的資料還是店售的實際資料，這些一個月才賣一兩冊的書佔了整體銷售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這其實也不難理解，不同讀者有不同的需要，書店的品種必需夠多才能夠滿足讀者的需要。因此，身為店內的主管必須對圖書質素的優劣有所認識，能夠辨別哪些新書可以成為暢銷書，又有哪些暢銷書可以有潛質成為常銷書，並有足夠的敏感度保證店內的常銷書品種能夠滿足客人的要求。只有確保常銷書的質量，書店的銷售才可以維持穩定的增長，而不是單單依賴某話題書的熱潮帶動，因為熱潮終有退的一天，常銷的品種才是一間書店的「基本盤」。
最後，讓我深受感動的是徐沖先生對書籍的熱愛。他最愛去的書店是北京的三聯韜奮中心，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書店做得有書店的味道。我十分認同他的觀察和感受，在我所認識的愛書人士之中，沒有一個人不重視書店的氛圍。儘管人人都對好書店有著不同的理解，但總有一些共通的經驗。書籍品種的多少是重要，但遠遠不是一個讀書人考慮進一間書店閒逛的因素。選書的品味、書籍的陳列、安靜的氛圍，這些要素集合在一起，就是一間書店的靈魂和定位。在我心目中，要吸引顧客進來買書並不是一件最難的事，要使書店成為獨一無二的、讀書人可以棲身並流連的地方，才是經營一間書店最具挑戰性的任務。
美國剛通過醫療改革法案，把醫保的覆蓋面大幅提高至95%，為不少評論家所讚揚。然而，任何的改革都牽涉到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美國國民將要在10年內償還9400億美元的開支。
這並不是簡單的政府vs.市場的對立。傾向政府應該擔當更多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者，或許視本次美國的醫改為左派的勝利。但全民醫保的圖象，是否如記錄片Sicko所描繪的那樣美好？
首先，美國的醫療系統雖然有很多弊端，但整個醫療服務體系卻不是完全市場化的。美國醫療系統的兩大支柱Medicare和Medicaid，就總共覆蓋了美國27%的人口，而政府則是最大的買單者。當然，夾在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私人保險公司，往往會因追求利潤而對病人就醫的選擇作出諸多限制。此亦為Sicko記錄片中所揭示的荒謬之處：無病之時付保費，有病之時則諸多留難，甚至以極高的保費把一些真正有醫療需要的老弱之輩拒之門外。
另一部同樣是反映醫療系統問題的記錄片DeadMeat卻揭露了公費醫保可能帶來的低效率。例如，2005年加拿大看專科的平均等待時間為17.7周；英國有1/8人口需要等待1年以上才可以動手術；而法國的醫療部門則負上27億美元的債務。這些數據說明了全民醫保的圖象不一定比沒有醫保的美好。這個世界並沒有烏托邦，你是願意被保險公司耍得團團轉，還是排在醫院長長的輪候名單上？
醫療融資改革第一階段諮詢結果，當中有71%支持自願醫療保險，而42%的人則反對加稅。上一篇的同系列文章已經指出自願醫療保險計劃的種種問題，極有可能使香港再走美國的舊路。如果香港醫療融資改革的結果，是肥了保險公司而病人卻無錢付保險的話，那倒不如研究一下加稅的可能性吧。
誰說加稅一定是向中產開刀的呢？或許政府可以研究一下「羅賓漢稅」的可行性，向股市的高頻率交易抽稅，硬撼電腦的自動化交易，還富於民吧。
參考資料：
(一)
「我要complain你」
「我要求你地俾一個合理既解釋我」
這些說話，做任何服務行業的人都聽得不少吧。
(二)
今次來complain並要求解釋的，是一對母子。甫進店，媽媽便衝著我過來，手中拿著一張發票，並嚷著要見經理。
身旁的副店長便「挺身而出」，細心聆聽他們的要求──原來我們另一分店的同事忘了發優惠卡給他們，於是我們便忙不迭地重新發一張卡。
本以為事已平息，不料母子餘怒未息，指著我說，「我懷疑你地同事吞左張卡，我要求你地俾一個合理既解釋我。」
說真的，同事本身買書已有優惠，根本用不著那張卡。而且細心看那張發票，上面早已經有公司的蓋印，亦即同事經已發卡的證明。
他們見我不太作聲，作為兒子的還補了一句，「我覺得你地”precieve”唔倒我地講既野囉。」
難道他真的認為中英夾雜會使人高人一等？
(三)
為了拿優惠而「各出其謀」，可能是香港人權利意識漸強的表現吧。不過，我們在行使權利之時，能否想想自己的責任？可以為蠅頭小利而周旋，可以為店員的無禮或失職行為(那怕是惡人先告狀)而發火，為什麼人們對某議員的傲慢便如此吝嗇，連花一點時間理解事件都嫌太多?
我好想對張議員(及其他功能組別的議員)說：
「我要求你地俾一個合理既解釋我！」
在書店工作，最難受的不是顧客的要求有多無理，而是看不過眼港人看書揀書的功利態度，真是小家子氣得很。
看書後把書擺在原處，不隨便地把書亂放，可以嗎?
揀書揭書時，不大力摺疊，不「眾裡尋它」，只揀擺在底的書，可以嗎?
不大聲喧嘩，不隨處亂跑，讓別人靜靜地看書，可以嗎?
把書揭破了，書便賣不出去；把書亂放，需要書的讀者便找不到它。這些中產人士只以顧客的態度自居，認定書店是散貨場，吆喝店員成為理所當然，忘記了自己的公民身分，竟在書店自我感覺良好起來，以為真的成了半個文化人。這也難怪，錢多起來之後，既要金子也要面子，買書，遂成了一種集體的自我救贖活動。
數字使人麻木。一萬和十萬之間的差別，對於一般人來說，幾乎於無。
名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個人存在過的證明。公佈死難者的名單，是政府對人民生命的最基本尊重。
秉持求真精神，以真理戰勝犬儒，快樂地抗爭，是對抗獨裁者的最佳利器。
記錄片The Cove不但說明捕海豚的殘忍，還點出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恐怖之處。
辭職之際，年紀稍長之同事問吾有何去向，吾隨口說曰：「向文化界個邊發展掛」，實質是不欲多言，恐雞同鴨講也。不料同事以為吾人渾噩，留下一句「恐怕你只知理想不知現實」，便結束對話做事去也。
我總覺得，要向上一代人說出自己想做什麼，不是易事。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大了總該以工作為依歸，要訂立好一條career path，再層層遞升，「咁先係識諗」。之後做牛做馬，結婚娶老婆生仔買車仔，買樓供樓再換樓，斯完成一代使命。
無何否認，這個家庭為本的圖象有其吸引人之處。但我可不可以，暫時停一停，唔咁顧家住，先做好一個關心社會的公民？
感覺如身處外星。我之所以支持保衛菜園村、反對政府高鐵方案，不就是因為這些都是身為公民應該要關心的事嗎？打工可不可以也關心一下社會？可不可以不要把行使公民權利、上街爭取公義的人，當成為反對而反對、玩玩下的細路仔？我也懂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租樓養父母女友。拜託。
現在流行說八十後點點點，唔該你地唔好本末倒置，以為八十後D人個個好似沈大學士咁，開口埋口呂老，只係一班等住上位而上唔倒位的年輕人。我反高鐵反功能組別，純粹出於義憤，而且有理論backup，絕對歡迎和開口埋口「只係觀點與角度唔同」的人討論。
我想，如果香港真有一班志同道合、不欲進入建制跟隨遊戲規則的人(不一定年輕)，如何建立衝擊現有建制的信念基礎、身分認同、以至經濟上的持久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真箇是從何說起！
如夢令 從何處說起
夢一般劇情憑誰在推移
緣份在偷襲 時間在追逼
那些美好的瞬間 得來不易
在感情還能夠感人的時代
為什麼有情人 還在顛沛流離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為幸福而賣力
才捨得面對鏡子 說我可以
月光光 從何處唱起
那圓缺陰晴如何不服氣
際遇不講理 命運沒協議
只有從愛人懷抱尋找真理
在感情還能夠感人的時代
為什麼有情人 還在顛沛流離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會死心不息
才舍得萬死不辭 說我可以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會死心不息
難題再不成問題 說我可以
鴻爪踏雪泥 還是來得及
對重遇的人說 原來你也在這裡
今早看明報所做民調，預測五區總辭的補選投票率只有介乎18至25%，達不致公投的效果云云。
這個結果是預料之內了。香港的建制勢力隨中共的第二支管治梯隊起舞，一致抹黑與杯葛是次補選，不知就裡的市民，當然認為是次變相公投勞民傷財，不予支持了。
筆者一直最關心的，是香港社會民主化何去何從的問題。或許上一輩人認為可以「民主抗共」，但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不論經濟及文化上均與大陸脫不了關係，香港的民主進程實繫於中共之手，此乃常識。
然則港人對中共政權的認識又有幾多呢？現今對中共政權能作獨到深入分析的論者已然不多，被補的劉曉波正是其中一人。大家也許都認識劉曉波，知道他是零八憲章的倡議人物。他其實亦是六四民運中的四君子之一，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精闢的見解。
他指出，現中共政權已發展成為一個精於計算的利益黨，對社會各階層實行靈活多變的管治。意識形態方面，中共鼓勵人民消費，全情投入娛樂等軟性大眾文化，忘卻沉重的史實，娛樂至死，使民眾對政治民生等議題持犬儒態度。國家管治方面，中共一方面不斷打壓民間維權運動，另一方面卻不斷收買籠絡知識分子以至商賈官紳。有甚於此，中共更以貪腐為管治工具，使每一位既得利益階層所掠奪的錢財皆帶有原罪，即使沒有人真心相信中共所灌輸的民族愛國意識，但亦不得不就範，與之同流合污。(詳細分析見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練乙錚《談談劉曉波的一些犯罪文字》)
面對黨國機器如此，如果有人認為五區總辭乃對抗北大人之利器，是政治幼稚的想法，根本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沒有透徹的理解。香港之所以能夠享受政治特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成為絕無僅有的自由土地，乃是因為香港在經濟以至對外國際關係上有統戰價值。當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日隆之時，香港的政治特權，便會成為中共的管治難題了。
於筆者而言，五區總辭實乃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面對日趨困境的民主化進程，一次又一次拖延的普選承諾，政府又拋出鞏固功能組別特權的區議會方案，身為一個支持民主的公民，明知五區總辭本身最佳的結果，亦只是表達港人的意願，但亦不得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矣。
反高鐵運動以包圍立法會作結，對於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學運的一輩，以為遊行如散步的年輕人來說，實在使人振奮。
這種振奮，是相對於之前民主運動的奄悶；有微熹的希望，不等如運動有什麼實際性的進展。事實是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仍然毫無寸進，功能組別的權貴仍然位處廟堂，社會的結構仍然是不公義不平等，生活的方式仍然是單元壓迫缺乏想像。
理論爭辯的空洞
在這場社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爭論衝擊立法會是否衝擊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倫理，是善意提醒卻不是當務之急，甚至淪為扭曲民主運動的輿論工具。學理上爭論是次運動應用何種學術框架來詮釋，是無視運動本身的多樣化與互動性。在我看來，批判某學說是否過時失實，就好像批判「匙羹不能用來叉食物」那樣無力。
不同理論的建構，本有其生成的理由及脈絡，這些理由及脈絡本身，恰恰構成了該理論的適用性與局限。因此，我們當可質疑民主政治倫理背後的一些假設，更可批評「和平理性地遊行」作為行動形式的利與弊，但批評「以民主程序來達致民主目標」不能解釋現時新世代的運動模式，是一句適時但空洞的陳述。
討論應重返政治上的技術操作
身為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我對呂大樂教授的觀察深感失望，因為他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視「和平理性」、「遵守規範」為民主運動中具有優先地位的道德倫理，卻忽略了運動參與者並不能夠參與議會民主的事實。正如葉蔭聰《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一文指，一群被議會排除在外的群眾，如何能夠違反議會的規範？更遑論要循議會的方式爭取民主了。
然而，呂教授《我的昔日情懷》提出一個值得讓人深思的論點：香港現行的議會制度是否如斯讓人絕望，公民可以用任何手段來否定之？我認為，香港的議會制度縱然是千瘡百孔，但仍是多年鬥爭的成果。搶鐵馬本身算不上是什麼暴力，但我們總該為自己的非暴力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提供一個非暴力的底線。當運動者的底線訂得和一般市民心目中距離太遠之時，失去民心的運動只會越趨極端，我們究竟有沒有作任何思想上的準備？我們又有沒有討論怎麼樣的非暴力行動才能夠感動人心？甘地的行動之所以備受世人尊崇，除了是敢於觸碰不公義的法律外，還有就是行動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二月八日晚聽練乙錚先生在序言的分享，當中提及到高等教育界的滲透問題。練先生指出，當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教授相繼退休之後，不少海歸派便將成為各大專院校的院長或顯要職位，到時在位者或噤若寒蟬，或隨數位有權勢之XYZ聞黨意起舞。再加上日益河蟹化的傳媒及漸趨法西斯化的中共政權，香港的民主運動該如何自處？難道還要拘泥於價值還是世代之爭嗎？
一路走，一路環顧香港的風景，米埔南生圍，都很美。
瞥見對面高樓林立的福田區，腳下綠油油的地方，還可以保留多久呢?
參與過數次有關集會後，實在覺得必須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的行動。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檢討圍城策略的得失，反而我想以一個外圍觀察者的身分，重新審視自己行動的理據，俾供其他運動參與者參考。
身為一個環保組織的工作者，工作範疇經常需要間接接觸香港農業。就我的觀察所得，我的同事似乎對於菜園村不遷不拆的訴求無動於中，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農業的發展限制重重，要求港人務農，似乎是過份理想化了。後來運動的發展漸漸地轉向全港性的訴求，高鐵效益的考慮成了不少人支持反高鐵運動重要的理據之一。至此，整個運動的支持者就包含了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年齡的人，這當然在某程度上，是壯大了運動的基礎；但這種轉變，亦使運動的發展充滿張力，以致於在15及16日的行動之中出現不少行動上的分歧，給外人內鬨的感覺。
獨媒阿嘉花的文章指出，反高鐵運動能夠成功地連結不少團體參與，更能提供一個香港發展的新論述，這些筆者都十分同意，而且是樂見其成的。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察，只是把某些局部的進展擴展為一個理想化的圖象，實際上，不但一般市民大眾易為主流媒體衝突框架所誤導，甚至一些對社會運動有一定認識的知識分子，亦會質疑運動的成效，甚至是背後的出發點。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種「新形式」的社會運動，能夠容納多少理性討論的空間。我不是說反高鐵運動的支持者不夠理性，如果這樣，那參與運動的我就是在寫文章自我推翻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獨媒ansonwong的文章代表一種社會行動的主流意見的話，這樣會把多少希望加入運動的人拒之門外？這不是因為行動本身有多「激進」（其實衝擊警察也不見得有多激進），反而是這行動背後理念的那種「排他性」，才是叫筆者擔憂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我在16日的時候不選擇衝，還叫大伙回家好好休息整理，會不會被人罵個狗血淋頭？我的判斷是，當財委會宣佈通過撥款的一刻，立法會門外的集會就只剩下象徵示威者堅持下去的意義了。容我再強調一點，我十分敬佩那些留守到最後的人，但我是否能夠有這個判斷，即使把鄭汝樺困得多久，對運動的成果也不會增加半分？我之所以認同「包圍立法會」的理念，是因為在某程度上，這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爭取更多人了解運動背後的種種理念，深化運動的發展。其實由12月18日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整個「拖延」的策略本身，都不只限於高鐵運動；我們要爭取的不只是擱置高鐵撥款，更重要的，是激發更多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理念，最終打破發展至上的神話。
從這個判斷出發，批評大會行動策略的意義不但不大，甚至會防礙運動的良性發展。我的一位朋友甚至指出，財委會的「拉布戰」雖然有其意義，但應一早於16日終止，否則會弄巧成拙，不利於包容更多不同人的人加入陣營。實際上，我們的對手實在比我們想像的更頑固，當我們強調運動的「成功」之時，應不忘政府的公關手段，其實對某些主流精英十分有效。對於政府來說，他們根本不用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子施行什麼手段，只要把「邊緣化」這個想像牢牢套在中產精英的腦袋，即使我們的理據如何有力也沒有用，因為至少他們會認為通過高鐵撥款，自己會是得益的那一方。
雖然筆者不是核心成員，但總算理解運動發展有某種的「隨機性」。最初筆者支持菜園村的運動，就完全沒有料到後來居然會演變為某種全港熱話的議題。不過，在希望之光重燃的同時，我不能不想起火車的那個阿嬸對示威者評頭品足、嗤之以鼻的評論；同事們對筆者的獵奇目光；更有種種視菜園村運動為攫取更多利益的陰謀論心態，無論如何，我都未能說得出「勝利」這兩個詞語，因為實在有太多人，依然以舊有的思考框框來看待我們的行動。
有人說, 明知今次的集會徒勞無功, 不如慳點時間吧! 與其給大眾媒體標籤為激進, 不如早一點完結好好思考下一步的行動吧!
只是, 我卻認為堅持行動是某種感動人心的力量, 這幾天, 看見很多朋友, 有支持政府方案的, 有反對政府方案的, 也有全不知情的……從不認為成功是一朝一夕的事, 運動一路走來, 自己有時抽離有時又投入, 參加的親朋好友越來越多, 對香港的未來, 突然浮現那怕是一絲的, 微熹的希望。
向仍在場堅持的朋友致敬!
![P160110_20.14[01]](http://loong5.files.wordpress.com/2010/01/p160110_20-1401.jpg "P160110_20.14[01]")
一直都甘於當一個旁觀者。
從小到大，我都沒有想過當社會行動的主角。到了大二的時候，思想開始慢慢產生變化，開始思考理論與行動之間，究竟存在多少的可能性；如果我真的要按自己的信念而行，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是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出發吧，那個時候很喜歡看一些形容知識份子拉扯狀態的書籍，因為多多少少也有些自況的意味。身邊不少朋友都直接參與形形式式的社會運動，我卻常常當一個旁觀者，總是不太情願牽涉其中，總覺得自己是一個遊離分子，所以在看《笑喪》的時候，覺得林曦的心態根本就是自己的寫照。
對，如果我認為自己是支持某個社會運動背後的理念，根本就不應該有某種「知識份子」的優越感，把自己放進一個「旁觀者的免責位置」，儘管在某些抗爭的策略上，還是有一點鬆動的空間遊走退讓。但，我卻始終覺得知識份子要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夠全情投入運動而停止思考，反而應該思考如何才能把理論結合行動，擺脫知識分子那種既不容於庸眾、又可能成為當權者幫凶的孤獨而遊離的狀態。
始終，我們都是相依互存，身在權力之網而為其所困，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
─讀李維怡《行路難》後感
一直都覺得自己不是遊行的常客, 六四和七一的遊行也不是年年都去。對於我來說, 平反六四、追求民主中國、爭取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等全都是很重要的訴求, 可是這還不足以推動我行使遊行的權利。
這次反高鐵的行動, 理論上並不比六四和七一更符合大是大非的定義, 始終在現今的政治制度下, 出現這些不公義的工程和撥款, 幾近是必然的事。都已經麻木了─不斷被否決和忽略, 爭取了二十多年的直選和民主, 無力感已經油然而生, 那每年一度的儀式就像是提醒自己那尚未泯滅的一點良心仍在而已。但是反高鐵, 第一次讓我感受到過分樂觀的滋味, 讓我越來越覺得, 香港新一輪的公民行動正在成形。
星期五的傍晚, 我極力地爭取請數小時的假, 希望儘早趕到立法會, 這種迫切的感覺, 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是首次感覺到, 有一班自發的, 年齡相近的, 對社會運動形式看法相近的人, 聚在一起, 為著一個議題去抗爭; 而這個議題本身, 並不是一些民主派的大佬或精英主導出來的產物, 反之一班年青人各自成了運動的主角。這種由下而上, 自發的民間運動, 才符合我心中民主社會應有的圖象; 那些代議士只應是運動的配角, 不應該主導一個民主運動的發展。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1129遊行衝擊政府總部, 一名青年回應警方PR的提問。當警方問他是否代表示威者時, 他很自然地答: 我只代表我自己, 這些人都各自是自己的代表, 行使著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大意)。
這獨立的年青人氣息深深吸引著我。不再是儀式化的「表達意見」, 行動本身有著自己的意思, 代表一種自發的氣息, 不但希望改變自己, 也希望藉著行動感染他人。
嘗試再作一點抽離的分析。我很記得朱凱迪在立法會的門外大呼「我們不要被第二次殖民」, 我聽了很有點震撼, 因為這種講法其實很「反動」, 不但代表香港人主體性的確立, 更意味著中國只是香港的「宗主國」, 現在中共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種種壓制是一種再次殖民的過程。那麼, 我現在參與的反高鐵運動, 就不單單是爭取香港區內的空間公義那麼簡單(當然爭取庶民空間的使用權本身亦是一件甚為困難的事)。
實際上, 誰人也講不清楚現在香港這種新運動形式有什麼政治上的特別含意。甚至是這種運動是否有其特別之處, 也為人所爭議, 始終背後所包含的世代之爭, 在不少上一代人的眼中, 只是一群生活不安定的青年因為不滿上一代人而作出的對抗, 只要他朝這群人年齡稍長, 社會地位相對提高之時, 這種對抗就會消弭於無形。
但是, 只要他們稍稍觀察一下就會知道, 這麼多年青人之所以參與反高鐵, 又或者支持五區總辭, 並不是因為他們生活不安定。其實我們個個人都有工開, 而且不少人的人工比香港的入息中位數要高, 甚至有學者參與。是的, 我們的確想作出抗爭, 不單是行動上的, 還有價值上的。我們已經對漸進的改革不耐煩, 但我們並不是支持行動上的革命, 只是希望找出一種憲法內賦予的新運動形式, 衝擊舊有的政治思維, 從而去改變日益不公義的香港社會。
〔按：香港的報章不只沒有國際視野，而且也失去了和權貴對著幹的風骨。〕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9/dec/06/copenhagen-editorial
This editorial calling for action from world leaders on climate change is published today by 56 newspapers around the world in 20 languages
Copenhagen climate change summit – opening day liveblog
Today 56 newspapers in 45 countries take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speaking with one voice through a common editorial. We do so because humanity faces a profound emergency.
Unless we combin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 climate change will ravage our planet, and with it ou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The dangers have been becoming apparent for a generation. Now the facts have started to speak: 11 of the past 14 years have been the warmest on record, the Arctic ice-cap is melting and last year’s inflamed oil and food prices provide a foretaste of future havoc. In scientific journals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humans are to blame, but how little time we have got left to limit the damage. Yet so far the world’s response has been feeble and half-hearted. Continue reading
那平淡致遠的意境，盡收在那五言絕句之中。
渺小、寧靜、平淡，生既無人知曉，死亦被人遺忘。
我如松子，相比於山谷，是何其渺小。
但這可是獨一無二的松子啊！
更妙的是，這顆松子能夠和其他松子偶遇，相知，然後盡歸塵土，復其本源。
當知人生如此，尚何可抱怨乎？
吸引我進場的，是要拍攝自己人生十七年的想法。
之前已經看過Charlie Kaufman編劇的<Eternal Sunshine of Spotless Mind>及<Being John Malkovich>，一向覺得他的片很濃縮，需要集中精神，才可以看得明白。
無疑用兩個小時來濃縮人生的起伏跌宕，還是太ambitious了。
但是，我很喜歡電影灰溜溜的感覺。不，不是喜歡，只是覺得若有所失。
而且，這片子有很多的隱喻，正切合片子的名字，Synecdoche，提喻，以局部來比喻整體，以一粒微塵來看世界。
我懶，wikipedia舉了很多例子，不妨貼在這裡以供參考。
- The burning house
Early in the film, Hazel purchases a house that is eternally on fire. At first showing reluctance to buy it, Hazel remarks to the real estate agent, “I like it, I do. But I’m really concerned about dying in the fire,” which prompts the response “It’s a big decision, how one prefers to die.” In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Guillén, Kaufman stated, “Well, she made the choice to live there. In fact, she says in the scene just before she dies that the end is built into the beginning.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s there. She chooses to live in this house. She’s afraid it’s going to kill her but she stays there and it does. That is the truth about any choice that we make. We make choices that resonate throughout our lives.”[3]
〔這是個很「蝴蝶效應」的想法，亦和佛家「緣」的概念相應〕
- Miniature paintings and the impossible warehouses
Both Caden and Adele are artists, and the scale in which both of them work becomes increasingly relevant to the story as the film progresses. Adele works on an impossibly small scale, while Caden works on an impossibly large scale, constructing a full-size replica of New York City in a warehouse, and eventually a warehouse within that warehouse, and so on, continuing in this impossible cycle. Adele’s name is almost a mondegreen for “a delicate art” (Adele Lack Cotard). Commenting on the scale of the paintings, Kaufman said, “In [Adele's] studi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ie you can see some small but regular-sized paintings that you could see without a magnifying glass … By the time [Caden] goes to the gallery to look at her work, which is many years later, you can’t see them at all.” He continued, “As a dream image it appeals to me. Her work is in a way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Caden’s work. Caden’s goal in his attempt to do his sprawling theater piece is to impress Adele because he feels so lacking next to her in terms of his work,” and added, “Caden’s work is so literal. The only way he can reflect reality in his mind is by imitating it full-size …. It’s a dream image but he’s not interacting with it successfully.”[3]
〔不知怎的，我還是覺得Caden做的工作更能接近「真實」，不是因為它的「大」，而是那個無限後退的impossible cycle。〕
- Clocks
There are various instances of clocks throughout the film. The opening shot is that of an alarm clock, changing to “7:45″. There are about 6 more close-ups of clocks throughout, inserted as Caden notices them off screen, perhaps signifying his constant preoccupation with death and his desire to achieve something great before his end.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clock in the final scene, a drawing on a wall, reads “7:45″ – the same time as the clock in the opening scene. Perhaps this frozen clock marks Caden’s time of death, hin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ame scene with the narrator’s voice: “its seven forty three, now you are here. It’s seven forty four, now you are here. Now you are…gone.”
〔噢，這個我miss了，有機會重看時再留意吧。〕
- Jungian psychology
Many reviewers have compared the plot to Jungian psychology.[3][4][5][6] Carl Jung wrote that the waking and dream states are both necessary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 In the case of the film, Caden seems to exist in a blending of the two. Kaufman describes the dream motif,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 movie that tries to be a dream has a punchline and the punchline is: it was a dream.”[3] Another concept of Jungian psychology is the four stages to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Jung wrote about the need for self-realization, in which humans go through four steps: becoming conscious of the shadow (recognizing the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sides), becoming conscious of the anima and animus (where a man becomes conscious of his female component and a woman becomes conscious of her male component), becoming conscious of the archetypal spirit (where humans take on their mana personalities), and finally self-realization (where a person is fully aware of the ego and the self). In the film, Caden seems to go through all four of these stages. When he hires Sammy, he learns of his true personality and becomes more aware of himself. He becomes aware of his anima when he replaces himself with Ellen. In becoming conscious of the archetypal spirit, he takes on the role of Ellen and he finally realizes truths about his life and about love.
〔我反而覺得Jung的心理學把深刻的人性過分階段化和簡化了……〕
The film is meta-referential in that it portrays a play within a play.
This theme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famous quote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7]
It has also been compared to the music video for Icelandic singer Björk’s song Bachelorette.[8] The music video portrays a woman who finds an autobiographical book about her which writes itself. The book is then adapted into a play, which features a play within itself. The music video was directed by Michel Gondry, who has worked with Kaufman before (directing Kaufman’s films Human Nature and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In an interview Kaufman has responded to the comparison, saying “Yeah, I heard that comparison before. The reason Michel and I found each other is because we have similar sort of ideas.”[9]
〔這個就是吸引我進場看片子的那個意念。很久之前就已經模糊地有一個想法，就是反省自己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這個想法，後來看李天命的《破惘》時得到一些補充，就是他「拍電影」的比喻。
設想我們要拍一部名叫《拍電影》的電影，這部戲的內容就是拍電影，而電影中的拍電影所拍的恰恰就是這部名叫《拍電影》的電影。
你可以拍到這部名叫《拍電影》的電影嗎？
腦作大業中Caden要做的，就是要拍這部名叫《拍電影》的電影。
一般的自我指涉，例如拍這部名叫《拍電影》的電影，我們可以輕易地逃出無限後退的迴圈（例如選擇不拍）；但如果要拍的是自己的人世，所謂人生如戲者，其實就是身在此山中，不能跳出框框思考，那就沒有任何逃出迴圈的退路了。
這只不過是人生無take 2的哲學想法罷了。〕
http://www.books4you.com.hk/27/pages/page8.html
從 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 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台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 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遊歷豐富，但卻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 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 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於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 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麼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Continue reading
各位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成員：
本人希望你們在明天的小組會議否決高鐵撥款，理由如下：
（從略）
一名香港公民
(轉貼自Facebook)最後機會：一人一信叫停高鐵撥款
行動： 傳送電郵給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成員，要求他們在12月2日的會議否決669億高鐵撥款。
##步驟一： 撰寫新電郵，Copy and Paste 以下工務小組成員的電郵地址至收件人(to)一欄：
(已加入各大傳媒的電郵地址)
f_pwsc@legco.gov.hk, rctho@capitalchina.com, ahtat@dphk.org, info@liwahming.org.hk, jkstolegco@gmail.com, chengkarfoo@dphk.org, nwkam@dphk.org, chankamlamlegco@yahoo.com.hk, hokming@ntas.org, ipkh@dab.org.hk, yctam@dab.org.hk, info@starrylee.com, garychk@dab.org.hk, albert.wychan@yahoo.com.hk, cyd4hk@gmail.com, chantanya@civicparty.hk, contact@alanleong.net, khwong@ftulegco.org.hk, kkwong@ftulegco.org.hk, patricklau@gmail.com, leungkl@leungkl.org, miriamlau@liberal.org.hk, ttfok@netvigator.com, arazack@netvigator.com, iplau@reginaip.hk, pau@rthk.org.hk, forum@appledaily.com, news@oriental.com.hk, news@the-sun.com.hk, editorial@mingpao.com, feedback@singtao.com
##步驟二： 在主題(subject)輸入「請於12月2日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會議否決高鐵撥款」
##步驟三： 在電郵內容寫上你的名字及反對高鐵撥款的理由。
例子：(轉載自「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207)
一﹞奉承權貴、濫用公帑
高 鐵是奉中央和特區權貴的指令，替少數富裕階層開路直達西九龍，再以「整體利益」和「邊緣化」等說辭威脅市民埋單的騙局。總站選址西九龍令建設成本大 升，669億的高鐵香港段每公里造價全球最貴，也是回歸以來最大的一筆過支出，相當於2009-2010年度政府總開支的四分一。如果政府把這筆錢用於紓 解民困、拉近貧富差距、改善七百萬人的房屋、教育、醫療、就業及社會福利，難道不更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特區政府一方面對基層市民錙銖必較，一方面慷 納稅人之慨取悅跨境富豪。劫貧濟富、濫用公帑，其理安在？
二﹞加劇地區差異、強化排斥效果
高鐵主要服務往來深圳及廣州的短途客， 把唯一的車站設在西九龍，實際效果是將新界三百多萬居民排除在珠三角的「快速流動空間」之外，令香港的「南北差異」加劇。新界當區就業職位難以增加，居民 繼續受跨區上班之苦；西九龍市區樓價則因資源過份集中被進一步推高，城市環境日益惡化。一來一回，地區差異更為突顯。這不是一個向香港整體負責的政府所當 為。
三﹞欺凌弱勢、不公不義
政府規劃高鐵，專挑弱勢社群做犧牲品，隱藏社會成本以減省財政支出。在新界選上石崗菜園村建車廠，把 幾十年的社區和大家庭弄至四分五裂，無異於置村中老人於死地；在市區則強制收回大角嘴十四幢舊樓的地層，並且利用欺負弱勢的法律和制度，假資訊、假諮詢、 假賠償，令超過一萬名大角嘴街坊惶惶不可終日。特區政府帶頭毀人家園、踩在弱勢頭上建高鐵，香港社會離公義愈來愈遠。
四﹞破壞環境、禍延後代
政 府口講可持續發展，但每屆特區政府都好大喜功，把跨境基建當政績工程，漠視鄉郊可持續發展和對本地農業的維護。香港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對大型基建只管開綠 燈，漠視近年多項大型基建的累積環境影響。高鐵香港段方案將穿過錦田和米埔等重要農業和生態地帶、嚴重破壞環境，並製造大量廢料；在市區，高鐵工程亦會帶 來嚴重噪音問題，荃灣、葵芳和南昌的私人住宅、公共屋邨和學校都是高鐵噪音的重災區。
五﹞漠視諮詢、專斷獨裁
高鐵項目由行政由特 首曾蔭權一人「欽定」上馬、行會匆匆拍板、政府有關部門全速推行。特區政府從未就高鐵規劃認真諮詢市民意見，亦沒有發放足夠資訊讓民間社會展開多元討論， 更未有就選址西九或整體方案作出詳細而合理的解釋。過去一年，大聯盟成員在不同的社區就高鐵現方案提出質疑，菜園村的老人家和大角嘴街坊都要求有真正的諮 詢和參與權，可是，政府不單不珍惜機會改變不合理的政策，反而以宣傳機器盡力抹黑，手段卑劣。由民間專業者自發提出的高鐵新方案，估計能節省數以百億公 帑，也遭政府任意拒絕，市民無機會選擇。如此賤視市民參與權利的政府，還值得我們信任嗎？
節錄自梁啟超《學與術》
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係，凡百皆準此。
喬治‧奧威爾曾在《一九八四》中預言人們將會遭受外來壓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則在《美麗新世界》中表達了另外一種憂慮，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所憎恨的東西，而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娛樂至死‧扉頁》
一般人也沒法在乎，堅持的代價也太大。
何況真相往往令人痛苦，誰不想去苦取樂？
老陳這一刻就是想卸掉歷史的重擔。我們用得著責怪一般老百姓失憶嗎？應該強迫年輕一代記住上一代的苦楚嗎？難道知識份子就要滾地雷，跟國家機器死磕？
難道老百姓平常過日子還不夠忙？
難道年輕人不應該向前看？
難道知識份子少批評多建議，實際一點，把精力花在國家需要的課題上，不是更有意義？
現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嗎？
誰還有空管得了那一點點歷史事實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歷史、紀實或回憶的書都不能出版，相反的，這類書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戰中共當代歷史正統論述的書才會全部消失。
老陳忽然想到一個詞：九成自由。現在我們已經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題材都可以自由談論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動都已經不受管制了，難道還不夠嗎？大多數人連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還嫌太多呢！不都已經在抱怨資訊爆炸、娛樂至死？《盛世‧１３６頁》
把沉重的東西都丟掉吧。香港人打工，搵命搏，不就是為了娛樂至死？把研發的錢都放在快樂藥丸上吧！這裡的人，都有點憂鬱，百憂解實為解決良方－又快，又有效，可以省下更多時間，繼續搵命搏，繼續娛樂至死。
（一）
命運自選台
這半年，我真的有想過，拿起遙控，把那些不快的事，通通都快播過去。
不過，有關自身和家庭的種種麻煩事，似乎暫告一段落了。
（二）
正在閱讀陳冠中的小說《盛世》，一部可堪玩味的寓言書。
書的背頁寫着十項新中國的國策獻言，為故事中《讀書》雜誌的其中一期主題，如「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兩種完全相反的概念被 放在一起，讀者看罷或會覺得諷刺矛盾，並想起《一九八四》中的Newspeak，陳冠中卻表示這正正是官方現今的用語，比Newspeak更荒謬的是， 「《一九八四》中的人們尚且覺得Newspeak要不得、要廢除，可是，在現實中，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新概念，是理所當然，因為政府用了見效，經濟真的好 過來，大家便正常化了它們。」
他的觀察很銳利。其實不用等到二零一三，遺忘的過程早已開始。
大家看到那九成自由，便已十分幸福，我們齊齊進入Nozick的machine吧。
星期五晚，去了序言書室的讀書組，討論空間政治的本質，就是人使用公共空間的自主性。人，應該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之下，隨意地使用公共空間，而不需政府的僵化管理。
星期六，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演出，名為《Corbu and Kahn》。Corbu建的小房子，充分地利用了室外的陽光，讓房子盡享湖光山色。那兒的人們，關注的不是房子能賣多少錢，而是擔心房子的建造，會不會破壞自然空間。
Louis Kahn是一個出色的建築師，而且致力教學，其作品深具哲學意味。
-A great building must begin with the unmeasurable, must go through measurable means when it is being designed and in the end must be unmeasurable.
-If you don’t feel joy in what you’re doing, then you’re not really operating. You will probably experience great frustration as architects, but really, joy will prevail.
-Architecture is the reaching out for the truth.
-Design is form-making in order
Form emerges out of a system of construction.
Growth is a construction.
In order is creative force
In design is the means – where with what when with how much.
The nature of space reflects what it wants to be.-Schools began with a man under tree
Who did not know he was a teacher
Discussing his realizations with a few others
Who did not know they were students
Spaces were erected and the first school became.
星期天，到了菜園村支持村民，親身實踐，如何自主地使用空間。
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在明報撰文，重述醫改發展的藍圖，無甚新意。令人注意的，是如下一段節錄：
醫療融資改革，關乎醫療系統未來的持續發展。我對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有必要覑手解決醫療融資問題感到欣慰，但亦明白不少市民對強制的方案有所保留。我們正覑手研究制訂一個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政府會加以規範和監管，並會以預留的500億元儲備為誘因鼓勵市民參與，務求令新計劃 能有效攤分風險，讓有能力負擔者能持續選用私營醫療服務，同時減輕公營醫療系的負擔，令整體市民受惠。（明報，《周一嶽﹕醫健展新象 群策創新天》）
一言而敝之，就是醫療服務「唔夠錢駛」的問題。姑勿論公營醫療系統是否負擔過重（例如香港的人均公共醫療開支遠遠及不上英美等國，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3%，而美國則約為15%)，要使醫療服務背後的財政基礎更穩健，其實不外乎三個方法，－）加稅；二）增加醫療服務收費及；三）種種的醫療保險計劃。
為什麼一定要捨棄加稅而要訴諸於醫保計劃？政府似認為這是不證自明的問題。但所謂香港一直堅守「小政府、大市場」的看法，根本是誇張失實，尤以教育、醫療、住房等範疇為然。但筆者暫且把這後設的問題放下，並以城大陳浩文教授的一篇舊文（《香港醫療制度的融資改革不宜操之過急》）為參考，闡述有關醫療保險計劃的利弊。
（1）強制式醫療儲蓄計劃：這計劃主要的目的，是由個人來承擔醫療成本，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負責，減少對醫療服務濫用。但這計劃缺點重重。第一，窮人的負擔必然比有錢人為高，因為劃一的收費比率，會使窮人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第二，由於是個人負擔自己的醫療風險，於是計劃便失去了分擔風險的作用，有錢人即使大部分時間不需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也不可以被調撥來協助支付其他病人的費用。
（2）自願或強制式醫療保險計劃：由於投保人透過繳付保金分擔醫療風險，他們患病時便可以獲得所需要的昂貴服務。但是美國的經驗顯示，這個計劃既不公平，亦沒有效率。第一，保險公司有強烈誘因拒絕為高風險人士投保，尤以那些長期病患者和老人為甚。第二，對於一些有能力住私家醫院的人士，他們往往可以有能力再購買不同種類的醫療保險。但是，當他們保單的承擔範圍和保額越大，他們便會有更大的誘因使用醫療服務，而且因提供服務的醫院和提供醫保的公司沒有一致的利益，醫療開支可能會因種種濫用而急劇上升，而保費亦會因此而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最需要醫療服務的窮人卻負責不起高昂的保費而被醫院拒諸門外，最高風險之族群往往是最受剝削的一群，既不符社會公義，又不能有效分配醫療資源。
政府所指的「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似乎只會使香港走美國之舊路，既不能有效攤分風險，更使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只肥了早想擴大市場的保險公司。（待續）
曾蔭權回應記者提問，指出施政報告並不適合講資源分配。
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回答。可能曾先生以為，只有所謂的「派糖」活動，正確點說是惠民之舉措，才算是分配資源吧。要是他有一點點的政治常識，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資源的分配。例如施政報告大灑筆墨於六大產業的發展，其實就是希望集中社會資源於這些項目上。如斯矛盾之言，出自特首之口，徒顯其頭腦混亂，不知施政為何物而已。
施政報告對所有具重大爭議之項目，俱避而不談，諸如醫療融資改革、政制改革等皆輕輕帶過；對於本港之失業問題、貧窮問題，亦無解決之良方，只重彈基建之老調，虛談口惠實不至之六大產業。這只反映特首之畏首畏尾，在餘下之兩年任期，亦無所作為矣。
就以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服務為例，曾先生捨重就輕，置千萬貧困人士之需要於不顧，亦無制訂長遠醫療政策之方略。他一心只想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於是把香港人民的性命，負托於私營醫療機構，以批地作為推動醫療產業的良方，全然沒有理會弱勢社群沉重的財政負擔。
對於民生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政府的首要考慮是社會公義，而不是純粹由經濟效益出發，只為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把合乎公義的資源再分配矮化為「派糖」。例如醫療改革，「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是否意味著，政府要向服務使用者收取相等於服務成本的費用呢？這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因為使弱勢社群得不到所需的醫療服務，實有違社會公義，政府應貫徹始終，堅守一直奉行的醫療政策原則。如果曾先生繼續抱殘守缺，以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為其施政原則，閉塞諮詢民意之路，何以能「群策創新天」，回應社會之需求呢？
按：中共建國六十年，劣跡斑斑。此文以關鍵詞為索引，深入淺出，實乃切入近代史之捷徑也。國民教育，何不以此索引為藍本，啟發學生對國族的思考，體會中國人面對的種種苦難？
名門之後、才子才女、神仙鴛侶，他們沒有辜負這些神話般身份所要求他們付出的犧牲。建國伊始，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命運就和北京老城的命運綁在一起，因為研究古建築，他們深知北京老城牆等的藝術和歷史價值之重，因此成為最激烈反對拆老城的人。但反對無效，即使他們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設計者。殊不知，改朝換代，極需這麼一個象徵行動，六十年後，香港不也一樣拆了皇后碼頭。
一部拍攝檔期跨越建國年的電影，也是共和國的第一部禁片，而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部禁片。這部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關於一個清朝乞丐行乞興學的小故事片，本來在電影藝術上乏善可陳，卻因為政治需要成為大舉批判的對象。1951 年批判《武訓傳》實則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的一次成功實驗，並且為日後一系列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藝批判的行為樹立了完備的模式。
5 洗澡
1951 年的「三反」及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所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持續日久的改造過程，最優秀的文學概括就是三十多年後楊絳的小說《洗澡》。思想改造運動最初用毛式語言來形容，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嫌粗鄙，改用「洗澡」粉飾之，殊不知「洗澡」更為殘酷，每個人既是幫助別人洗澡的，也是被洗澡的，幫助別人洗澡需要「背靠背，面對面」：背著洗澡者搜集他的問題材料；當面批判他的錯誤，評價他洗的澡；被洗澡者只要沒有檢討到人們背後所湊的那些問題，便過不了關，還得再洗。但按改造者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澡是永遠洗不完的。
（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中國知識分子好為國師，多是自作多情，唯獨梁漱溟先生不然，他是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和實踐的。可惜儒家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英雄卻碰上了一個流氓的時代。不是作為哲學家，而是作為政治活動家，1953 年9 月，梁漱溟先生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當面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其時毛澤東的言語毫無尊重節制，他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能讓毛如此失態的，必是對他構成巨大壓力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的存在，是精神價值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中唯一所繫，七十年代批判孔子，先生不從，應以一句「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乃其道一以貫之的最終證明。
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由政治鬥爭代替學術爭論、為政治陽謀做文藝預演的一次大規模實習。1985 年，尚未得到徹底平反的胡風去世，唯有曾受牽連的聶紺弩寫悼詩，其中兩句是：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把胡風被害後的失常、因言獲罪的經歷用十四字絕望地概括了。其實還應該添上一筆：「千萬餘人受牽連」，1955 年展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調查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這是建國以來對文藝界和知識界最大的一次整肅運動。
但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弱點此次由知識分子大規模演出，胡風的舊友舒蕪撰文、提交私信落井下石，何其芳、巴金等都有大力批判，叫人心寒。後來文革時在民間出現的道德、價值淪喪，以此時知識分子的淪落作為先聲。日後人民延續至今的虛無主義、對強權的畏懼心理，亦由此時知識分子人心惶惶、理想幻滅的反應埋下了伏筆。
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美名曰：百花齊放。如果說大鳴大放的片刻偽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讓獨裁者最後一次聽了點來自宮闈外的真話，甚至可能感到了一絲恐懼。從1956 年「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到1957 年「大鳴大放」，腥風血雨前夕的天空竟然被粉飾得如此漂亮。當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謊言暴烈地被揭破之後，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徹底的三緘其口、道路相遇甚至不敢以目怨，最後紛紛為了自保而放棄最低的一點尊嚴。
鳴放運動中，作為當時尚算一份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盡其言責對政府發出了委婉但已是最尖銳的批評，他警告說共產黨人已經把中國變成一個「黨天下」的中國。如今看來，他其實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小孩，而此前此後的全國圍觀者，都已樂於稱讚謊言的美麗了。
1966 年他投湖自盡，未遂被救，但不久又告失蹤，不知最後死於自殺他殺。其子回憶： 「9 月20 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 月1 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 『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這句話，今天又被講了一萬遍。
在虛構的集體回憶中，五十年代是個貌似單純的年代。「反右」為它提供了荒誕的證據，它是單純的，非我族類即右派，右派即敵人，這頂帽子可以隨意扣在獨裁者以外的任何人頭上，因為「我」最終只得一個，其餘皆敵也。中國式的左右難分也從此再無法理清：左派，你以為他是激進派，卻原來是最保守派、建制紅人；右派，你以為是傳統意義保守派，原來他是個異議人士、被壓迫者。
12 「三家村」
1953 年，北京開始醞釀拆古牌樓，並準備進一步拆除古城牆和城門，當時歷史學家、北京副市長吳晗負責向反對拆除者做解釋工作，結果與梁思成發生激辯，梁思成被氣得當場痛哭。諷刺的是，吳晗在十年後也成為了被拆除的對象，表面上看來因為一部他寫的《海瑞罷官》於1962 年上演，疑為替彭德懷辯護，再看是針對彭真的北京市委，最後牽出文化大革命。後來批「三家村」、批鄧拓、批周揚……借文藝作品開刀推行政治鬥爭，已經成為弄權者樂此不疲、得心應手的好武器。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抨擊《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從此「毒草」二字開始泛濫於「文藝批判」間，比較著名的是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電影批判聯絡站，江蘇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於1968 年1 月印發的題為《毒草及有嚴重錯誤電影四百部》，凡是有違、甚至不涉及歌頌毛主義者價值觀的文藝作品，都會被打成「毒草」，以致後來有人專門找「毒草」看，因為它往往是好作品或異類作品的標誌。直到今天，《海角七號》來大陸上映，還被人斥之為「毒草」。
有「毒草」就必然有「香花」，樣板戲就是當年樹立的「香花」，到最後完全壟斷了戲劇和電影舞臺，以至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一說。八個戲包括《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龍江頌》、《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沙家浜》，由江青拍板。1964 年江青作了題為《談京劇革命》的講話。這是樣板戲確立地位前的重要一役，也是江青在政治舞臺的首次亮相。樣板戲徹底貫徹了革命文藝的功用主義精神，只要有利於表現「三突出」，西洋大樂隊、話劇對白甚至芭蕾舞都可以用上。人民在這種集中火力的洗腦行為中逐漸麻木甚至形成了依賴症，從今天許多人對樣板戲甚至對文革的變態懷戀可見一斑。今天仍然有樣板戲，整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都是。
「牛鬼蛇神」是典型的毛式語言，他1955 年用之批判傳統戲曲中的鬼戲，稍後用來批右派，到六十年代已經被他和支持者用作泛指一切「敵對勢力」。這種粗暴地把一批人定性、然後依此定性進行迫害的歪理，在那個時代已然成為合理邏輯。
整個六十年代就是林昭的一部殉難史。在幾乎所有大知識分子都已噤口自保的時候，只有這個北大中文系女學生堅持說真話。1957 年被劃為右派，1960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堅持抗爭，1968 年被處死，當局從未正式公布過判處林昭死刑的罪名。林昭遇難翌日，上海公安局向她母親索取5 分子彈費。林昭在獄中留下的二十萬字血書、審理該案的盈之滿屋的秘密卷宗大多至今尚未見天日，但那必然是時代最真實的見證、最痛切的吶喊。在我心目中，林昭是六十年來中國最美麗、最勇敢的一個人。
雖然按毛澤東說法，大字報自古就有，但沒有他的扶持，大字報不會成為那個年代「筆桿子殺人」的最有力武器。1955 年肅反、1957 年反右，大字報開始泛濫，直到1966 年北大聶元梓等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批准下播發了聶元梓大字報，《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自己同年寫下的《炮打司令部》，則被冠以「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副題。大字報既是揭發、批鬥、誣陷別人的暗器，也是被用來構陷罪名、以言入罪的工具，極端時期，只要被大字報提及，你基本上就沒有自辯的可能，因為任何自辯都會成為你的新罪證。這種貌似發揮言論自由的、貌似底層自發的民間傳媒，實際上是扼殺言論自由乃至人的生命的鬥爭武器中精心安排的一環。
士以死明志，中國傳統也，沒想到在1960 年代此風達致高潮。鄧拓、老舍、陳夢家、翦伯贊、傅雷……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殺，幾乎都是被自殺，走投無路還要高呼毛主席萬歲然後一死——死是免去生之辱，高呼萬歲是為了保護活下去的後人和朋友。但即使如此，他們也逃不了另一新罪名：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以死來對抗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為了緩解青年淤積於城市可能帶來的危機（因為他們的血性和可能的反叛，也因為城市不勝負荷），黨想到了讓他們去更惡劣的生存環境消耗精力。知識青年往往只有初中、高中學歷，倒是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為他們帶來了更多做人和反抗的知識。他們在為農民們帶來麻煩的同時，也帶來了最低限度的一點啟蒙。而知識青年自己之間的切磋，為後來的知識、文藝爆炸式復興埋下了種子。
（1942 年-1970 年3 月5 日）一個在機械廠當學徒的年輕民間知識分子，竟敢在1966 年撰文反對血統論，其文《出身論》直指當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邏輯之非，呼喚民主和人權，在青年知識界和地下文化圈最為廣泛流傳，被中央文革小組批為「大毒草」。遇羅克1970 年以反革命罪被殺， 絕筆詩為： 「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
「梁效」是兩校的諧音， 「批林批孔」中北大、清華大學批判組的筆名，直接或間接根據毛澤東與江青等旨意寫作為政治服務的文章逾二百篇，均佔據《人民日報》等大報的顯赫位置，並被爭相轉載，視為高層意圖的傳達。可怕的是「梁效」顧問和成員中不乏著名知識分子，如馮友蘭、周一良、林庚、湯一介、葉朗等，翰林不想寫阿諛文章尚可掛冠一走，時至1976 年，這些新翰林們卻只有積極搖筆違心吶喊的選擇。與梁效齊名的是上海的「石一歌」，該團體因為其中成員余秋雨在世紀末暴得大名而又重新被世人關注。
七十年代後期，一冊《天安門詩抄》以及其中最好的一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流傳甚廣，因為這是人民借紀念周恩來而反抗暴政的四五運動的最佳象徵。日後這首詩還將在紀念胡耀邦、趙紫陽等時候一再被引用。四五運動是人民忍無可忍的一次爆發，也是激烈衝撞的民間思想啟蒙的第一個缺口，其時建國近三十年，人民力量第一次自發集結和抗爭，而不是被政治需要擺布。
反思文革的文學被稱為傷痕文學，受了傷不去反抗， 僅止於舔傷和展示傷口，實在是中國式的自憐，亦是中國作家的可憐。為了能夠發表，傷痕文學一般會加上比較有希望的結尾，即「光明尾巴」，此尾巴至今仍存在官方媒體的大小負面新聞報道上。
詩人徐遲這部關於數學家陳景潤的報告加科普文學在七十年代末影響甚大，使科學家、科學研究在民間重新樹立起尊嚴。陳景潤及日後被宣傳的李四光、華羅庚等成為年輕人心目中另一種英雄，這是知識重新受尊重的一次戲劇性轉折。
沒有網絡的時代，民主牆這一形式就是異見者的BBS，來源自大字報的形式卻完全超越了大字報的盲目，民主牆在七十年代的思想再啟蒙運動中具有極大的作用，讓人看到了思想的自由、正常撞擊所能帶來的覺醒。黨政府對民主牆先支持後禁止，在民主牆發表《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和不少異見者因此繫獄。北大三角地是民主牆的延續，在八十年代的學潮中起重大作用，九十年代後性質改變，今年終於被徹底鏟平。
中國在1977 至1978 年間一個短暫的政治寬鬆時期，叫做「北京之春」是呼應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但亦遭到了後者一樣的命運。
《今天》雜誌的創辦與民主牆息息相關，1978 年底創刊的這本重要的文學、思潮性地下刊物最早也以油印形式張貼於北京街道牆上。《今天》在一段長時間內成為內地激進思潮的文藝化形式的集中地，《今天》及其創辦人北島等從此成為中國非主流文學的先鋒象徵，並因此被西方了解。
這是安撫中國知識分子最簡便好用的工具，是以較小的屈辱代替之前的大屈辱的一種手段。多少冤案以「平反」二字輕輕帶過，毋須追究和反思，知識分子已經感激涕零，如丁玲1984 年才獲得徹底平反，她的反應是長吁一聲： 「這下我可以死了」。但即使區區兩個字，至今仍然與許多含冤一世的人絕緣。
1983 年發起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抵制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滲透，首當其衝的仍是知識分子和文藝作家，如白樺的《苦戀》便被大舉批判，蜜月期結束，時光彷彿又倒流到1951 年。
1987 年霹靂舞和搖滾樂幾乎同時進入中國年輕人視野，當時被這兩種形式直接做了身體和感官啟蒙的年輕學子，今天不少成為知識界或民間知識界的激進人物，他們質疑主流思想的態度，也許就在霹靂舞和搖滾的時代埋下了種子。搖滾樂的影響更為深遠，先行者崔健被譽為另一種啟蒙者，但隨著中國搖滾的複雜化、商業化和娛樂化，批判鋒芒已經罕見了。
英美現代主義時期獨立出版小雜誌的中國變種，但比前者含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因此也遭遇更大的生存挑戰。八九十年代是民間刊物的蓬勃期，其後隨著網上論壇的普及、正式出版物對地下文學的收編以及審查部門的大力整頓，民刊式微。
自1979 年創刊，《讀書》就不是一部單純的書評雜誌。它大致經歷了注重思潮整理時期、考據時期以及1996 年至2007 年汪暉與黃平主編的「新
左陣地」時期。它的讀者定位為「中級知識分子」，從它的發稿關注點的改變也可以看出「中級知識分子」思考取向的轉變暗潮。
因為惡意批評而得來的這個名稱，雖然不為當代詩歌的核心人物們承認，卻是民眾理解和接受的。朦朧詩一方面激化了人們對自由思考、自由生活的嚮往，但一方面又讓普通讀者和平庸創作者停留在朦朧美的溫柔鄉中，刻意迴避現實。
1986 年始發於相對內陸的城市合肥的這次「學潮」，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比較成熟和正面追求民主的學生運動，訴求是反貪污和反對人大代表尸位素餐，同時以行動方式表露了對言論和遊行自由的追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應之，被迅速撲滅。
執政者的回應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政策再度左傾，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如方勵之等被打擊，不支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胡耀邦最終被迫下台。
八十年代後，內地知識界有國學復興之潮，不少研究中國哲學、史學、古文學等名家都被尊為國學大師，當中有不屑者，亦有借「國學」二字寬泛性而混跡其中的「雜家」，如最近被揭穿的文懷沙之流。
後來被內地追認為國學大師的錢穆曾就「國學」一詞說：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名詞。」很能戳穿鼓吹國學者的功利面目。
隨著時間推移，1989 年自殺的詩人海子的影響力在民間日益壯大，甚至超越知青時代的詩歌英雄食指、再啟蒙時代的詩歌英雄北島；但同時他在詩歌界的影響卻由過盛轉向衰落和反撥。現在海子更適合作為特定時期的一個精神現象來回顧：八十年代末，人們對精神力量的渴求以及崇拜之熾熱，恰恰反映了其時物質和現實自由之匱乏；而此後九十年代初的死亡崇拜則反映了價值觀再度失落後的虛無。
「痛心疾首」——唯有此四字能形容當時知識界希望破滅之巨。八九學生運動的激化是人民長期的正當要求一再被壓制而來的強力反彈，失控情有可原；六月四日的悲劇無論如何不應如此極端，鎮壓手段不可原諒。
二十年過去了，執政者一再錯失挽回知識分子失落之心的機會，不曾為六四評價做出半點讓步，也沒有對受害者作出最基本的補償，反而進一步收緊言論自由，把歷史視為禁區，有識之士，其痛猶甚！
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出現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之爭，至今餘波不息，時而甚至更劇烈，那都是和中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相關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出發點都是憂慮中國前途、關注蒼生命運，然而手段不一樣、重點亦不一樣。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原則第一優先，新左派追求絕對的公平原則，其實兩者為何不能兼得？新左派是用理想迴避現實，自由主義者是以現實迴避理想。自由主義者中的市場決定論者無恥無情，新左派中大量混雜的民族主義者和毛主義者愚昧偏激，皆為可厭。
九十年代中國讀書界總因某人逝世或被「挖掘」而形成對他的熱潮，甚者還升格為「學」，例如錢鍾書，《圍城》和《談藝錄》、《管錐篇》被推至過分的高度，最後「錢學」便應運而生，人們熱衷於談論他的博學、機智而無法找到他的思想。
而對於陳寅恪則沉迷於他的形象、遭遇、情懷寄託，把他樹立為失落文化的象徵品。王小波比較例外，他也被樹立為邊緣、獨立知識分子的象徵，而因為他反傳統的經歷和思想得到後來青年的親身驗證。他死於1997 年，以自己的命運和作品預示了未來十年青年的命運。
八十年代前，正常學術研究環境的欠缺導致相當大批的民間知識分子存在，他們成為火種的延續者甚至燎起新火者，八十年代後，繼續存在的民間知識分子被學院派譏為「野路子」，殊不知他們在過去和現在都比學院裏的知識分子多保持了一些尊嚴和獨立。民間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末的變種是知道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前者多投身媒體，為少數人民服務，以務實的知道為榮，卻忽視大義；後者在公共言論場域的位置至今日益見重，以一種更獨立和自由也更積極的方式介入現實、爭取發言權，這點多少繼承了魯迅和五四傳統。
文革遺風保存最完整者，非中宣部莫屬。近年被稱為「真理部」的中宣部在繼續製造「真理」的同時，常以比政府更左的姿態打擊異見者和大膽踩界的刊物。
《炎黃春秋》就是其中一本被重點關注的對象，因為它提倡黨內民主、政治改革，堅持反思極左派和文革的錯誤，並對被中宣部歪曲的史實多有糾正，所以多次受到停刊和撤換編輯的威脅，幸有中共元老保護得以冒險生存。至於另一些頻頻犯險的傳媒則沒有那麼幸運，2003 至2004 年發生南都事件，《南方都市報》的前主編程益中等被捕，以貪污入罪，一般認為是對《南方都市報》大膽的報道的報復行為；而2006 年的冰點事件更是中宣部直接干預，勒令刊登了對歷史有不同看法文章的《冰點》周刊停刊整頓，引起媒體界和知識界嘩然，後在原主編李大同等的竭力抗爭下《冰點》復刊，但主編副主編並未復職。
反右五十周年之際，眾聲啞默，彷彿那是歷史上不曾存在的事件，唯獨當年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挺身而出，拒絕遺忘。她的著作《往事並不如煙》以濃墨書寫了這段被抹去的歷史，並以《伶人往事》補償之，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政界、知識界、演藝界種種荒誕乃至悲慘之情景，以堅持記憶對抗政府及主流話語鼓勵的忘卻與「寬容」。今年章詒和發表《臥底》、《告密者——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兩文，更是直指文革前後普遍存在的告密行為，這種行為因為在知識界比比皆是，人們已經見怪不怪，所以反過來指摘章詒和小題大做和不夠寬容，然而怎麼沒有人追問是什麼令知識分子墮落為臥底、出賣朋友以自保呢？為什麼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變得威武能屈、貧賤能移、富貴能淫呢？
一塌糊塗BBS 站名諧音「一塔湖圖」，即指北大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圖書館，創辦於1999 年，一度是中國極富影響力的網上討論區之一，以言論自由、討論氣氛寬容熱烈著名，在其上縱論世事國事人事的多為大學生或知識青年，因為屢次觸碰敏感話題被整頓，最終2004 年被永久關閉，直至最近才有限度地重開。之後在泛民間知識界有影響力的兩個著名網站牛博網和烏有之鄉分別走向兩個方向：簡單的自由主義和粗暴的新左派，後者日益遠離理性討論，以替毛時代塗脂抹粉為能事，但支持者眾。網絡時代至今，因為執政者的不斷打壓，也因為參與者的素質參差，尚未有一個真正能健康發展的討論網站存在。
博客的出現，令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們找到一個可公可私、可攻可守的小陣地。雖然有不少人用博客自我貼金，如余秋雨；但更多人借博客宣揚公民社會、團結民間正義力量，如艾未未、梁文道等，艾未未在楊佳案中聲援楊佳、幫助楊母，在地震周年之前展開對死難學生情況的公民調查行動，皆以博客為聯絡、討論和發布的平台，效果顯著，以致其博客最終被封。後來微博出現，著名者如「飯否」網，地火有燎原之勢，因此都迅速被政府封殺。
《零八憲章》是六十年來由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發出的一次最清晰和完備的政治訴求表達，雖然他們明確表示並不奢求可以很快實現所追求的目標，僅藉此表達他們就「中國未來向何處去」這個問題的共識。
參與簽名的知識界名人不多，簽署者大多數是民間知識分子、維權人士和關注現實的普通人，這說明「正統」知識分子明哲保身的態度未變外，還說明了民主意識在基層知識界反而得到更多的普及和認同。憲章發起人劉曉波再次被捕，之後為了迎接建國六十周年大慶，政府進一步收緊言論自由、加強監控，現實中國與《零八憲章》中期望的那個中國距離愈來愈遠了。
2 林徽因
（1904 年6 月10 日－1955 年4 月1 日）
名門之後、才子才女、神仙鴛侶，
一部拍攝檔期跨越建國年的電影，也是共和國的第一部禁片，而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部禁片。這部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關於一個清朝乞丐行乞興學的
小故事片，本來在電影藝術上乏善可陳，卻因為政治需要成為大舉批判的對象。1951 年批判《武訓傳》實則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的一次成功實驗，並且為日
後一系列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藝批判的行為樹立了完備的模式。
4思想改造
5 洗澡
1951 年的「三反」及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所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持續日久的改造過程，最優秀的文學概括就是三十多年後楊絳的小說《洗
澡》。
思想改造運動最初用毛式語言來形容，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嫌粗鄙，改用「洗澡」粉飾之，殊不知「洗澡」更為殘酷，每個人既是幫助別人洗澡的，
也是被洗澡的，幫助別人洗澡需要「背靠背，面對面」：背著洗澡者搜集他的問題材料；當面批判他的錯誤，評價他洗的澡；被洗澡者只要沒有檢討到人們背後所
湊的那些問題，便過不了關，還得再洗。但按改造者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澡是永遠洗不完的。
6 梁漱溟
（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中國知識分子好為國師，多是自作多情，唯獨梁漱溟先生不然，他是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氣
魄和實踐的。可惜儒家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英雄卻碰上了一個流氓的時代。不是作為哲學家，而是作為政治活動家，1953 年9 月，梁漱溟先生應邀在政協
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當面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其時毛澤東的言語毫無尊重
節制，他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能讓毛如
此失態的，必是對他構成巨大壓力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的存在，是精神價值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中唯一所繫，七十年代批判孔子，先生不從，應以一句「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乃其道一以貫之的
最終證明。
7 胡風
（1902 年11 月2 日－1985 年6 月8 日）
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由政治鬥爭代替學術爭論、為政治陽謀做文藝預演的一次大規模實習。1985 年，尚未得到徹底平反的胡風去世，唯有曾受牽連的聶紺弩
寫悼詩，其中兩句是：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把胡風被害後的失常、因言獲罪的經歷用十四字絕望地概括了。其實還應該添上一筆：「千萬餘
人受牽連」，1955 年展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調查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
人，這是建國以來對文藝界和知識界最大的一次整肅運動。
但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弱點此次由知識分子大規模演出，胡風的舊友舒蕪撰文、提交私信落井下石，何其芳、巴金等都有大力批判，叫人心寒。後來文革時在民間
出現的道德、價值淪喪，以此時知識分子的淪落作為先聲。日後人民延續至今的虛無主義、對強權的畏懼心理，亦由此時知識分子人心惶惶、理想幻滅的反應埋下
了伏筆。
8 鳴放
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美名曰：百花齊放。如果說大鳴大放的片刻偽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讓獨裁者最後一次聽了點來自宮闈外的真話，甚至可能感到了一
絲恐懼。從1956 年「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到1957 年「大鳴大放」，腥風血雨前夕的天空竟然被粉飾得如此漂亮。當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謊言暴烈地
被揭破之後，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徹底的三緘其口、道路相遇甚至不敢以目怨，最後紛紛為了自保而放棄最低的一點尊嚴。
9 儲安平
（1909 年－1966 年？）鳴放運動中，作為當時尚算一份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盡其言責對政府發出了委婉但已是最尖銳的批評，
他警告說共產黨人已經把中國變成一個「黨天下」的中國。如今看來，他其實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小孩，而此前此後的全國圍觀者，都已樂於稱讚謊言的美麗了。
1966 年他投湖自盡，未遂被救，但不久又告失蹤，不知最後死於自殺他殺。其子回憶： 「9 月20 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
10 月1 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 『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這句話，今天又被講了一萬遍。
10 反右
在虛構的集體回憶中，五十年代是個貌似單純的年代。「反右」為它提供了荒誕的證據，它是單純的，非我族類即右派，右派即敵人，這頂帽子可以隨意扣在獨裁
者以外的任何人頭上，因為「我」最終只得一個，其餘皆敵也。中國式的左右難分也從此再無法理清：左派，你以為他是激進派，卻原來是最保守派、建制紅人；
右派，你以為是傳統意義保守派，原來他是個異議人士、被壓迫者。
11 《海瑞罷官》
12 「三家村」
1953 年，北京開始醞釀拆古牌樓，並準備進一步拆除古城牆和城門，當時歷史學家、北京副市長吳晗負責向反對拆除者做解釋工作，結果與梁思成發生激
辯，梁思成被氣得當場痛哭。諷刺的是，吳晗在十年後也成為了被拆除的對象，表面上看來因為一部他寫的《海瑞罷官》於1962 年上演，疑為替彭德懷辯
護，再看是針對彭真的北京市委，最後牽出文化大革命。後來批「三家村」、批鄧拓、批周揚……借文藝作品開刀推行政治鬥爭，已經成為弄權者樂此不疲、得心
應手的好武器。
13 毒草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抨擊《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從此「毒草」二字開始
泛濫於「文藝批判」間，比較著名的是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電影批判聯絡站，江蘇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於1968 年
1 月印發的題為《毒草及有嚴重錯誤電影四百部》，凡是有違、甚至不涉及歌頌毛主義者價值觀的文藝作品，都會被打成「毒草」，以致後來有人專門找「毒
草」看，因為它往往是好作品或異類作品的標誌。直到今天，《海角七號》來大陸上映，還被人斥之為「毒草」。
14樣板戲
有「毒草」就必然有「香花」，樣板戲就是當年樹立的「香花」，到最後完全壟斷了戲劇和電影舞臺，以至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一說。八個戲包括《智取威虎
山》、《海港》、《紅燈記》、《龍江頌》、《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沙家浜》，由江青拍板。1964 年江青作了題為《談京劇革
命》的講話。這是樣板戲確立地位前的重要一役，也是江青在政治舞臺的首次亮相。樣板戲徹底貫徹了革命文藝的功用主義精神，只要有利於表現「三突出」，西
洋大樂隊、話劇對白甚至芭蕾舞都可以用上。人民在這種集中火力的洗腦行為中逐漸麻木甚至形成了依賴症，從今天許多人對樣板戲甚至對文革的變態懷戀可見一
斑。今天仍然有樣板戲，整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都是。
15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是典型的毛式語言，他1955 年用之批判傳統戲曲中的鬼戲，稍後用來批右派，到六十年代已經被他和支持者用作泛指一切「敵對勢力」。這種
粗暴地把一批人定性、然後依此定性進行迫害的歪理，在那個時代已然成為合理邏輯。
16 林昭
（1932 年12 月16 日－1968 年4 月29 日）整個六十年代就是林昭的一部殉難史。在幾乎所有大知識分子都已噤口自保的時候，只有這個
北大中文系女學生堅持說真話。1957 年被劃為右派，1960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堅持抗爭，1968 年被處死，當局從未正式公布過判處林昭
死刑的罪名。林昭遇難翌日，上海公安局向她母親索取5 分子彈費。林昭在獄中留下的二十萬字血書、審理該案的盈之滿屋的秘密卷宗大多至今尚未見天日，但
那必然是時代最真實的見證、最痛切的吶喊。在我心目中，林昭是六十年來中國最美麗、最勇敢的一個人。
17 大字報
雖然按毛澤東說法，大字報自古就有，但沒有他的扶持，大字報不會成為那個年代「筆桿子殺人」的最有力武器。1955 年肅反、1957 年反右，大字報
開始泛濫，直到1966 年北大聶元梓等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批准下播發了聶
元梓大字報，《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自己
同年寫下的《炮打司令部》，則被冠以「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副題。大字報既是揭發、批鬥、誣陷別人的暗器，也是被用來構陷罪名、以言入罪的工具，極端時
期，只要被大字報提及，你基本上就沒有自辯的可能，因為任何自辯都會成為你的新罪證。這種貌似發揮言論自由的、貌似底層自發的民間傳媒，實際上是扼殺言
論自由乃至人的生命的鬥爭武器中精心安排的一環。
18 自殺
士以死明志，中國傳統也，沒想到在1960 年代此風達致高潮。鄧拓、老舍、陳夢家、翦伯贊、傅雷……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殺，幾乎都是被自殺，走投無
路還要高呼毛主席萬歲然後一死——死是免去生之辱，高呼萬歲是為了保護活下去的後人和朋友。但即使如此，他們也逃不了另一新罪名：畏罪自殺、自絕於人
民、以死來對抗文化大革命。
19 知識青年
六十年代，為了緩解青年淤積於城市可能帶來的危機（因為他們的血性和可能的反叛，也因為城市不勝負荷），黨想到了讓他們去更惡劣的生存環境消耗精力。知
識青年往往只有初中、高中學歷，倒是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為他們帶來了更多做人和反抗的知識。他們在為農民們帶來麻煩的同時，也帶來了最低限度的一點啟
蒙。而知識青年自己之間的切磋，為後來的知識、文藝爆炸式復興埋下了種子。
上次首映錯過了，幸好HKAFF補播。期待中。
Mockumentary
老北京 (Peking)
新北京 (Capital)
A tale of two cities (HK and Beijing)
早上面試，百無聊賴，逕至BC一遊，忽想起友人推薦李安的新作《胡士托風波》，於是便買飛一看。
我對Woodstock的認識，就止於當日在商務大平賣中，搜購回來的誠品好讀所給我的印象。美國的一群年青人，要以最鼓舞人心的方式，去重新啟發人的心靈，打破六十年代的政治悶局。反越戰、性、大麻與搖滾樂，就是我心目中對Woodstock那場音樂會的理解。
電影倒對音樂會著墨不多，反而著重描寫主角的心理，我挺喜歡。我想起Antonioni的《Zabriski Point》，和《Taking Woodstock》都是描寫hippies的心理，相較之下，《Woodstock》的描寫細膩得多，把主角演活了，Woodstock，反而成了配角，襯托主角的心理轉變。
我就是愛李安的soft。當然你可以批評，他又「翻炒」同志題材，但是我不理，幾個鏡頭輕輕帶過，處理得就是自然，讓人看得舒服。
又是他，面善嗎？
《Into The Wild》
《Milk》
都是我愛看的！
P.S. 忽然發現，那本誠品好讀，其中居然有Antonioni X Bergman X 楊德昌的專欄，但我買的時候，居然完全沒有留意到。
按：同文將刊於中大國是學會國弦之特刊。
一）
建國六十年臨近，北京市面外馳內張，歌舞昇平背後，是嚴密的監管和控制，力圖營造和諧之象。
國家之建立，本為人民值得慶賀之事。中國終能掙脫列強欺凌，建立民族國家，可謂吐氣揚眉。更當中國越趨強大，政經地位舉足輕重之際，此時高高興興談國慶，實乃自然而然之事。但觀乎中央與地方的種種舉措，莫不是畏首畏尾，色厲內荏，近有枉屈香港記者之合法報導煽動鬧事，誣衊譚作人之四川調查顛覆國家；遠有掩飾六四屠城之真相，篡改建國多年罄竹難書之暴行。回首歷史，我們焉能埋沒良心，報喜不報憂呢？
歷史之撰寫總為當權者左右。草民之歷史，遂淹沒在重重的迷障之中，不得伸展。筆者年少，對當年中共建國歷史，知之甚少。中史教科書，廖廖數筆，解放軍所向披靡，國民黨聞風而遁。草民呢？不得而知。
我們要記著，草民不是當權者，犯不著為自己歌功頌德。草民，平凡而不平庸。草民，可以是挑著擔子賣菜的嬸嬸、在街道上閒逛的伯伯，也可以是你和我。草民，不會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人物，可是每一位草民的歷史，所走過的路，都是獨特而唯一的。這些路，不是單一軌向而不相往來，反而是千絲萬縷，編織成那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歷史故事，而這些，正正是最容易為人忽略的。
有此了悟，我們對於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辭，簡化單一的平面描述，都應該保持批判的態度。尤其身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的香港，我們應當問，國慶，究竟為誰而慶？國慶，究竟由誰來定？
二）
龍應台為其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序，她說，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大江大海》述說了一九四九年，草民在戰火的無情摧毀下，顛沛流離，萬里飄零的故事。每個故事，讀起來都有血有淚。然而，在「全國解放」這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草民的聲音，遂淹沒在大江大海之中。當中有好些人，一生都不能、也不願向他人提起這累人的歷史之重。
就在《大江大海》勉力重提草民歷史之際，我看到了電影《建國大業》的宣傳硬照，好一個宏大的背景啊。再看看資料，《建國大業》在內地票房輕鬆破億，《大江大海》甫出版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殺。究竟龍應台的一本小書，能不能抵禦鋪天蓋地、政治正確的宣傳？
在東森新聞的一個訪問中，龍應台如此回應：「就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你如果只看到『一將』的話，你就會談《建國大業》；你如果也看到，也會去沉思『萬骨枯』是什麼意思的話，你就看《大江大海》。」
我在沉思，建國六十年，出現多少次萬骨枯的場景。
一九四八年，就是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那個年頭，有數十萬人，在長春之圍中活活餓死。如果我們譴責南京大屠殺是罪行，為什麼我們不用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在內戰中死亡的同胞，建立戰爭紀念館來憑弔他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把過百萬的知識分子打為右派，摧毀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無數人受屈辱而死。迄今為止，中共還未正式平反反右運動，錢理群先生呼籲建立一九五七年學，仍遙遙無期。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其後三年，中國有足足三千萬人餓死。毛澤東的錯誤決策，草民深受其害，逆來順受。當權者謊話連篇，把人禍扭曲為「自然災害」，面不紅，心不跳，好像中國人命如螻蟻，任人肆意踐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間，全國草民不單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尊嚴，失去生命。人倫崩壞，草民被迫成為拭兄殺父的禽獸，活在人間煉獄之中。中國文化遭逢浩劫，鬥爭思想毒害人間，至今仍未復原。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政權指鹿為馬，把學生和平示威定性為暴亂，視人命如草芥，多少母親痛失孩兒。草民懾於權勢，或忍氣吞聲，或刻意遺忘，或變臉投誠，什麼懷疑論坦克碌豬論，皆滿天飛了。
如斯六十年，是輝煌的六十年，還是恥辱的六十年？
三）
或許以上種種，皆年代久遠了。有人說，香港回歸祖國十餘年，過往縱有千般不是，我們也必須往前看，隱惡揚善。
但歷史告訴我，香港，一向地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際，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境地上。我們有必要問，為什麼當年中共不「解放」香港？要說中共一向重視香港，為何要待數十年後才談回歸，談國慶呢？當一九六七年香港民權運動烽起之際，中共除了鼓動左派作亂之外，又做了什麼事情幫助香港脫離殖民統治呢？
翻閱中央電視台製作之《香港百年》，其解說詞中，有一段描述解放軍進軍深圳河的情境，如此寫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北岸，手持望遠鏡的吳福善將軍，朝香港凝望良久，但卻按兵不動。[1]
那末為何要按兵不動呢？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只是一個需「充分利用」[2]的地方。鑑於當時中國不願與英美正面衝突，故留下香港這個橋頭堡，以作緩衝，與世界接軌。
本來，地方犧牲自己，以成全國家的利益，也屬無可厚非。然而，最諷刺的是，為維持香港殖民地的地位，中共不得不默認與英國簽下之不平等條約。更要害的是，周恩來的「為我所用」[3]論，反映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定，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謂香港恆古以來與中國本土密不可分，純粹為回歸前後製造之論述，顯得收回香港的決定「眾望所歸」，如此而已，根本與史實不符。
如此說來，回歸經年，政府力圖建立口徑一致的國民教育，也早有跡可尋矣。重視國慶，並不出自草民對祖國文化的擁護，也不反映草民自發的愛國情感，只是少數當權者的政治任務，粉飾天下太平，再次證明歷史只屬於勝利者，草民根本無容置喙。
[2] 一九六零年，中共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作為對應香港回歸的策略。參考同上，頁１９８。
[3] 同上，頁１９９。
大病一場，母親又再進院，情緒低落。
當此精神靡萎之際，勉力細讀龍應台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識時而模糊，時而清醒，時而悲愴，時而憤慨，掩卷之時，伴隨耳際竟是蕭邦之Ballade No.1。
忽有所悟。此刻身疲而心靜。正如小魚師姐所言，在不幸中感恩，從苦難中找祝福。
—————————————————————————————-
就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你如果只看到「一將」的話，你就會談《建國大業》；你如果也看到，也會去沉思「萬骨枯」是什麼意思的話，你就看《大江大海》。人需要謙卑，尤其是勝利者更需要謙卑。
按：雖然是老調重彈，但這篇報導相當可讀，指出中國的所謂經濟V型反彈，只是在加劇社會結構的財富不均，和練乙錚先生觀察中國而得的結論十分相似。
當前中國的內需嚴重不足，要從出口型經濟轉型談何容易？人民幣的匯率被政府強行壓低，造成中國社會高儲蓄、高投資但低消費的現象。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國家及大企業（如中石油等）主導的投資，私人企業的發展反而有走倒車之勢。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仍不到位，使經濟利益的分配有更公平及有效率的分佈，經濟增長勢必因種種的社會不穩定及財富不均而變得不能持久。
By Jamil Anderlini
Published: August 24 2009 20:19 | Last updated: August 24 2009 20:19
On track: workers finish a Wuhan rail link that creates Asia’s biggest marshalling yard. The network is about to eclipse that of Indi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people in China brace up to cope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have scored marked successes to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High-level figures from the west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pheres … envy China’s superb performance … as well as “China’s spirit”– the kind of solid, unbreakable “Great Wall” at heart to ward off the financial crisis.
– English-language editorial in the People’s Daily, official mouthpie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uly 30
China’s rulers can be excused a modicum of less-than-grammatical gloating after the economic rebound the country has achieved in recent months. With its quick and overwhelming response to the crisis, Beijing appears to have engineered a powerful V-shaped recovery and by most estimates is on track to exceed the 8 per cent growth target it set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Official reading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fixed investment, power consumption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ll show a strong revival, while equity and property prices have soared in recent months. There have even been signs of a recovery in exports, although these are still about one-quarter below the levels of a year ago.
But a growing number of economists and officials say the positive growth data hide worrying structural imbalances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may only have postponed an inevitable reckoning. With the world looking to China as a beacon to lead the way out of economic gloom, a second downturn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on global confidence, not to mention commodity prices.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good 5 per cent growth and bad 8 per cent growth,” according to one senior adviser to the government. “We worry that what we’re seeing falls more into the latter category.”
On an annual basis, China’s economy grew 7.9 per 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well up from 6.1 per 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If measured sequentially the rebound was even more obvious, economists estimate, with seasonally adjusted quarter-on-quarter growth at zero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8 but picking up to 3 per cent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is year and as much as 16-17 per 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is was thanks largely to the government’s Rmb4,000bn ($585bn, €409bn, £355bn) fiscal stimulus and the Rmb7,370bn of new bank loans extend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riple the amount lent in the same period a year earlier. Economists at BNP Paribas estimate that the loan expansion was equivalent to 45 per cent of half-year GDP and say they know of no other economy that has created credit on such a scal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lending boom, carried out by the country’s state-controlled banks on the order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aised concerns that much of the money has gone to borrowers who will not be able to pay it back. “I worry what’s happening now is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US in 2001 – the government is flooding the economy with cash that just ends up papering over the problems,” says a Chinese corporate executive who used to live in the US.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alysts say around 20 per cent of new loans in the first half may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equity market and another 30 per cent into property and other financial assets, helping to inflate unsustainable asset bubbles.
“The property market is so hot right now and prices are going up so much that it really is a seller’s market,” says Wang Qing, a driver earning Rmb2,500 a month who has started speculating on real estate by buying and selling small apartments in his spare time. “The sales agent told me the other day I had to fly to Hong Kong to meet the seller of one apartment just to show I was sincere,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other bids out there.”
China’s stock market is up 64 per cent this year but has dropped 14 per cent in the past three weeks as investors panicked over signs the government was starting to rein in excessive loan growth. Analysts say the steep drop shows how much of this year’s rise has been fuelled by bank loans channelled into speculative activity.
“Everyone privately thinks this is an asset bubble driven purely by liquidity,” says a senior executive at a Chinese investment bank. “Those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o have been able to get loans from the state banks are mostly keeping it for a rainy day or speculating on the stock and property markets; very little is going into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rest that has gone that way, the bulk has been to stat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back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articularly the tiegongji or “iron rooster” – a homonym for the Chinese words for rail, roads and airports. The huge projects have revived demand for steel, concrete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but this kind of capital-intensive state investment creates relatively few jobs. Yet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 railways ministry plans to add 20,000km of track to the existing 80,000km,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Rmb2,000bn. At this rate, China’s rail network will this year overtake that of India to become the second-longest in the world, behind the US.
As for roads, construction began in the first half on 111 expressways totalling 12,000km with an investment of Rmb700b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China had just over 60,000km of high-speed roads, compared with 75,000km in the US. But if plans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cluded, China’s high-speed road network would expand to 180,000km in the next few years, an astounding figure considering China has only 38m passenger vehicles against 230m in the US.
Some officials say the most worrying ele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heavy stimulus package is the fixation with building airports. For instance, the town of Jiaxing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is roughly an hour’s drive on brand new expressways from three of the country’s busiest international airports – two in Shanghai and one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In spite of this proximity, and a planned high-speed rail line connecting Shanghai and Hangzhou, the Jiaxing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build a commercial airport on the site of a military landing strip, with an estimated investment of Rmb300m.
Jiaxing officials say they expect to recoup their money by 2025 but sceptics say this kind of investment will never repay itself and will instead end up as a bad loan on the books of the state banks. “The main concern we have now is that a tremendous volume of loans was extended very rapidly to the corporate sector at a time when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was declining,” says Charlene Chu at Fitch Ratings. “That would suggest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asset quality problems down the road.”
Whi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inundated with loans from the state banks, economists worry too that China’s vibrant private sector has been largely left to fend for itself.
“Th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risis has mostly benefited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and biggest projects,” says Wang Yijia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t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in Beijing.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ector provides 75 per cent of the jobs to China’s urban workforce but now it is shrink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3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s.”
Aged 42, Chen Guangming has spent half his life as a migrant worker in China’s big northern cities but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became one of an estimated 23m who lost their jobs and returned home to the villages. “This year it is much harder to find work and I spent most of the year waiting in my village until some relatives told me about this job,” he says, indicating the construction site where he is paid Rmb70 for a 10-hour day.
The latest 6.1m graduates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so been struggling to find work.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ys 68 per cent have been employed so far but independent estimates put the number at only around 50 per cent. More than 1.5m of last year’s graduates are also still searching for work.
At a talent fair next to Beijing’s ancient Lama Temple, 24-year-old Peng Chuan, who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English in July 2008, has lowered his sights and is looking for work as a waiter. “Salar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ve fallen so much but some of my classmates managed to get jobs in the government by leveraging their family connections,” he says.
Competition is fierce these days and landing a secure post requires many to pull strings or offer inducements to those who vet the applicants. “I had a chance to work in a bureau at the railway ministry but I would have had to pay Rmb100,000 to get the job and my family couldn’t afford that,” adds Mr Peng.
While official figures show steady income growth and rising consumption, many economists say these numbers are unreliable because they are heavily weighted towards state-sector salaries an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comes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are likely to be growing weakly if at all, they say, making it harder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rge drop in exports.
They worry that when the effect of the stimulus recedes and Beijing reins bank lending back in, economic imbalances will re-emerge and the government could face another crisis. “It is too early to say that China’s recovery is a V-shaped one,” says Cheung Kong business school’s Prof Wa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truly believe the economy will face another big slide and the recovery will look more like a W.”
‘It is hard to compete if playing against the referee’
When Huang Guangyu, China’s richest man, was arrested late last year, he was accused of manipulating the share prices of two of his companies. But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security services, his real crime was building an empire that included Hong Kong-listed Gome, the country’s largest electronics ret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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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ned: Huang Guangyu, China’s richest man |
These people say some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felt Mr Huang had grown too powerful and his business too important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for it to be left in his hands. If true, this case is just the sharp end of a wider phenomenon known commonly as guojinmintui, or “the state advances as the private sector recedes”.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deni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a policy of renationalising parts of the economy and most analysts agree there is no formal policy to support guojinmintui. But some argue that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allow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are often controlled by powerful political families and already monopolise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economy, partially to reverse the privatisation that has occurred in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Large parts of the economy seem to be increasingly dominated again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ays Dan Lynch,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hina Institute. “This is a long-term problem but it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failure of large numbers of privately own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rof Lynch points out that China’s enormous credit-fuelled economic rescue plan has been focused on supporting the state sector and government-back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leaving many smaller private companies to go under, even though they make up the most dynamic part of the economy and provide the most jobs.
Large state enterprises with easy access to credit have this year swallowed up private competitors in sectors from airlines to beauty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engineered a hostile takeover that will see the profitable, privately held Rizhao Steel absorbed by Shandong Steel, a lossmaking state rival, as early as Tuesday,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a.
“Since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ook over seven years ago, there has been a real backlash against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at is now accelerating,” observes a senior Chinese banker. “It’s quite hard to compete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the referee.”
Analysts say struggling, privately owned petrol stations are being rapidly acquired by state monopolies such as PetroChina, while many privat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well-funded state giants who are driving up land pric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his book A Century of Ebb and Flow, author Wu Xiaobo argues that entrepreneurs’ problems pre-dat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60 years ago. Under the Qing emperors and the Nationalists who succeeded them, he says, the economy was always dominated by state enterprises and that any time a private company became too big or successful its owner was removed and it was gobbled up by a state competitor.
“An authoritarian, centralised state cannot tolerate alternative centres of power,” says one well-connected Chinese businessman. “Until we have meaningful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we’ll never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issues and our economy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附：有關國進民退的評論－国进民退背后的理念误区
看到了這項描述，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只知道，大多數人的反應都是要教育好青少年使之不要行差踏錯之類的評價，總之千錯萬錯就是那些青少年選擇錯誤。
今天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深深感受到一名正直的少年在扭曲的社會所承受的壓力與悲哀。一個深深相信世界是可以透過自己行動改變的少年小四，接連受到不可承受的打擊。一向耿直敢言、堅守原則的爸爸，在受到秘密警察的教訓下變得現實而向校方妥協，任由兒子被趕出校；最好的朋友小馬出賣自己，小四的女朋友小明由始至終的謊話，這些事情都一點一滴地蠶食著小四的價值觀。最後他直接和小明對質，小明一句「這世界是不會改變的」，小四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了，因而完全崩潰，用自己的方法把小明改變──那就是殺了她。反正這個世界就是荒謬的。反正原本自己深深相信的人和事，都已經完全變了質，都可以改變，那麼暴力不暴力，還有什麼區別嗎？
近來齊澤克很火熱的一個比喻，就是「燈光下找尋暗處掉失的門匙」的荒誕，可惜成人都不太理解他們為下一代創造了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環境。當一切的價值皆可被玩弄，所有道德價值只是門面功夫，謊言成了真理之時，我們又怎樣跟下一代說他們有光明的前途呢──至少我自己，也越來越難抵抗這虛妄。
延伸閱讀：
偽影痴：楊德昌is haunting──再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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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很想最看多一次Trainspotting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fucking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 interest mortgage re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Choose leisure wear and matching luggage. Choose a three-piece suite on hire purchase in a range of fucking fabrics. Choose DIY and wondering who you are on a Sunday morning. Choose sitting on that couch watching mind-numbing spirit- crushing game shows, stuffing fucking junk food into your mouth.
Choose rotting a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pushing you last in a miserable home, nothing more than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selfish, fucked-up brats you have spawned to replace yourself.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do a thing like that?
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 I chose something else.
好，就把人生變為遊戲好了，don’t choose life, choose something else.
這是《在號子遇到凱因斯》的筆記2 筆記1
2. 效率市場理論的修正
－只要聰明的人足夠就可以了
「鯉魚池裡的梭子魚」（６６）：只要眼光獨到的投資者數量足夠，就能抵銷沒經驗者的行動。
－趨同思維的問題：人類有尋求他人認同的心理。
人們慣於假定別人都在做的事是正確的，尤其在面對不確定時，我們最可能認定他人採取的是正確行動。（６９）
－信息串聯效應(informational cascades)的問題（７１）
positive feedback loops－上升的股票看起來更吸引，吸引更多人買，股價持續上升，使得該股票的前景看起來更好。
─博傻(greater fool)（７３）
因為總有一天笨人比較多，使聰明的投資者再不能維持市場的效率，能否獲利只在於能否早一步離開股市。
3. 效率市場理論的批評
－預測市場心理會跌入無限後退的迴圈
報紙上有種比賽，參賽者必須由一百張相片中，選出六張最美麗的面孔，比賽結果將以所有參賽者的平均為準，將獎金頒給個人選擇與總體平均最接近的人。因此，參賽者要選的，並非自己覺得最美麗的面孔，而是認為最能吸引其他參賽者的；而所有參賽者都如此看待問題。重點不是以自己的判斷為依據，甚至不是以一般的觀點為依據，來選出最美的人。此時已經來到第三個層次，也就是預測一般人心中的平均意見如何。我相信，有人能做出第四、第五甚至更高層次的推論。
動能投資者就像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般、老是事後做預言的世界裡操作股票－那個世界有如瘋狂自我反射影像的鏡像走廊，人根據鏡中影像的動作而做出反應，想要揣摩出「一般認為的一般看法為何」，殊不知鏡中影像反射的全是自己的動作。（７６）
－股市暴跌並不是因為景氣循環，是因為世界的政經結構出了問題，其根據在於市場的不確定性，只能透過政府的干預來回復平衡（參索羅斯的觀點）
－古典經濟學建構於資源缺乏的假設之上，已經不足以處理工業革命後資源過剩、資源浪費的狀況〔主要是指金融投機與炫耀性消費〕。他指出，當時奉為正統的觀念，之所以束縛了我們，是因為它傳襲而得的權力，而不是本身具備這種資格，所以古典經濟學．．．．．．和常識相抵觸。（１０１）
－不確定性促成市場低效率：為什麼市場不能夠自我修正？
古典經濟學的說法：經濟之所以衰退，是因為勞工不夠變通─如果勞工能像古典經濟學中理性的機器人，願意降低合理工資，勞動市場便會自我修正，回復充分就業的狀態。（１０３）
不確定性會不時造成投資不足或過度儲蓄，使得經濟資源利用不足。（１０３）
不確定性有兩種：一種是可量測的或然率，他（奈特，芝大教授）稱之為「風險」；另一種是無法量化的模糊狀態，這才是真正的不確定性。風險可以定出機率，例如擲錢幣得到正面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而「不確定性」卻是完全無法量測……就是他說的「對未來無知」。（１９４）
－為什麼預測很難，即使假設人是完全理性
我們不可能準確判斷股市的價值。布里丹之驢……是說一匹完全理性的驢子跟前有兩堆誘人程度一模一樣的草料，牠會無法決定吃哪堆好（選任何一堆都是不理性的舉動），於是最後活活餓死。
股市參與者有如寓言中的驢子，若想以純粹理性的方式做出投資決策，思考著未知的未來會有哪些可能性，便會進退兩難。（１１７）
Not rational, but reasonable – 以習慣、直覺、偏好、慾望、意志等決定選股（１１７）
如果讀過索羅斯有關reflexity的看法，我們對市場不確定性的「威力」當有更深刻的理解。市場失效是必然的現象，問題是我們到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去糾正，還是迷信所謂的市場萬能論。
這是《在號子遇到凱因斯》的筆記
1.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效率市場假說）
－定義
有效率的市場，眾多理性的參與者競爭，會導致一種狀況：任何時間點、任一股票的實際價格，都在反映出訊息造成的影響，而所謂訊息，就是根據已發生的事件或市場預期將來會發生的事件。－尤金．法瑪(Eugene Fama)
一個資訊流通無障礙的市場中，證券價格皆能正確、即時及充分地反映所有有關訊息，無論進行何種交易策略投資人皆無法取得超額報酬。也就是說，市場永遠處於均衡的狀態，無人能以特殊的交易策略持續地擊敗市場。（６３）
－「聰明群眾」的理念
前題：成員的獨立性
理由：
一）能避開各種錯誤之間的相關性。
二）獨立的個體較有可能找到新資訊。（６４）
三）群體若能利用不同的消息組合，獨立完成判斷，並有機制吸收這些判斷，產生集體的預測或決策（６５）
－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的支持
如果聰明的投資者總是在找尋物有所值的標的，賣掉他們認為價值被高估的股票，買入他們預期被低估的股票，就表示目前股價已將未來的可能性納入考量。也就是說，消極的投資者不自己發掘股票高估或低估的狀況，造成的股價便不能反映一支股票的優劣。對消極的投資者而言，單靠僥倖（chance）便是最好的選擇方式。（６６）
－問題
我們並非都是經濟人(homo economicus)，we are reasonable but not fully rational，每一個人都充滿認知上的偏見(cognitive bias)，而我們也不可能獲得市場上的所有資訊，更有從眾行為(herd behavior)的出現。
陳寅恪評論中國文化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王國維紀念碑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比起《菠蘿油王子》，《響噹噹》實在是差太遠了──前者已經看過多次了，每一次看都有更多的發現和感動，後者實在很有點太正路和公式了，就是謝立文所說的，不夠hea。
今日明報的這篇訪問，就貼在下面好了。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做動畫就是搥石仔
【明報專訊】
梁﹕過去幾年，你埋首製作《麥兜粛噹噹》，過程開心嗎？
謝﹕不算太開心，感覺有些勉強。其實是單打獨鬥，根本沒有條件做，但要夾硬來。香港沒有人懂得做動畫，以前拍《麥兜故事》時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今天人人都看3D（三維動畫），我不是不能做3D，但一來成本很貴，二來我現在都不太能夠接受那套美學，不是自己那杯茶。但我已開始了做動畫，很難到這刻 說不做，難道要我去當的士司機嗎？
加入大陸元素，要兼顧很多不是創作人要兼顧的東西，劇本也有一些阻滯。這部片要在大陸上映，一開始你知道要寫一個道教人物，其實已有多少顧忌。你不 會是Harry Potter，不會隱形，因為這樣會變成侮辱宗教。我想如果將劇本寫成《菠蘿油王子》那樣，肯定連批文也拿不到，他們看不明就打回頭。
另外，本來我創作習慣邊做邊改，但今次不容許這樣做，因為劇本已經事成批核了。以我從前的經驗，要是見到一場戲不行，會整場丟掉，現在沒有了這個彈性，只好盡量捉住那場戲，死「捽」，不行也照樣去。
當然創作過程也有開心的地方，始終整件事擴大了，會遇到不少新鮮的事，例如到配音時，我大開眼界﹕國語版用東北聲來搞對白，其實幾得意，例如那首 《人細細》插曲，十分廣東的音樂，我想如果找北方人來唱會如何？連自己都不知道，出來效果又順理成章。這些就是我們所謂嶺南文化的「劣根性」，喜歡試，喜 歡混，「咦？山東佬唱，正喎！」那種感覺。
所以走遠了，是有趣的，沒趣的是多了很多創作以外的東西要做。
梁﹕現在在港公映的版本有哪場戲你覺得不行？
謝﹕其實整個武當山的戲都不行。如果彈性較大，我想我會在那個地方做得更hea，現在我覺得那場戲過分認真。
梁﹕其實都已經幾hea，連公仔麵都煮了。
謝﹕我覺得未夠。起碼每個角色都可以更hea一點，包括道長、道姐和班「醩仔」，現在太乖，太順理成章。
這不能怪別人，應該自己完全想好才交劇本，但我不是這樣。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是這樣，現在拍戲不流行分鏡，如果套戲預算多一點，你可以三部攝影機同時啟動，拍了片回來再打算。但這樣做很奢侈，對動畫來說更加奢侈。再加上外判合作上種種事情，一邊拍一邊調整的機會很小。
「創意」這個字很「大鑊」
梁﹕外判合作，實情怎樣？
謝﹕我們有很多外判的畫面工作在內地做，過程中要面對很多溝通失靈，交出來的東西改完又改，有時反覆六次，都照老模樣給你，整個感覺是「『磨』囉」！
最初理想是在香港做，不需要走那麼遠。合作過後更覺得香港人其實幾適合做動畫。現在很多外判合作的問題不在技術，而是在見識上，我們對件事的看法有別，所以溝通失靈。他們有些既定的想法，改也改不了。
內地人不單做動畫，做很多事情都有一個架構，做景要有一個很「對」的透視點，或者草稿上所有的東西都要做對，線要描至全準，他們才肯下色。他們很依 程序，有個人會負責處理妥當所有的稿，人要放在什麼位置，每個人都有個結構，正面，四分三面，側面如何如何，有一組東西去跟。例如行路，他們會關心人體力 學的事，你的身稍為傾側會如何，他們的專業訓練就是這些。你無法說服他們，跟他們反覆說過無需那樣，他們當聽不見。
他們做事要有規格，定了就不能動；反而我們香港蠱惑仔，可能因為技術低，不懂什麼力學，這樣不行就那樣，畫好就拆layer慢慢砌，你想怎樣就怎樣。
外判方面有很多東西是做多了，我們整天就在「減」。結果我們再也不說，就在香港找人去「減」。所以我說香港其實有條件做這些工作，因為大家更容易溝 通。這些未必是創作，是人手密集的東西，但比起穿膠花又好一點，工作滿足感較大。現在其實很多工序需要這類人，但不知為何無法改善。
梁﹕我也覺得這幾年社會關心創意，但忽視了手作，將手作的工夫和見識，看成是簡單和低技術的操作。
謝﹕「創意」這個字很「大鑊」，特別那個「意」字。許多人都在問，創作靈感從哪裏來，我就寧願多一些人穿膠花，要建立一個工業，大家一起做，不要一步登天。
其實穿膠花與「創意」中間有很大的空間。我並非要所有做動畫的人都去穿膠花，即使內地的動畫，也不因為他們穿膠花的技術出現問題，而是還有一些真正與個腦有關的事。現在的情很極端，創意只講個「意」字，不講做，要不然只剩下單純勞力的人，中間那些哪裏去了。
現在的大學，大家都搞理論，講創意工業講多媒體，結果都是得到一些很不成熟的人。你做個毛公仔都要人懂得畫紙樣，做個咖啡mug，張花紙如何燒到那個mug上，現在全香港無一間學校教你如何做，大家都看小了這些事情。
不知能否做到，其實首先是自己要過癮
梁﹕《麥兜粛噹噹》在內地受歡迎，但不少人擔心，香港影人跟內地合作，令港產電影失去香港味。麥兜生於香港，現在北上習武，它的味道，你如何拿難？
謝﹕其實失是一定失的了，根本由寫劇本開始已經有所遷就。現在大家多說互相滲透，香港人多了大陸味，大陸人多了香港味。
梁﹕有沒有考慮過大陸觀眾其實更想看到有特別氣味的香港人？
謝﹕想還想，你不可以將自己鎖在這裏。香港的事，你可以再講幾多？你再講茶餐廳，再多拍六部片，又如何？
我的意思是大家要做自己喜歡又做得好的事，但不需要將那件事放在前面，做招牌，或者做要保護的標籤。做得好的話，那件事自然會發生。
梁﹕在創作上，我覺得《麥兜粛噹噹》有新的試驗，例如加入較多3D畫法，和整體講故事的方法。
謝﹕我之前拍《菠蘿油王子》有個實驗，想知道一套動畫可以塞到多少東西。我覺得動畫是薄弱的東西，難聽一點是不知為什麼要去戲院看它。一套動畫如果 沒有好的演技，張力已低很多。還有，那個世界是薄的。你能夠靠動畫去說一個多深的故事？應在電視看的為什麼要到戲院看？我覺得可以塞它，看塞到什麼地步才 會爆煲。那次其實是我想試驗一個那麼薄弱的媒體，做到最盡可以怎樣的。做完發覺幾乎塞到爆。
今次我嘗試倒轉看。這個媒體有它本身的特性，應該是個簡潔的東西。動畫漫畫當初存在不是因為它複雜，是因為它簡單。我想試驗，如果簡單一點，又可以 裝到幾多想法？今次這套片，故事比《菠蘿油王子》大，但手法簡單很多。即是說我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中國方式，你看莊子寓世不靠扭計，他靠直述，講個比喻， 沒玩結構，沒玩心理。想試用一個直述的方法，不用任何技巧，講一個幾大的故事。不知能否做到，其實首先是自己要過癮。
梁﹕這套戲，講歷史，也講未來，題旨很大，但說法簡約，寫出無技巧的技巧。我記得幾年前讀你的《麥嘜微小小說》，你已經主張用少字。你引述歌唱詩人 Leonard Cohen的金句﹕「我希望用一個字說盡要說的話。我厭惡出現在句子開端與完結間的所有東西。」我覺得其實你一直在討論「如何說我要說的話」，不同媒體， 有不同的特性，動畫不是你最熟悉的媒體，於是你試先「塞」後「簡」。
謝﹕既然有這麼多資金和這麼多人陪你一起瘋，就做啦。
梁﹕怎樣考慮市場？
謝﹕很難考慮市場，一來是孤軍作戰，二來我一直做的是2D漫畫。這次想多了一些，畫面上刻意做大一點。但荷李活的3D，我一直覺得好「肉酸」，已去到醜樣的地步，但人們覺得很美，沒辦法。我很討厭那樣反光，好像很勁很真，但其實很「娘」。
梁﹕據說《粛噹噹》片裏那場「清明上河圖」的戲的技術製作搞了一年，是真的嗎？
謝﹕因為時做又時停，不是很多人搞嘛，哈哈哈。
我們南方沿海的人生性有點奇怪，這個淵源是丟不掉的
梁﹕你給人的印象是讀洋書，寫現代人的故事，你對中華文化的知識是怎樣來的？
謝﹕近來看這類書多了。最近有位益友，叫趙廣超，帶挈了我。
梁﹕在香港戰後長大的一輩，不少以為歷史是由Beatles誕生那天開始，他們很少看從前中華民族造紙和發明火藥等舊事。你的中華認知，是否也屬事後追補？
謝﹕其實很早有個根源。早年我去澳洲讀書，認識一個退休老人，他沒事忙，在看二十四史，一年看一本，剛讀過的忘記了，又由頭再來，完全是為了度日 子。那時他跟我說了不少，但自己聽不下，那是我「左」的年代（梁﹕我知你喜歡讀馬克思）。你跟我說中國文化，沒用啦，但其實聽了不少。之後人漸漸大了，才 見到當中的美麗。加上認識了趙廣超，他很有感染力，之後我慢慢看書，不算勤力，無目的地，慢慢看。
梁﹕你說的，我有同感。這幾年我研讀黃霑，重看香港歷史，發覺中華文化這條線索在香港十分重要。
謝﹕其實如果你用嶺南文化這把傘來看香港發展，既有歷史感，又可將大人物和像我這樣的「散仔」（庶民）也包括在內。你會看到香港經驗其實不是殖民地 那麼簡單，它有一個遠一點的因素。我們南方沿海的人生性有點奇怪，這個淵源是丟不掉的。我一開始填詞已經知道自己「怪雞」，就是還在摸覑那道水源，什麼何 大区呀那些，一落筆就知。
你說茶餐廳出現是因為中西文化混雜，其實不，就算沒有英國人，我們都會搞間狗肉壽司店，雖然不賣蛋撻，但賣狗肉壽司。
梁﹕這幾年你本人有什麼變化？
謝﹕老了。
梁﹕樣貌看不出來，你說的是心情？
謝﹕我想我再簡單點了，看書少了，聽音樂少了。沒有什麼多了，坐下的時候多了。
梁﹕感覺比以前良好了？
謝﹕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脆弱，身體和心靈上，可能和個人老了有關。但又不覺是老，覺得叫做「厚」了。
或所謂沉澱。
我覺得自覺多一點，但又自娛多一點，像更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和可以做到什麼。之前會猶豫﹕我是否要做多點？做什麼？現在我比較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珍貴的地方在哪，就留住那些東西。
梁﹕你的體會，相當麥兜，我看你以前的東西也有提出這些想法，今天看，你是活在當中，並且更加有心將它傳開去。
謝﹕今次回內地工作，我和麥家碧分開宣傳，好像傳教那樣，她見娛記，我見副刊。我好犀利，講到記者喊。
梁﹕生活減省之後，餘下的是什麼音樂？
謝﹕聽回西洋古典，所以都是老了。
梁﹕按理應該是聽莫札特。
謝﹕海頓。海頓沒有令你太多驚喜。但那份慷慨我們這個年紀的男人應該好好學。慷慨，即是真的很想大家吃到一餐盛宴，讓大家飽肚，開開心心離開這個飯堂。
梁﹕你生活簡單，閒時聽海頓，但我想這個世界愈來愈不簡單，甚至會追趕你，例如要你帶頭示範什麼叫做創意，未來的西九恐怕也想將你變成一個耀目的大品牌。
謝﹕我覺得要把覑海頓做人。你想大家好，要慷慨，可食多少就食多少。現在香港的問題是大家互相指摘，無人肯退，變成死結。創意是一個生態，現在這個生態結覑，我無理由去加入這個結，應該有事就做，可做到就去做，現在不行遲些再做。
我們是「搥石仔」的，做動畫本身就是搥石。
什麼人問？
梁款。港大社會學教授，專研流行文化，近年退後一步幫香港沉澱歷史，現正埋首已故知名填詞人黃霑的書信堆中。他說，有回憶才有歷史，有歷史才有博物館。
什麼人答？
謝立文。麥嘜漫畫的創作人之一，一邊畫人生一邊沉澱，漸漸清楚自己就是麥兜的原型。新作《麥兜粛噹噹》北上闖蕩大中華，票房成績斐然。
編輯 梁詠璋
還是珠珠的文章寫得好！
這是一個個失落的人和一個個失落的故事。
爸爸在過去
從前，有一個波蘿油王子，他長大變成了一個佬。
麥炳，也就是波蘿油王子，他出身於帝王家，他丟了皇冠和斗篷，留落民間。他與情迷海龜Pizza阿暉做了好朋友，阿暉乞了一頂膠皇冠和斗篷給波蘿油王子，又像朱自清的父親買桔 / 橙給他，送他到「一舊舊埠」那裡。他到了「一舊舊埠」那裡，上了船，可是，那裡只是遊樂場，他只是由「一舊埠」到另外「一舊埠」，復國的夢完了。
「算吧啦」、「唔算都要算啦」，春天花花幼稚園校長如是說，教導著牙牙學語的學生。
「算吧啦」，麥炳就這樣變成了一個佬。
他做樓面，後來做廚房，回到家，在那個只有一間房大小的家生活。在他的家沒有什麼生活可言，只有因做廚房患了皮膚病而要搽歐家全。
在與玉蓮新婚不久，他重遇情迷海龜Pizza阿 暉，燃起他的復國夢。他一直都不甘心，他覺得自己什麼也沒有，他要回到過去那王子的身份，於是他與阿暉和外賣大叔一起，上了復國的征途。今次，他們終於離 開了「一舊舊埠」。波蘿油王子說，他什麼也不是，他沒有從身上取出寶石救人，又沒有像約瑟王從石裡取出寶劍，他又沒有花……
玫瑰
說到花，我要說一個關於花和她的王子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星星王子，一個人住在只有一間房子大小的「B-612號」小遊星上，照顧著他心愛的一朵玫瑰。因為與玫瑰發生一點誤會，小王子離開玫瑰，到不同的遊星旅行，遇到各個奇怪的大人，最後他來到行星地球……
玫瑰想念著不知道還是否掛念自己的那個人，她爭脫自己的根，要去找那一個洞。乾枯的玫瑰找到了她的波蘿油王子，王子張開口一個洞。王子猛然記起他以前見過的最美的一朵花，他命名為玫瑰的那一朵花。於是，他離開，去找尋他的玫瑰……
不知不覺，星星王子在地球已經一周年 了，他要回去照顧他的玫瑰，因為星星王子明白，他澆水灌溉的是她，放玻璃罩下的是她，對他發牢騷、吹牛、甚至悶聲不響的也是她，只有她是星星王子的玫瑰， 他對屬於他的玫瑰有責任。可是他肉身太重了，於是，他讓毒蛇奪走自己的生命。小王子就這樣在地球上銷聲匿跡。
儘管星星王子自殺了，那朵只有四根無用的刺的玫瑰很可能已被傷害，他的小遊星可能已被巴奧巴比巨樹壓碎。但是，也許我們可以相信，星星王子真的可以回到他的「B-612號」小遊星，守候著他最心愛的玫瑰。可是，對於波蘿油王子，他的玫瑰死了，他命定一生也找不到他最愛的玫瑰。
Death is no Dream
在復國的旅途上，艱難多舛，波蘿油王子沒有在戰鬥中壯烈的死去，也許從來沒有戰鬥過，因為巨大的機械人只消踏一腳，便足以把王子和他的復國夢一併粉碎。最後，尋尋覓覓，依舊是什麼也沒有。絕望的波蘿油王子走到了海洋的盡頭，面朝大海，廣闊無痕，卻沒有路……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首美麗的詩的作者海子，在寫了這首詩大約兩個月後，即1989年3月26日凌晨卧軌自殺。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波蘿油王子的故事就此終結。
媽媽在以後
玉蓮是一個打工妹，做做做，在忙碌的生 產線上做著機械式的動作。她最珍惜的，是與麥炳一起的時光，她可以自由自在的說話，而又有麥炳耐心的聆聽。她的工作只令她不斷的無意識的做著重覆的動作， 工作極度的沉悶和辛勞是她在麥炳面前絮絮不休的原因。玉蓮要日以繼夜的工作，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作為資本家累積資本的手段，在工廠剝削她的產品的剩餘價值下 賺取微薄的工資。後來她與麥炳結婚，生了小豬麥兜，終於可以不用過苦日子。可是，麥炳卻走了。
麥太一個人養育小豬麥兜，苦心孤詣省吃儉用供養兒子上多元智能興趣班，兒子也就學會了「擔泥」、「裝死」、「創意小便」和「人際關係較剪腳」。今次剝削她的，是以多元智能為旗號，實為推動消費賺錢的學店以及其背後支持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資本家。
麥太的一生，從一開始，她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她還是女兒的時候，她到工廠做工廠妹，這一份沒有自主、沒有尊嚴、沒有滿足感的工作，將自己完全變成機械中的一顆螺絲釘，卻只為了爭扎求存。即使在「工廠妹萬歲」的虛幻下，工廠妹就不能夠自主的做一個人。婚姻曾經是麥太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她希望可以在畫舫擺酒結婚，畫舫卻拆了。
畫舫是一個symbolic meaning，是希望的追求和幻滅。
多年之後，鬱悶仍舊。今次麥太對未來的嚮往寄託在死亡上，一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墳位。麥太買了一個好墳位，把希望留給死亡，讓她死後可以抖抖腳。
可是，當冷峻的市區重建局機械人把所有都拆個精光，包括春天花花幼稚園在內，麥太等著清拆賠償時，市區重建局機械人卻突然解體了。他們的社區，空空洞洞的，遺下了麥太住的那棟房子。幼稚園頂讓了，校長、老師、小朋友都各散東西。麥太的清拆賠償沒有了，那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墳位也都頂讓了。
畫舫又再一次消失。
爸爸在過去，媽媽在以後，只有我一個，留在現在
麥兜遺傳了父親抖腳的習慣，當麥兜不想動，不想走，卻又因為肥胖而不能蹲的時候，麥兜便會抖腳。抖腳，是為了活得實在點，那一種不為了任何目的而存在著的狀態。抖腳，沒有為了什麼，就是為了抖腳而抖腳。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在＜故鄉＞中如是說。
那麼抖腳又是什麼？父親在過去尋找希望，母親在以後尋找希望，而我，什麼都不是。
只是囈語：等待果陀
人孤寂的生存在世上，人要浪費半生的氣力讓別人了解自己，誰知語言是誤解之源。我永遠都不會是你，你也永遠都不會是我，我用我的方法了解你，而你又用你的方法了解我。
人 終於孤零零的被吞噬，人甫出生，決定論便就銘刻在他的身體上。一切的典章制度，一切的倫理規範，這重重的建構形成了人思想和行動的框框，人被決定要在建構 下生存並在建構下取得別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下，人都是不自由的。只有自殺，人終於可以從建構中逃脫，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命運。
可是，一個人既然如此堅信建構深刻的影響著他的一言一行，他就無法相信他有自主的可能，也無法相信有自主的能動者(agent)存在的可能。不自殺，不只是他身體求生的本能而且又怕痛怕血怕高，更重要的是，是他的weakness of the will。
「特餐快餐常餐午餐晚餐」，「聽日又係咁」，沒有選擇，就只有抖腳，好讓自己活得實在點。根本從來就沒有echos，午夜與詩人的交滙只是虛幻，心靈的悸動也只有屬於自己。
突然想記下一些瑣碎的片段。
在擁擠的地鐵中，手中拿著杜拉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看著，忽爾有一男子在打量著我看的書，他還好奇一問，這書是不是Peter Sellers的。
他不會說是Dr. Strangelove的那個吧？
我想我是聽錯了的。在一陣諤然之後，我不假思索便脫口而出：作者是Peter Drucker，是和management有關的。
完了對話。我離開之際，看到了他手上的《路邊政治經濟學》。
有點後悔不跟他說多兩句呢。
＊＊＊＊＊＊＊＊＊＊＊＊＊＊＊
我要謝謝珠珠對我媽媽的照顧。
更要感恩。
讓我經常可以藉各件小事大事，
理解到自身的幸福，
不用求助於心靈雞湯，和宗教。
一）
「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曾是我的寫照，到了真有點愁滋味之時，腦海卻一篇空白。
研究院讀不下去了。
女友家中發生事情了。
自己很想得到的工作機會白白的失去了。
然後，母親忽爾進院了。
兩個月，曾經是多麼長的時間啊。
二）
寫下這些，可能只是為了免卻一些交際上的麻煩，例如回答「你還在讀書嗎？」諸如此類的問題。
或者，只是心理上覺得要跟別人交待一下，會好過一點。
其實，要知道的人都已經知道了，
不知道的人，也不會想知道的。
三）
一點粗淺的疏注：
佛家說「萬物皆空」，但空，仍非無。我們在此身此地，所作所為皆有業力法則所限。「嬰孩信託」是第一境，「莊周夢蝶」只是第二 境，「還其本真」才是第三境──在得悉人生虛無荒謬之後依然對人生充滿希望，在看破人性反覆無常之後仍然對世界美好讚嘆，這才是真正的不執、放下。一心涅盤，只是徒然。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
當時寫給別人的時候，會不會想過，自己這麼快便用得著呢？
四）
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寫下這些了，那種心境，忽地不見了。
最動人的篇章已寫進了靈魂的日記簿中
最珍貴的片段已深刻在不滅的永恆國度裡
此情, 此刻
我心存感激
凝望窗外
永恆, 不變
億萬年之後
我們必會帶著此生情緣
踏過青谷幽泉
走到完滿無憾的烏托邦
再續
前緣
可是，我還是希望自己能重拾往昔的觸覺和衝動，
對世事的熱情，
更重要的，是不曾止熄的盼望。
我多麼希望自己，還可以「目中無人」，寫下「浮雲衝天志
欲與群雁知」的自況之詞。
是如此的易，也是如此的難，存乎只在一心一念之間。
One film one week.
8/1
8/9
8/15
8/28
8/29
9/5
林保怡的演出比我想像的要遜色，始終可能是缺乏舞台經驗吧，但總的來說算很好啦。
莎劇要做的好真的不容易呀。
king sir就是意料中的好。
不過比起上次看的《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這個舞台做得很好（當然地點也不同），二十二個場景完全沒有重覆的，一讚。
上次演《捕月魔君‧卡里古拉》的辛偉強演的角色戲份不多，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
季節是流浪的人
總在來去間失落青春
生活讓人奔忙 誰要聽夢想
所謂成熟是學會隱藏
回憶是念舊的人
想努力留住永遠的真
對未來越迷惘 越依戀過往
所謂滄桑是無淚有傷
看了《聖訴》(Doubt)和《性．教．慾》(Bad Education)，後者對宗教的批判更深刻，原罪的威力，豈（僅）是祈禱就可以解決得了？
《聖訴》中的修女，Meryl Streep，片末的”I have a doubt!”十分震撼。
《性．教．慾》中的男孩，一位導演，在拍攝中找尋當年神父性侵犯自己戀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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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龍應台、安德烈《親愛的安德烈》
在中國人的眼中，還沒出來工作的（甚至已經出來工作的）青年往往不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以下節錄菲力普（龍應台的另一個兒子）提出的一個觀察以作佐證。
他說：「就是，當他們要問我什麼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是看著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卻用第三人稱『他』來稱呼我。」(267)
接著龍應台和菲力普開始了一個實驗。
教授甲進來，我介紹：「這是中文系甲教授，這是我的兒子菲力普。」
他們握手。然後，甲教授對著我問：「好俊的孩子。他會說中文嗎？」
我說：「會，說得不錯。」
甲教授問：「他幾歲？」眼睛看著我。
我說：「十五。」
甲教授說：「他讀幾年級呢？」眼睛看著我。
我說：「你問他吧。」甲教授才轉過去看菲力普。但是沒說幾句，又轉回來了：「他懂幾國語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著我。(267-8)
另一個令人厭惡的問題就是：「要不要上廁所？」拜託，大人們問這問題之前應先想想，你們會不會問你們的朋友同樣的問題？
我即時想到那些家長要陪子女玩Ocamp的故事。
難怪香港的孩子都成了長不大的Kidults（也包括我）！
什麼是Kitsch?
虛假庸俗的作品；
陳腔濫調的俗套；
不斷被複製的流水作業。
根據以上的定義，現在中國藝術村隨處可見的普普藝術（例如毛澤東系列的item）已經很Kitsch；
LV的「藝術展覽」，例如村上隆的設計，是勁Kitsch。
懶洋洋地在咖啡店寫下所見所聞，是生活情趣；
在Starbucks爭位子看Milk，是Kitsch。
因為關注中國而追看賈導的《二十四城記》，是人文關懷的表現；
只因為賈導很紅而看他的紀錄片，是Kitsch。
如果說賈導代表了八十後對中國的寄望和投射，
那麼張藝謀式的grand narrative就完全是Kitsch了。
昆德拉對Kitsch的詮釋實在很妙：
“Kitsch causes two tears to flow in quick succession. The first tear says: How nice to see children running on the grass! The second tear says: How nice to be moved, together with all mankind, by children running on the grass! It is the second tear that makes kitsch kitsch”, 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Kitsch讓兩顆眼淚快速出場。第一顆眼淚說：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動了！第二顆眼淚說，孩子在草地上跑，被感動的感覺實在太棒了，跟全人類一起被感動，尤其棒！使Kitsch成為Kitsch的，是那第二顆眼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昆德拉的說法使我想到CCTV的春節聯歡晚會又或者是香港的歡樂滿東華，有什麼比GCD更Kitsch，更刻版，更虛偽的呢?
節錄自龍應台、安德烈《親愛的安德烈》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６５）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裡：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２０％的富有國家用掉７５％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６５）
對於自己不吃魚翅卻吃雞的選擇，龍應台如此回應：
「我說，我又不是聖人，我只管我記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６６）
那麼，龍應台如何選擇「積極的道德」呢？她說：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裡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６８）
龍應台的自白使我很感動。其一是自己深深感受到兩種道德之間的張力，既然認定某些東西是不公義，為什麼我不立即行動去「申張正義」呢？大概一些行動派會說我是個懦夫吧，但他們對別人的道德指控往往來得太輕易，忽略了個體之間道德承受能力的差異。
這一種對別人的移情理解有助於自身道德修養的提升。我認為，即使身處富國的香港人應該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負有某種的道德責任，我也沒有理由去強迫人們（例如獅子山學會之類）去接受這樣的一種思想。我或者可以批評他們，但我卻不會認為他們一定是一個懦夫，更不會時時重申自己正身處某道德高地去審判別人。
按: 筆者曾經批評呂大樂教授的文章可能會被偽中立的牆頭草所利用。 今天看了阿明的文章, 第一個反應就是自己還未夠老去鼓勵孩子們不要擔怯。當我批評陳一諤言論的時候, 我會認為自己只是和他一樣年輕的孩子。縱使我認同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在於開放討論的空間, 但扼殺這空間的往往是上一代手握話語權之輩, 而不是筆者這些在網上胡言亂語的無名小卒。
世紀
D04 明報 曾瑞明
2009-06-13
世紀． 後六四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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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不要膽怯——從鄧小樺《父母們，不要膽怯》一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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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瑞明
編按：港大前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質疑六四有否發生、應進行理性討論」言論引來兩極反應，「應否狠批陳一諤？」先後有呂大樂、鄧小樺、至今天的港大博士
生曾瑞明作出論辯——關於下一代的「言論自由」，上一代的歷史事件、公義意識的傳話與傳承，所恪守的道德界線是什麼？中共政府又容讓多少「理性討論」空
間？六四引發香港人最「超現實」的公共和歷史參與熱情，自也引發這連串後續的討論，好讓大家繼續介入、省思。
從六四集會收到獨立媒體的《拒絕河蟹》特刊，看到鄧小樺小姐《父母們，不要膽怯》一文，甚為感觸。想起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課上和幾個中四學生們談六
四，有兩個基本認知大家都是同意的︰我們都憤慨政府在學生答應撤離廣場後，仍殺害這群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另一方面，我們都認為學生領袖的態度有時不太
合作，確會令中共政權產生威脅感。的而且確，吾輩猶記得吾爾開希一身睡衣迎戰李鵬一幕，這固然是錯誤的配搭，但也不無是政治學者周讜先生所言要麼全贏要
麼全輸的格局。
於是，我問他們夠不夠膽公開批評學生領袖，學生真誠地表示︰ 「畀人鬧死咩！」
言論自由的定義重整
是的，在六四作為一種宗教的前提下，如果你膽敢談及北京學生當時的不足，則你會被指摘是為六四屠城開脫。如果你因為年代久遠或者知識不足而疑惑死傷數
字，則你會被視為冷血。如果你指出那些質疑六四是屠城的人也有其言論自由，則你會被視為掩蓋更大的不公義。如果你提出「理性討論」這四個字，則你會被認
為冷血，缺乏關愛，軟弱動搖。更可惜的是，這是不少負責引導思想的文化工作者的邏輯思維。不能排除有人以「理性」、「客觀」這類言詞迷惑人心，也不能排
除有人故意扭曲事實大放煙幕，但我更相信這種「如果……則」的關係也會製造對立，與六四追求的民主、自由價值愈走愈遠。
的確是有大量不符事實的言論，但我們應該慶幸而無必要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作為知識分子，一早要有這種心理預備。我們不是獨裁政府，毋須擔心異見會摧
我們的普世價值，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真誠的言論，即使錯誤也不打緊。自由主義者約翰‧密爾（J.S. Mill）在《論自由》（ On Liberty）
一書已指出了︰ 「但把反對意見消音，作為一種奇怪的罪惡，是在劫掠人類的後代和現在的世代。那些反對意見的比那些持這些意見的人損失更大。因為如果該
意見是對的，他們被剝奪了以真理換走錯誤的機會。如果那意見是錯的，那我們就失去了因錯誤而撞擊，而有更清晰和更鮮活的理解。」對，這叫做言論自由。言
論自由不是「已經給你說了還想怎樣」十個字可以完整包括，還包括我們怎樣看待錯誤意見。如果我們對自己的信念信心十足，我們又何妨讓我們的「承傳」給年
輕人胡打亂撞，胡思亂想？即使我們不認為柴玲是走佬領袖，堅信那不是事實，但不代表那些提出這種看法的人便是怎樣怎樣反智，因為何謂事實本身就有討論的
餘地，只是我們已討論了二十年，已根深地認為柴玲不是「走佬」。對於初認識這段歷史的人來說，他不會明白為什麼不可以討論，正如我們現在不會再討論地球
是否圍繞太陽轉一樣，我們已經習慣了。即使有人要再討論「事實」是不是事實，那也是好事，因我們會有機會反思自身，我們會更清楚我們的信念。鄧文指出
「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如一張寫著題目的紙條那麼無重量」，但要記著一件事的輕重也不是我們上一代給下一代定下的，而是下一代認受的。我們這一代認為六四很
重，但南京大屠殺就不重嗎？可現在有誰會對《色戒》的漢奸易先生恨之入骨？（口痕友或說梁朝偉不知幾型）我們是不是視這一段歷史「零重量」？問心那一
句，這只是因為我們認為六四是這一代的事情，我們認為它特別重要。
牽涉「道德底線」也奉陪
如果學生們在做專題研習時追問老人家南京大屠殺是否真的死了那麼多人，的確是幼稚，但不一定是輕蔑。只有在已經知道了的狀態對已知的不屑才會產生輕蔑，
無知卻只能通過幼稚的問題持續地消除。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其實可以很有冒犯性，比如現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哲學家Gilbert Harman 便在
The Nature of Morality一書中探問納粹黨的所作所為是否只是在某種道德架構下才可被稱為道德上是錯的，他更論證這種「錯」是相對
的。根據我們「大事大非不可討論」的原則，那這位哲學家豈不是沒良心，把猶太人的死視為毫無重量，極度冷血，應該被稱為「Gilbert
Harman 之流」？言歸正傳，其實除了問和答（不敢說「理性討論」）和暴力以外，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要不接受我們意見的人接受我們的「事實」或者
「point」呢？（其實還有灌輸和互相隔離兩途，但你會選什麼？）孩子們，不要膽怯，把你的想法說出來，哪怕那未必是事實，哪怕那未必是眾人贊同的。
你們的父母會營造一個開放的討論空間，即使牽涉我們某些人的「道德底線」，例如墮胎，例如同性戀、人獸交，阿嬌或者陳冠希拍閨房照沒有錯等等，我們也樂
意奉陪。我們這些「開明派」不會忽然在六四這一議題說我們不可討論，既擔心因此會喪失道德力量，擔心變成「歷史的虛無主義者」（梁文道語），擔心昭昭史
實就因此被否定了。我們不希望有開明的開明派和不開明的開明派這樣弔詭的區分出現。
最怕世故的沉默
我們最怕的只是你把心靈封閉，對事實不聞不問，最怕你只是人云亦云，追隨知識分子名牌，擔心被人罵作沒人性沒良心，而跟我們一起走進燭光晚會去，讓我們
誤以為年輕一代已經接好民主棒，其實未通過理性考驗。我們最怕的其實是世故的沉默，正如林行止先生所提及的某類人物︰ 「活到老學到老、對歷史猶有所長
的查良鏞博士，還有春風得意、流露出當未來行政長官意願的梁振英先生等等，他們乾脆拒絕就有關事情再作回應。」（見6月4 日《信報》）自省過後，但願
諸君不要再把不是學生會會長但仍是學生的陳一諤先生稱為「之流」。
為了寫下這篇憑弔六四的文章，我把自己寫過有關六四的文章重新看了一遍。想寫下些什麼，卻發現原來自己沒有什麼新鮮的觀點。
由於自己早已認定六四的真相就是一場大屠殺，所以我對於尋找真相的意欲，其實遠遠不如身處國內的八十後。
那麼，六四給我的意義何在呢？除了每年的六月四日到維園憑弔一番之外，這段歷史對於我來說其實是陌生的。一九八九年，我只有四歲，沒有親身經歷過學運的激情。長大之後，在朋友的介紹下看了紀錄片《天安門》，聽著一個又一個既鼓舞人心又使人神傷不已的故事。除了是年輕時那躁動不安的衝動，模模糊糊嚮往著那追求理想、不屬於自己的時空，六四的歷史，其實是與我斷裂的。
梁文道的文中引用一個內地學生對六四的理解：六四只是云云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的一個事件，其實沒有多大不了，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在意呢？身為八十後的我，這個問題其實尤其尖銳，因為說到底，除了時間上比較接近，六四其實和其他中國歷史事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我不是在為中國政府當年出動軍隊血腥鎮壓說項，我只是在反思自己對歷史的傳承能夠去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比方說，為什麼我對錢理群先生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學完全沒有什麼感覺呢？如果說一九五七年同樣是中國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份，為什麼自己對一九八九這個數字特別敏感？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自己對民主自由的執著才會重一九八九而輕一九五七，因為自己對歷史的無知，才會認為一九五七年比一九八九較不重要。但當我在大二的時候看了《尋找林昭的靈魂》，才知道自己真的錯得很徹底。於是我拚命地看中國近代史的史料，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史景遷的《天安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很艱難地拼揍著那不屬於我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理當如此的年代，就是像林昭的不屈、像章伯鈞的堅持……我才慢慢地理解這個國家的苦難是什麼一回事，「愛黨不等如愛國」這空洞的口號才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我發現推動自己一直堅持不斷檢視六四的原因，不是因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而是我無法接受自己文化根源的地方和我政治上認同的理念如斯南轅北轍，結果就是發現自我身分認同的斷裂。我曾經認同殖民政府的統治，被殖民政府洗去對近代中國的想像和熱情，縱然自己熱愛中國歷史，對中國近代發生的大事件也曾是不甚了了。六四之所以和五七有所不同，正如梁文道所分析，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這跟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追尋六四真相的心態其實如出一轍。在香港這個城市，當權者有意識地為個人形塑沒有傳統文化的過去，所謂的國民教育就是共產黨黨國一家的那一套政治話語。我越來越發現沒有文化認同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繁榮經濟是不可能成為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要活得踏實，就得抓緊自己的文化認同，六四民運適逢其會成了我真正了解自己國家的一個轉捩點。
自己的一些舊文：
一些站外連結：
按: 筆者一位內地朋友對六四二十周年的反思。
from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84227054635
我的六四二十周年祭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那个心中埋藏已久的谜团终于开始渐渐的解开。前前后后参加了很多关于六四的活动，只要我看到信息的都尽量参加，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试图在中间寻找真相。对于六四的好奇由来已久，记得小时候，懵懂的我有一次听大人们谈到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冲出，从学生身上碾过，然后铲车将尸体装上卡车，拉向火化的地方，紧接着一批工人空降在广场将天安门的地砖连夜翻新，天亮的时候整个广场没有一点痕迹，没有人知道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据说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北京城里所有的家庭录影设备全部被没收，所以没有任何影像留下。那些工人和士兵都不知去向，好像去了遥远的地方，再也不能回来。这个阴森恐怖的故事让我毛骨悚然，但又充满着神秘的诱惑，让我不断的去追寻它的真相。学生犯了什么错呢？为什么要秘密行动呢？真的没有照片留下吗？会不会在某个角落有人藏了一台相机拍下了某个画面？那些工人和士兵都到哪里去了呢？真的全部消失了吗？于是我慢慢知道了一些名词，“学潮”、“八九”、“六四”。
这是历史，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在历史课上学到，到时候历史老师就会讲。但是当历史课本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一句“八九风波”寥寥带过，而历史老师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在暗示我们背后有着很多的秘密。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高考完住在同桌家里，因为小区里建了一个火电厂，空气污染和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多次反映无果，一个黄昏有人发起游行，夏夜里大家饭后无聊，一呼百应，很多人都走到街上，大家要求见电厂老板，但是老板见状掉头开车就跑。于是有人提议截煤车，把司机打一顿，以后不敢来送煤，没有煤，电厂就要停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其实是松散的即兴游行，很兴奋。出来之前叔叔说嘱咐要小心，不要参与过激行为。后来谈开来他知道我感兴趣六四，就给我们讲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国企里面的贪污腐败，官商如何勾结，学生反贪腐，市民如何拦截部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很多市民当时甚至把家里的衣柜都搬出来挡军车。我为人们的团结，彻底和投入而感动，但是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后来到了北京，我听MJ说她家当时在前门，那天晚上听到街上的声音往窗外张望，子弹便打在窗边，她仔细一看才知道从头上飞过的是子弹，吓得赶紧关上了窗，从此深深的恐惧印在心里。
不同的片段拼凑着我对于那个谜的理解。当听到有人见证军队朝学生开枪的时候我很是震撼。虽然早先的版本更残酷，单我宁愿相信那是传说。
我从小只知道自己的农历生日，后来知道了阳历生日是五四之后，无比开心，觉得自己生就一个五四小青年，定是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年轻气盛，很多时候甚至觉得生不逢时，如果也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也将是为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的热血青年。小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每次看到舍生取义的英雄都无比崇拜，读到那些感人的革命故事，每每泪流满面，很有一种冲动要为祖国献身。高中时读着陆游的诗，诸葛亮的出师表，逐渐的似乎也默默立下古代士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标准。我爱我的祖国，希望我的祖国更加美好。
大学之后参加了关注社会问题的社团，经常和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土地问题、劳工问题。。。。。。我深深体会到社会的种种黑暗，如今校园的沉寂，以前的种种观念逐渐被颠覆，国家和政府慢慢在我的大脑里分开。听到说社团的前辈有对现实彻底失望而坠楼自毁的，有因为尝试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今还被关在牢里的，而我们自己的活动又一次次被研工部卡掉。太多的震惊，太多的不解。为什么事实不可以被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话不可以被听到？为什么有些人的利益总要被牺牲？为什么权力可以没有约束？我不得不去思考和探求这个复杂的世界背后的种种逻辑。很长一段时间脑袋里混沌不堪。民主、正义、自由这些概念给我一个指引但是却又飘渺模糊。
偶尔有机会看到了六四的片子，那个版本很混乱，我没有看完，但是那个场面已经让我觉得很震撼。后来拿到一个完整版本，看过之后才对整个事件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记得当时有几个感触，一个是对于当年学生的敬佩和赞叹，相对于如今校园的沉寂，那种热情让我无法想象。二是对于那场运动的混乱的无奈，没人知道向何处走，没人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三便是对于开枪的愤怒和揪心的痛楚。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热血青年，手无寸铁，和平抗议，敞开身体迎接“橡皮子弹”的时候却应声倒下，来不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那个场面我只觉头皮发麻，无法呼吸。
后来继续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受导演的影响，我觉得当时的学生太幼稚，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唱的是和解放军一样的歌，他们在广场上一样的争权夺利，他们口口声声的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践民主。。。我觉得这是一场非理性的混乱的斗争，最后也以非理性的方式结束。虽然佩服当时大家的政治热情，但是惋惜学生错过一个个机会造成以这样一个结局收场。
在香港听了那么多的讨论之后，我惊异于香港人对于六四的深情。当时陈一鄂的言论发表，我就有些惊讶为什么整个香港的反应如此强烈。我有些觉得香港人只是聚焦于表面的语词的争论而不去追究事情的真相。因为我看的影片里，柴玲确实有些“走佬”表现。不过我认同既然港大学生都不喜欢陈一额的言论，那么罢免他也是理所应当，只是觉得那个冒充美国记者采访他的人手段有些卑鄙。最近一次次在各种活动中见证香港人的热情和对于自己立场的坚持，听了很多人的言论，我才逐渐的明白这里有两个层面。学生的问题当然有，但是不管学生是否有错，是否幼稚不成熟，都不能成为一个政府向着他们开枪的理由。事件的主体在于政府行为，不应该因为学生的某些过失而转移了事件的主体和事件本身的性质。我开始深深的赞同“屠城”的表述和对“平反”的诉求。但是反过来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呢？除了受导演的影响，似乎有一种心态是政府的行为无法指责也没有结果，只能从自己一方去考虑不足之处。
后来在维园，当看到如潮水的人群涌向维园，那无边的蜡烛点亮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动，为什么这么年了还会有这么多的香港人会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呢？梁文道在明报的文章回答了我，当时已经注定即将回归的香港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广场上的学生，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那么将来便不用移民。另外张绍于说六四以后，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大大增强，非常珍惜这一片自由的土地。我才明白香港人和六四的联系，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那晚问到TV的时候，他说“很简单，你不能在我面前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就像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在的。”来到香港以后接触了一些同学和各种人，有一种感触是，追求公义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在内地这是一件类似英勇或者高尚的行为。为什么呢？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数字每次都让我震惊，记得乐施会去年的捐款团交流的时候一位家庭主妇说她没有觉得每个月捐款有什么了不起，她觉得捐款就象每天要在家里做饭一样平常。而内地很多时候是行政任务，单位和班级都有一个潜在的指标，很多人都对捐款心生厌烦，“我自己的日子还不好过呢，管不了别人”是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扭曲的心态。我们都看得到很多的不公，但是没有多少人对这种不公的改变抱有希望。这个世界是不会按照我的原则行事的，也不会按照宪法里的原则行事，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迎合现实的原则。于是大家挤破头的要入党，因为入党可以找到好工作，有种种好处，尽管每个月的思想汇报自己都会恶心，尽管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都已经成为迂腐。当麻烦发生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法律、道德而是找关系、送礼。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没有权威，道德没有底线，统治社会的是各种所谓潜规则。人格于是被扭曲，没有办法追求自己的理想，没有办法追求真实，因为成本太高，看看那些关在监狱的人，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于是太多的真相被掩盖，太多人投入到既得利益的团体里分得一杯羹。人们习惯了说谎，论文抄袭，工程造假，政绩虚报。。。。有个别不遵守这现实原则的人出来唱反调，那无疑是英勇而高尚的。
昨晚参加了法学院组织的活动，虽然讲者的普通话讲得很艰难，但是他却坚持要用普通话来讲，我明白他的用意。他希望更多的内地学生能够了解真相。“对于强权的斗争也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他在努力的保留记忆。在内地所有关于六四的咨询都是看不到的。六四的北京一片沉静，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这件事，更不会再有当事人站出来，他们还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嘱咐孩子不要闹事。勇敢一些的被关在家里，或者国门之外。网络上看不到只言片语，任何带有六四字眼的全部无法发表。一个朋友说她的同学在space发了赵紫阳的回忆录出版的消息，马上就无法打开，第二天那篇日志就消失了。我的space据说也无法打开了，虽然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关于六四的言论。可怕的平静，记忆真的被遗忘了。但是真的能被遗忘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控制，在怕什么呢？有什么好怕的呢？
在这种控制下能做什么？流亡的人都渐渐自觉无力，回乡梦碎，在外落地生根，有的对所有政党，国家甚至人全部失望而拥抱上帝；有的有的自己新的事业没有归意；有的虽然仍然坚持却始终有家难回。香港人每年的纪念能有多大作用呢？仅仅一个关口之隔却是两个世界。但我想起码香港在宣告，香港人不会忘记，不会妥协，永远坚守自由之地。我爱香港难得的自由。
之于我呢？曾经的爱国变得很模糊，我不知道什么是“国”了，为什么要爱。以前，爱对我来说很自然。爸爸妈妈都是很善良的人，哪怕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从小觉得帮助别人是那么的理所应当。看到其他人需要帮助，我会不自觉的伸出一只手，只要我能。但是有一次被挑战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呢？在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突然需要理由的时候我顿时语塞。我觉得人性善，人都有变好的可能，大家不太计较一己得失都可以和睦相处。他觉得人都是自私的，凭什么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记得那天有一种突然失去重心的感觉。从小被教育要爱国，也是那么的理所应当，但是为什么要爱国呢？她的好坏和我有什么关系？AW提醒我考虑国家之间的问题不要从原则出发要从利益出发。我也慢慢发觉人与人之间太多时候是利益的联系。于是我放下圣人的观念，学习西方人的哲学，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大家相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于是有了正义，自由，民主。我想这便是终极的原则。
王选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TV说：“你不能在我面前说谎。”
龙应台的“难局”里看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监狱里的苏格拉底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于是他宁愿喝毒药而死。
另一个是索罗
一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我看见了不能背过身去，我不能容忍在我面前的谎言，但是立即的反抗结果是什么？还是慢慢来吧。
我先弄清楚justice, liberty, democracy 再说。
今個晚上我上了一門公民德育課。
不知道大家認為看記錄片有什麼原因？是因為想對一個社會議題有更多的認識？是看所謂的主流商業戲的一個另類選擇？還是因為看記錄片（與記錄）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的介入？大家可能沒有想清楚原因，但起碼不會認為看記錄片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侵犯別人私隱的罪行吧。
但就在今晚，我成了別人眼中的同謀者，踐踏著性工作者的私隱和人權。
這套備受爭議的記錄片名叫《麥收》，主要講述一個生於河北的性工作者在北京的生活與辛酸。但在片子開場之前，一班來自自治八樓的青年阻礙影片播放，理由是《麥收》的導演沒有遵守記錄片的操守，要求觀眾看片子之前三思而行。他們的指控主要有兩點。第一，除了主角之外，導演似乎沒有獲得其他性工作者的同意就拍攝他們，有些鏡頭甚至可以看見他們口頭上反對拍攝，拍攝行為侵犯了他們的私隱。第二，片中不少的鏡頭均如實披露了性工作者的姓名（雖然不少人物用了假名），又或者很容易透過簡單的推理，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住址和工作地方（如片子標明女主角住的縣，然後又多次拍下她住的村的路牌），由於性工作在大陸乃刑事罪行，導演的拍攝手法會使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脅。基於這兩個理由，身為觀眾的我們應好好考慮我們是否應該「助紂為虐」，使本處於弱勢的性工作者進一步地墮入更不利的社會位置。（用他們的說法，就是影像變成欺凌工具。）
我且放下部分觀眾的反應（如買了票的問題）和主辦單位采風與八樓之間的爭吵按下不予置評。但觀乎八樓阻礙觀眾看片子的理由，其實並不構成足夠的力量去阻止觀眾先看片子。他們一方面說尊重觀眾選擇看不看片子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又堅持如果觀眾選擇看片子的話，根本就是再一次踐踏片中性工作者的私隱和權利。八樓的其中一個成員更指出我們觀眾可能看得太多阿嬌的照片，言下之意是我們大概都不懂尊重別人的私隱，不明白影像如何能夠傷害一個人。但這正正是他們的矛盾、甚至是獨裁之處：一方面說要尊重我們的選擇，另一方面卻先入為主地認定入來看片子的觀眾都是缺乏判斷能力的。他們已經預先地判斷了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看片子，因為只有他們的判斷是最合理的，從我們踏入電影院一刻開始，觀眾便身負原罪，只有勇敢地認同他們的判斷，我們才不致成為踐踏人權的同流合污者。
八樓的人不斷強調說他們是很尊重觀眾的，只是如果我們真的要決定看片子的話，就肯定會對片中的性工作者造成傷害。這個肯定是如何肯定的呢？對於一個現場觀眾來說，他從入場到要「決定」的一刻只聽過八樓十多二十分鐘的一面之辭，主辦單位采風縱有千錯萬錯，也好歹先讓我們看一看片子作獨立判斷吧。怎麼可能我們一看片子就會立即侵犯了性工作者的私隱和人權呢？八樓認為我們看片子會侵犯性工作者人權的其中一個理據，就是這會為片子作出宣傳而使更多的人看到，從而使性工作者的私隱一再被踐踏。但八樓的人有沒有想過他們的抗議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宣傳？比方說，如果不是他們的抗議，筆者今天就不會寫這篇文，其他在場的人也一定會向身邊的人「宣揚」今日所發生的咄咄怪事。
我認為八樓一開始的策略就是錯誤的。看過片子後，八樓對導演的一些指控是成立的，例如他對性工作者的保護嚴重不足，基本上從沒有考慮過私隱的問題。對比起另一套由丹麥製片人製作有關緬甸僧侶的記錄片的謹慎，《麥收》實在過於忽略內地政府可能隨記錄片而來對「涉案」性工作者的打壓。可是，八樓抗爭的重心應該是這些質素不及格的紀錄片如何對性工作者造成傷害，而不是一開始就把觀眾打進抗爭的對立面。他們應更詳細地說明觀眾、記錄片製作人及被攝影者之間的權責。他們至少該澄清自己的立場，並嘗試理解和聆聽觀眾的立場和關注點，而不是把觀眾的選擇看成是一種原罪。八樓是次行動最大的盲點，是認定人們看片子對性工作者必然造成傷害；他們更進一步假設人們看性工作者記錄片所造成的傷害必然遠遠大於人們忽略性工作者存在的傷害。如果采風真的如八樓所願不播映《麥收》，我也許永遠不知道內地性工作者的一些運作模式。禁播真的是對內地性工作者有益無害嗎？性工作者之所以是弱勢社群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故意忽略和誤解這一批弱勢社群，如果《麥收》能夠使更多人理解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這不就達成了記錄片的其中一個目的了嗎？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被道德上要求成為一個社會行動者；使人們對社會議題有所關心就已經能促成巨大的公民力量了。
我跟八樓的立場有兩個根本相異之處。第一，我不認為觀眾看記錄片本身必然會對性工作者造成傷害，至少，他們沒有舉出使人信服的論證，例如有沒有先例可鑑？第二，我不認為《麥收》完全達不到記錄片的要求，雖然導演在答問環節不斷迴避為何忽視性工作者的知情同意權，但他至少沒有扭曲性工作者的一些生活環節。無論如何，即使《麥收》片子問題多多，八樓的人在道德層面上是沒有足夠理據去阻止觀眾先看片子然後作出判斷的，除非他們認為香港觀眾都只是帶著消費和獵奇心態的隨波逐流者吧。
最後回應有關私隱被侵犯的權責問題。筆者在看過紀錄片之後，的確發現了記錄片的處理手法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導演也在答問環節中親口承認某些片段的發放並沒有取得所有性工作者的知情同意。究竟觀眾先看片子的要求是否如八樓所指責，是一項踐踏人權的行為？我認為要回答他們的質詢，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侵犯性工作者私隱的始作俑者是導演，而不是在場想弄清事實真相的觀眾。我不認為自己可以透過八樓單方面給予的資訊就可以下一個理性的判斷，但似乎八樓在整個行動的過程之中都在言語上強迫觀眾匆匆下一個道德判斷。在沒有看過片子之前，我們根本不可能對八樓抗爭的理據有更全面的理解。如果八樓抗爭的目的是為了讓觀眾理解到記錄片製作不善的後果與及製作過程本身的問題，他們就更應該先讓觀眾看片子。正如八樓（與及他們所提及的組織如午夜藍等）要先看過片子才會「覺得不安」，單憑他們的敍述實在難以使人信服我們正在侵犯別人的私隱。如果觀眾先看片子之後的後果的確如八樓所推測，性工作者的人身自由是受到損害的話，我認為首先要批判的除了是導演和采風之外，八樓及其他關注的組織也難辭其咎，因為他們似乎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別人。如果他們的指控是成立的話，為什麼他們不去嘗試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而選擇在播映之前才硬把觀眾拉進來？為什麼他們要那麼倚賴采風的回應去決定抗爭行動？如果他們的指控所依據的只是片段本身，那麼他們其實和身為觀眾的我有又何本質上的區別？難道時間發生的先後可以成為區分行為是否合乎道德的分界線嗎？八樓的人並沒有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們卻對事先不知情的觀眾大加鞭撻，使得討論的焦點迷失於責任誰屬的偽議題，這真的是他們所希望的結果嗎？
補充資料：
净水如天:《香江札记（四十九）：《麦收》：我们看到的有什么不同》(一位內地朋友的現場觀點)
Hkreporters: 性工作者電影被斥侵害私隱 團體闖影院阻放映
時事評論都很喜歡說「近來」，其一是因為貪方便，其二大概代表了時事評論的宿命－一但事件的熱潮過去，便沒有人再對事件關注，那麼還加那麼多的背景資料和語境作甚？
話雖如此，在思想上介入時事還是有其需要的。「近來」的時事誰則了無新意，但卻或多或少反映了自己一向關注而又揮之不去的議題。比方說，如果有人說五一二完全是因為「預料不到的天災」－昨晚的無線電視特輯如是說，我們是不是要基於「尊重」、「對話的空間」、「理性討論」等等的理由去「暫時保留判斷」，不對「地震完全是天災」一說嚴加駁斥？
看呂大樂的文章，我們似乎必須對異見者呵護備至，稍為語氣重的文章都可能會消滅公共討論於無形。雖然他的文章標題是陳一諤，但他似乎並不是為陳一諤說項。他更關注的是公共議題的討論質素。對於所謂大是大非的議題，他認為我們應該對異己者更寬容，不要一開始就「歸邊」、以「動員替代辯論」云云。
原則上我十分認同討論應該理性。寬容異己，設身處地去思考對方所持的理據並儘量保持對話，這些都是民主社會十分重要的元素。但是我認為同情的理解有其限度，過分代入異見者的角色往往會使人異化為和稀泥的牆頭草。對於一些證據確鑿的判斷，尤其是牽涉人命傷亡的政府失職失責事件，我們應當堅持己見，對一些偽中立立場應立刻予以駁斥。
陳一諤之類的言論可惡的地方，就是以偽理性的名義為包裝，實際上是逃避思考、逃避採取立場的犬儒。要是我們花很多時間說明深入思考的重要，那就真的是「中計」了。當權者正正希望我們討論理性的重要，而不是如何思考反省他們的種種過失。
例如五一二地震發生之後，余秋雨發表了一篇名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希望家長以大局為重，先讓政府救災，不要申訴呼冤，以免被對中國不懷好意的團體利用。還是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好，震災和向政府「討個說法」根本毫無矛盾的地方可言。要是一個偽理性論者走出來說，我們不應該那麼快歸邊，要看看兩方的理據，理性討論如何深入議題的問題，甚至要找出公共討論的本質來，這難道不是魚目混珠、混淆視聽嗎－以「理性」之「魚目」，去混淆本來要討論的政府失責問題。
要是對方謬論連篇，不論其生成的歷史背景如何，我們狠批又有什麼問題？言論自由可貴之處正正在於我們既可以狠批別人，亦可以做一個毫無立場的偽理性君子。我們可以選擇成為另一個譚作人，孜孜不倦地去調查五一二地震的死難名單，尋找災難背後的真相；也可以「理性」地去代入政府的立場，為他們處處阻撓民間自發調查說項，認為要救災就不能對政府的過失直斥其非，要從大局著想。我不認為反對政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去拘譚作人是什麼不理性的事，更不認為認定六四是屠殺不是鎮壓更不是八九風波是什麼偏見。要是沒有譚作人的調查，我們可能永遠不能知道這些數字：
A类：建筑设计及建筑质量问题，遇难师生人数3067人，所占比例53.05%。
B类：选址不当，遇难师生人数1023人，所占比例17.7%
C类：建筑陈旧或列为希望工程的校舍被违规使用，遇难及失踪师生人数1571人，所占比例27.2%
D类：建筑构建或附属物垮塌，遇难人数99人，所占比例1.33%
E类： 异地伤害，遇难人数21人，所占比例0.36%。
除了討論的廣度和深度之外，追求真相之心不是來得更重要嗎？
延伸閱讀：
在四川，一場真相與黑暗的鬥爭
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 川官隻手遮天中央應徹查
必須追究五一二責任
兩套五一二紀錄片：
劫後天府淚縱橫（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
孩子孩子（Who Killed Our Children）
週三, 2009-05-13 07:24 — Nick Lee
上星期引述美國疾控中心病毒學專家Ruben Donis的說法，新型豬流感的全部基因皆來自豬隻流感，而非人鳥豬混合體；至於地理源頭，上回語焉不詳，現借Eurosurveillance於4月30日的一個報告作 些補充。此報告認同所有八段基因皆源自豬隻流感，其中兩段來自歐亞大陸，餘下六段來自北美洲。這與Donis的說法（兩段亞洲，一段不明，五段沒提及）並 無抵觸，因為歐亞豬隻交往頻繁，其身上的病毒故可視為一家。至此，科學家對基因來源總算有個共識，儘管兩地病毒如何「洗牌」仍屬未知。
流感病毒變種之速度和靈活，是其對特效藥產生抗藥性和我們對其不能產生永久免疫力的底因，加上以H乜N乜命名和同時可以在人、鳥、豬之間流傳的多樣 性，不單容易令人「眼花撩亂」，想替其解畫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就讓我以一個比喻，把甲型流感病毒具體地描繪出來。（精簡起見，以下所說的「流感」是指 甲型流感，不包括乙型和丙型。）
病毒是一團蛋白；流感病毒由11種蛋白組成，這些蛋白與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寄主的影響。基因是製造蛋白的「指令」，流感病毒擁有8段基因。換句話 說，它用8段基因給自己製造11種蛋白。想像，流感病毒是一支由8位球員擔當11個崗位的球隊，球隊表現由各個崗位的表現決定，崗位由球員擔任，故球員乃 是球隊之基本。崗位多過球員，所以某些球員必須兼顧多於一個崗位（即某些基因負責製造多於一種蛋白）。球隊中，最重要的兩個崗位叫H和N。精簡起見，我會 稱「擔當H崗位的球員」為「H球員」；「N球員」意義類同。
球隊以H球員和N球員的「風格」命名。每個球員有自己的風格，例如力量型、技術型或工兵型等。所有H球員可被劃分為16種風格（H1-H16），N 球員可被劃分為9種風格（N1-N9）。 H1N1，意即以第1種風格踢H崗位配合第1種風格踢N崗位的球隊。無論讀者是不是球迷，也應該知道整隊的踢法不可能以四個字完全表達。首先，風格類別只 是一些「大類」，兩位球員即使屬同一大風格，也必然有自己的小風格；其次，不要忘記一隊有8人，只以其中兩人命名，無異於以兩位球星判斷整隊表現。H乜N 乜，除了作為名稱之外無甚意義，兩個病毒縱使名稱相同，並不代表它們對某類藥物呈相同反應，也不代表某疫苗對它們同時有效。兩個病毒名稱相同，只代表它們 擁有同一（大）類的H和N蛋白，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流感球隊能夠在三種場地上作賽：人、鳥、豬的身體。有想像力的讀者可以視之為草地場、石屎場和爛地場，我就選擇較直接的比喻方式：豬體是「豬場」， 鳥體是「雞場」，人體可以叫「人場」，但與「人牆」同音且同是球壇術語，因此我比較喜歡「ball場」（雖然與「波長」同音，唯兩者通常在不同情況下出 現，不易混淆）。每支流感球隊都有其擅長的場地，這特徵不易改變，在豬場踢慣波的球隊傾向繼續留在豬場，在ball場打滾慣的也喜歡繼續留連ball場， 像H5N1間中由雞場走到ball場作賽，或ball場上突然出現了一支全由豬場球員組成的H1N1球隊，不常見。「踩場」，是大件事。
球隊的名稱與擅長的場地沒有必然關係。有踢慣豬場的H1N1，也有蒲慣ball場的H1N1，單憑名稱不能確定其「主場」。（這裡是說「踢慣」，像 新型豬流感般從豬場「踩」來ball場，是另一回事。）話雖如此，某些方面仍是有跡可尋。例如，近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和H3N2，豬隻之 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H1N2、H3N1和H3N2，禽鳥最為兼收並畜，體內可容納H和N的多個組合。看來，雞場確是龍蛇混雜之地。
流感球隊打的是淘汰賽，是沒完沒了的淘汰賽，獎品不是獎杯，而是「複製」的機會。正常而言，複製出來的每位球員都是完美翻版，與先前一模一樣，可是 複製過程並不完美，翻版時有錯漏，新球員的風格與「先輩」可能稍有出入，打球既是群體運動，牽一髮可以動全身，新球隊運作如何，預測不準，落場方見真章。 如果新球隊是「虎父犬兒」，不免會被淘汰；反之，假若「青出於藍」，便可繼續複製，流芳百世。這個變異、競爭、敗者被淘汰、勝者再變異的循環，就是進化論 「適者生存」的精髓。可是，優劣沒有絕對標準，除了自身條件，還有客觀因素，在家鄉打不贏嗎，到異鄉也許可以創一番事業。病毒沒有人的自由意志，但因著寄 主的際遇，偶然會被帶到一塊新場地，球隊能否在此立足，卻要看其造化。大家熟悉的H5N1，雖然間中踩場成功，可幸未能人傳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 感，是禽鳥的H1N1跑到人類身上來，並且發展出人傳人的本領。踩場成功，還能夠人傳人，非常非常大件事。
複製的變異是漸進的，「洗牌」的變異是突然的。所謂「洗牌」，即是球隊之間交換球員，當兩個流感病毒在同一個細胞內相遇，它們的基因便可能混在一 起。今次新型豬流感球隊，是由兩位歐亞大陸的豬場球員和六位北美豬場球員組成。1957年的亞洲流感是H2N2，是人、鳥混種，其中包括三位雞場球員和五 位ball場球員。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H3N2，也是人、鳥混種，包括兩位雞場球員和六位ball場球員。
以上提及的1918、1957、1968全球流感疫潮（pandemic），估計死亡人數（根據維基百科） 依次為四千萬、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七十五至一百萬；世衛對pandemic的定義取決於其傳播的廣泛程度，即使死亡率低，只要足夠多的人染病，醫療系統的 負荷和死亡人數也會很高。個人而言，我比較關心死亡率，1918流感的死亡率是2.5%，後二者和一般季節性流感相差不遠，都少於0.5%；H5N1的死 亡率是奇高的超過50%；至於新型豬流感，根據世衛5月11日的最新消息，有4694宗確診病例，其中包括53宗死亡，死亡率為1.1%。
看來，純粹鳥傳人的流感病毒（1918和H5N1）遠比「洗牌」而成的流感病毒（1957、1968和新型豬流感）可怕，並非什麼科學論據，只是個人觀察。
想深一層，也不知是病毒可怕，還是人類可悲。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想不到從另一角度看，只是被病毒球隊任意躪蹂的ball場。
（刊登於2009年5月13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除了1918流感死亡率為公認的2.5%，其他各次的準確死亡率言人人殊，讀者可從這些連結得到一些rough idea……
Virology blog swine flu update (7 May 2009)
WHO Europe: Health Evidence Network
Time Online: Swine flu Q&A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practice: Finding the real case-fatality rate of H5N1 avian influenza
WHO: Epidemiology of human H5N1 cases
超好的流感背景資料，用心讀，可以學到很多。
Influenza Report 2006
Avian influenza: assessing the pandemic threat
“I think that this film can represent something; it can express a kind of feeling about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 and maybe even Hong Kong as a whole. Everyone can eat at Mcdonald’s or shop at malls. That’s a way of life, but spiritually, there’s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with families on welfare. They don’t really have any worries about life, but there’s an unspeakable feeling or depression. We’re not trying to explain it, we’re just trying to convey that feeling” (Muse, May 2009, p.19-20).
就是這種unspeakable feeling，才讓我愛上《天水圍的日與夜》的。
“Me making a film about a murderer doesn’t mean I’m telling people to commit murder. From my days of studying literature, I learned about liberalism, and it taught you to be an independent observer. Even if the observation is subjective, it should still allow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not hold their hands and tell them what to think” (Muse, May 2009, p.20).
其實許導已經回答了林沛理：她並沒有去reproduce reality，她明白一個observer無可避免地會有自己的主觀投射，但這不等如人們不能透過影像記錄去重塑事實真象的輪廓。
不過，我還是不喜歡《夜與霧》的暴力場面。不是人們會因此變成murderer，而是我不能接受悲劇發生的原因全因為人性使然！
一向不太喜歡林沛理的精英心態，但卻不得不同意他對電影的理解。
And the essence of cinema is make-believe, or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not real life. No matter how hard she [Ann Hui], or for that matter any other filmmakter, tries, they can never reproduce reality in their movies. What we see on screen is the simulation or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not reality itself (Muse, May 2009, p.3).
許鞍華拍的不是紀錄片，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又何嘗是真實的再現呢？他們所做的，只是呈現一個真實的輪廓罷了。
贾樟柯：对于我自己而言，难以老实去拍纪录片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现实的采访之后，那些往事的细枝末节处，总萌生种种的想象，挥之不去。开始也很苦恼，后来突然觉得应该去把这样的想象抓到。实际上，我在追问自己的是，电影究竟能为历史做什么。是提供史实么？答案是否定 的。电影更多的是提供一种真实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中包含虚构的部分，而虚构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把复杂的历史经验条理化，把埋藏在情节背后的人物内心的真实世界呈现出来。(《二十四城记》：贾樟柯与主流相遇的探索)
簡單來說，歷史也不光是紀錄，也可用想像構成。其實，我們想像的，又怎會只限於歷史的建構呢？
loong5按: 這是上次討論的延續。
東叔
我只是提出我的見解, 東叔別客氣!
有關東叔quote出來的文, 我認為其中心觀點很有道理。一個成功傳播的病毒不可以把宿主殺死, 否則不能夠長期在宿主之間「生存」, 伊波拉病毒的例子就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是 的, 病毒的確會不斷變異。即使人類什麼都不做, 只要病毒會感染人, 就會發生所謂的洗牌效應──即病毒既有的基因和宿主的基因發生某程度的交換。現在的豬流感病毒其實包含八段基因, 如果無記錯的話, 由人(H3N2)、禽(H5N1)、和豬(H1N1)的基因組混合而成。(我們應該改稱為新流感, novel flu)
令人憂慮的還有抗藥性的問題, 就好像抗萬古霉素的金葡萄球菌(VRSA)一樣, 不久前在多個國家也發現了對抗特敏福的豬流感病毒。這似乎進一步支持東叔的論點, 「我們應該思考一下兼用其他方法去跟病毒周旋/相處」。
問題是其他方法的意思是什麼? 什麼也不做? 沒有人可以保證有所謂的backward evolution, 即病毒會「退化」至沒有突變之前的形態。這基本上是純粹的一廂情願。病毒的突變和洗牌完全是隨機的, 以為用自然療法可以使病毒「無咁惡」是癡人說夢。
對, 科學家的確要跟病毒競賽, 但東叔的預測──「目前這種對抗病毒的方向/法其實只是把火棒一個個的傳下去，直至某天，某一個世代的人要付出無可挽回的代價」, 與陸耀文的文章觀點是互相衝突的。如果一個病毒去到第四級, 意味著它會很快的把所有沒有抵抗力的人殺死, 那些有抵抗力的倖存者, 就會對那種病毒完全免疫, 到時病毒只會消聲暱跡。
還有一個理論要注意。所有病毒/細菌發展抗藥性都必須要付出某種代價。例如一些抗藥的細菌, 它們必須要付出更多的能量去把藥物藥性去除。代價就是它們的繁殖能力完全比不上沒有抗藥性的群落, 在一般的競爭環境之下, 它們永遠都只是屬於小數。
根據世衛網頁, 我們還離全球流感大爆發頗遠全球流感大爆發已經迫在眉睫！(只是 phase3去到phase 5了)雖然香港還未出現疑似個案, 但似乎我們不可以掉以輕心!香港很有可能已經有疑似個案了。
http://www.visiblerecord.com/cdf09/
選了以下七套。
1. 轟拍港都 ＋ 薩爾瓦多日記
日期:2009/05/16 星期六 下午 02:00
2. 日明的暑期 ＋ 父親
日期:2009/05/16 星期六 下午 04:30
3. 馬大夫的診所
日期:2009/05/16 星期六 下午 06:30
4. 麥收
日期:2009/05/15 星期五 下午 07:30
先看看這一段新聞。
紐約診所度身訂造嬰兒惹爭議
西方國家現在已有一些診所提供所謂「度身訂造」嬰兒的服務，聲稱可以幫助父母選擇孩子的性別，並確保誕下來的BB健康活潑，讓下一代消除某些不良基因或疾病，這種技術一直引起重大的道德爭議。不過，美國一名醫生卻更進一步，宣布他的診所將會推出另一項嶄新服務，可以讓父母自行作出選擇和配對，去決定孩子的眼睛、頭髮、甚至皮膚的顏色。服務還未正式推出，已經引起社會人士怒吼，抨擊這種做法違反道德。據紐約《每日新聞》報道，在紐約曼哈頓和洛杉磯均開設診所的施泰因貝格（Jeff Steinberg）醫生說，他計劃在6個月內推出這項服務，到時顧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決定生一個甚麼類型的BB。
例如，準嗲和準媽咪可以替BB選擇棕色還是藍色的眼睛，或者是黑色還是金色的頭髮。而嬰兒的膚色則可在白色、黑色等兩種之間選擇。
泰因貝格在醫學界享負盛名，當年有份研究第一個試管嬰兒，又幫助數以千計的父母決定嬰兒的性別。他指出，醫生現時採用的是「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PGD)技術，幫助父母剔除有基因缺陷的胚胎，只留下良好的去孕育。再下一步，醫生可以在實驗室內研究胚胎的基因成分，從而按照父母的意思，選擇孩子的眼睛、頭髮、甚至皮膚的顏色。
他又說，北歐人的基因比較純種，與異族混雜較少，因此如果父母的基因都源自北歐祖先的話，這種新技術發揮的效果最好。
不過，他承認，這項技術仍未是100%完美，而其他醫生也對這種技術提出質疑。
(英文的原報導，Design-a-kid clinic puts offer on hold)
反對訂造嬰兒的論點, 主要有 一) 安全及技術問題, 二) 基因多樣性(diversity of gene pool)的考量, 三) 性別選擇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 四)社會公義問題, 例如該技術是否只偏袒社會上有錢有權勢的人, 五) 有關個人統一性(personal integrity)及責任(responsiblity)的問題, 六) 有關個人意志(free will)及道德主體完整性(autonomous agent)的問題, 七) 剝奪嬰兒的開放性未來(right to an open future), 八) 違反自然, 扮演上帝角色(playing God)。其中(二)至(四)項, 主要是討論訂造嬰兒對社會的影響; 而(五)至(八)項, 主要以不同的道德論證, 指出訂造嬰兒內在的倫理問題。
在深入討論各論點之前, 我首先會澄清一個常見的誤解──基因決定論(genetic determinism)。基因決定論最簡單的定義, 就是認為基因決定人(或生物)的形質(trait)或行為(hebavior)。更極端的版本甚至會否認環境對一個人成長所產生的影響。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就是把基因對形質的影響以機會率的形式來表示。要是一個基因經常會導致一個形質的出現(>95%), 我們稱之為強基因決定論(strong genetic determinism); 要是一個基因只會使一個形質出現的機會比平常稍高(>50%), 我們稱之為中等基因決定論(moderate genetic determinism); 要是一個基因和一個形質只有關聯性(<50%), 我們稱之為弱基因決定論(weak genetic determinism)。
好些反對訂造嬰兒或基因工程的理據是建基於強基因決定論之上。 例如其中一個反對父母決定嬰兒膚色的原因, 是因為嬰兒不能夠對父母的決定作出任何異議, 假如嬰孩希望有一身古銅色的肌膚, 但父母卻鍾情於較白的膚色, 嬰兒長大後就少了選擇, 因為膚色的基因已經被父母預先決定好了, 不能逆轉。但膚色是否由一個基因決定呢? 其中一個最樂觀的研究數據也只是說一個基因控制了38%的膚色變異罷了, 連moderate genetic determinism的標準也達不到, 也就是說, 嬰兒長大後可以透過後天的影響改變父母的決定。實際上, 人體大部分的形質和特性都是由大量的基因群互動之下所決定的, 一個基因控制一個形質的說法, 早已被大多數科學家所揚棄。
我當然不會否認基因對人形質的影響力, 但媒體一窩蜂地把一些基因與形質之間的關聯寫成X基因(a gene for X), 那就犯上了基因決定論的訛誤了。
還是明報社論說得比較好, 成龍的話只反映了他對自由一詞的認識膚淺, 根本犯不著我們再不嫌其煩地再說一次自由的可貴, 也不用再來一次對中國人奴性的批判。
可堪玩味的是, 在一篇反對聲的背後, 相信為數不小的人都相信台灣民主是一片亂象。成龍言論所代表的, 不只是對自由的錯誤解讀, 更具體化了一般人對民主制度的誤解: 亂和沒有效率。不幸地, 近來香港立法會種種有關議員講粗口的現象, 進一步地強化了這種偏見, 對成龍一面倒的冷嘲熱諷, 甚至種種的惡搞行為, 只會更吊詭地強化政治精英對民主政治的成見。(當然, 這並不代表惡搞本身有什麼錯)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 就是一般人對別人使用「斷章取義」這個護身符作為迴避批評的托詞之時, 往往束手無策。因為要拆解這類空洞的言詞往往要花很長的時間, 就像被常用的「要求理性討論」和「了解另一種可能性」一樣, 往往是魚目混珠的廢話。 應付這類似是而非的遁詞往往比駁斥一些硬橋硬馬的謬論更加耗費心力, 始終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 不可能應對如恆河沙數的垃圾言論。被這些廢話荼毒而不覺察, 往往比一些明顯為謬的言論更腐蝕人心。
按: 討論串也值得一看。 from http://tswtsw.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15.html
雖然只是很少數的文章，但看到某些文章要跳出來「支持陳一諤」或者「反對圍剿陳一諤」，我都奇怪，力氣不是更適宜用在別的地方嗎？
在 香港，很奇怪，有種招數好像是一直奏效的，那就是口稱自己理性、要求討論，然後講盡偏頗歧視非理性無邏輯的話，自然便會有些人走出來支持。我懷疑有時我們 的理解能力是不是這麼低，不能通盤全面去理解話裡到底是什麼意思、說話的人居心如何，而只聽自己想聽的部分。陳一諤的花言巧語就是為這種人打造的。我只分 析其中一句廢話：
「同一條屍體有人話係解放軍，同一條屍體又有人話佢係平民，究竟嗰條屍體佢係解放軍定係平民呢？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我哋可以透過討論，可以透過去了解，去明白到究竟邊一方面係有理據嘅。」（陳一諤在論壇上的發言，不track back了）
這 一句是典．型．的．廢．話。屍體是解放軍還是平民，這是一個有關事實的陳述，fact毋待討論。比如我生於哪一年，根本不能通過「討論」去得知，你想知的 話直接問我就好了。六四有沒有死人、死了多少人？當年紅十字會從各家醫院收集到的死亡數字是三千人，被指估計保守。他只是利用排比句去增強氣勢，利用「討 論」、「了解」、「理據」這些空洞的sound bite，到最後，他提出的方法根本解決不了他自己提出來的問題，他要麼是邏輯糟到不知自己在說什麼，要麼就是根本不是想去弄清任何東西，所謂「討論」、 「了解」永遠是虛托，他只是想把「死的到底是解放軍還是平民」這個荒謬的問題放到大家的腦海裡。對於以軍隊開槍用坦克屠殺愛國的平民這麼是非分明的事，竟然可以有那麼一刻動搖：「壓死的是解放軍還是民眾？」這已經是立了超現實的大功了。這種人年年月月都會來抽六四的水，抽那些死去了的孩子、學生、工人、老人的水。大概日後自有論功行賞的時候。
然 後你要從這麼基本無聊的起點去和他拗：「雖然呢，解放軍同民眾都有死傷之可能，但係呢，解放軍荷槍實彈又有幾十架坦克而且用左會體內爆炸的薩姆彈，兼且夜 間入城攻民眾之不備，而且實在又好多鏡頭影到中彈的民眾，所以照常理估計，應該係平民死傷多好多喎！」黐線這不是常識嗎。一個大學生扮成小學生來刁難你， 你仲要覺得佢好正常？那你就是把自己也變成小學生。
這是為了理性辯論嗎？當然不是。就算今日有位邏輯清楚文字淺顯德高望重的人，把六四最 基本的理據都講一次，把當年的事實都羅列一次，明年這些人還是會扮成「普通不關心六四」或者「要求理性討論」的樣子，重複一次這堆話。六四二十年，每年都 有這種扮理性的小丑，每年都會有好心有耐性的人把最基本的東西說一次。下年又重複。目的不是為了理性辯論，只是為了拖六四後腿，把關於六四的思考拖拉在最 表層的地方。
陳一諤的自辯全文，就是充滿了一堆似是而非的排比句，一股丹心照汗青的語調，老實說有一點點作嘔的八股文體。有句老話：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幸好陳一諤的文章還不是真的寫得好，否則我一定氣憤得流淚：文字不可以這樣被人利用，去為殺人的政權塗脂抹粉。
不 一一拆穿這種牛皮，是因為我們不願浪費時間去處理沒價值的文字。1997年，我搞學生報到書院宿舍諮詢，已經有個學長作語重心長狀勸我們「是時候可以冷靜 理性地討論六四了」，我們問，你的理性論點是什麼呢？他說，「學生領袖也是人，會犯錯，不用崇拜他們。」我們詫異，誰崇拜過他們？誰以為他們沒錯？92年 已經有《鏗鏘集》報導過他們現在都下海賺錢、只關心自己了啊——而誰還會以為八九六四是只繫於幾個學生領袖的成敗呢？我們現在要追討的，是無名者的性命；要正名的，是理想、批判、反貪污、人民自主的精神嘛。這位學長無話可說，最後勉勵我們去看紀錄片《天安門》，我們失笑——上學生報討論六四，第一件活動就是看《天安門》啊，這是入門式。許多口稱「重新討論」、「理性」的論調，如果不是居心不良，就是水平太低。
陳 一諤要把六四放入「愛國」脈絡底下；六四固然是愛國，就像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一樣。然而你看看香港如今的國情教育，把五四的意義放窄至內容空虛的「愛 國」，不談新文化運動，不談德先生，不談反帝制，不談青年精神——這根本是抹殺歷史啊。民族主義教育，是在90年代中中國正式轉型為消費型社會後，用以縫 合整個國家意識型態真空的概念；「中國經濟成就」去代替六四責任的討論，這整套話語是由哪些人鼓吹出來？親建制民族主義中國知識份子；目的是什麼？穩定現 有政權的統治。如果真是不關心六四的新一代，他們根本不會用這套話語去解釋現實，這個上豆瓣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普通年輕人。是香港人政治覺悟太低，連陳 一諤動用怎樣的政治語言都分析不了，以為他只是個喜愛質疑的年輕人，只聽到他那些「我們要理性冷靜」的門面話，就覺得要支持它。這真是叫人痛心的善良。
“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Dante Alighieri
「地獄裡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仍要保持中立的人。」但丁《神曲》
posted by TSW，或鄧小樺 @ 4/15/2009 02:57:00 PM
索羅斯的思想體系有三個主要概念:
可錯性(infallibility): 我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的理解, 與生俱來就是不完整的。
反射(reflexivity): 我們的思維主動影響到我們參與的事件及我們的思考對象。
開放社會(open society): 對我們自身的可錯性是開放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 [4]
為什麼社會科學的預測必然失敗? 這是因為我們的思維不能獨立於考察的對象之外, 事實並不能作為判斷真假的依據, 我們的主觀思維會影響未來事件發生的結果, 這使得預測有著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重要的是在反射的情境中, 事實未必構成判斷真理的獨立標準。過去我們以陳述是否和事實相符作為真假的依據, 但是否與事實相乎是可以用兩種方式達成的: 我們可以提出真確的陳述, 但也可以影響事實。換言之, 是否與事實相乎並不保證真實。[15]
與事實相乎並不能證成社會科學或經濟學模型的理論效用, 因為我們可以去改變事實, 使之乎合我們的主觀願望。就好像說一些自我指涉的陳述一樣, 這些事實並不獨立於我們的自由意志之外, 反之會影響人們自己所指涉的情境。
有關思維(thinking)與實在(reality)的關係, 索羅斯的說法很妙。
我們生有的世界是非常複雜的。假如我們要形成一種世界觀, 作為下決定的依據, 我們就必須簡化。我們使用概括、隱喻、類比、比較、二分化和其他心靈建構為這個混沌的宇宙帶來秩序。但每一種心靈建構都扭曲了其所代表的事物, 而每一點扭曲都使我們要理解的世界增加了一點東西。我們愈思考, 要思考的東西就愈多。原因是, 實在不是已知的, 是和參與者的思維在同一過程中生成的。這情形就有如思維的過程一樣: 思維愈複雜, 實在也變得愈複雜。思維永遠趕不上實在; 實在永遠比我們的理解內容豐富。實在可以出乎思維的意料之外, 但思維卻有創造實在的能力。[17]
其實這只是讀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一些節錄筆記, 兩者的關係不必然有嚴謹的論證。
什麼叫市場會自動調節? 市場是否萬能? 政府干預是否必然沒有效率? 索羅斯對金融危機發生的本質有精闢的評論。
我們要進行重新思考, 起點就是要承認金融市場本身天生就是不穩定的……金融市場被視為一個鐘擺(Pendulum), 可能因為外力干預而失靈, 這種外力稱為外來震波(exogeneous shocks), 但它們終於要回歸均衡狀態。這種信念是錯誤的。金融市場可以走到極端, 假如一連串的大起大落超過了某一點, 它們就永遠不會回到原來的位置。[XIV]
索羅斯認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approach)的政策根本就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同義詞。他認為充斥全球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才是使金融危機不斷發生的催化劑。
使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健全和無法持久的正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XVIII]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 市場基本教義比過去任何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開放社會的威脅更大。[XX]
奉行市場基本教義的人對市場運作方式的概念有著根本的缺陷。他們認為, 金融市場總是趨向均衡狀態。……金融市場並不被動地反映現實, 而往往主動地創造和反映現實。目前的決定與未來的狀況之間是有雙向關聯的, 這種現象我稱之為反射(reflexivity as a two-way feedback)。[XXI]
對於經濟學企圖以自然科學為師, 建立一套解釋和預測經濟周期的理論體系, 索羅斯認為這忽略了人自由意志的地位, 研究人類行為和研究自然現象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經濟學的研究有著方法論上的缺失。人類本身充斥著各種偏見和成見, 這和經濟學理解的人性有著極大的偏差。
人類和自然科學中的死物不一樣, 是有知覺有看法的, 他們的知覺和看法又可以改變在他們身上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參與此一過程的人的預期和事實上所發生的一切之間也有這種雙向的反射互動關係, 而這重關係是了解所有經濟, 政治和社會現象的關鍵所在。[XXI-XXII]
反射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內找不到。在自然科學的範疇內, 科學家的解釋和他們試圖解釋的現象之間只有單向的關係。……但市場的參與者無法使用知識作為決策的依據。他們必須對未來下判斷, 同時他們引進偏見也會對後果發生影響。這些後果可以加強市場參與者的偏見, 也可以削弱他們的偏見。[XXII]
參與市場的人一開始就帶有偏見, 而非知識。一種情形是反射發生作用, 糾正了偏見, 於是我們開始朝著均衡狀態走。另一種的情形是偏見被反射的反饋更強化了。在這種的情形下, 市場愈來愈和均衡狀態距離日遠, 而無任何返回原點的跡象。[XXII]
對於政治干擾市場必然是不可欲的這個觀點, 索羅斯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 因為政治的失效往往是由於人們以自私自利的個人決策作為集體決策的道德基礎。
我們必須把訂立規則和遵守規則判然劃分。訂立規則牽涉到集體決策, 此即政治。遵守規則只牽涉到個人的決定, 或稱市場行為。[XXIV]
代議民主原則是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的, 但我們對政治的這種態度破壞了這些前提。政治人物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矛盾是經常存在的, 但由於我們往往放棄了固有價值如誠實等, 而用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 結果使這種矛盾嚴重惡化了。於是, 利潤動機抬頭以及集體決策過程的效力衰微以反射方式互相強化。我們抬高自身利益的身價, 使之成為一項道德原則, 政治怎能不腐敗。但政治的失敗卻反過頭來成了主張更放任市場的最強烈理由。[XXIV]
很多人以為民主和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事實上, 兩者間的關係遠比這一點複雜。資本主義要靠民主制衡, 原因是, 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並不朝著均衡走。……一百五十年前,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經十分透徹清闢地分析了資本主義體系, 我還不得不說, 他們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比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論還要優越。[XXV]
市場基本教義派以市場的價值壓倒一切, 把人片面地看為一經濟動物,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原為供求曲線。近來所謂港男港女的爭論往往失焦於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權力關係轉變, 卻往往忘記了這種張力之所以存在, 完全是因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主導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結果。
共產主義取消了市場機制, 還把集體控管加諸所有的經濟活動之上。市場基本教義則尋求取消集體決策, 而且還要使市場的優越性壓倒所有政治社會價值。這兩個極端都是不對的。[XXV-XXVI]
金融價值取代了人的內在價值此一不健康的現象, 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解釋為一種不完整和扭曲了的開放社會。[XVI]
六四屠城人證物證俱在，天安門母親淚痕未乾，港大學生會會長居然口出妄言，身為港大研究生的我，能不慚愧乎？
http://twchau.xanga.com/698344180/64/
「若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威權式的，若政府除了像現在擁有政治權力之外，還擁有經濟權力，若簡單地說，如果我們有的是發達工業加專制主義的話，那麼人類的境況要比原來的壞。」—— Oscar Wilde，1854-1900，文學家、費邊社會主義者
六 四事件的新老受益者要從他們的立場撰寫那段歷史，理所當然，所有對一九一七年之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稍有認識的人，都不會感到意外。這個主觀意志，在目下中 國這個依然是一黨專政國家裏，又是客觀可行的，因為黨不僅控制政治、媒體、出版和交流空間，它還掌控一切專政機器和武裝力量。中國的學術自由不包括人文和 社會科學，特別不包括歷史學和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和文化部、新聞出版署一樣，組織上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即中宣部）直接領導，而中宣部的官方定位， 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綜合職能部門」（見中宣部網站「主要職能」頁）。如此，歷史學和政治學，必須時刻服從黨的意識形態和宣傳路線、方針、 政策、調子。要明白中國二十年來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最好從這個認識開始。
六四事件發生後，黨馬上本能地開始了撰寫這段歷史的功夫，那是分好幾個雙重疊的階段來做的：
（一） 掩蓋：在這個階段，黨做得很公平，它既不許任何有損其聲譽的事實和言論曝光、流傳，它也不主動推銷它想推銷的一套說法，而是對所有有關六四的論述，都一律 禁止；這個做法，一直維持了二十年。今年，所有和國內進行文化交流的項目，一不准提西藏，二不准談六四，尤以後者為甚。就西藏問題而言，學界可做一些研 究，黨並不擔心此事在國內出現輿論失控，畢竟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二是漢族。但六四不一樣，除了黨的直屬媒體偶爾提及之外，「六四」及有關字眼，在內地傳媒 上徹底消失。這個頭一階段目的，是要讓知道的人遺忘，讓不知道的人繼續不知、不覺。成績是有的；六四前後出生的一代大陸人，都不清楚、無從清楚這回事，很 多甚至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幾個大城市以外廣大地區的年輕人。（愿諒那幾位香港大學學生。）
（二）開脫：這一步主要是在海外採取的。手法、 說法有好幾種，其一是「諒解論」。中國地方大，人口多，窮，不能亂，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樣亂。中國沒有處理群眾騷亂的經驗，沒有橡皮子彈，沒有催淚彈， 沒有水龍頭。這些都要諒解。其二是「國際標準論」。基辛格也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首都廣場被示威者長期佔領。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軍警屠殺學生， 如美國的肯特州州立大學事件。其三是「代數和論」。鎮壓換來二十年經濟增長奇蹟，就算殺了人，正負值相加，無疑還是正數，值得。
（三）種 疑：目標人士或怯於權力、或出於忠心、或迷於利益，對六四印象模糊、感覺鈍化之後，各種懷疑論便出台了。沒有資料啊，尤其在海外，如何判斷真相呢？會不會 是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劃的呢？學生是否過激呢？六四運動的領導為什麼都逃到西方去呢？他們不是「走佬」的懦夫嗎？為什麼坦克壓過之後的死者還有人形？死者是 否解放軍的多？大家要注意的是，這些懷疑論，都是有利於黨的懷疑；所有提出此等懷疑論的人，不會想到一點：如果黨不一直封鎖真相或真相的調查，根本不必那 麼多的懷疑。
（四）修正：遺忘得差不多了，懷疑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推出對六四的修正主義。這也可以分兩步走，先是「反思」。猜想無資料，空 談無結果，示威耗精力，不如反思六四。反思六四的什麼呢？什麼都可以，只要向前看，不要糾纏過去。這種反思，曾鈺成月前有關講話是典型，作用是掃除思想障 礙，把路鋪平。跟着，提出黨版六四事件真相。國家強大了，人民歸順了，外人都來朝貢了，走出這積極的一步也安全了，黨版真相內容一定很豐富，甚至還可大方 講出真正死亡人數，反正被殺者愈多，往後愈有威懾力。走完這一步，撰寫六四歷史才算大功告成。
掩蓋和開脫是被動的、防守的，種疑和修正是主動的、出擊的。掩蓋和開脫，二十年來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程序大體上進入種疑和修正階段。分水嶺大概在○四年和今年之間。大家看看兩次官方對外談及六四的分別便可領會。
○ 四年三月兩會期間，溫總答記者問有關六四事，《新華網》發的標題是「溫家寶答６．４風波：團結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內容雖無新意，避重就輕只談前後、不談 中間，但態度還算比較穩重、低調、有耐性。今年兩會期間，同一個問題，由有「中國第一新聞官」之稱的趙啟正作答，這次官方新聞稿的標題是「趙啟正直面六四 風波提問」，文章記述當時情況：「當美國之音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及六四風波的定性問題時，趙啟正在幽默機智的談笑風生中化解」。(註) 這是十分自信、進取的態度，否則不能在此等事情上嬉皮笑臉，說話瀟灑、幽默。
註：兩篇講話分別見○四年三月十五日《新華網》和○九年三月二日《新浪網》。
程 翔 斥 港 大 內 地 生 六 四 謬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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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 香 港 大 學 學 生 會 對 平 反 六 四 立 場 堅 定 ， 可 是 該 會 昨 日 舉 行 的 六 四 論 壇 ， 先 有 內 地 學 生 質 疑 解 放 軍 的 坦 克 車 未 有 壓 死 示 威 學 生 ， 北 京 學 生 在 戒 嚴 令 後 上 街 反 而 是 違 法 行 為 ， 之 後 學 生 會 會 長 陳 一 諤 更 認 為 北 京 血 腥 鎮 壓 學 生 只 是 「 有 啲 問 題 」 ， 外 界 不 應 將 矛 頭 指 向 北 京 。 出 席 論 壇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對 學 生 言 論 難 以 置 信 ， 曾 親 身 經 歷 六 四 的 資 深 傳 媒 人 程 翔 更 激 動 地 指 斥 有 關 言 論 是 為 中 共 屠 城 開 脫 ， 「 想 為 中 共 屠 城 洗 脫 罪 行 嘅 人 ， 唔 該 佢 哋 收 聲 ！ 」 記 者 ： 林 俊 謙
港 大 學 生 會 社 會 科 學 學 會 昨 日 舉 行 六 四 論 壇 ， 請 來 民 主 黨 副 主 席 劉 慧 卿 、 資 深 傳 媒 人 程 翔 、 以 及 被 指 親 北 京 的 港 大 學 生 會 會 長 陳 一 諤 作 嘉 賓 ， 吸 引 逾 200 名 大 學 生 圍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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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一 諤 表 示 ， 89 民 運 是 愛 國 行 為 ， 中 國 政 府 應 該 平 反 六 四 ， 但 談 到 當 年 血 腥 鎮 壓 手 法 時 ， 陳 只 稱 是 「 有 啲 問 題 」 ， 指 外 界 不 應 只 將 矛 頭 指 向 中 央 政 府 ， 反 指 學 生 當 年 若 及 時 自 行 散 去 ， 鎮 壓 就 能 避 免 ， 批 評 當 年 學 生 領 袖 不 理 性 。
陳 接 着 鼓 勵 內 地 學 生 發 言 ， 一 名 來 自 廣 東 省 的 曲 姓 男 學 生 公 開 質 疑 學 生 會 大 字 報 欄 貼 出 的 一 幅 坦 克 壓 死 示 威 學 生 相 片 ， 「 點 解 一 架 坦 克 車 壓 完 嘅 人 ， 仲 會 有 人 樣 ？ 」 他 認 為 北 京 學 生 在 戒 嚴 令 下 仍 上 街 屬 違 法 ， 中 共 鎮 壓 並 無 不 妥 。 陳 一 諤 回 應 稱 ， 「 究 竟 嗰 條 屍 體 係 解 放 軍 定 平 民 ， 我 哋 唔 知 道 」 ， 又 認 同 戒 嚴 令 下 學 生 上 街 不 合 法 ， 是 否 「 合 情 」 則 可 再 作 討 論 。 陳 及 後 指 出 ， 中 共 當 年 選 擇 鎮 壓 ， 是 由 於 學 運 不 局 限 於 北 京 ， 「 成 個 國 家 有 動 亂 情 況 。 」
20 年 前 因 六 四 事 件 憤 然 離 開 任 職 多 年 左 派 報 章 的 程 翔 聞 言 後 ， 難 再 遏 抑 憤 怒 情 緒 ， 高 聲 表 明 絕 不 接 受 有 人 透 過 誇 大 學 生 錯 誤 ， 為 當 年 中 共 血 腥 屠 殺 開 脫 ， 「 共 產 黨 執 政 四 十 年 ， 唔 可 以 話 自 己 係 個 唔 成 熟 嘅 政 黨 ， 佢 哋 開 動 三 十 萬 大 軍 ， 用 坦 克 車 、 裝 甲 車 對 付 手 無 寸 鐵 學 生 ， 呢 個 係 罪 ！ 唔 單 止 係 錯 ！ 想 為 中 共 屠 城 洗 脫 罪 行 嘅 人 ， 唔 該 佢 哋 收 聲 ！ 」 。 程 又 指 ， 中 共 當 年 頒 佈 戒 嚴 令 前 ， 未 有 依 法 先 召 開 國 務 院 全 體 會 議 討 論 ， 只 由 總 理 李 鵬 自 行 宣 佈 ， 「 戒 嚴 令 本 身 已 屬 非 法 」 。
劉 慧 卿 亦 稱 難 以 認 同 陳 一 諤 的 說 法 ， 「 中 國 政 府 當 年 殺 咗 咁 多 人 ， 屠 殺 咁 多 人 ， 都 只 係 「 有 啲 問 題 」 ？ 佢 哋 係 歷 史 罪 人 ， 唔 係 有 啲 問 題 」 ， 她 坦 言 ： 「 有 啲 嘢 真 係 唔 係 喺 度 聽 到 ， 都 唔 信 會 有 人 咁 講 。 」
http://blog.tiney.com/?p=2317
假如我是港大學生，現在這一刻想的，是彈劾現任學生會會長。我連他的名稱也不屑一寫。
此君說港人要尊重他的言論自由，但專重你的言論自由不代表人們要認同你的言論。將尊重他的言論自由與認同他的鳩嗡畫成等號，這位大學一年級生思考方法是否 太過廉價？我們完全的尊重他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例如他質疑相片中被坦克輾斃的人是平民還是解放軍，要透過辯論才知道。那我也有我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就 算真的透過辯論知道相片中被坦克輾斃的人原來是解放軍，那麼整張相的意像是否會即時光彩了？請問當時誰人駕坦克入城？為甚麼要坦克入城？我希望我們的心智 不是退化到要辯論才知道駕坦克入城的是解放軍還是平民。
此君說的話，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學生會，亦即是代表整體港大學生。這已經不是個人言論自由的問題。正如曾蔭權不談六四平反，這是反映政府立場，而非個人意見。港大學生當初一人一票選出這樣的人代表他們，今天他說的每句話，每一位港大學生都要負責。
假如有港大學生認為現任學生會會長的公眾言論不妥，學生有權彈劾他。縱使這個行動非常艱鉅。以集體投票會選出此君的情況看來，彈劾成功機會極低。就算失敗，都要讓公眾知道，該名學生會會長的言論不代表整體港大學生的立場。
當年有親身經歷的港大研究生、教職員通通鴉雀無聲，對這位學生代表不發一言。一個失語的社會是人類的悲哀。
今天的港人，愧對廿年前影片的港人。1 今年六四晚會，不能出席，因為那天是我碩士畢業研究的簡報日。但我會像廿年前的香港人，紮上黑紗對死難者作出哀悼。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對六四的一番見解，總括而言，就是呼籲大家「理性討論」六四事件，不要盲目反對。事實上，如果報紙沒有寫明他是港大學生會，我會以為他是明光社的社員，當年明光社，也呼籲過大家要「理性討論」廿三條立法。
這讓我這個喜歡理性討論的人感到有點慚愧。原因是，「理性討論」四字，除了用來分辨是非之外，原來還可以用來迷惑人心。彷彿凡事加上「理性討論」，不合理的話題亦會變得合理起來。
這位陳同學和明光社看來都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些問題，例如阿媽係女人，是根本不必討論的。又或者，當一條問題本身都非常有問題的時候，理性討論只是浪費時間，應該馬上修正問題，而不是在有問題的問題上糾纏。那麼所謂「理性」，只是用來掩飾他們無理取鬧的行為的修辭。
六四屠城，人證物證俱在，還要繼續討論處理手法是否合適，「屠城」是否合適等，問題本身已經極不合理，正如你到今日還要爭辯「地球是否方形的」一樣，問這種問題不代表閣下凡事求真，只表示閣下智商有問題。
至於理性討論，古代鄒衍有此論說：
「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紉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
這位陳一諤，觀其行文流暢，中文程度實在比特區很多寫英式中文的人好，但聖賢之書，似乎未能讀透。子曰「知恥近乎勇」，這陳一諤恬不知恥，還膽敢說這樣說只是要引起廣泛討論，沖擊思潮。
黃毓民去年競選時高呼「民建聯最無恥」，我認為現在必須更正，論香港最無恥者，馬力已故，當屬此人。
自己從來不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但卻從來都會寬以待人。一個看起來很善良的人之所以不從惡，並不一定是他有很好的道德情操，可能是他還沒有去到一個考驗他道德判斷的境地罷了。納粹大屠殺之所以會發生，並不只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也不單單是德國的社會環境或文化所導致。真正使人震慄而心寒的，是好人作起惡來的狠勁，也就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平凡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為。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就因為害怕錯失了加入歷史的潮流。他們只是在納粹的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在電影讀愛(The Reader)中，Hanna被審判之時有如下答辯。她的理由算不算是遵守了康德(Kant)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The judge: “Why didn’t you unlock the door?”
Hanna: “The obvious reason – we couldn’t.”
The judge: “Why?”
Hanna: “We were guards. Our jobs were to guard the prisoners. We couldn’t just let them escape.”
The judge: “I see. If you let them escape…then you might get shot or executed.”
Hanna: “No! If you open the door then there will be chaos. We have to restore orders. It happened so fast, there was snow and bombs, flames, there were flames all over the villages and… screaming again. It got worse and worse. If they all got rushing out, we couldn’t let them escape. We couldn’t.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m!“
真正導致人間悲劇的，是人類的平凡之惡，這也許是許導強調Night and Fog的原因。平凡的人如你我不是沒有判辨善惡的能力，只是人類的脆弱遠超過你我想像，稍大的環境壓迫也會使得人自動放棄道德感，任由律令操縱一己的行動。一個時代的悲劇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國民一點一滴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縱容邪惡，使得人心崩壞，一場又一場的屠殺畫面，遂不斷在歷史的長河於焉上演。
去了看Moomin and Midsummer Madness (2008), 最愛的一幕是史力奇和一班小朋友拆除公園無處不在的警告牌──不准玩耍不准踐踏草地不准大聲說話。看見管理員的狼狽樣子, 很是痛快。如果現實中也少點管理員, 讓畫家可以隨意在公共地方寫生, 小朋友在公園可以玩耍奔跑, 這該多好。
Oleanna一劇給我最大的啟示, 是批判者身處的位置, 往往是他自己所要批判的高高在上的權力。學生與教授只是社會權力對立的縮影, 以學生的角度來看, 教授都必然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不論是相對優渥的生活或是知識水平。教授以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為職志, 但學生必須要超越教授所訂下的思考框框。學生要在山頭林立的學術界突圍而出, 依仗的往往不是日常語言這些未經深思熟慮的業餘見識。要更上層樓, 研究生必先進入種種術語的語言迷霧, 實際上自絕於日常生活的語境, 建立起高人一等的精英知識, 才有足夠的理論資源去批判種種的不公。然而, 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資源之時, 也往往成為當權者的話事人, 成為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使得知識上的更新與演化停滯不前。
曾經說過寫不到小說是因為歷練太少，其實只是因為自己對世界不夠敏感，不能細味生活。看過張愛玲的《小團圓》後，見識到她聰明絕頂、對世界洞若觀火但卻多愁善感的一面。你得努力的看，越看得努力，越感受到字裡行間的壓迫力。自己永遠不可能寫出好小說的原因，就是沒有如張愛玲般與生俱來的敏感。
使我印象深刻的，不是Wikipedia和大英百科全書的對照，也不是OpenSource平台發展的迅速，而是概念轉變是一件多緩慢的事。當世界上大多數的僱員還是在辦公室工作，工作是他們安全感的來源和身分的主要構成部分之時，你跟他們灌輸公司的hierarchical structure不是必要的，取而代之是更多的home office或是行動族，公司的ideas都是來自於世界各地，甚至有所謂prosumer的概念，這不是太過天方夜譚了嗎？
是的，這的確是一個paradigm shift。但可惜的是這種新穎的經商方式，實在太具有顛覆性了。例如，怎樣才可以使唱片業對於網上分享音樂的概念不再抗拒呢？
不要預期改變會在一夜之間發生，過去組織裡的典範轉移也很緩慢。從家庭工業轉變到工廠系統，耗費了大半個世紀。從工業工廠轉變到今天的高科技辦公室環境，則花了至少數十年。
原因之一是機構的慣性。組織有自己的內部邏輯，包括法則、慣例、規範和權力鬥爭。實務經驗顯示，要改變職場裡這些無形的社會要素，比起改變資訊系統困難多了……嬰兒潮世代長大的過程中，習慣了使用打字機、電話及開車通勤上班，要改變他們的生活風格，將會有一段困難的時期。科技也許能打開門，卻不能強迫人們穿過那扇門。（中文版，三四九頁）
我們何時可以在書中的例子般，以玩Battlefield 2來交換工作意見呢？（Given有些老闆連開MSN/facebook也不肯。）
相比起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就像是一帖猛烈的毒藥，煽情和暴力的畫面挑動著觀眾的神經，一幕幕的慘劇吸引著觀眾的眼球，至於日與夜所強調的”the way we are”，又或者寫實的元素，都被這些刻意營造的人性醜惡，磨滅得一乾二淨。
大多數人的一生都沒有殺過人，我們對暴力影像的熟悉完全是來自於影視媒體的大力渲染。於是我們對一般殺人的影像麻木了，要稱得上悲劇，要使得人不會認為這又是一件普通的家庭糾紛，結局不可能是單單的跳樓死。悲劇的結局怎可以如此滑稽？要轟烈，導演唯有借助極端的暴力。
暴力的疲勞轟炸容易使觀眾感到迷失。李森戲末殺人畫面的處理使我想起Kill Bill所謂的暴力美學，除了使觀眾感到不適或焦慮之外，對事實真相的了解是沒有幫助的。一輪的不適之後，觀眾又若無其事的走出影院，對被暴力所染指的受害者施以同情之淚，對自己的無情／冷漠作出救瀆之後，還有多少人會真正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制度作出反思自省？這又會不會只是以別人的不幸為娛樂，被消費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Starbreez厭惡片中暴力畫面的原因。或者讓我以米高‧漢尼卡對他電影的要求作結：
“My films are intended as polemical statements against the American ‘barrel down’ cinema and its dis-empowerment of the spectator. They are an appeal for a cinema of insistent questions instead of false [because too quick] answers, for clarifying distance in place of violating closeness, for provocation and dialogue instead of consumption and consensus.”
「我的電影是要成為爭議話題，對抗荷李活電影的灌喉式風格以及剝奪觀眾思想空間的作風。我的電影力求電影要不停發問，而非提供虛偽的快餐式答案；我的電影力求以能讓人清晰思考的距離代替侵犯式的窒閉；我的電影力求挑釁及對話，而非消費及一致同意。」
片中的暴力可以讓人思考嗎？縱使暴力畫面只是啟發性的手段，但似乎兩位大導都忘記了，手段的表達本身也會妨礙觀眾對目的的理解，最後形成以暴易暴的循環，在批判的起點原地踏步。
一些電影評論的網摘：
阿瑟高恩（Arthur Cohn）: 我父親是個智者。他說，這輩子給你兩東西，一是「根」，一是「翼」。根是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宗教；翼讓你飛到別處，做些不同事情。不少人忘了「翼」的存在，只知道根，於是生活美好但沉悶。另一些人更糟，只知道翼，飛走了，卻忘了根，沒有尊嚴，不知自己的身分。我一直想結合根與翼，希望你們也可以。
| date | time | name | director |
| 22/3/2009 | 9:45pm | 天水圍的夜與霧 | 許鞍華 |
| 28/3/2009 | 6:45pm | 冬月 | 周浩 |
| 29/3/2009 | 12:30pm | 緬甸起義─看不到的真相 | 安德斯奧斯泰格 |
| 4/4/2009 | 12:15pm | 姆明仲夏狂想曲 | 瑪利亞林堡 |
| 10/4/2009 | 3:00pm | 開羅車站 | 尤昔夫沙軒 |
| 13/4/2009 | 12:30pm | 二十四城記 | 賈樟柯 |
| 25/4/2009 | 9:00pm | 夜 | 安東尼奧尼 |
| 26/4/2009 | 2:15pm | L’Eclisse | 安東尼奧尼 |
| 2/5/2009 | 8:00pm | 芬妮與阿歷山大 | 英瑪褒曼 |
| 3/5/2009 | 2:15pm | Red Desert | 安東尼奧尼 |
| 3/5/2009 | 4:30pm | Zabtiskie Point | 安東尼奧尼 |
| 4/5/2009 | 7:30pm | 迷情 | 安東尼奧尼 |
大受好評的《一百萬零一夜》，無疑該片的劇本實在非常出色，表達的手法頗有創意，節奏控制也做得不錯。
但，如果我是一個印度人，我會看得很不舒服。
一個最直接的聯想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雖然他主要的焦點是伊斯蘭世界。
這當然不是什麼嚴格的論證，充其量只是啟發性(heuristic)的，作為一個東方的他者（相對於西方），被人觀看的感受絕不是什麼有趣的事。
它的異國情調可以被翻譯，它的意義可以被解碼，敵意可以被馴服；但是，那些由歐洲指派給東方的普遍特性，那些當人們與其接觸後的除魅感受，還有那些東方表現出的一些令人無法了解的怪癖，都在被談論或被書寫的過程中，被西方全部重新分配與整理了。（《東方主義》頁一五二）
印度人絕不想被西方人當成索馬利亞，中國人又何嘗想被投射為蠻夷之地？但這正正是不少西方人認識東方的理論框架，更多的研究只是強化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罷了。（還記得Huntungton的《文化衝突論》嗎？）
成為研究對象就有被簡化的風險，二分思考法始終比深入的思考來得使人容易接受。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甚至是一種soft power，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娛樂工具。
後記: 在看Cup的時候發現了一篇有趣的文章, Philip Dopp的Back Into The Private Realm。節錄如下:
Slumdog is just that – a taxi ride, safe but fancinating, through one of the great cities of the earth.
剛剛先睇完汪阿姐七情上面鬧政府唔扶持粵劇，就看到信報這則新聞。但原來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大而無當，曾被美國教授協會批評侵犯學術自由，以搞生意的精神教育學生，也難怪和政府的思維一拍即合！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7 | 文化 2009-02-18
發展活化 一盤生意
六幢歷史建築的活化計劃，首次由發展局掛帥，吸引了一百零二個機構提交一百一十四份申請書，在昨天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新聞發布會」終有分曉，有人歡喜有人激動。會上眾多記者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發問，一是財雄勢大的機構是否更有優勢？因為入選分別是有財團背景的保育建設公司﹙大澳舊警署改建精品酒店﹚，以及大學﹙浸會大學把雷生春變身雷生春堂中醫藥保健中心、北九活化為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北九﹚。
另外，就是替八和會館抱不平，為何一個強調中國文化承傳的計劃得不到青睞，反而外國的月亮更圓？
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強調，評選的重點之一是財務可行性、財政上的持續性，他指出，很多計劃書在這點上失分。
八和會館發言人表示，政府指八和輸在管理經驗、籌款能力、營運能力，但在申請的第一個階段已經知道，政府的做法製造有三個選擇的假象，把八和當作陪襯。
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在公布會後，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坦言對於申請北九裁判法院為粵劇學校落選感到失望，她懷疑政府扶持粵劇的決心。「我們的確很希望知道發展局的評審理據同準則。尤其是作為一個民間藝術團體，到底點樣可以同財雄勢大的財團或經驗老到的機構公平競爭？」
打敗有五十五年歷史的八和會館，到底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根據發展局的網頁介紹，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ＳＣＡＤ）於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喬治亞州成立，香港分校將提供一千五百個專上學位，要把「香港與北九龍裁判法院打造成亞洲數碼媒體的主要研習中心」云云。
然而，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總監何慶基指出，在設計界裏，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的名聲不是特別好，比起其他著名學院如Goldsmith College，薩凡納不是特別傑出的其中一間，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成就。但是近年擴張迅速，九十年代開始備受爭議，更被美國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批評侵犯學術自由，有關事件記錄在協會的資料庫，其中一九九三年有教授因為支持批評學院的學生而被解僱。
《紐約時報》曾刊登 Art and Commerce: a College’s Turbulent Tale一文﹙Peter Applebome，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質疑該校的教育方針，指其重生意、輕教育，利用教育的名義獲免稅營運。教師除了教學，還要負責籌款、收生。文中又揭發該校類似學店的做法，教師除底薪外，收生愈多，收取回佣愈多。
報道認為，該校「市場推廣、營銷比教育更出色」。
「公職王」陳智思一再被問及，為何棄八和、取薩凡納，他回答稱專誠派了兩人到美國薩凡納實地考察，認為該機構在保護古蹟上做得好。
但《紐約時報》曾報道，創辦人Rowans發現薩凡納有多幢十九世紀的建築物，以進取的借貸方式，買下多幢物業，在當地的地產上可謂舉足輕重。
何慶基指出，這家機構有這樣的名聲，包括學術界的批評，政府有沒有考慮，有沒有疏忽？
何慶基問，委員會的研究是否深入、有否浪費公帑？「只消十分鐘，便在互聯網上找到資料，連維基網也刊出有關的警告。」
另外，他指出，以如此重要的資源資助海外的商業機構，其中又有爭議性，應作出合理解釋，如本地是否沒有可取的機構。
以非牟利、ＮＧＯ包裝，就可以得到價值數以億元計的物業，免租做生意？林鄭月娥在公布中強調，政府撥款約四億九千萬元資助五座建築的復修，而北九龍裁判法院則由獲選機構自行斥資建設，但這當然不是免費，而要付出極大的資源、投資和代價。
發展局初試保育，是否如投資署心態，引入外資？難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馬上表態，歡迎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在香港設立分校。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麥海珊強調，古蹟保育有其文化意義，政府由發展局主持大局，活化歷史建築不是單純諗「發展」。「這次發展局以創意工業、增加香港教育的多元性和機會為理由批出有關計劃，但本地的教育架構，教育、文化政策，發展藍圖有沒有考慮到？」她說，創意媒體、電影電視拍攝、數碼製作等等，本地大學的傳理系、香港演藝學院、理工太古設計學院、城大創意媒體中心、浸會視藝院、藝術中心藝術學院已提供不少課程，一年內收生總數也約千多人，將來會否造成失衡？
麥海珊說：「汪阿姐在記者會上都話，失驚無神多間視藝學院，千幾個學生，有什麼人去讀？連她也看到問題所在。」
另外，她質疑包括本地大學、私校，都要經過政府教育部門的審批和監管，一家在香港成立不到一年的基金公司，其課程、師資到底有沒有經過審批？
胡鴻烈夫婦的樹仁大學，建設整座校園的一分一毫都是自籌的，這次政府倒貼海外私人大學是否教育政策改變的先兆？
另一位被訪者說，以保育古蹟之名，地皮和建築雙手奉上予一家私立大學，會否造成先例？
近排都是在寫論文, 進展還是很慢很慢, 心情不好, 但又很清晰地知道一切都終將會過去的。
於是偷閒去看戲, 其實只是希望心情好一點。
昨天看了Laurent Cantet的Human Resources。平凡不過的一個故事。兒子成為了父親上班工廠的management trainee, 和父親的工人階級形成對立。兒子想學以致用, 在工廠之內推行referendum爭取工人一周工作三十五小時, 但不料反被老闆利用, 以referendum所帶來對領導人的信任孤立工會代表, 以便可以炒工人魷魚。結果兒子發現被裁員工之中有老爸的份兒, 於是便聯同工會代表發起抗議運動。但偏偏父親就是不理解兒子的心理, 兒子也認為做父親的想法陳舊, 兩父子長久存在的隔閡, 以致兩人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矛盾, 在片末的抗議運動期間, 一併過爆發出來。
當然導演很著重營造的是所謂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hips)。兒子在工廠要求父親放下手中的工作加入罷工大軍的時候, 對父親咆哮說(大意)：「是你和母親一手供養我的, 所以我要聽你們的話, 於是我就成為了這間廠的領導層, 做著你們希望我做的事!」當兒子不顧一切為自己心中理想(某種對社會公義的理解)而和老闆決裂之時, 這正正卻是把父親一生心血都毀掉了。父親在父子的權力關係之中佔有優勢, 但兒子在工廠之中卻和父親對換了身分, 以領導層的姿態高高在上。這兩種權力關係的錯配正正是父子在片中衝突不斷的根源。兒子在片末的質問”What can I do?”, 正正是對這種命定權力關係衝突的無力呼喊。
當初我對這部戲的中文譯名《父慈子哮》有點不得要領的感覺, 現在就全明白了。這其實是一種循環吧。當自己就著一些社會議題和父母親意見不合時, 就正正感受到這一種張力。兒子應該尊重父母親, 但往往自己在知識上是處於一個優勢的位置, “What can I do?”
往往是沉默。但權力的關係一但確立就不能回頭, 於是一代又一代的, 總是不斷的鬥爭著。
from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0/may2000/laur-m05.shtml
Virtual militancy: a conversation with Human Resources filmmaker Laurent Cantet
By Prairie Miller
5 May 2000Injecting political truth into on-screen drama, French director Laurent Cantet uses real-life labor conflict and its substance and emotions as the stirring ingredients in Human Resources. The story of a son who takes a managerial position after college in a factory where he is hired to effect the layoffs of lifelong workers including his own father, Human Resources wrenchingly and insightfully pits family and social loyalties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film concludes with a strike action that dramatically consolidates these contending passions with a resolved and revitalized shared consciousness. Cantet spoke with me about hi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creating a powerfully renewed worker cinema for the millenium.
Prairie Miller: What was your inspiration for Human Resources?
Laurent Cantet: I just tried to remember stories that my friends have told me, whose fathers are workers. So I thought back to their lives when I wrote the film.
PM: Why did you want Human Resources to take place mostly inside a factory?
LC: I wanted to film in a factory because you almost never see factories in a movie. I think nobody wants to see that part of society, because the life of people in the factories is so hard that I think nobody wants to know that.
PM: But don’t audiences go to see movies about tragedy?
LC: Yes, but work is not a tragedy. It is tiring and boring. But I think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n France, people are returning to an involvement in social issues. So French movies are reflecting that tendency. I’m not sure this is just happening in France, but social issues are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rance right now.
PM: Why do you feel there is a renewed social conscious evolving?
LC: I think society is changing, and people are now understanding that something is going wrong. It’s because unemployment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a lot of people felt threatened. So they began to share their problems and anxieties with one another.
PM: Where did your own reverence for workers originate?
LC: My grandfather was a baker who worked with his hands, and had a reverence for work. The old factory worker in my movie who is laid off could have reminded me of my grandfather; his connection to his work was so similar. And I believe that reverence for work was transmitted to me, as I am now transmitting it to my own children.
PM: Why did you choose nonprofessionals as actors for your movie, and did they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n their own lives to those of the strikers in Human Resources?
LC: All of the actors except the main character Frank are nonprofessional. And I found them on the unemployment lines. Yes, most of them have the lives of the characters they are playing. Danielle Melador, who plays the strike leader, is a real trade unionist. Jean-Claude Vallod, who plays the old metal factory worker, has been a factory worker since he was 14, doing the very same job we see him performing in the movie.
But I love the way nonprofessional actors perform. Maybe it’s not as smooth as the professionals, but I feel it’s more authentic. And with an actor like Vallod, his body is speaking as much as what I wrote for him. It’s in the way he stands in front of his machine, that’s something that nobody could actually simulate, I think.
PM: Did these workers have any advice or input into the story?
LC: Some of them were really involved in what the movie has to say. The trade unionist, for example, considered that what she did in the film is just a continuation of her political activity. And when Human Resources was released in France, Danielle went to many of the theaters to discuss the movie with audiences because she wanted to carry out her activism through the film.
And at first I wasn’t sure of what I was writing, because I couldn’t truly know about life in a factory. I needed these workers to advise me, and they would tell me when I could go further in what I was saying.
Sometimes there were situations that might be perceived as caricatures. For instance, there is one scene where the old factory worker is humiliated in front of his son by the boss. I thought I might be making Vallod’s character into too much of a caricature. But they told me, no, you can go there; and in fact that humiliation could be much worse in real life.
PM: So in a sense some of these workers were co-directors?
LC: Right. They helped me a lot.
PM: What is Danielle doing since the movie?
LC: In fact, she is unemployed. But she is the leader of an unemployed committee. Danielle was fired from her factory when she was 52 years old, and couldn’t find any work since then.
PM: In Human Resources, Danielle is denounced by the bosses as a communist. Was that just name calling, or is she actually a communist?
LC: Danielle is in a trade union that is linked to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t is a workers’ federation that is very clos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PM: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tle Human Resources?
LC: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my choice of the title.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we use this expression “human resources”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what we are saying. It’s just an administrative expression. In fact, it’s quite cynical because you are talking about human beings in the same inanimate way you would talk about money or energy.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all my characters at the beginning are identified only in a social context, a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n the story gives them a chance to reveal what is beneath those social labels, what is more human. So perhaps it is ultimately the resources of humanity itself.
By the end of the film, people can hardly speak. They’re just speechless. One woman, her eyes red from crying, said, “Your film is awful.” I was stunned, but then she continued: “The film was too awful, it looked just like my life. But please, thank you for making the film.” So it’s painful for people to see Human Resources, but they thank me for having made it.
PM: What do you hope Human Resources will say to audiences?
LC: The film ask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the place of any one of us in society and the world. And also what it means to find or not find our place.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price of commitment.
PM: We never see movies treat the issue of class in the US. Talk about how you focus on class in Human Resources.
LC: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us believe politically and in factories that class issues don’t exist anymore. But after spending a few months in the factories speaking with workers and bosses, it is obvious that class divisions are still very much alive.
When I was visiting different factories to choose one in which to make this movie, I heard so many things.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haven’t changed at all. Those class relationships can still explain the world.
一個很奇怪的夢, 夢見自己很自在的笑, 在奔走著, 但又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夢境之中。
被吵醒之後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算不上憂鬱
有點可惜和失落
想起一些往事
爭札, 未完成的論文
待變的心情
於是猛播love psychedelico的歌
我自己最喜愛這兩組鏡頭, 遙為呼應的主題是 (a) perception(s) of reality── 是所有影像媒體, 甚至是本篇(所謂)影評的必然歸宿。
究竟Thomas看到的圖象是不是一具屍體? 乍看只是一堆白點, 抽象得可以任意被人詮釋。但Thomas卻認為他所拍攝到的照片就是兇案的證據, 否則她不會不惜一切都要拿回那些照片。
Antonioni想表達的是「如何呈現真實」這個主題。在導演有預謀的鏡頭之中, 觀眾很容易代入如Thomas般的攝影師地位, 不斷把眼見的影像詮釋再詮釋, 就好像Thomas把照片放大再放大一樣。影像作為表達真實的一種手段, 它的極限就是不論看者與製造者如何把真實演繹得很迫真, 「演繹」這行為卻註定了真實本身之不可觸及。影像之不可能真實, 在於拍攝行為是人主觀選擇之產物。Antonioni在片尾的一組鏡頭之中, 嘗試以「以手指月，指並非月」的方式向我們揭示真實與幻象之間的關係。吊詭的地方, 就是「揭示」這種方式本身, 永遠都不可能達到Antonioni呈現真實的最終目的。
[「影像不可能真實」中所言之「真實」, 意思是本真, 即沒有被詮釋過的存在狀態。一個較為人所熟知的例子, 是柏拉圖的理型說(theory of forms or ideas)。]
本來自身回顧就是一件頗私人的事，用不著擺上網誌讓人閱覽的。不過，可能是研究的生活是太過孤獨了，以致自己常常不得不透過網誌來各大家呼喊，我還沒有從各位的視線中消失。
所以有了這篇回顧，整頓思緒，重新出發。
第一是有關研究生活的。之前也許想像過在香港研究生物倫理學的艱難，但沒有考慮到自己還沒有能力應付學術方向上的迷失吧！現在的情況只好歸咎自己的估計錯誤。一時之間論文頓成為完成碩士要求的工作。我還想繼續學術研究的，但似乎我必須暫時離開學術圈子了。
第二是有關朋友的。這一年來頗不順心，和朋友們好像越走越遠了。有時候不想見朋友，原因是找不到話題，難道次次向別人重覆自己沉悶不已的研究生活嗎？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大家都各有自己的伴侶和工作問題。不再是小伙子了，責任多了，朋友自然變得比較次要。
第三是有關自身路向的。之前常常因價值觀問題和珠珠吵架，後來才真正明白什麼是包容，但過度的包容有時候會更加迷失了自我。究竟我們是為自己而活，還是為別人而活呢？在自我中心與自我犧牲（儘管這常常是甘心情願的）之間，如何做得恰如其分，實在非常難以摸索。我想是時候終止獨斷的沉思生活了，過分抽離實在不適合自己性格。如何多參與社會公共空間的討論，是我未來一年希望可以做得到的目標。
前天到西貢浪茄露營，看著海天一色的無垠蔚藍，隨手無意識地翻著昆德拉的《不朽》，很自然地想起史鐵生的《浪與水》：
浪是水, 浪消失了, 水還在。
浪是水的形式, 水的消息, 是水的欲望和表達。
浪活著, 是水, 浪死了, 還是水。
水是浪的根據, 浪的歸宿, 水是浪的無窮與永恆。
近半年來陷入思潮枯竭之態，已經很少出現這樣的聯想。滿腦子是論文的事，還有將來的事，把思緒都佔滿了，豁達與灑脫，早已成了過去的歷史。
晚上的浪茄一點也不寂靜，盡是浪濤拍岸的聲音。一個接著一個的浪，擁上沙灘不久便敗下陣來，往海水的最深處退去，在沙上不留一點痕跡。
這景象不就正是「浪淘沙」嗎？但李煜寫的是霧濃雨綿之晚春，抒的是國破家亡之離愁。時值深冬，人在香港，既無春去之淒，更無國亡之嘆，《浪淘沙》一曲作為彼時文人之詠嘆，在今時今日也難找知音異客矣。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在現代快速的生活節奏之中，「流水落花」頓成傷春悲秋的代名詞，詞中氣象矮化為個人囈語。沒有了對天地的敬意，大自然只是為人類服務的工具，天然美境，也就成了旅行必去的景點，徒供遊人肆意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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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電影中看見濃縮的人生、再平凡不過的故事。
音樂，是每人心中潛藏的年青躁動與不安，大田在酒吧彈奏的貝多芬《月光曲》是對年青美好的婉惜。音樂，是電影的主線，NJ與大田，胖子與莉莉，NJ與阿瑞，胖子與婷婷，都藉雅緻琴音奏起起伏跌宕的人生樂章。音樂，是人物內心的影照與波瀾，訴說著電影人物的過去與未來。
有把楊德昌和Stanley Kubrick一起比較的影評，但我聯想到的卻是蕭邦的The Ballade No. 1 in G minor, Op. 23。反正看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想像，「電影的發明，延長人類生活經驗至少三倍」，為我的胡思亂想寫下了註腳。
Ballade No. 1 Performed by Donald Betts. Courtesy of Musopen
另一個聯想就是敏敏所說的「白活」。敏敏每天都要對昏迷的媽媽說話，但卻發現自己能夠說的話實在少得可憐。之後敏敏上山向法師求助，卻發現人生還是不停的重複，只不過是角色的轉變，敏敏變成了媽媽，聽著別人不斷重複的說話。
我想起小時候看過衛斯理的一部小說，名字記不得了。故事的大要是一個地球人希望獲得預知未來的能力，一個外星人如他所願之際，記錄了地球人的生活軌跡，畫成圖表給地球人看。最後地球人自殺了，因為那張圖表，是如此的重複，預知能力頓然成了一種折磨。
我不知道應如何確切表達「存在的意義」的內涵，卻引起第三個的聯想：「如兩束蘆，互倚不倒。」這是佛家的思想，大意是說世界的存在本身是一個交互關係，就如太極的圖案，拿走了黑色或是白色的部分，也成不了形。如果沒有了他人的互動，自己的存在也是虛空的，就如電影中對昏迷的人「對話」的感覺一樣。
如果說上水有什麼「地方特色」的話，天橋晚上的街頭小食絕對是其中的表表者。
流動小販販賣熟食在香港曾經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但因為「衛生、清潔、及阻街」等「問題」，不論在殖民時期或是回歸中國後的香港，流動小販都似乎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香港政府去解決。尤其是自小販管理隊成立之後，對所謂無牌小販的掃蕩更是嚴厲，街頭小食作為香港的一個本土特色，已經漸漸成為歷史。
作為上水人的一分子，上水的街頭小食已經成為上水人的集體回憶。每當夜深回家，連接上水火車站與彩園村的天橋總是有一車車販賣熟食的小販檔口。居民非但沒有對所謂的阻街或衛生問題怨聲載道，反而以行動支持小販販賣的種種美食，每檔檔口都生意興隆，人聲鼎沸。油渣麵、碗仔翅、串燒雞亦、滷水雞腎、各式糖水、魚蛋燒賣豬皮羅白……都是些平易近人，人人可買得起的民間小吃。近日晚上涼意襲人，途人放工後歸家似箭，食物的香氣吸引不同年齡的老饕，駐足一起參與這草根專享的大盛宴。這種風味可不能在上舖後的食肆中找得到。擠、吵、雜，亂中有序，架肩接踵的販賣方式，處處顯出香港人的旺盛生命力。
所謂「搵食艱難」，本來擺檔賣食物也是小民適者求存的一條出路，香港政府不是提倡所謂的本土經濟嗎？問題是政府的小販管理制度只是依法施政，硬把小民生計和所謂公共衛生問題變成勢不兩立的敵人。本是良民的小販被視為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過家老鼠，小販管理隊以捉賊的心態工作，以致釀成衝突，甚至是悲劇──零六年天水圍小販「牛大力」因逃避食環署追捕而溺斃明渠之中，就是明證。
「水清則無魚」，過份的打擊只突顯政府的政策傾斜，正如陳雲所言，香港政府奉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肥了高官大商賈，苦了不願被標籤為懶人的芸芸小民。以上水彩園村的商場重建(renovation)為例，領匯大舉提高租戶的租金兩至三倍以逼走小商戶，大財團轄下的連鎖式商舖自然能夠「堂堂正正」打入屋村的消費市場，政府則以「商業決定」為由對大商賈的壟斷行為視而不見，任由小商戶的生計被剝削。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小民自我謀生的門路卻嚴厲打壓甚至趕盡殺絕，以公共衛生的名義祭出大屠刀，不論是安分守己的小販，還是世代相傳的雞農，都不能在香港的社會下存活。小民只有兩個出路，一個是去拿綜緩，淪為好吃懶做的寄生蟲，受不了歧視的勞苦大眾，就只好成為大企業的廉價勞工。
不過，草根經濟活動的生命力似乎比政府想像的要堅韌得多。上水的街頭小食之所以能夠在政府的打壓下苟存，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小販與小販管理隊之間的默契和共識(tacit consent)。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小販是會在不同的天橋之間來回走動的。通常在晚上十時至十一時左右，小販會在彩園村內的天橋出現，因為食環署的職員只會在往火車站的天橋巡視。當定期巡視結束之後(大約十一時)，小販就會「自動」搬檔到火車站的天橋擺賣。問題是政府漸趨不近人情的政策使得這種平衡難以繼續維持，曾經有一段時間，上水天橋的小販便因這種平衡的破壞完全絕跡。黑社會勢力乘時入侵，對小販收取保護費，作為小販與管理隊之間議價的「籌碼」，使得小販能夠在小販管理隊的「突擊檢查」之前能夠及時撤離。小販就在不同勢力的窄縫之間委曲求全，原本簡單的小民經濟也就變得複雜起來，甚至有機會演化成社會治安的問題。
如果不是政府逼得太緊的話，小販根本不需要「邀請」第三勢力來保護他們，以恢復小市民生計與一直以來小販管理工作的默契和平衡。回歸以來，政府的政策不只是官商勾結，連基本的管治理念也搞不好，只懂「依法治國」，不知道「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小民若固守昔日良民理念，連示威抗議也都視為激進搞事，距溫水蛙熟之日已不遠矣。
延伸閱讀：
一）
記得在中學的時候讀過魯迅的《一件小事》。一位平凡不過的車夫，拋下坐在人力車上的魯迅，攙扶著不小心跌倒在地的老女人，堅持護送她去巡警所。
不知道現在的學生有機會再讀這篇文章，他們心中會有何感想？
也許他們會說，車夫真是一個好人。
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們口中說著車夫的好，卻暗地裡嘲笑車夫的傻──冒著得罪老闆的危險去幫助別人？不如還是別理閒事好。所謂顧客至上，社會只是一個供求關係的人際網絡。雖然老師教導學生要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學生都深深明白，大人們表裡不一的那一套。香港要的是醒目仔，重點在於「執生」；教學要靈活多變，不能再囿於死板的道德教條。
二）
有怎樣的因，就有怎樣的果。大學學生經常捱批，所以教育要改革──電子書、三三四、母語「微調」、大學語言國際化；政府也經常捱批，所以社會制度也要改革──雙普選、保育議題、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改革需要藍圖，藍圖需要理念的支持，常常批評大學生如何不濟的社會成功人士，他們的改革理念究竟有什麼實質內容？
是的，有一堆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多元包容、和諧穩定、八恥八榮、三個代表、兩個堅持……當中學的普遍教育都在去政治化的時候；當大學的學系都在趕潮流、追國際的時候；當政府都在研究經濟機遇而集體(不)負責包機的時候，這一大堆一大束使人眼花撩亂的價值，除了嬴得司機大佬一記高昂的粗口問候之外，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我們還可以展望些什麼？
三）
茶餐廳侍應不會知道教育改革背後有多少理論支持；地盤工人也不會理解什麼是後殖民時代的自我殖民化，但他們至少懂得要努力做好自己的責任，懂得一些基本的禮貌。在火車上讓座給老弱婦孺的人，往往不是一些西裝筆挺的大戶，反而很多時候卻是一些受教育不多的工人。
所謂觀人於微，如果連「一件小事」也做不到的話，還說什麼核心價值？火車到站時先落後上、商場開門時要顧及後面的人、公共場所說話時不要大聲喧嘩……這些小事，不只代表了一個人的文化水平，也是一個社群的公民指標。如果一個社會只相信賺錢的單一核心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工具式的互相利用，一個關愛他人的文化又從何說起？以效益掛帥的商業社會之中，通識教育除了增加人力資源效益之外，還可以使學生了解多一些什麼？了解如何利用不同的知識去多賺點錢？
四）
有看過Michael Haneke《Funny Games》的人也許有如此感覺──看戲好看的地方，不在於放映的畫面，卻在於戲院內的浮世繪。畫面上的暴力只是導演向觀眾發問的對話方式，並不代表戲的本質，然而，觀眾還是可以選擇自我麻醉。
不知道Haneke對一些選擇不參與、不投入、不反思、不註釋的觀眾，他還能如何挑釁(provoke)他們呢？
果然是一部強調本土特色的台灣電影。但什麼是台灣的本土特色呢？墾丁的景點？國境之南的恆春半島？還是台南的鄉土氣息？
所謂電影具有本土特色者，場景的搭配當然重要，但要觀眾有所共鳴，便需要導演作出畫龍點晴的鋪墊。在相對明快的節奏背後，電影的剪接抑壓著一種悲情的底蘊，隱隱揭露國民政府與日據治下台灣人民的心理衝突──重點就在一曲＜野玫瑰＞。
如果沒有那一幕＜野玫瑰＞的表演，那麼海角七號充其量只是兩個相交會的愛情故事，一個以日據時期的台灣為歷史背景的悲喜愛情劇；又或者如一些大陸學者所言，＜海角七號＞是一個顛倒殖民意象的嘗試，以阿嘉和友子的愛情包裝，美化日本殖民台灣的史實。
＜野玫瑰＞的曲來自舒伯特，詞來自歌德。八十歲的茂伯竟然可以用月琴彈奏，足證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現代化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海＞一片比＜色‧戒＞更顛覆，因為台灣本土意識竟然來自日據時期的殖民塑造。
男孩看見野玫瑰 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 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男孩說我要採你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 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敢輕舉妄為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男孩終於來折它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 玫瑰叫著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有關對歌德此詞的理解，大意如此：第一段是男童「看見」紅玫瑰；第二段是男童「想要」紅玫瑰。然而，第三段才出現較為無奈的結果，男童「採摘」紅玫瑰，而野玫瑰也只能無奈的任由男童採摘。
如果第一段是象徵著阿嘉與友子之情，第二段是日籍老師與小島友子之情的話，那麼第三段代表的是什麼？第三段的無奈感，表現於兒童合唱團唱出的歌詞，這是導演說不出的話語，所以沒有字幕，亦不是華語。第三段＜野玫瑰＞所代表的，是台灣本土人民對日本的複雜情感，既恨且愛又無奈；荒謬的歷史遭遇使得台灣淪為被人採摘的野玫瑰，不論是日本、國民黨、還是現在的中共。海角七號之所以被視為本土的代表作，是因為這兩個愛情故事，代表了一代人之悲情，在一片輕快的旋律之中，觸動台灣人心底的悲情底蘊。
延伸閱讀：
殘酷的海角七號，鄉民不解的野玫瑰（很細緻的劇情剖析）
http://blog.eroach.net/index.php?load=read&id=181
海角七號：咆哮野玫瑰（與黑澤明的＜八月狂想曲＞作對照）
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08/05/post-213.html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野玫瑰〉（Heidenroslein）
（對歌德詞的分析）
http://tw.myblog.yahoo.com/hoon-ting/article?mid=9490
終於過了probation，沒有什麼可喜的，只是把一直存在的問題明朗化罷了。
被人批評當然不是問題，沒有人批評的文是爛文。研究的深度或許不足，文章的表達方式需要改善，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我想做的，究竟是學問，還是學術？讀博士是幹啥的？
如果說讀博士不是為了搵工，那只是自欺欺人（欺得了嗎？）。對於家境並不富裕的小弟來說，動輒十多萬一年的支出可是負擔不了。這條路對於自己來說，是太冒險了。現代社會並不欣賞破釜沈舟的窮人，失敗了只會說你不夠努力，不夠好運。Okay，認了吧，Pity the poor and envy the rich。還記得當日自己懵懵然把周生寫給政政系學生的文傳給自己昔日的老細看，得到的八字評語為：無病呻吟，自作多情。是的，一個人的努力只能量化為指標，君不見大學排名指數的成份，論文數量和國際學生數量都是很重要的比重嗎？
Okay，我認自己是零生產，連tutorial也帶得不好，還是老老實實先完成碩士論文吧。學院是做學術的地方，不是做學問的地方，社會的規則就是如此，沒有所謂的最住位置，最後只是不停的妥協和退守，以至淹沒了原來的自我。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為發聲 做個見證 2008年11月30日
【明 報專訊】和不少國家地區相比，宗 教對香港政治社會的參與相對有限；但在教徒圈子，宗教領袖的影響依然龐大。禤智偉和胡金榮，一位年輕博士、一位年輕醫生，都選擇在本行以外就宗教和社會的 互動發聲，寫下大量公開文章，前者主持包容性的宗教平台，後者努力聚集對教會失望的教友；前者言必尼采，後者言必耶穌。途徑不同，知識廣播如一，都成了宗 教圈子的爭議人物。
博士政務官出走記
問﹕沈旭暉(中大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創會主席，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
答﹕禤智偉(《教會智囊》副總編輯，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前任政務官)
訪問助理﹕李祖喬@Roundtable
認 識禤智偉(Freeman)是在中大崇基書院。一天在那裏當周會演講嘉賓，院長、院牧等鄭重介紹一定要認識這奇人，說有一個博士學位、四個碩士學位、當了 六年政務官卻願意委身當副研究員的他，是學院難得一遇的神蹟。問Freeman這是為什麼，除了「神的指引」一類宗教切口，原來，是為了圓一本雜誌夢。這 雜誌名叫《教會智囊》。可惜知道這份印量4000的免費刊物的人，不多。
一本雜誌夢 「宗教的Roundtable」
「《教 會智囊》是2001年崇基神學院葉菁華創辦的。我們神學院跟外面不同，被標籤為比較前衛；我們關心公共議題也跟傳教的教友不同，所以有了這刊物。原來目的 很簡單，就是想有份雞精料。一位牧師，如果什麼新聞雜誌也不看，只要看一份東西，知道什麼時事最hot、跟工作有最大關係，就要看《教會智囊》。」想不 到，對Freeman而 言，這刊物的吸引力比當教授、政務官、管理層，更大。「我沒摸索什麼，很快上手。這是我很想做的東西，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用基督徒 的話，是上帝的恩典。這雜誌擁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香港是沒有的。我可以用在政府學到的經驗，又可以用讀書學懂的東西，再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其實，看 過《教會智囊》，多少發現這名字有一定誤導﹕「沒錯。我們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智庫，沒有政策研究、沒有proposal。我們只是分析政府的 options，pros and cons，加一點價值考慮，沒有既定立場。用基督徒的術語，只是裝備教友去回應社會時事。」他強調雜誌對所有立場的教派都包容，所有立場的政治人物也採 訪，打趣地比喻為「一個宗教的Roundtable」。 然而，Roundtable的人可以隨便發表個人觀點，Freeman的規條，更多。
超越個人意見的發聲
追 問他個人對明光社和左翼基督團體的看法，他拿出AO的謹慎。但教友懂得弦外之音﹕「我們要做些實證研究，知道主流教友是想什麼，社會大眾如何看教會。沒數 據就走出來，讓社會人士把它們當成是教會，對教會很不公平。」他從學院、政府出走，是為了暢所欲言，但承擔了《教會智囊》，「比在政府更小心」。黑色幽 默？「是的，我再不能公開發表個人意見，但做AO的時候也一樣。AO的訓練，跟現在的很相似。」然而，他還是感恩﹕「例如六四晚會，今年終於可以去，那是 重獲自由的一件事﹗」
原來Karl Popper是個笑話 原來世界是這樣
和Freeman談 話，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組，還 不是「按基督徒術語」，而是「我上期寫過」。是的，在平台的局限下，他依然能開拓空間。他會興致勃勃地介紹如何獨家專訪梁美芬談宗教助選，又如何隱晦地質 疑蔡子強的選舉研究方法論。他有一個博士四個碩士的知識，自然也有那份學院的孤高感；對學位不喜歡的人，會覺得那是孤傲。看他批評起學術權威來，毫不留 手，更能體會不發聲的痛苦﹕「我第3個碩士在LSE讀哲學，因為那是Karl Popper的地方。但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笑話。90年代時，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個偉大的科學哲學家，但聽了他的講座，就知道他連基本數學符號也搞 錯。我發現，原來世界是這樣的。」這發現，讓他的學術經歷愈見偏鋒﹕「後來在匹茲堡大學讀科學哲學史，認識了薩伊德的大弟子Paul Bove。我受影響成為一個福柯信徒(Foucauldian)。」在那裏原是讀博士﹕「是少數給人家踢走的、死不掉還可繼續的人，情跟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一樣﹕我寫了一篇全系沒人看得懂的文，基本上是寸他們的。」談起大作，Freeman滔滔不絕，跟處理公務的謹慎判若兩人﹕「我可以很 大口氣地說，10年前我搞的，整個英語世界只有10個人看得明，只得我在劍橋的系主任明白，因為文章是寫他的。當搞學術去到這樣 interdisciplinary的地步，這樣尖端，就是失業。」
放棄高薪厚職 「說我傻的都是基督徒」
可想像，他對學 界、政府，都不欣賞。「第一天在政府上班起，已不停找工作，什麼工也找過，找了6年。很多同事找了數年，寄了40封求職信，一個面試機會也沒有。我們所謂 best of the best的AO，在市場是沒有價值的。」這樣說，不怕被看成偏激？「Once我 離開政府，已被人認為是反中亂港了。我把自己做的寄回給舊同事，即使怎樣 寫，他們也會覺得我是批評政府。有些舊同事已反面不認我，他們明哲保身，不想惹麻煩。」說起人情冷暖，他說唯一不舒服的地方，不是有人說他傻，「而是說我 傻的，都是基督徒。他們覺得一個基督徒放棄高薪厚職，侍奉教會，是很傻的，不值得。這令我最傷心。我其實想當牧師，但太老了。」但他還是又讀一個神學士， 進行中。「我不覺得政府可發揮什麼。政府由特首數下去，很多基督徒，少我一個不少。我現在的位置發揮得更好。」「現在的位置」，也是常用話語。
尋找讀者
談 起學界，他反感更大。「我全部老師，包括Paul Bove，都叫我不要入學術界。等如《星光伴我心》，裏面的叔叔叫細路仔離開那小鎮。」Freeman鍾情於「現在的位置」，也不希望當公共知識分子﹕ 「第一香港很少，第二沒人會認，第三不能生存。我常自比尼采，in search of my readers，我寫出來也沒有人看，寫來做什麼？」本雅明、薩伊德、尼采……Freeman念的博士，是研究學術文化，「研究他們之間如何誤會和鬧 交。」在他眼中，神學是唯一可容身的科目﹕「很多大學的神學院，都是少有可以搞學問的地方。」說到底，哪裏是最佳位置？「我最初在Pittsburgh跟 師兄談天5分鐘，他已說你來錯地方了，因為你不是想做academic，而是想做知識分子。讀博士是為了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做知識分子。想做學問、不是學 術，不應浪費時間。最後上帝給我的答案，就是現在這位置。」
後記 最佳位置
和所有稜角朋友一樣，Freeman也有人性一面。問有什麼補充，他柔情起來﹕「我太太。她是校長，有她支持，我才可這樣，否則我怎有資格轉工？其實很多AO都要走，但是沒有家人
文﹕沈旭暉
編輯 陳嘉文
Then Almitra spoke again and said, and what of Marriage, master?
And he answered saying:
You were born together, and together you shall be forevermore.
You shall be together when the white wings of death scatter your days.
Ay, you shall be together even in the silent memory of God.
But let there be spaces in your togetherness,
And let the winds of the heavens dance between you,
Love one another, but make not a bond of love:
Let it rather be a moving sea between the shores of your souls.
Fill each other’s cup but drink not from one cup.Give one another of your bread but eat not from the same loaf.
Sing and dance together and be joyous, but let each one of you be alone,
Even as the strings of a lute are alone though they quiver with the same music.Give your hearts, but not into each other’s keeping.
For only the hand of Life can contain your hearts.And stand together yet not too near together,
For the pillars of the temple stand apart,
And the oak tree and the cypress grow not in each other’s shadow – Gibran <On Marriage>
對於絕妙的詩詞, 過多的釋述實屬多餘。可感, 不需全然可解。
於是, 我找來了對照的模式。
愛之永恆的能量, 在於人之間永恆的隔膜。
愛之永遠的激越, 由於每一個我都是孤獨。
人不僅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來的, 而且是一個個分開著被拋來的 – 史鐵生<靈魂的事>我憂傷,只因為擔心你會憂傷。
如果你抱有我的思想和信仰, 我就不會憂傷 – 李天命<哲道行者>那一月我翻過無數的詩集，
不為吟對，
只為找尋你的心跡；
那一年埋首於桌案，
不為聞達，
只為思索你的將來；
那一世負託於神，
不為來世，
只為相會於幽蘭徑中 – 拙作<給你>
一)
第一次改卷, 本應懷著戒慎的心情去寫評語的, 怎地越改越讓人掩卷嘆息。
文筆通順是基本要求, 但有些文章完全是東拉西揍的；
沒有proper citation, 本來這不是大問題, 但抄襲的情況也不算罕有；
題材千篇一律, 改了十篇Rehman Brother, 十篇生果金, 全都認為自己/政府應該以consequentialism治國。
二)
相比於外地交流生, 本地生最遜色的, 不是英文能力, 而是創造、想像、出格的能力。
害怕踩界, 害怕挑戰權威, 一堆又一堆的既定成見；以為寫文章就是陳腔濫調, 以為道德爭論就是人言言殊；專挑一些最容易防守的立場, 攻擊一些虛構出來的稻草人──所為文為心之鏡者, 彰彰明甚矣。
三)
既然要小政府、大市場, 對政府的立場就必然是批判性的, 因為政府為一必要之惡。既支持所謂的市場萬能, 但又站在官僚的立場看事情, 凡事圓滑講平衡, 必會淪為有權有錢有勢人士刀鋒上的茍存之輩。
學生時代心存大志, 社會打滾磨蝕之後成為老油條, 固然可悲；但香港社會的主流是, 學生時代已經思想頑固, 心存茍念。 對社會莫不關心, 對自己事事上心, 對關愛毫不用心, 對嬴輸銘記在心。而這樣的一班人, 有不少就是日後社會的要角、組織的楷模, 你、我、他的老闆與話事人。因為他們玩遊戲, 很叻。
要他們think otherwise, 不是太過強人所難了嗎?
四)
王宮被遺忘
城市被遺忘
尖塔在朦朧裡孤立
古剎在永恆中沉睡巴比倫
張大著嘴
無聲地
訴說著陷落 – 李天命 <巴比倫>
| 霎念浮生, 處處人間劫火 傷懷感慨, 幾許了悟玄機 醉眼如花, 枝枝佔我翹楚 揚眉轉瞬, 零落一伴春泥 把回想留給未來吧 杯子撫摸手指 |
一）
不知道大家對昨晚的會議有什麼感覺。對於校友會種種問題，我總覺得不能夠單單歸咎於「大家忙」，又或者目標訂得眼高手低、不切實際就完成檢討的。昨晚我沒有表達什麼意見，因為我在想如何把心中的思緒好好地描繪出來。我認為辦校友會的不成功，歸根究柢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態。但當我們說心態的時候，很容易簡化為「有heart、無heart」的對立態度，這是很難用三言兩語去說明白的。無heart，不代表錯。
於是有了這一篇文章。雖然所訴說的，不一定與校友會有直接的關係。
二）
大抵每一個人都會遇到自己的困難，尤其在香港這個讓人透不過氣的社會。曾經看過一篇文章形容香港是一個excel城市。我們習慣把每一件事都放進試算表中計算、比較、評價。每一個excel的儲存格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小小空間。說得學術一點，我們所身處的社會脈絡、人際關係、以至於道德價值觀，無不被這無形之網所制限。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我們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從一出生開始，就已經被決定了。像我們這些出身於鄉村中學的學生，是幾近不可能晉身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我們的父母輩，無不需要為口奔馳而把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全都奉獻給我們，為的只是兒女能夠擁有一個大學學位，一個社會建構出來的共同夢想，充其量只是一條上不了天國的階梯，一個永遠建不成的巴別塔。
於是，我們從小都被教育著資本主義的美好，消費駛錢是人的本性。我們的人生目標就是買樓結婚儲錢生仔，找一份朝九晚五有雙糧有津貼人工高福好但又最好唔悶有d挑戰性但又不冒險的絕世好工。讀書的目的就是打（好）工，打工的目的就是搵（快）錢（但不知道搵（快）錢的目的是否為了（早d）死）。校友會辦的輔導講座，說穿了還不是提早告訴學生社會的spreadsheet如何規範我們？嗱，如果你揀Jupas揀得唔好（或者索性唔考）入唔倒U，你就gameover喇。為了齊齊整整把自己硬擠進一個又一個的cell，我們只好被迫選擇──在常餐快餐特餐之中，說服自己總有一款適合自己心意。於是我們會笑別人傻，例如，唔做AO做freelancer是「懶有理想」；又例如我們會安慰自己，（如果）搵得（夠）多既話，退休之後才發展自己的興趣／理想／妄想，就得。
三）
回想自己一年的研究生生活，也頗似一個freelancer的。除了一些sit-in的課和tutorial之外，不像做lab（或返工），我是不用朝九晚ｘ（x>=5）回office報到的。喜歡看書就書，有靈感就寫文。最重要的是有studentship，交學費之後還有錢剩。彈性工作，讀書為興趣，不用受老闆氣，乎復何求？
「你就好啦，唔駛做！」
研究（或創作）本質上是極度的自律，返工某程度上只是以規律來代替自律。當打工仔放工之後，很少需要再為工作的事務而煩擾。又或者工作的性質是ad-hoc的，完成一個task就可以放心去玩。研究生看似自由的生活，如沒有自律作為生活的底蘊，其實真的說不上有什麼自由可言，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放縱。研究是一項貫徹始終的職志，不只是讀書，更不是進修，需要長遠而認真的部署。要先把不同的工作按緩急次序排好，看書要有系統地圍繞核心問題擇善而看，而不是為了趕死線、交行貨。更重要的，自由必然來自於自主的生活，是一種生活哲學而不是一個口號。一起身就開電腦，check email看看學校方面有什麼要做，一邊check一邊吃早餐，順便看看新聞。接著是寫文，通常寫到吃午餐。吃午飯的時候構思文章的結構，又或者是reading中想不通的問題。午餐後急急把午餐時的所思所想記下。搭火車搭巴士是看reading的好時間。通常自己一早把readings分門別類，那些是要細讀，那些可以在車上看，那些需要夜深無人時才看，那些對研究有直接幫助，那些擴闊自己的視野，那些是心靈洗滌的良藥……我認為一個自由的人必須對自己真誠(authenticity)，對自己認同的道理誓死捍衛，對真理的追求充滿熱誠。總之，這一種生活方式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從中得知自己的強／弱項、性格上的優／缺點。當別人都說假期去什麼地方輕鬆、消費、玩樂，自己卻在寫文、看書，有時也會捫心自問，這是不是自己想過的生活。但當自己看著自己完成的文章，又或者午夜夢迴看書之時，就知道自己所期待的，是某種知性的生活。對人有關懷，對事物能夠作出確當的判斷，生活自然過得閒適有意義。
四）
剛看完了<從AO到Freelancer>。老實說，AO真的是高薪厚職啊，相信很多人都會說黃明樂是一個大傻瓜，有官唔做，竟然做freelancer，一點生活保障也沒有（當然，黃明樂會駁斥這一種看法，有興趣就看看這本書吧）。
也許freelancer不是人人可做，我不知道。那一種先搵錢後興趣的論述實在太強，我現在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跟隨社會眼中的青雲路而行，當然沒錯。但到了錢賺盡了的那一天（假設真的有所謂賺盡了的錢），我們的才能和熱誠，大抵都已經磨滅得消貽殆盡吧。創作的心就像空中的飄絮，風吹過後便不留一點痕跡。
大家的心中還有一團火嗎？
五）
扯得遠了。校友會辦得好不好，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衡量的。一個是以結果來評核，但這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大家都很明白，有一些客觀的因素，是永遠都改變不了。但我們不會走到另一個極端的觀點，認為人生別無選擇，只好認命。那怕只是心態上的轉變，也能一定程度上帶來心靈的自由及滿足感。
六）
麥兜，也許大家會以為他是傻的，更多人會說這只不過是一個卡通人物罷了。但麥家碧說，當麥嘜想吃士多啤梨蛋糕但因趕稿而只能吃蛋卷，會因而覺得對不起麥嘜；當謝立文以肥仔明大個佬麥兜去訴說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香港男人故事，因而心有戚戚。我感受到他們的用心。原來漫畫，跟作家寫作一樣，都是源於我們有話要講。漫畫筆下的人物，和小說中的主角一樣，很多時都是作者潛意識的自我反映。很自然地，我們（如果這篇文章是一個創作的話）都很珍惜自己的創作，視如己出。即使很多時只是自說自話，也甘之如飴。
Excel社會教我們不要說話，以教條取代人的思考；創作引導我們說出真話，以獨立思考打破社會迷思。
送給大家一首詩，是Robert Frost的<The Road Not Taken>，這也是給自己打打氣的，尤其是夜闌人靜之時：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Have you ever made a difference yet in your life?
二零零八年秋
成於家中
後記：是否太長氣了？所以我很少說話，不說猶可，一說，則是長篇大論。變成文字，可保留人們選擇不看的權利。
Friends are lost by calling often and calling seldom – Scottish proverb
瀏覽一些朋友的網誌, 才知道網站早已關門;
遇見一個好久不見的老朋友, 想談話卻感覺有些懢忦;
想打電話找朋友吃飯, 才赫然發現電話號碼已經不見了。
總有點失落吧。
Man is a knot, a web, a mesh into which relationships are tied. Only those relationships matter – Antoine de Sanit-Exupery
Finally, Friends and wine should be old.
香港教育的迷思、恐怖的想像、可怕的心態：
學校的老師/社會的賢達有沒有教過他們什麼叫做結構性貧窮? 有沒有人教他們牛一樣很勤力, 但只會成為人類的奴隸? 體驗營和歷奇營的分別? 知不知道他們的NDS可以夠窮人食100餐? 當他們以獵奇的心態窺探他人的生活時, 有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是對他人的一種侵犯?
也許都沒有, 窮人從來都不被尊重; 在香港, 人的尊嚴都是用錢來建立的。只有「綜援讓懶人」, 對於有錢佬「何不食肉糜」式的所謂親民, 我們也都不必過於驚訝。
青少年板間房宿一宵體驗貧窮 2008年8月6日
【明 報專訊】對升中四的阿斌和德仔而言，深水本是溜冰的好去處。他們跟16名來自屯門的青少年參加貧窮體驗營，入住深水區舊樓板間房一晚，5人用200元 食4餐，探訪板間房居民，對深水的認識可有再不一樣？德仔說﹕「深水比想像中窮好多！之前以為生活好鱓，板間房起碼會有冷氣！」
體驗營 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主辦，18名參與的青少年中，有讀中七至大學的活動搞手，亦有4名升中四的學生，大部分居於屯門私樓或公屋。阿斌和德仔探 訪了住在板間房內的郭伯伯，二人發現桌上放了幾包藥，主動關心郭伯伯的健康﹕「伯伯有沒有食煙？ (郭伯伯答有) 你食少鱓啦，對身體唔好呀，而且鱓煙又貴，萬寶路要成31蚊一包！」問對煙價如此熟悉的斌仔可有吸煙？他笑而不語。他們又問及郭伯伯有沒有招呼朋友到家中 坐坐，郭伯伯搖搖頭﹕「無咩朋友！」
公共浴室洗澡 睡膠地墊
在公眾浴室洗澡後，一行人回到板間房睡覺，那是SOCO「西九樓計色」展覽的場地，前身是新亞書院，其後用來出租作板間房，德仔和阿斌就把膠墊鋪在地上睡。炎夏時分睡在密封的房間，問德仔可有後悔？「你話呢！比想像中辛苦，呢個唔係體驗營咩？頭先阿伯有風扇我懐無……」
說到79歲的郭伯伯，獨自住在密封的40呎板房，他們認為政府有責任幫助他﹕「老人家年輕時對香港有貢獻，而家眼又矇耳又聾，當然要養佢懐！」他們都覺得郭伯伯該更主動尋求幫助﹕「例如搵下區議員幫手，向特首反映意見。」
德仔認為貧窮不完全是個人的責任﹕「郭伯伯年輕時家貧，被迫輟學，只可從事搬運或保安工作……但年輕時也應該好好讀書，努力工作掙錢，珍惜自己所有。」
板間房的一夜，炎熱且漫長。準備充足的德仔和阿斌帶來了NDS遊戲機、MP3機和啤牌，「玩通頂」；阿智則選擇以唱歌哄自己入睡，唱了兩小時後再到樓下的便利店歎冷氣，天亮前才入睡。
探訪老伯 嘆政府扶貧不足
體 驗了一晚基層生活，阿智有以下體會﹕「貧窮主要是由於個人夠不夠積極和努力，因為每人起跑點都一樣……郭伯伯對人生比較消極，從來不會主動爭取，沒有朋友 也不會主動交朋友。相反李嘉誠只有小學程度，本身並無過人之處，但靠勤力便成為首富。」他身旁的Jerry反說﹕「貧窮不止是個人問題，也跟政府政策有 關，好似特首派糖110億，減酒稅只是偏幫有錢人，扶貧工作只是輕輕帶過。」
離營時，斌仔坦白說﹕「話從此畀心機讀書就呃你鮋！」但起碼他們知道，深水板間房比溜冰場多。SOCO社區組織幹事吳衛東說，雖然因為怕幾十人爭廁所，同學不能入住真正的板間房，市民仍可到「西九樓計色」參觀板間房和籠屋，20人以上團體更可參加兩日一夜的體驗營。
明報記者 何雪瑩
就像數學的基本定律一樣，我堅信有一種普遍的權利與價值，尤其是生命的權利，獨立存在於人類的道德倫理之外。矛盾之處在於，除了人類還有誰能發現它們、建 立它們？即使我們承認那種權利與價值存在於人類感知的極限之外，但我們卻受限於我們的感知。就像要求貓去決定，吃老鼠是否符合正義倫理一樣徒勞無益。
–李奧‧安納瓦克 <群>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is a search for ourselves
–Carl Sagan <群>
浪是水, 浪消失了, 水還在。
浪是水的形式, 水的消息, 是水的欲望和表達。
浪活著, 是水, 浪死了, 還是水。
水是浪的根據, 浪的歸宿, 水是浪的無窮與永恆。
–史鐵生 <靈魂的事>
<Frank Schatzing 群>
一部集合政治、科學、人性、道德、想像於一身的小說。九百多頁的書很難寫什麼讀後感。
一群單細胞藻如何有智慧的可能?
美國的救世觀會受到什麼樣的考驗?
深海的世界, 一個我們一無所知的世界, 是否存在在另一種的道德價值觀?
<John Perkins 經濟殺手的告白>
是陰謀論, 還是體制決定論?
但, 世貿多哈回合的破裂, 似乎某程度上印證了金權政體的力量。
代表所謂正義、自由、民主的美國, 提倡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 只是第三世界國家血汗工場的奴隸主。
Perkins也許看不到, 現在第三世界賣的不只是廉價勞動力, 還有他們的身體, 他們血中的抗體, 他們細胞中的基因。
另一個剝削的名字, 叫做專利權。
From wikipedia:
Economic hit men (EHMs) are highly paid professionals who cheat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out of trillions of dollars. They funnel money from the World Bank,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and other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into the coffers of huge corporations and the pockets of a few wealthy families who control the planet’s natural resources. Their tools included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s, rigged elections, payoffs, extortion, sex, and murder. They play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but one that has taken on new and terrifying dimensions during this time of globalization.
<林奕華 娛樂大家-文化篇>
認識一個作家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他成長的故事。
開始明白林奕華為什麼看不起浮淺的消費文化。消費, 代表不只是物質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把他人當作自己慾望的投射, 把女性的胴體炒作成待價而沽的商品。一切的根源都在於自我中心, 把自己的虛榮與自卑, 都投放在現代社會的人慾橫流, 最後是集體的自我迷失。
人人都渴望愛與被愛(廣義上的)。但正如林奕華指出,
愛情是出於我們對自我匱乏的心理補償, 不論追求對方有貌有才有身段有安全感有女性魅力有男性氣概, 都反映一個人覺得自己有甚麼欠缺和不足。而流行文化教給我們的愛情, 不過是看到一個眼睛喜歡的人便渴望他也喜歡自己, 於是便肯定了自我的價植。但這種自我價值不過是自我懷疑的包裝, 因為得到心目中的愛情之後, 又會害怕對方因為看到另一個更喜歡的人而變心。
說得學術一點, 這是現代化社會的代價吧──工具價值泛濫帶給人存在的焦慮與虛無。愛情只好淪為一種工具, 一群自卑與自大的個體在互相利用, 然後”feel good”。殊不知真正的交心, 是由認識自己開始。這是最難攀越的障礙, 但要做的話其實也很容易, 其重點在於「放」──放下自我中心, 放下心中執著, 放下自我防衛。
我們都是從宇宙分裂出來的碎片。
「分散了的靈魂, 必在愛中重合」
<給你，變奏>
蝴顏亂羽
蝶戀花
相棲相依
會疊於盟
幽幽古道
蘭花開
徑相尋
來回輾轉
世翩翩
心茫茫
跡渺然
翻身頹然入夢
尋你
負托邦的虛幻
將付諸一夢
來證眾生無我
笑看風雲
了了
＜給你，下章＞
蝴蝶相會於幽蘭徑
來世心跡翻尋你負托的將來
我笑了
＜珠珠給維維的話＞
維維笑了，珠珠是維維的蝴蝶。
＜給你＞
那一月我翻過無數的詩集，
不為吟對，
只為找尋你的心跡；那一年埋首於桌案，
不為聞達，
只為思索你的將來；那一世負託於神，
不為來世，
只為相會於幽蘭徑中。
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之後，論文proposal大作戰可以喘息一兩天了。
這陣子看了很多戲，是對沉悶生活的一種反彈。
<Into the Wild>，這是一部一見鐘情的作品，難得啊。
這是我見過最感動的影評之一──自由 VS 愛 不是選擇題
她把我想說的東西都說出來了。good enough，就不要前後再加什麼感想了。
這是回應珠的(<潛水鐘與蝴蝶>)：對，你是我的蝴蝶。蝴蝶就是自由，愛就是解脫。
我又想起史鐵生的＜想念地壇＞，＜寫作的零度＞。
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 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 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史铁生：想念地坛）
人類尋找本源之心不竭，寫作也就有了真正的理由。
張藝謀<活著>，我愛小說多一些。余華筆下的故事沒有那麼dramatic。活著就是活下去，不需要什麼哲學理由。
許鞍華<千言萬語＞，不及＜天水圍的日與夜＞的平實味道。千言萬語欲還休的是導演。要有一些香港社運歷史的認識才會看得有味道。吳仲賢的故事，不是很多人知道。
Micheal Haneke<Funny Games><Castle>。愛上他刻劃人物的手法。附上兩大個影評吧。
Safari underground: funny games
看了幾本的香港史論述，只是越看越慚愧，因為到了現在才對香港的歷史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知。
大陸有關香港史的論述有很多，大多強調香港在殖民史前和中央有什麼聯繫，也強調港英政府的不人道對華政策。
有很多史料都是合理的，只是香港被歷朝視為蠻荒之地卻是難以否認的史實，即使學者們如何殫竭智慮，也不能改變殖民史前香港被忽略的邊緣地位吧。
英國也有一些史料，大可補充中國史料的偏頗之處。不過有的時候為殖民者開脫的潤筆還是少不了。
有兩本書一定要看的。王宏志＜歷史的沉重＞、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學術方面嘛。proposal的結構開始定下了，研究方向也比較清晰，接下來就是要準備presentation的東西了！
今天電腦開了我一個大玩笑。
不知道是否因為看了Haneke的Funny Games (US)的原因呢?
Haneke不愧是挑釁大師丫, 如果你們沒有試過看戲看到想走 (不是因為不好看, 而是因為看不下去), 又或者認為看戲的目的純粹是抽離的enjoyment的話, 真的不能錯過呢。
期待星期六的原裝版本Funny Games。
看了電影《潛水鐘與蝴蝶》。
(想看影評的：http://the4res.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002886)
做了proposal的初稿。
留意政府對強醫金的取態。
著手研究鴉片戰爭後的香港史。
準備23-27號台灣之旅，清境+阿里山。
準備7月尾的probation review。
Anthony:
希望有我的回覆, 可以讓你不覺得完全孤軍
Re Anthony:
多謝你。
通才的世界．．．我倒是第一次聽這個說法呢。我可沒有你的樂觀。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知識會漸漸地割裂。專門的知識只會越來越精專，常識很容易淪為一迅即逝的泡沫，變得表淺。
如何填平鴻溝？通才是否只是通識之才？
困難真的很多，表述出來也有意猶未盡之感。
Peter:
Re Peter:
看見你之前的diary，早就想和你談談，不過我近來真的很忙，又不想「行貨」地說一句有氣無力的加油，只好沉默．．．
疾病真的很可怕。我沒有你那麼嚴重的眼疾，不過自己一直受著耳鳴的困擾。
沒有什麼的，只不過長期地有一把尖銳的聲音跟隨著你而矣，不論是在街上、和朋友談話、在家中看書，諸如此類。
影響是有的，有的時候，尤其是想靜思的時候，那噪音的確讓人很氣憤。聽不到別人說話，但又不好意思說明狀況常常要人重複，只好以推理補救。
我不知道自己耳鳴的成因。是因為曾經中耳炎？耳內蝸病變？神經損壞？還是cancer？我不想去求證，反正我已經對著它十多年了，早已習慣──睡覺一定要打左邊側睡，否則一定會耳鳴得睡不著。
早就慣了失眠的我，也許會明白你的鬱悶吧！
Planning is virtue，我從來都不信的。哈，我想起Charles Larmore的The Idea of a Life Plan，詳細的論點不記得了。當中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問題：究竟人生如果事事都能夠按自己的計劃進行的話，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認為不是，人生的精彩，在於每每能夠有不同的unexpected good。事事都能夠按計劃進行，就像有預測自己人生的能力，每想起這一點就覺得特別恐怖。
抄一段我認為說得精彩的下來：
We are creatures for whom the characters of our good takes shape only in time and with the impress of chance. At no point does our good exist as a finished end,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and made the object of pursuit. The goodness itself of what we meet with may exist independently of our recognition of it; but when a good comes to form part of our good, contrary to all we had reason to expect, our good itself has changed. (Larmore, The idea of a Life plan, p.112)
如果我 們夠樂觀的話，就可以安慰自己，前面還有更好的unexpected good；即使我們悲觀，也可以安慰自己，人生還是有unexpected good的可能，至少我們還沒有死；即使我們明天就要死，也可以安慰自己的──因為再沒有unexpected bad的可能了。
我不知道這些說話有沒有用（不論是安慰自己還是你）。古人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只想每一個人都能夠在心靈上活得豁達，鳳舞於九天之上。
無論如何，謝謝你的鼓勵！
１）
據說人是天生喜歡群居的動物。群居能夠帶給人溫暖、安全感，所謂羊群心理，就是某種集體心理的互相慰藉。社會上最能夠體現集體慰藉的狀態就是一窩蜂──不知道何時閞始對一窩蜂的事情反感，總覺得理性的人，做事是根據自己的獨立判斷而行的，行動起來乾淨俐落，不會猶豫不決，也不會爭先恐後。對選擇職業，甚至是自己的志業，也當持一個堅定的信念而行，不能隨波逐流。
我的人生道路(儘管只是短短的二十多年)應是幸運的。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盛行的地區，選擇已經比其他傳統社會要多。可是，不知道是自己性格使然，還是純粹命運推使，總覺得自己走的路和別人走的不同；但想深一層，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２）
入大學的時候，為了想破解基因之謎（多少也有點虛榮吧）而選擇了分子生物技術學。
大二的時候，明知自己的志趣開始發生轉變，但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一時衝動而選擇不轉系。
大三的時候，工作和學術，我選了後者，儘管知道我的決定很冒險，以副修生的身份報讀碩士。
到了選碩士論文題目，我選了生物倫理學，不過不是在哲學系，而是在政治及公共行政系。
平時很少回office，很少去departmental seminar，很少認識系的教授和同學；據聞，原來研究生的義務，是要去積極參加／旁聽seminar的，即使我的判斷告訴自己，不少seminar只是一種攪關係的雞尾酒會。
３）
「埋堆」很容易。不過，根據自己的理解，哲學是獨思的活動──縱使思考的材料來自大眾，思考的過程是需要時間醞釀的。討論有助思考，但聽一些自己不理解背景的研討會又有什麼用？
印象中去過的研討會，除了極小數的例外，多是講者自講的──專門、悶、累，根本很難集中精神，更遑論精細辯論了。
其實想論文過關也很易，哲學的爭議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呢。專挑一些弱的立場來建構無懈可擊的理論，利用術語迷彩嚇唬沒有背景知識的受眾，就可以了。(當然，前提是你要去啃那些沒有什麼其他人看的學術論文和journals)
只是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不想浪費了自己的經驗，科學的也好、政治的也好、哲學的也好，都想整合，都想研究。
但估不到作跨學科的研究是這麼累：一來自己學養根基不足，另外孤軍作戰的感覺也很損士氣。硬是覺得某種人很容易見樹不見林──由於他們習慣於專科的訓練，對於通才的作法，總覺得是吹水居多，往往被批評粗枝大葉。
有些學科，例如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專科的存在是必要的；哲學社會科學政治學，越攪越專門是不利於應用的，只會淪為一場又一場的學術遊戲。
學界的現實就是煩瑣化。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明智假裝」？其實都頗辛苦的，尤其是作為一個沒有什麼bargaining power的學生。
當苦媳婦熬成婆時，也許已經不再遊離了，再次回歸集體安全的懷抱。
４）
隨手翻閱＜也斯的香港＞，有這麼一段：
所謂成長，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拉扯力量之下進行的。也許也不是沒有如尺蠖在枝頭的升降，蠕蠕向前，見露匆匆回頭。誰又能說自己把握的分寸一定準確？對外界空間的迎拒進退，未必完全得心應手。誰知道發聲會不會變成魯莽，沉默又會不會到頭來變成荏弱？克制自己可能是一種美德，但又會不會連應該展明也有所壓抑？舒放暢言固然痛快，但又會不會未經細辨，對所說的事不夠公平？思考而能提出獨特的見解，當然是最好的事，但有時也懷疑會不會見點不見面，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倒過來，要顧全四方八面的觀感，調整成四平八穩的意見，最後又可能忽略了個別不同的事例，說出來只是附和流行的意識形態吧了。也許成長的過程就是在自己和世界之間反覆觀照，來回考慮。
雖然覺得自己是在做對的事，但總是覺得虧欠了所愛的人──總不能事事以自己為出發點呀。只好一再安慰自己明天會更好，儘管心裡明白，遊離的狀態依然未有改變，也看不到有什麼改變的可能。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ich möchte mich sehr für das Zustandekommen dieser Retrospektive bedanken. Ich finde die Filmemacher aus Hongkong äußerst interessant, komplex und anregend und wäre wirklich sehr gerne zu einem Ideen- und Erfahrungsaustausch in Ihre faszinierende Stadt gekommen. Leider hindert mich der Dreh meines neuen Films daran. So kann ich heute nur hoffen, dies ein andermal nachholen zu können. Aber wichtig sind immer die Filme, nicht so sehr ihr Schöpfer. In diesem Sinn grüße ich sie aus der Ferne sehr herzlich und wünsche mir und Ihnen Spaß oder Verstörung bei der Betrachtung meiner Arbeit.
Ihr Michael Haneke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this retrospective. Hong Kong filmmakers are very interesting, complex and inspiring to me and I really would have liked to come to your fascinating city of Hong Kong and take part in an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iences. Unfortunately I am busy with the creation of my new movie. Thus,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 chance to visit Hong Kong will arise on another future occasion. But the really important part is always the movies, and not so much their creator. In this spirit I send you my cordial regards from afar and wish you and myself a lot of fun and/or, I hope, perturbation when you come to experience my work.
Yours, Michael Haneke
城堡
The Castle (Das Scholß)
奧地利Austria / 1997 / 123min / 35mm / Colour
德語對白，英文字幕 In German with English subtitles
演員 Cast：烏列謬希Ulrich Mühe, 蘇珊諾華Susanne Lothar
向 來喜歡挑戰高難度的漢尼卡，大膽地將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未完成的遺作《城堡》拿來改編搬上銀幕，添加個人風格之餘又難得如實地忠於原著，保留小說的荒誕精 髓，被喻為最出色的改編電影之一。被法庭委派到城堡進行勘察的K先生，未開工就遇上困難重重，受盡村民白眼不特止，更被有意無意阻止接近城堡，究竟葫蘆裡 玩的是甚麼把戲？愈難愈堅執的K先生，百轉千迴都闖不進城堡半步，最終成為官僚主義下的人肉犧牲品。去年因胃癌英年早逝的德國影帝烏列謬希(《竊聽 者》)，將受盡折磨的K先生演得入型入格。重溫舊作念故人，影迷們萬勿錯過。
The best any director can do with Kafka’s absurd, nightmarish and unfilmable works is find elements from them to incorporate into their own worldview, and Haneke did just about that. Land surveyor K. is invited to the Castle to do some work for the Court, but when he arrives at the Village, he finds that nobody is expecting him. K.’s attempts to get into the Castle are as unsuccessful as his attempt to settle into the local village. He is greeted by reluctance from the villagers, who prevent him from any prospects of even so much as approaching the castle. The harder the stubborn K. tries, the farther he moves from his goals. Using many of the same actors who feature in Funny Games, it presents an intriguing parallel to the director’s breakthrough feature film.
你玩得起，你玩唔起
Funny Games
奧地利 Austria / 1997 / 108min / 35mm / Colour
德語對白，英文字幕 In German with English subtitles
演員 Cast：烏列謬希Ulrich Mühe, 蘇珊諾華Susanne Lothar
一 個富裕的家庭，爸媽兒子加上狗兒快樂地到湖邊的度假屋享受夏日。兩名一身高爾夫球打扮的小伙子前來，問女主人借雞蛋。無緣無故地，借蛋者變成虐待狂，先是 狗兒繼而是父、母、子，無一倖免。某程度上，《你玩得起，你玩唔起》對暴力及目擊暴力的探討是「冰川三部曲」的延續，不同之處是這趟的重點在於對普羅電影 及類型電影的質疑。在影片中，其中一人兩度轉向鏡頭並提問：「你在看甚麼？你幹嘛要看？」漢尼卡要觀眾退一步，想想自己到底在看甚麼，到底有怎樣的反應。 康城的觀眾中途離場，並非因為不想看下去，而是已不能再看下去。
A wealthy family go on vacation to their lakeside summer house. Two well-groomed young men arrive and ask to borrow some eggs. The two then proceed, without any motive, to terrorise and then kill dog, son, father, and mother. Funny Games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of violence and spectatorship and is in a sense an epilogue to Haneke’s “Glaciation Trilogy”. This time the subject is more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hape of popular film and cinematic genre. Twice in the film, one of the killers turns to the camera and asks,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hy?” Haneke challenges the viewer to draw back, think about what they are watching and consider their own reaction to it. Viewers walked out at the screening at Cannes, not because they no longer want to watch the film but simply because they can’t.
Funny Games U.S.
美國 英國 法國 US UK France / 2007 / 111min / 35mm / Colour
英語對白，中文字幕 In English with Chinese subtitles
演員 Cast：娜奧美屈絲Naomi Watts, 添羅夫Tim Roth, 米高彼特Michael Pitt, 波迪哥伯爾Brady Corbet
漢 尼卡將1997年嚇怕所有中產階級的同名舊作《你玩得起，你玩唔起》移植到美國荷里活再拍一次，換上美麗的娜奧美屈絲及性格演技派添羅夫，同樣的故事放在 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暴力得讓人吃驚。佐治帶著妻子安娜及十歲兒子，來到湖畔大屋渡假，被兩名陌生男子訛稱鄰居闖進安樂窩，從此精神及肉體受盡折磨，連場暴 力場面紛陣而來。漢尼卡就是不要讓你好過，要所有置身事外、冷眼旁觀的觀眾都一起變成幫兇，目的非常清楚：用以暴易暴的手段，質疑主流媒體不斷以暴力的影 像供人娛樂消費，使人逐漸變得麻木不仁。
What can you do when some people just cannot / refuse to read subtitles? You translate your film into the only language they know. In his shot-by-shot remake of his own 1997 feature, Haneke uses the viewers’ expectations against them. He makes a bold statement about how the indoctrination of mainstream thrillers has made violence and terror acceptable for entertainment by crafting a motion picture that is anything but entertaining. Funny Games is openly, intentionally unpleasant and is not for anyone in search of light fare. Naomi Watts and Tim Roth play the comfortable couple whose yachting holiday is interrupted by two young nihilists on a sadistic mission to destroy the family’s smug sense of security.
不知道在今年的演唱會上，盧先生有否唱此曲。
十九年了，盧先生算得保養不錯，只除臉上輕輕浮印了老人斑。
但這十九年裏出生的年輕一輩，特別經過後十年的洗禮，待要他她們如何呢？如何去理解呢？理解什麼呢？
又好像那道鴻溝太過「阿媽係女人」，以至O嘴失語不知從何說起如何說。
竟然在有生之年，有幸經歷強烈的歷史荒謬—某一段親身(集體)經歷、記憶在極短的時間維度中，異化為一種超然陌生的歷史—彷彿「我們」走過的是一段虛幻。變奏與異化來得如此順其自然、理所當然。始料不及嗎？也未必。
這樣的並置比較應該是缺乏科學基礎的。但沒法子，還是要比一比。
十九年前電視上有青年學生揮紅旗流眼淚，為了反貪腐、為了民主自由。
十九年後電視上(也)有青年學生揮紅旗流眼淚，為了有同胞竟然到了這種時候，還到家樂福購物；更不消說，有更可恨的同胞還要站到敵人的隊伍裏，去分裂祖國。(註︰speech is also action)
民間的老人，總是比較老成冷靜—這也是正常的，若反過來了，又要更可怖了。也可能是出於記者的selection bias，但不管怎樣，我就看到幾個老人說︰家樂福幹嗎不買？家樂福賣的還不中國貨？
廿年前後的跨度裏，我們還是應該去相信，眼淚都是真的。但那又如何呢？
大家都十分愛國，卻愛得天差地別。
像我(們)這種不老又不嫩，頭腦也不冷不熱的，該站到哪兒去O嘴呢？
其實，我的6‧4記憶十分大眾，沒什麼值得去記，倒不妨記一記遇過的別人6‧4。
都是廿一世紀了，遇上一個海歸的北京女孩，女孩很可愛，嘻嘻哈哈嘴巴不停。談起這個話題，小女孩忽然不小了，一邊以親歷其境者的驚險述說如何聽到槍響、家附近的牆上如何留下彈痕，一邊吐出淡淡煙圈︰如果我是領導人，也會選擇那樣做……中國不能亂，一亂就完全沒法收拾了……
我當然沒有一拍桌子站起來直指她的鼻尖。指責什麼呢即使我的情緒到位？如果徹底否認開過槍死過人倒或許還有得說說，算是關於真相的論辯。可是。指責不知有人權不懂有法治嗎還有什麼嗎。人家廿出頭放洋念完碩士不可能無知。我只低頭默飲咖啡，悻悻於不懂得閱讀咖啡紋理的啟示。
有一些人總相信有些犧牲是必須的(最近經常想起龐青雲的高層次痛苦)。抽煙的女孩若此、當年的中南海老人若此，甚至當年廣場上的，也有如此相信。對，拍桌子沒用，但下次記得要問︰那必須的犧牲裏頭，有沒有發話者自己的一份兒？
最近看什麼都看出來二面實為一個銅錢。我只希望那是眼睛出了毛病的結果。明明抗震救災，喊出來卻變成了我愛祖國；又有人因為救災變相成了愛國，就倒過頭來以憤怒轟炸一切救災舉措。來來去去，誰也別以為自己走出了愛國咒。
我們從不缺乏恨的能力，無論立場、觀點，隨時隨地。愛卻那麼的難。早被二月十四的拖肥巧克力消溶得一塌糊塗，要不就在電視箱裏千遍萬遍大賤賣，然後作為一個肥皂泡，在另一端被尖刻地刺破。其實根本沒有人相信愛，因其作為一種力量，我們從來都貧寒得連自己都不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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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發生了什麼事？請看大家熟悉的無線電視。
剛剛送了珠珠回家。今天忙極了, 既陪了媽媽去北區醫院, 又花了不少時間攪台灣之旅的東西……倦極之際, 忽爾靈機一動, 想到了論文proposal的一些structure, 便急急記下, 同時又想到一些安慰珠珠的說話和故事, 又極速把它們都化成文字……整個過程只用了十多分鐘, 更奇妙的, 是這一切都是豆豆倚在我腳掌上的時間而發生的──其時他已經入睡了, 全身從來沒有這樣放鬆過, 眼皮飛快無意識地轉動著, 伴隨著四肢偶而的擺動和輾轉反側, 訴說著對主人的絕對信任和依靠。
這些都在寂靜的夜才有的感覺, 無以名狀, 就是心境上的寧謐。我很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謝謝賜給我一切的所有人。感恩, 倒不一定要大地震之後才懂得的。
居然病了。足球當然踢不到，連打麻雀的好機會也失去了。
過probation的日子漸近，論文的進展還是一般，心有戚戚。
六月尾去台灣，不知道去哪裡──墾丁、阿里山、清境都各有千秋，但一想起七月就已經是忙碌的日子，總有點提不起勁。
四川大地震，全城一遍救援之聲。俗套討論滿天蓋地。處處都是捐錢的活動，近在咫尺的貧窮卻淪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一國之隔的緬甸更需要人道救援，只不過他們不是中國人……
天災給我的教訓就是：要盡早立遺囑。不是說笑。我經常在想，對未來的投射當然是人前進的動力，但發生了的事件卻是永恆的。對身邊的人好些吧！
按：真不敢相信香港人的愛國激情已經到了一個破壞性的臨界點。非X即X的公式再次獲得重大的成功──沒有意見即和諧、沒有反對即愛國。
from http://www.rthk.org.hk/rthk/tv/hkcc/20080504.html
同 一 世 界 同 一 夢 想
濶 別 44 年 ， 奧 運 火 炬 5 月 2 日 重 臨 香 港 ， 在 和 諧 之 旅 的 口 號 帶 動 下 ， 香 港 人 用 怎 樣 的 心 情 迎 接 火 炬 ？ 火 炬 傳 遞 對 香 港 人 有 何 意 義 ？
“ 同 一 個 世 界 、 同 一 個 夢 想 ” 是 08 北 京 奧 運 的 核 心 訊 息 ， 火 炬 由 希 臘 雅 典 開 始 傳 遞 ， 沿 途 所 經 之 處 ， 不 斷 受 到 人 權 組 織 的 質 疑 與 挑 戰 。 香 港 作 為 奧 運 火 炬 返 抵 國 境 的 第 一 站 ， 別 具 意 義 ， 特 區 政 府 嚴 陣 以 待 。
不 同 團 體 在 當 日 舉 辦 活 動 ， 有 人 用 行 動 保 護 火 炬 ， 發 揚 愛 國 精 神 ， 有 團 體 藉 示 威 抗 議 ， 促 請 中 國 政 府 改 善 人 權 。
奧 運 讓 中 國 躍 居 世 界 舞 台 ， 成 為 世 界 的 一 份 子 ， 中 國 政 府 和 十 三 億 人 民 準 備 好 沒 有 呢 ？ 當 中 有 沒 有 落 差 呢 ？ “ 同 一 個 世 界 、 同 一 個 夢 想 ” ， 夢 想 如 何 成 真 ？
從高志活被拒入境、陳巧文和支聯會被支持奧運的內地大學生打等事件, 香港的言論自由去哪裡了?
由一開始就覺得整個有關奧運政治化的討論都是徒勞無功的, 有哪一屆的奧運是不政治化的呢?
事情的發展, 真的是越來越膠, 火炬手的名單, 也都算了; 高志活被拒入境, 已經是一種恥辱; 和平表達意見的橙衣軍被人打, 簡直是文革復活。
李天命先生說過當世有三大盲潮──相對主義、偽專管理主義以至濫人權主義, 我看應該加多一種, 就是雪恥型的民族主義。除了無奈, 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形容現在複雜的心情了!
早在一年前, 筆者曾經寫過這樣的一段文字：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特殊作用
在 充滿創傷的中國歷史之中，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侵略代表了中國人的屈辱，排外的民族情緒就像山河暴發一般不可收拾。上一節提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現代化帶 來的自我認同以至價值歸屬的危機，都替中國人帶來巨大的虛無感，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簡潔」的意識形態，為民眾提供了重要的認同感依據。相對於自由主義，支 持民族主義不用懂什麼高深的學理，在政治上更是絕對安全，只要高舉「愛國無罪」的旗幟就可以了。這種心理上急需一些價值填補空洞心靈的狀態，再加上民族歷 史的創傷記憶，便形成了中國獨特的「雪恥型民族主義」（許紀霖，2005）。 這一種民族主義的復興和近日的「大國崛起」，甚至是「懲治漢奸言論法」的討論等現象的形成是一脈相承的。在現代化的巨輪壓迫之下，昔日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 為迷失的人們提供什麼出路，渺小的個體只能棲身於群體的話語之中才能感覺安全。一切個人的屈辱只要涉及外邦就不再是孤立偶然的，民族主義的話語權因此被有 意識地擴闊了，成了保護自身的護身符──不被外國名校取錄就是因為「歧視」中國人；聽日本歌買日本貨就是媚外；國足不甘受辱打架為不少國人所支持；為了「懲治漢奸」而犧牲言論自由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按許紀霖的說法：「借助於民族主義的解釋邏輯，個體的不幸遭遇將得以與民族的苦難命運有機地合爲一體，由此超越了個人的卑微感，上升爲一種悲壯體驗。而日常經驗與抽象理念互爲增援，不斷地加固了民族主義宏大敍事的建構，最終爲身處社會變遷壓力的人們提供了自我認同和價值歸屬的可能。」（許紀霖，2005:14）
另一方面，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薰陶，中國人個人的情緒記憶就像「附在一種無處不在水銀瀉地般的意識形態文化上」（胡發雲，2007:147）。中國的文化記憶像是座落在一個完全的真空之中，沒有任何的倚靠，對某些親歷文革苦難的人來說，這就等如「失去了表達苦難和憂傷的能力，失去了表達愛的能力，我們只有一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胡發雲，2007:147-148）。 他們唯一可以憑藉的，似乎就是中國人這個身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經過文革和六四的雙重打擊，文化的真空只有越趨嚴重，但人們似乎還不想面對苦難的過去， 自由主義的多元話語只能是無力的，激進的民族主義乘時而起，再加上中共從中的推波助瀾，種種的傳統文化熱如「論語熱」、「孔廟熱」、以致於對民族主義的熱 愛，也都是當局強化舊有意識形態從而重塑政權合法性的嘗試，這一類的政治干擾，使得自由民族主義的話語幾乎成為幻想。人民種種對政治上以及民生事情上的不 滿，因為未能夠在體制之中好好疏導，激進的民族主義就作為一帖猛藥，把人民的怨憤推向外部，轉移他們對國家施政的不滿。
集體安全的快感, 是要透過對他者的反抗而確立的。面對愛國的「潮流」, 我們真的可以置身事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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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支持陳巧文同學 (重點在討論串)
這篇文章的重點, 在於揭示自由主義在面對不同文化團體的要求時所面對的兩難。自由主義的預設有二─基於人人有相等的潛能去實踐道德, 每一個個體都應該互相尊重, 每一個個體也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基於自由主義對平等自由人的理解, 任何有充足道德能力的成年人都不應被拒絕於任何的政治群體之外。這兩個自由主義思考的基點會和不同文化群體的特別訴求產生衝突。在捍衛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同時, 不少具有特色的文化團體無可避免地被邊緣化。本文嘗試以自由民族主義作為分析的框架, 指出文化多樣性如何為自由主義提出有效的挑戰; 筆者以香港的新移民作為引子, 自由主義在面對眾多複雜的文化與及種族衝突時, 其理論的一致性(coherence)會面臨相當大的張力。 Continue reading
柏楊先生今晨離開我們了。
我是看到新聞報導才知道的，反應有點愕然，須臾過後卻泛起淡淡的哀思。
柏楊先生可算是影響自己最大的人物之一。雖然不曾會面，他的著作對我卻影響至深。
自小我便喜歡看歷史書，可能是酷愛《三國演義》的緣故吧，「愛屋及烏」，對中國歷史有著一份莫名的喜愛。還記得有一天在圖書館閒逛，看到有一整幢的黃色套裝書，書名是《柏楊版資治通鑒》，剛巧自己正想看《資治通鑒》，但文言文實在太難，於是「捨難取易」，借了幾本回家去看。
一看之下，真是乖乖不得了。妙的不是柏楊先生把書譯得如何傳神（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吧），而是在各個敍事中間有一欄「柏楊曰」。有看過《柏楊版資治通鑒》的人都知道，這一小段的「柏楊曰」才是整部書的精髓。因為寫得實在很精彩，所以後來我索性不讀通鑒的內容──內容總是重重複複某個皇帝上山祭祀那個地方發現祥瑞，直接就去找「柏楊曰」來讀。後來遠流出版社出了一整套的書，恰好把《柏楊版資治通鑒》裡所有的柏楊曰全都輯錄了。那時正值中四、中五的我沒有什麼零用錢，實在捨不得買（共有六本）。為了完成這小小的「夢想」，我就不斷去圖書館去「捕」書，去等柏楊的其他幾冊，足足等了幾個月，才等到《柏楊曰》的第一冊（最後更花錢買了這冊去紀念這一件傻事）。那一種等待的心態，也許只有金庸的小說才能夠媲美。看了一次還不夠，還要多看幾次，看得自己中六做中化題目時，文風還帶有一點點柏楊的味道。回想起來，這樣起勁地去讀一套書，也真是一件讓人回味的事。
如果以自己現在的程度來看，柏楊的書可能沒有當初那樣教人著迷。人，總有時代的局限。柏楊先生生於一九二零年代，正值中國的多事之秋，封建思想還是揮之不去，還能夠有如此豁達、超前的歷史觀，實在十分難得。以自己有限的閱讀經驗之中，筆者斗膽在這裡總結柏老歷史觀的一些重要觀點，再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算是對他在思想上作出的貢獻頂禮。（頂禮一詞，也是從柏老的書學的）
第一，很重要的一點，柏老以其身陷綠島的慘痛經歷去了解中國人苦難的根源。他的一句話讓我當時（以至現在）很震撼：「中國人，你活得沒有尊嚴！」。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尊嚴，這是由於封建歷史帶給我們的枷鎖，統治階層滿口仁義道德，卻不理人民的生死。人民的生活就像奴隸一般，「不過是等待被囚、被辱、被殺、被馴服。」中國人民的希望就是英明領袖，以德治天下。孟子說過：民為貴、君為輕，但原因只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並不是因為人民有價值、有尊嚴。
柏老說過，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一個中國人思考過，其實人是可以創造出一種人人遵守的制度，不必倚靠領袖的天賦英明。「權力使人腐敗」是顛樸不破的真理，縱使是英明領袖如符堅、李世民和玄燁（柏老堅決不用皇帝名號去稱呼他們，認為這是神化他們，筆者對此舉十分贊成），他們還是虎頭蛇尾，漸生驕奢；等而下之者更不足論矣。更甚者，知識分子在制度化儒家的教導下，淪為統治階層的附庸，王夫之和班固等所謂歷史名家，都是在皇帝面前乞討殘茶剩飯的狹隘之輩。小民，不但沒有尊嚴，更被排除在知識分子的認知之外。
以下一段概括了柏楊的史觀，十分深刻，現在讀來也是感慨萬千：
「我不認為我的評論能概括全局，司馬光和王夫之的治史，有他們的歷史意義和地位。但我慶幸生在這個時代，讓我對事實的真相，能從更寬廣的角度，和更多資訊中去觀察。我尊重前人治史的勤奮，但大多數時候不認同他們的史觀，而且，如果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之後的我們，對歷史上的事件，仍採取與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之前同樣的看法，那無疑的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和良知的無能。今天從歷史時光隧道一路走來，自有我們這個世代的領悟與感受。
歷史的教訓，因為人類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但我們應該有誠實的面對歷史的勇氣，才能掌握一個嶄新時代的脈動。」
柏老認為，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我們能夠依循一個權力制衡的制度去限制領袖的權力，因此能保障人的尊嚴和權利。他說過，曹操不是不想放棄權力，《自明本志令》說得很坦白，曹操之所以掌握權力是時勢使然，想走也走不了。他自己很清楚，放棄權力的下場就是血濺九族。民主政治不但對小民有利，對掌權者也是好的，因為他們如果想下台和接班的話，也不致於血跡斑斑。
當然，誠如柏老所言，能夠站在前人的肩上去批判前人，世界才有進步。民主政治並不是最完美的政治體制，黑金政治以至於派系政治的出現，甚至全球化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公平，這些種種的現象都顯示出英美式的民主有著很多缺點。柏楊先生從來都沒有提出過任何的方案去解決民主政治衍生出來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史學家與散文家，柏老史觀對時代的貢獻，就是使中國人民從封建的枷鎖中掙脫出來；至於如何邁向更美好的政治體制，就由我們這些後代來解決吧。
撇開這點不談，柏老的史觀還是讓我屢受啟發，諸如為曹操、魏延平反，對田豐的嘆息……當柏楊在書中寫下「不禁讓人掩卷嘆息」之際，作為讀者的我也身同感受，這種和讀者感通的能力就是讓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散文小說有感通讀者的能力不難，史書也能做到這點就屬鳳毛麟角了。柏老筆下充滿人文主義的關懷，使得史書不再是死板敍事；一旦乘載了表達作家思想的功能，史書也就變成了小說，也就是一種思想上的創作而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從柏楊身上學到了民主政治的可貴，也不知不覺啟蒙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終結了懵懂的少年時代。台灣能夠享有今天民主成就，有賴柏楊、李敖，以至較新一代的龍應台等多名思想家和台灣民眾一起共同奮鬥，經歷風風雨雨，蹣跚而進才能夠開花結果。要是自己沒有柏楊先生的啟導，也許現在我還會相信諸如「台灣民主就是一片混亂」的想法。每想至此，柏楊先生的犀利文風便自自然然在腦海中浮現。夜涼如水，月輕如紗，柏楊先生的瀲灔襟懷與苦難跌宕，都沉澱在歲月的一彎清流之中，向時間的盡處慢慢遠去……
在今年看過的戲中, 這部片是最好看的──又幽默, 又無悶場, 又有思考位, 又有好的拍攝鏡頭。當然, 這只是自己的看法罷!
One of my favorite shot──溝女入門1010, 專人指導~
風騷老闆娘和木獨general
三人行──飲酒後有餘興節目?
老闆娘Dina說：There’s no Israel culture here. There’s also no Arab’s culture. We have no culture here. 鏡頭轉向一片荒蕪的沙原, 沒有文明, 沒有民族仇恨, 只有無盡的寂靜。
Simple life matters, 我們也許都平凡; 平凡, 但不平庸, 這就是好好生活的真諦。
More on: http://dorablahblah.blogspot.com/2008/03/bands-visit.html
按：這是筆者在港大政政系research course的一篇短文, 主要就Robert Putnam的名著Making Democracy Work作出批判–該文認為社會資本的水平越高, 該地區政府的施政就會越成功。筆者嘗試對社會資本的概念作出剖析, 指出Putnam的方法論有以偏蓋全之虞, 社會資本既不是民主體制成功的必要條件, 也不是充份條件, 很可能只是成功民主體制下的伴隨現象而已。
是的，如果把「解答」兩個字改為”insightful perspective”，這樣會比較謹慎。(註一)「解答」兩字看起來過於武斷，誰說哲學家能夠壟斷人生的解釋權呢？不過，如果哲學只能對人生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從人應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退隱，這樣的哲學發展，似乎並不是我自己所追求的。
再進一步的，是哲學該如何在這高度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生存下去。這個問題很大，我倒想聽聽陳生你的說法。
至於對「獨立思考」的理解，我倒是有一些想法。回想起來，自己第一次思考「應該如何思考」，當回溯至中六時和兩名極要好的中學同學往中大旁聽李天命先生《思考方法》的陳年往事了。那一課講的是「必要、充份和充要條件」。雖然課很淺，不過像李生教得如此有趣味和機智處處，倒是教人十分深刻的。才驀然驚覺，原來讀書不只是背誦，至此對大學生活也有了一種不一樣的期待。
中六、中七兩年看了很多李生介紹思考方法的書。李生認為思考首當靈銳，按照自己粗淺的理解，就是思考往往要從大局著限，不應只顧旁枝末節，這些都是陳生那天已經說過的。他花了很多時間去強調「賦能進路」，就是認為每一個人都有確當思考的能力。要思考得靈銳，除了要常鍛鍊思考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心靈要強。所謂心靈要強，不是叫人要獨斷獨行，不聽他人意見；反之，我們要有相當的知識作基礎對事物作確當的判斷。這有點像孟子所說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要能夠作出確當判斷，必先對自己判斷有信心。信心不是盲目的妄自專大，而是一種健康心靈的反映。
健康心靈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充滿關懷的生活。就像周生所說的，對人有關懷，本身就是好的。這種「好」可以作兩層面解。一種是阿里士多德式的德性生活；另一種是真正對他人感通的能力。這一種感通能力就是我們能夠真正虛心受聽的基礎。我們首先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反思能力，才能夠對他人的想法和意見加以考慮和反省，甚至作出批判。只有能夠感通他人，人與人之間才能夠真正溝通。這些都不是一些只顧自己的人所能夠做到的事情。李生說過，過度的自省會使人心理不健康。這既是一種自卑，也是一種自大：自卑在於對自己的想法沒有信心；自大在於每事以自己出發──為什麼「我」的想法有問題，為什麼「我」的思路這麼混亂……過度的注視自己，思考必不能靈銳；這樣的人，不能作出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必需具備批判性。中七那年的中大開放日，我和兩位好友（又是中六那兩位）聽政政系的選科講座，還記得當時的講者有阿關和SY。其中一條讓人感受深刻的問題：人人都說讀政政可以培養批判思考，究竟什麼是批判思考？那一天，阿關和SY當場展示了何謂批判思考，這讓我們都覺得很震撼，因為香港的教育從來都不強調批判思考的價值（我的一位好友更因此選擇了政政）。這一次的經驗很是難得。之後自己雖然選擇了讀分子生物技術學，但始終沒有忘掉批判思考的價值。
機緣巧合之下，大二那年選讀了周生的政哲概論，開始步入政哲的思考殿堂；另一方面，自己透過朋友的介紹進入了國是學會，後來更參與了社運電影節和種種的學生運動。這一年的感受可套用一位朋友的說法作結：心為文之本，文為心之鏡。正如陳生你所說的，（邏輯上）講的比想的要嚴謹，而寫的比講的要求更高，所以我認為寫得一手好文是善於獨立思考的一項必要條件。好的文章，固然要論點精闢、論證充實、文彩飛揚，但更重要的，是該篇文章能夠對行動有所指向，是該作者做事行動的準則。能夠做到知行合一，對人生有關懷，對知識追求認真不懈，才能做到「文為心之鏡」。亦只有這樣，我們的思考才能夠獨立，才是一種批判性思考。
說到底，批判式思考必須和人的生活緊密相關。對人生沒有關懷，對世界想法犬儒的人，是沒有獨立思考的基礎的──他們的批評註定要淺薄浮躁，他們的人生註定不能獨立。要是他們所批判的對象消亡了，他們的批判也就沒有了著力的對象。
獨立思考，除了是一種思想上的銳利，更多是一種人生的態度。在這裡，我不能不引用周生對我們說過的話，因為寫得實在太好：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我們的生命，如輕塵如滴水，微不足道；From an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我們的生命，卻如山重如鉛沉，獨一無二。活著的不易，在於看到生命之輕而不陷於虛無，秤到生命之重而不長日戚戚。一方面，努力地投入地活，不犬儒不抽離不嗟嘆；另一方面，保持一份對生命的冷靜清明，曉得什麼是性格所限，什麼是時局所限，什麼是生死所限，無大喜大悲。這是豁達。
既對生活又有所承擔，但又能夠適時作出抽離思考，這就是我對「獨立思考」之意義的想法。
不知道陳生你有什麼意見呢？
註一：在之前的對話，筆者引用了一句說法，「哲學家之所以偉大, 不是因為他們所持的哲學觀點一定正確; 反之, 他們都有一個整全的哲學觀, 能夠對人生的問題有所解答。」，陳生認為，改為”insightful perspective”會較為合適。
上水商務搬遷大特賣, 於是乘機買左一堆好平好抵的書。
第一本書是Stiglitz的其中一本名著, Fair Trade這個概念在香港逐漸流行, 且看看這位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對這個概念的精闢分析; 買第二本書只是因為自己對immigrant有何權利很有興趣。這本書要解決的問題是: “What can morally justify the exclusive membership practices of modern states?”; 第三本福柯的著作, 買下之後再看總不會失望的; 第四本書其實已經看過, 不過我記得看的時候很有一點感觸, 也和自己一直關心的身分認同問題適適相關。承繼著呂大樂香港四代人的討論, 20元是超值的了; 最後一本老子忖原, 原稿紙style油印, 學生書局式的封面, 實在很有書卷味道, 就這樣放在書架本身就已經很有歷史美感了。(不設實際!)
用160元買600多元書的感覺固然很好, 在舊書堆中尋寶的刺激才是最讓人窩心的, 那愜意的感覺已足夠把近來的不快一掃而空。
《天水圍的日與夜》使我感同身受。有點誇張？也許自己還未夠窮吧。
雖然我不是住在天水圍，但自小在窮屋村長大，發覺自己和男主角的想法、行為、對話居然如此類似……
劇中有錢大舅父和蘭姐一家人的關係就像是自己家族關係的縮影，於是自以為明白許鞍華導演的用意，是以這個關係作為一個比喻說明天水圍和中環（政府／有錢 人）之間的隔閡何在──即使有多少援助也好，你們也不明白窮人生活的，箇中原因片名就已經說明了，this is “the way we are”。
香港的有錢人，你們明白自己有多lucky，賺回來的錢是犧牲了多少「天水圍寡婦」年輕時的青春和血汗嗎？（有錢仔女明白劇中婆婆的淚嗎？）你們還嘈什 麼？說什麼綜緩養懶人？我想你們怎樣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會那麼注意去OK買報紙送紙巾又送膠袋。你們會捐錢，但有多少show-off的成分，只有天知 曉，呵。天水圍，只係一個commercial gimmick。
總之市井之徒會很有代入感，但我就看到ｄ鬼佬很悶，好想同佢地講，其實香港有成幾百萬人口的生活都係差唔多，片中個ｄ已經係幾好個ｄ，唉。（口語，是因為無忘自己的出身）
突然諗到的，是自己已經好elite。全港每年得十幾萬會考生（好似男主角咁），得三四萬去到中六，再得萬幾入到大學，再得唔知幾多會讀ｄ咩m.Phil PhD. 唉。
遲些才補上完整一點的批論吧，也許。
夜闌人靜，正好思念愛人。剛收到你的短訊，不知為何惆悵。若有所失，便已成詩。
＜給你＞
那一月我翻過無數的詩集，
不為吟對，
只為找尋你的心跡；
那一年埋首於桌案，
不為聞達，
只為思索你的將來；
那一世負託於神，
不為來世，
只為相會於幽蘭徑中。
一個地方，兩場電影，兩種語言，兩樣感受。
《賣軍火的小孩》，簡單直接，平實，全兄說有陳果風範。再加多一句，最平實的往往 最難表達，我們日常的生活就是如此。平時警察開槍示警大家都淆哂底，在巴基斯坦的西北地區，開槍根本不代表甚麼暴力，反而是美麗、是 “realities”、是可蘭經教導的真理──男人就要工作，工作就要勤奮，沒有其他不二法門。再反媒體建構出來的好戰形象。（p.s. 幾乎全場爆滿）
《大霧》，文藝片，long shot勁多，電影停左3次，觀眾走左三分二。三個故事交織，主題不是太清晰，要之後再做下功課先明多一點。韓濤導演親自解畫，六四事件被有選擇地遺忘，「往事並不如煙」。我自己則幾喜歡呢個shot。
鏡頭由酒店窗外的山東風景zoom入來，地下越來越多屍體，但那個男人只顧著開房門……
和他把「往事並不如煙」那本書丟了的那個場景很配合。
悶，不過都值得。
http://www.miniature-earth.com/me_english.htm
It’s worth spending a few minutes to watch it. Just to discover that how lucky we are.
近來忙著寫一篇有關disability這個概念的文章。赫然想起Julian兄說過一句「心為文之本，文為心之鏡」的話，大意是指寫文章要寫得好，最重要的是文章本身要有行動指向，和自己心中所信的價值觀合而為一；寫文章不再是一種「異化勞動」，反之是一個和生活扣緊的知性活動。反思自己所作所為，雖然寫的東西不算是泛泛而論，但總有止於批評而不能實踐之感，很有點鬱悶。
更鬱悶的，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對種種社會不公止於批評而不行動，或多或少也有一種食住花生等睇戲的心態。批判永遠是容易的，寫寫文章一發心頭之狠，既安全又保險，尤其是在言論自由相對發達的香港，知識份子的角色總是模糊不清的。
容許自己為自己作一些辯護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限制，比方說，父母在堂不得不供養，女朋友的福祉也不能不考慮。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但我們又能說，為了社會公義而使父母的生活陷入清貧，是道德上正當的嗎？
當然，我們會說，如果行動者最後的努力能使得社會能夠變得更平等一些，這種partial VS impartial concern之間的張力也就會自然消失。然而，社會行動的成效就一定比漸進改革好嗎？近代中國「保守」與「激進」；「改革」與「革命」的爭論還不夠多嗎？行動本身並不一定意味著激進，激進與保守之間也只有程度之別，以為批判一定是「保守」，是忽略了觀念的力量──平等、自由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正正顯示出行動與批判之間相依相附的關係。
我並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只是說，「激進」的行動（或批判）也罷，「保守」的批評也罷，也都是看目的本身而作出不同的策略而己。誰說抽離於行動本身就一定是不好的？更多的時候，抽離帶來某種冷靜的澄明，也許更有助於行動者擬定下一個行動方針。
胡言亂語一番之後，我只是為自己存在己久的張力提供（那怕是）一點的出氣口。有時總覺得「社運人士」（不是帽子啊）對於一些在社會掙扎求全的小市民不太sympathetic。不是說他們不關心民生，正正他們是很關心這些事情。有的時候，人生面對如斯多的壓力和逆境，聖人也會犯錯，更何況是升斗市民？說到底，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太求諸人的（更不求諸己，哈哈），只是希望大家對自己的人生能夠多反省。人生存到底需要一些信念，「沒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就由最基本做起。人人都說天水圍如何如何，那麼深水涉呢？其實不只是某某地區的生活「好慘」，更宏觀的是具體的城市和公共空間規劃，如果不是賣新聞，有多少人會知道時代廣場前的空地是人人都可以坐的公共地方？
From http://sspk2023.wordpress.com/
深水埗k20-23重建區
這兒是房協和市建局眼中的k20-23項目,包括福榮街,元州街,昌華街,興華街,青山道的一個大地盤,這兒的街坊,已經被趕得七七八八, 2007年10月,剩下約五十戶住戶和商戶在抵抗房協的壓迫,深水埗是歷史悠久的舊區,社區經濟和社區網絡都很穩固,因此房協為地產商平價收樓這個任務以 來, 遇到最頭痛的街坊. 現在剩下這約五十戶,都是基層市民,餐搵餐食的小商戶,還包括風味醬油舖,老字號茶葉檔,街坊報紙檔等.街坊好團結又勇敢,希望各位市民多多支持.
From Mingpao
深水涉最後17盞燈 2008年3月10日
【明報專訊】屹立於深水60年的老 字號茶莊、由做學生玩到做父母的遊戲機舖、集託兒、聚會及賣蔬果於一身的百多呎菜欄……這裏，有街坊互相照應的笑臉，有分享生活的心聲，四周都是舊區「只 此一家」的濃厚人情味，不過，政府約4年前決定重建，為這裏的一切畫上句號。今天，逾900個單位及舖位已空空如也，但仍有街坊堅守舊生活，即使僅餘的燈 光其實只剩下17戶。
富貴城遊戲機
都已經人手一部NDS或者PSP，但屬於90年代的「機舖」，仍然有捧場客，而深水富貴城遊戲機的賣點，就是有人「陪打」，兼且還可以幫你「爆機」。
踏 入富貴城，收銀處不見東主楊桂明的蹤影，細心一看，遊戲機的光線照亮他全神貫注的神情，眼前這個自小愛打機的「大細路」，很多顧客都點名要他「落場」， 「最近新興一個叫Spike out的遊戲，要4個人合作過關，因為我很落力，又『打爆過』，所以會叫我幫手﹗但我唔會忍心『打死』居民的！哈哈！」
經營遊戲機舖20多年的他，曾於旺角、紅磡及大角嘴開舖，但對深水「一見鍾情」，在這裏開舖10載，「這區的人特別純，友善又斯文，從不會打架或偷№」。與同區老店一樣，這間機舖的玩家亦是一玩10年，與楊桂明成為朋友。
「老細！你做乜？訪問？」約20歲的少女熱情地與他打招呼，楊桂明害羞地笑說﹕「這個女，小時經常來打機，畀我話佢『未夠秤』，趕佢走，怎料一天，她好開心同我講︰『老闆，我今日夠秤，可以玩啦！』」
楊桂明於4、5年前收到重建的消息，他曾與房協商討續牌，卻被推到不同政府部門。他不願離開，寧願不要賠償
也想繼續經營，「他們根本毫無誠意，只說若我們不開價便告我」。收到律師信後，楊終日憂心忡忡，不願告訴母親和太太，「我一生人也未犯過法，怎能說給她們聽？我不明白，我只是正正常常、老老實實地做生意，為何要畀人告？」
明報記者 何嘉敏
From Hinhope
(原刊明報，題為倫敦南岸的好客之道)
從未「公共」的時代廣場
去 年接二連三有關城市規劃和空間的爭端過後，不幸在主流媒體和市民間留下來的關鍵詞只剩下「保育」和「集體回憶」等空泛概念，本土行動和一眾關心城市去向的 市民拼命想擠進議程中的「公共空間」卻依然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日前時代廣場被揭發將地下原本屬公眾地方的露天空間「據為己有」，一時間竟神差鬼使般將公 共空間這概念重新「活化」。若如梁啟智數週前在明報撰文所言，社會科學的視野在香港城市發展中嚴重缺席，時代廣場事件造就的機會就必須被好好把握。就讓我 們從地理學的角度去介入，檢視建制的回應是如何不足。
風險與好客
英美地理學與都市研究近年其中一個炙手可熱的課題，就是 全球公共空間如何逐漸失去它們的「公共性」。從80年代起這個議題在學術界，可說已經歷了由新興到老掉牙再到新潮的循環。有趣的是，由此至終這裡指涉的公 共性，都與地契上所寫的公私用途和地方的業權所有全無關連。即使一些地方可供任何人自由地來回出入，也不代表它有著公共空間應有的特質；反之，一些屬私人 業權甚至有牟利性質的地方附合某些條件的話，它們也可以是「公共」的。一言以蔽之，公共性是要去規劃和營造的特質，僅僅追溯一處地方的地契規定用途是公眾 與否，意義不大。那麼，在地理學和都市研究學者眼中，公共性的核心價值何在呢？以下是簡要的兩項。
學界第一項共識，是公共空間對不確定性 和風險(risk)的追求和接納，這對香港政府和地產商來說，顯然是匪夷所思的。世界各地公共空間的消失，就緣於空間擁有者對安全的過份迷戀，他們渴望可 完全預知在空間之中，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在這樣的空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驚喜，人也會習慣被動地接受安排好的規律。也許你會立刻問：「唔想咁樣，可以點 樣」？
其實只要每個空間使用者都主動一點，透過自己喜歡的行動，共同塑造自己的地方，公共空間自然會充滿驚喜。更直接來說，就是我們應該 重新肯定，玩耍不獨是小孩的專利。幾年前出現的快閃黨，就是在空間中玩耍的好例子。但試問香港又有多少地方會充滿人流，而又容許這些帶來「驚喜」的活動進 行？真正的公共空間，就是當你有任何好玩的念頭，不需要向任何部門填表，可以逕往表達創意的地方。管理這些公共空間的人，自然不可以太執著於排除風險，在 公共空間的討論中，風險與創意是同義詞。當大眾都願意在一處發揮創意，包容突如其來的驚喜，這個地方就是他們共同主動創造的，公共性由此而來。
這 樣的公共空間在歐洲比比皆是，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旁的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 就是個理想例子。它原本只是個畫廊、劇場和餐廳擠在一起的建築群，但在這個建築群的地面卻有個與眾不同的廣場，每天都有大班年青人在玩滑板和花式單車。可 別以為這處成為了他們的小圈子地方，所有經過的市民和遊客都以不同形式投入他們共同塑造出來的地方。筆者就親身見過，滑板在廣場橫衝直撞的一刻，這邊廂有 遊客拿著咖啡在廣場中心坐下來聊天和欣賞，那邊廂又有人在廣場則的牆上繪畫，同時有人在拍電影、跟玩滑板的人聊天等。這種情景所包含的公共性，就體現在擁 有這處地方的管理者，把各式各樣活動的風險擱在一旁，鼓勵多元的驚喜出現。
在這樣的熱鬧和充滿生氣的氣氛下，置身當中的人可以把對陌生人 的戒心放下，這就形成了一種歡愉友善的氣氛。學術界對都市公共性的另一新興見解，就是認為這種友善的「好客」(Hospitable) 環境對公共空間是重要的。這種友善和容忍，在於要接納都市中多種多樣、不同階層的人。消費的地方會用警衛驅逐被認為會「帶來麻煩」的人，這種「唔好阻住做 生意」的管控心理，是公共空間與公共性的最大敵人。真正的公共空間，不僅要容得下快閃黨和滑板族，還要容得下無家者和街頭表演者。「容得下」不獨代表這些 無法走進商場的人可以站在公共空間中不被驅逐。公共性的理想，更要求營造一種環境，在當中人們願意互相接近和交流，就如在南岸中心的廣場，路人會樂於與那 些有機會撞傷他們的的滑板少年聊天。地理學熱門的說法，是在其他地方被排斥的公民，在公共空間中都有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活化古蹟之外，還要活化公共空間
用這些視角觀照時代廣場事件，可見各方回應雖然鮮有地快，卻都騷不著癢處， 對長遠規劃公共空間益處不大。問題的核心不只在保安驅逐市民的活動與否，即使如時代廣場總經理所言，大家都可以在露天廣場上進行「靜態活動」，用上述的條 件來判斷，時代廣場地面部份多年來都依然跟理想的公共空間相距甚遠。屋宇署、民主黨和大量市民都立時追溯土地契約訂明該地是否屬於公共地方、時代廣場有否 違約需要賠償等，危險在於可能把問題縮小至法理和經濟層面，而忽略了公共空間本來牽涉更深遠的規劃視野與文化發展等問題。
上述兩個社會科 學觀點的啟示是，真正的公共空間規劃，不能只著眼於業權和用途問題，地契上說明是公眾地方的，都不一定是讓人滿意的公共空間。私人擁有也不一定是魔鬼，若 非公用地方的管理者願意投入資源，建設滿足上述公共性條件的空間，即使當中有牟利性質的服務存在，這個地方依然可以追求公共性的理想。若政府和地政總署真 打算借這次事件，重新檢視香港現有的公共空間，就不能只停留在法理和經濟層面上檢討。政府急切需要的是，參照社會科學的觀點，賦與公共空間規劃長遠視野： 開始從頭學起，如何在所謂活化古蹟文物之餘，活化香港的公共空間。
3/21 15:00 賣軍火的小孩
3/21 18:00 大霧
3/27 19:15 天水圍的日與夜
5/3 19:30 野草莓
(all photos adopted from HKIFF)
可惜買不到《玩十戒》的票!
這個schedule可算是植根祖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呢!
小屋子場景、二十萬美元製作費、八個演員、一部小說。(Warning! Plot Containing) Continue reading
在facebook收到以下的一個故事。
朋友手拿一份報紙說讓我做一個小小的測驗,我欣然同意了。
問題一：如果你知道有一個女人懷孕了，她已經生了八個小孩，其中有三個耳朵聾，兩個眼睛瞎，一個智能不足，而這女人自己又有梅毒。請問，你會建議她墮胎嗎？
我剛要回答，朋友制止了我，又問我第二個問題。
問題二：現在要選舉一名領袖，而你這一票很關鍵。 下面是關於這三位候選人的一些事實：
候選人A： 跟一些不誠實的政客有往來，而且會咨詢占星學家。他有婚外情，是一個老煙槍，每天喝8─10杯的馬丁尼。
候選人B： 他過去有兩次被解雇的記錄，睡覺睡到中午才起來，大學時吸過鴉片，而且每天傍晚會喝一夸特的威士忌。
候選人C：他是一位受勛的戰爭英雄，素食主義者，不抽煙，只偶爾喝一點啤酒。從沒有發生過婚外情。
請問你會在這些候選人中選哪一個？
朋友讓我把答案寫在紙上，然後告訴我說:
候選人A是：富蘭克林﹒羅斯福
候選人B是：溫斯頓﹒邱吉爾
候選人C是：亞道夫﹒希特勒
我聽了答案後吃驚地張大嘴巴。
朋友表情凝重地問我：你是不是為世界人民選擇了希特勒？
那你會建議這位婦女墮胎嗎？
我說：這個問題不用考慮，我們受計劃生育優生優育教育多年了，都生那麼多歪瓜劣棗了，就別再添亂了。當然墮胎啊！
朋友說：你殺了貝多芬，她是貝多芬的母親。
我又一次吃驚地張大了嘴巴。朋友說：嚇一跳吧！本來你認為很好很人道主義的答案，結果卻扼殺了貝多芬、創造了希特勒？
最後朋友總結道：所以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
我抓過朋友手中的報紙，原來真是一個測驗題，題目是《你的決定毀滅了誰》。
價值觀就是這樣可笑的一個哲學題目
第一個故事，姑且稱之為「殺貝多芬故事」，另一個就叫「選希特勒故事」吧。撇開兩個故事所犯下的邏輯謬誤[1]（簡評如下：如在「選希特勒故事」中，作者先犯上不相干的謬誤，把一些與國家元首能力無關的特性（如道德感和個人生活習慣）作為選擇元首的條件；在「殺貝多芬故事」中，作者只作事後孔明，把事情的結果作為事實發生考慮的一個因素，犯下了倒果為因的謬誤；即使放下不相干的謬誤不表，作者也犯下以偏蓋全的謬誤，因為作者只以「殺貝多芬故事」和「選希特勒故事」來推出「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的結論。綜言觀之，作者整個篇章是犯了推論失效的謬誤。），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是價值相對主義思潮氾濫的產物。
對於一般人來說，只需把結論寫成「價值觀就是這樣可笑的一個哲學題目」就已經是很深刻、很諷刺的了。一方面來說，這種想法源自於人對自己生命感到不確定，在現代社會中，（宗教）神再不能給予大部分人安身立命的解答，社會變得多元自由，沒有一套倫理觀能統合所有人的價值觀，所以價值觀的爭論是可笑的。另一方面，人生有著種種的跌宕起伏，我們以為最好的決定，很多時是通往地獄之道路，對生命的荒謬感油然而生。人生的荒謬和不確定，使我們對自己的理性失去信心，對已有的價值觀持懷疑、甚至是犬儒的態度，在這麼的一個背景下，價值觀的爭論才顯得可笑，才有那麼多諸如「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的論調出現。要分析「不要用既定的價值觀來思考事物」這句的邏輯謬誤不難[2]，但要扭轉整個相對主義思潮的影響，這看來才是「可笑的一個哲學題目」吧！
可笑並不等如沒有意義。我們可以嘲笑薜西弗斯推動翻滾石頭的傻氣，但卻不能不思考人生的意義。即使人生只是一場遊戲，我們也有理由活得認真豐盛，拒絕道德犬儒，那麼類似慾照事件的集體擲石頭快感，也會變得不再吸引吧。
就把最近發生的新聞作不完整分析好了。
慾照事件誰的錯？
一) 是G小姐（或其他小姐）的錯
二) 是E先生的錯
三) 是奇拿的錯
四) 是一眾網民的錯
五) 是警方的錯
六) 是隔岸觀火者的錯
七) 是道貌岸然者的錯
基本共識：
一) G小姐不應該應允E先生拍照。
二) E先生不應該要求／強迫G小姐拍照。
三) 奇拿不應該揭露他人私隱。
四) 網民不應該傳閱他人私隱照。
五) 傳媒不應該助紂為虐。
六) 警方不應該把所有注意力只集中在照片上（還有其他網上不雅照片），有偏幫具社會地位人士之嫌。
我的意見： Continue reading
原以為事件會隨著奇拿被抓而完結，怎料照片／視頻如Matrix的Smith般不斷自我複製、甚至壯大，看倌們可有好戲看了，且看「弱智者，是竟成」如何再扮演「正義高達」的角色。
新年歡樂炮蛋之一
(歡樂纏綿)
你聽鑼鼓響一片 黑鮑送舊年
你看大眾多歡暢 等緊睇正片
叫春聲 呻吟聲 響徹凌宵殿
齊聲高呼叫 有志者落台芝芝拍照又春叫
希希軟劍未出峭
纏綿歡樂 歡樂纏綿(奇拿到) Continue reading
前言
先看看這一段文字：
你眼前吃下的本來是粟米豆腐，但同時不知不覺間也吃下蝎子或北極魚。基因改造，便製造了這種『怪物』，你還敢試嗎？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news/ge-risks-unexplored
對於一些不是理科學生的市民來說，這些文字也許會有嚇嚇愚夫愚婦的效果；但如果大家還有一點理智的話，一定會向綠色和平發問──究竟科學家是不是弱智的？要是他們明知製造這些東西是怪物的話，他們即使不是弱智，也是看科幻小說看得太多了。
要攻擊權威的科學，單靠「怪物」的指控當然是不夠的，讓我們先看看綠色和平對基因改造的定義：
什麼是基因改造食物？
基因改造是指透過生物技術將某個基因植入另一種生物體內，例如含有蠍子基因的粟米或是含有北極魚基因的蕃茄。基因改造食物是從實驗室中創造出來的新物種，而不是自然界原有的品種，最終可能破壞生態平衡，帶來自然災害。
基因改造食品在推出市場前都沒有經過長遠的安全評估，人類長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科學界對這些食物是否安全也沒有共識。過去十年間至少發生共142宗基因改造成份污染食物的事件，顯示基因改造食品正威脅食物安全。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campaigns/food-and-agriculture/GE/faq
從這段的文字可見，綠色和平對基因改造食物的指控是：一）基因改造食物是不自然的，不自然本身就是不好的。二）基因改造食物是不自然的，不自然的東西可能會破壞生態平衡。三）基因改造食物沒有經過長遠的安全評估就推出市場。四）科學界對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沒有共識，特別在長期食用的基礎上。五）基因改造食物是一項食物污染的來源，會威脅食品安全。
先不管這段文字本身有多少的邏輯謬誤，例如一方面認為科學家對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性沒有共識，但又認定它們是污染食物、威脅食品安全的源頭；又例如一些妄托可能的指控，基因改造食物可能會導致生態失衡、可能會帶來自然災害，就當作是一種有效的批評了。其有效之處不下於老婆批評老公單身約會舊情人可能會舊情復熾一樣，對於某些人來說確是相當有效的。[1]而我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要批判綠色和平反對基因改造食物理據背後的預設：一）究竟什麼是自然？人造的東西就是不自然嗎？二）為什麼不自然的東西就是不好的？ Continue reading
我想對一致價值觀的追求可能是人類某種求同心的反映吧！我們都是被拋擲而來的，某程度上每個人都是孤單而寂寞，有些人甚至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徒然的，人與人有著不少本質上的差異，要達致共識實在是太難了，只要看看現實政治中的種種爭執，對民主追求的諸多意見，似乎是沒完沒了的無謂爭論。
然而我卻不這麼想。多元性(pluralism)是現代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就一些大部分人均認同的基本價值，諸如對自由的嚮往、對不公的反感、對正義的追求、對關愛的重視，我們還是有相當大的一致性在內。羅爾斯(John Rawls)在TJ裡的一句說法對我的影響頗深，打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The natural distribution is neither just or unjust; nor is it unjust that persons are born into society at some particular position. These are simply natural facts. What is just or unjust is the way that institutions deal with these facts…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se societies incorporates the arbitrariness found in nature. But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men to resign themselves to these contingencies. The societal system is not an unchangeable order beyond human control but a pattern of human action. (TJ, 87-88)
這一段說話很深刻。第一，我們為什麼要認為制度對分配模式有這麼大的影響？為什麼我們會對不公的制度作出反抗，而不是逆來順受？第二，為什麼社會制度本身能夠改變？人本身對社會制度的改變扮演著一個什麼角色？
這些問題對我而言是相當根本和重要的問題，也是相當難以解答的。這牽涉到我們對人性的了解，以及社會對人影響等認知的討論。我相信人有一定的道德自主性，能夠思考出一個對這些問題的合理解答。
有些人卻不這麼想。例如社會決定論者會認為人的行為本身是該社會意識形態整合的反映，沒有多少自由意志在內，更有甚者，人的命運本身就是沒有意義和荒謬的，還追尋什麼哲學來甚？
希臘城邦底比斯（Thebes）的國王拉伊俄斯（Laius）因擄走別國的孩子，孩子後來死去。父親要為兒子復仇，於是向宙斯禱告，要降禍於拉伊俄斯。天神於是下咒，要他受到慘絕的命運折磨：拉伊俄斯的兒子將會弒父娶母，犯上亂倫大罪。於是他逃避女色，以避免命運的悲劇。可是，一次酒醉後，失去自控而跟皇后發生關係。不久，小伊底帕斯( Oedipus ) 誕下了，這是命運不可逃避的第一次警告。
拉伊俄斯王仍不甘於為命運所播弄，要改變它。皇后命令僕人殺死兒子，以絕後患。僕人將小孩鑿穿腳踝，帶到荒野，正預備下手之際，命運之神從中作梗，讓天真可愛的笑容打動僕人的心，僕人不忍，於是棄下小孩於荒野，希望由野狼代他執行主人的命令以逃避自己良心的不安。當然，野狼並沒有出現，反而另一城邦的國王經過，國王膝下無兒，見伊底帕斯健康可愛，便收養為兒子，視如己出，卻不告訴他的身世。
年輕英俊、體魄強健、心靈純潔、堅忍勇敢的伊底帕斯，擁有一切希臘人崇尚的美德。如此完美的人，報復之神卻開始詛咒的計劃。一次，他到城邦的神廟祈禱，神巫警告他說：你是一個不祥的人，你被天神詛咒，將來必會弒父娶母，犯下亂倫大罪。伊底帕斯立即感到命運的荒謬，為何我要承擔如此殘酷的命運？他連忙逃離養父的國土，以免重見父母，發生悲劇。
悲劇的合唱團在背後唱道：他為了逃避命運，所以自己迎向命運。
他經過峽谷時，命運之神安排他與生父重逢，但彼此互不認識，而且峽道狹窄，不能同時容納二人的馬車一同通過，於是雙方爭執起來，年輕的伊底帕斯一時衝動，用箭射死了父親，應驗了弒父的詛咒。
他來到底比斯，城邦的人正惶恐不安，因為城外有一怪物攔阻峽谷的出口，凡途人經過，便問他一古怪的謎語，答不出的，都被牠吞噬掉。伊底帕斯激於義憤，便到峽谷向怪物挑戰。怪物名Sphinx（即獅身人面獸），當下向他怒吼，問道：甚麼生物是小時四隻腳，成長時兩隻腳，到年老時卻三隻腳的，腳愈多卻愈虛弱？在危急的關頭，伊底帕斯答道：人。Sphinx想不到這謎中之謎竟被這年輕人破解，驚怒中墮崖死去。底比斯的攝政王有令，能解答此謎的人，可得皇位及皇后，於是群眾一擁而上，擁戴他為首領。勝利的光榮使無知的英雄娶了生母為后，應驗了亂倫的詛咒。
悲劇的合唱團唱吟：他是人類中最聰明的，他明白最深奧的謎底答案是人，但是，他還不明白人這謎底正是一切謎中的謎。
伊底帕斯勤政愛民，城邦在安定中過著幸福的日子。但這只不過是報復女神的計劃，讓悲劇從幸福中揭幕。跟著，城邦連年發生天災，伊底帕斯明白這是天譴，於是到神廟求問。神巫初時只說：這國度裡有一不祥的人，他犯下弒父娶母的瀰天罪行，是以天神降災。經不起伊底帕斯的追問，神巫說：這人就是你。
皇后在皇宮知道消息，立即自殺了。伊底帕斯也想自殺，但在哀號中說：“死亡已經不是最重的懲罰，我沒有面目面對泉下的父母。 ”他挖盲雙目，不願再目見此殘酷的世界，最後他帶著兩對亂倫生下來的子女，遠離國家，成為乞丐，飄泊終生。
他雖然為命運所折磨，但始終沒有向命運屈服，飄泊流浪象徵他承擔人的被遺棄，他成為超越悲劇的英雄。
年老的國王和年輕的國王整生逃避命運，正因他們逃避所以遭遇上命運。聰明的伊底帕斯解答了謎中之謎，但他仍為該謎底所愚弄，為命運所逼，這就是荒謬感。或者我們以為這只不過是索福高斯（Sophocles）所創作的悲劇而已，人間哪裡有如此不理性的事情？但存在主義者卻借希臘悲劇來揭示現實世間的荒謬性，二次大戰的創傷，令人類真切體會人性的恐怖。（節錄自陶國璋‧存在的荒謬感）
在上帝已死的現代社會，如果我們真的如伊底帕斯般命運如此搬弄，我們還有沒有努力存活下去，追尋公義社會的理由？
龍維
周生原文： Continue reading
周生的文章很有意思。我也在這裡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在中學以至於大學三年也是讀理科的，如果不是一些個人的體驗和歷鍊，也許根本壓根兒不會對哲學產生任何興趣。很有可能自己會是一個科學家也不一定，反正 自己理科的成績也是可以當研究生的，為什麼非要選擇哲學的道路不可？更有甚者，自己的大學同學大多從事金融、會計或商界的工作，為何非要留在大學作研究 呢？
我對哲學有興趣是因為它的確解答了我一些困擾已久的問題。這是我最初對哲學的看法──哲學之所以能夠經歷現代化的洗鍊仍不至於趨亡，自然有其存在的原因，keung523已經說得相當清楚，這和李天命先生的看法也十分相近，就是所謂思、生、死的問題。
以我粗淺的看法，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謎。以科學的角度看，某種DNA或RNA的自我複製現象(self-replication)就是細胞存在的來源。 這種說法當然有被推翻的可能，但無論事實的真相如何，我們只是以一第三者的角度去探究事實的本源，但卻不能解釋我們為何有存在的焦慮，這就是「生」的問題 之源。當我們確認自己存在，便有對客觀世界的種種探索，對於如何確當思考、如何生活得愉快而有意義的問題便如焉展開，這就是「思」的問題。能夠面對死亡而 不長日戚戚，寧謐安然，這就是另一根本的人生問題了。
科學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但基因技術和幹細胞技術的發展似乎可以打破上述段落的預設──人是不能永生的，基於某些原因，我認為這個突破距離我們還有很遠的道路，有機會再詳談吧。
有點扯遠了。另一個回應是有關如何既不自卑、又不自大的問題。我只想說人生中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有太多的同學因種種的原因而不能繼續學業，也有很多人想找 一份理想工作卻被迫留在校園作研究生的。很多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能力和潛能的認知都是錯誤的，但有一點卻幾可肯定──只有認真讀書才可以真正享受校園生活。 過了三年的大學生活，我總是懷念「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去批判名流學者的精神和場場激烈而切身的辯論，而不是坐在課室被動的聽講課──那和中學的填鴨式 教育有什麼分別？
很多人連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一進大學就是為了學位為了工作為了糊口。如果你能有思想上的困惑，那實在是太好了，「沒有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對社會 種種不公制度思考，正正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切合點。只有對人有真正的關懷，才能夠做到不卑不亢，心境澄明，活得真誠而有意義的。
龍維
周生原文： Continue reading
國是正諮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是老鬼了，身分又已經是港大研究生……
A)終於完了國是正諮了。對自己表現其實是不太滿意的, 尤其被Kevin插的那一個位, 我承認是自己的準備不足, well……不過他們說得都很對, 其實我在今次的諮詢中學了很多東西。
主要不是那些admin的工作或是待人說話, 這些在系會都學得到, 反而是那些傾立場的過程, 正如Kevin所說的, 過程真的很很很重要。重要的不是我們要個個都像教授, 只是那些東西我們必須是認真地討論過, 我想我自己是做到的了。也許莊員們以為我有料, 但只是「以為」而已, 很多都是自己吹的…唔…其實在傾的過程中, 我自己有很多的啟發, 實在是感激的。
經常都說做學問必須透過交談……這是把自己所學的東西表達出來的一種訓練, 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在大學「娛樂化」的環境底下,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時間討論學術問題, 國是在這方面真的十分難得, 也更教我珍惜這難得的環境。
怎麼說都感激各莊員, 感激主席做了不少協調和admin的工作, 聯絡友校等；阿康和林仔在立場上的貢獻, 尤其前者, 有不少好pt；馬昆其實十分有自己的見解, 也很有熱誠；ben做了不少banner、poster和soc樓的工作, even考梗試；阿珮同oscar雖然我曾經話過你地點解唔開會, 但其實出發點只是想大家多一點的溝通, 看見你們身體不適也堅持正諮, 多謝你們；阿安平時唔多出聲, 但其實你叫佢做野都會做(其實大家都係), 個張我好buy既咭片, 仲有同左我出去問價…其實最想多謝的是agatha, 佢既工作量真係好高, 立場、政綱、聯絡、諗活動,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她有時有點偏激, 不過我倒覺得這是她的優點, 因為夠真, 不過可以控制下場合咁就仲好啦….ha
寫寫下開始唔知自己寫咩, 仲由書面語變左口語, 不過呢d真係我既感想, 就係咁, 希望聽日MBT系會正諮, 新莊會有好既表現啦…ha, 感覺都真係幾特別, 岩岩被人諮完又諮番人~
這是上年剛上莊的感言。哈，回想起來真的很有趣，思想還是很幼嫩，稚氣極濃。
B)今天興之所至去了下庄SIT會，久違了的交談之歡。在如斯暢所欲言、風花雪月（以致胡言亂語）的氛圍之中，掩蓋不了的是內心的寂寞和抑悶。
回 想去年的這個時候也應該為諮詢而忙得不可開交吧──有滿腹載地的大計，有計之不盡的意見，有取之不竭的精力，心情是亢奮的。誰知道一年下來，不滿與心灰竟 是接踵而來。不消說大家讓人汗顏不已的學術水平，以致於討論的廣度和深度俱嚴重不足；連辦好活動的能力也付之闕如，基本的溝通、連絡、以至簡單的計劃也做 不成；庄員之間可以說是一盤散沙，做事也欠缺魄力（除了少數的）。思之，不禁嘆息不已。
但又可抱怨些什麼？自己作為內務副主席不能處 理好 內部的問題事務，先是agatha和桂林的爭吵，接著是一個又一個庄員的「頹」和油然而生的無力感．．．．．．交流團是一個大失敗，只因為有上述n個藉口 給自己頹下來不做事又口出怨言；連刊物的出版也都有心無力了。真不可以怪誰，要怪，就怪自己吧。
對著生氣盎然的下庄，恍惚看見昔日充滿熱 誠的自己，以及各位曾經並肩作戰過的庄員。然而未來充滿著太多的變數，面前的路又是那麼的艱辛，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是一種終身的學問，我實在說不出什麼冠 冕堂皇的所謂鼓勵說話。有點諷刺的是，這一盆澆下來的冷水，不只是澆在下庄身上的，自己又如何可以置身事外？
看著好像有點看頭的year plan，總該有些放下心頭大石的感覺。其實，誰說上庄只是一個拿活動經驗的工具？曾經叫Peter不要太執著和太緊張，現在居然有些體會到Peter何 以「憂心」、何以「缺席」了。面對日益接近的落庄期，如釋重負的瞬間，換來的竟是沉重不已的憂鬱。
筆鋒至此已不能成文，留白的地方太多，空得有點讓人喘息不來。
這是去年的。感覺灰溜溜的，扮老，其實心靈不太健康，太自責也是不好的。
現在的心境就如此詩：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歐陽修‧＜浪陶沙＞）
物是人非，這才是讓人欷噓不已之處──不論是在國是或是在同學聚會之際。但所感豈止欷噓而已？樂觀與悲觀，只存乎於一念之間。
一）
昨天是國是pre-諮的日子，好些感想都在anthony的blog表達了。
應付諮詢，對答如流，是一個遊戲嗎？
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第一層的意思是，就是「諮詢只是上莊的一個（無謂）的必須過程，即使做得不好，也是沒有所謂，這只是一個訓練邏輯的遊戲而已。」
對的。所以對於老鬼們，例如小弟的詰難，也就只是辯論而已，是一個遊戲的過程。
二）
小朋友最喜歡的事情是什麼？
玩遊戲。他們玩的時候，是極為注重過程的，即使是「假裝」，也要裝得真，裝得像，你想想那些扮家家酒女孩子就明白的了。
小朋友自然有長大的一天。 當他經歷了人生的洗鍊，發現人生不過是一場遊戲，沒有所謂目的而只有過程，只好視過程為目的，並努力地投入努力去活，這就昇華到一個境界。
三）
大部份人都不知道，活得真實真誠樸素，是最可貴的。今天的大學生活，很多時候卻拚命的將人這些最可貴的東西摧毀，要人變得世故老成俗套虛偽。很多同學，以為這樣做，是在步向成功，其實卻不知道，如此做是在放棄她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關懷也好，童真也好，一旦失去，便很難回頭。人的心靈，不像白板，可以隨時將寫過的東西抹掉重來。所以，人要好好保守自己的心靈，是對的。不要什麼都賴社會賴現實。人，總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周生‧教學心得雜感）
真的很想對剛成為大學生的他們說，要活得真實，要保守自己的心靈──縱使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四）
在《我在伊朗長大》的漫畫冊中，Marjane在經歷奧地利的留學生活之後，回國重遇因兩伊戰爭而失去了手和腳的童年好友Kia，領悟了如下基本道理：
只有當災難我們還能夠承受時我們才會自怨自艾……一旦超越了這個限度，忍受無法忍受的痛苦的唯一辦法就是一笑置之。
因此，沒有受到什麼苦難的香港人，都特別喜歡抱怨，難怪自己在看昆德拉的《笑忘書》之時，不明白笑和遺忘的關係。
五）
對生活有承擔，不抱怨，的確很難。
「別那麼認真，太認真會失望和痛苦。」
所以掩飾、所以逃避。目的太重要，過程又是微不足道，因為只有認真，過程才會使人覺得回味。
看重目的又不認真，不認真又達不到目的，於是就倍感痛苦。因為痛苦，所以含怨於人；因為逃避痛苦，所以故作瀟灑；自以為遊戲人間，最後卻是自欺欺人，那就是三重痛苦了。
六）
這篇隨筆，當然也就是一個遊戲了。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我們的生命，如輕塵如滴水，微不足道；From an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我們的生命，卻如山重如鉛沉，獨一無二。活著的不易，在於看到生命之輕而不陷於虛無，秤到生命之重而不長日戚戚。一方面，努力地投入地活，不犬儒不抽離不嗟嘆；另一方面，保持一份對生命的冷靜清明，曉得什麼是性格所限，什麼是時局所限，什麼是生死所限，無大喜大悲。這是豁達。（周生‧後話）
我們不是機器，所以經濟學假設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看法是錯的，要是我們還需要豁達，還需要一笑置之的話。
過程，也就是人賦與意義的。
和珠珠去了油麻地電影中心看這部片子
去看這個片子完全是一時興起，到現在才知道電影是根據瑪贊．莎塔碧的四本原著漫畫改編而成的，所以也就沒有了和原著的比較。
黑白的線條和簡潔的畫風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的一個收獲，就是自己對於伊朗歷史的認識也就加深了一點點，從前我是真的不知道，原來伊朗的女子二、三十年前上街是不用戴頭巾的。
可能沒有原著的影響，自己也是第一次到戲院看這些黑白風的漫畫電影，所以感覺很新鮮。片子對戰爭的描寫，所用的視角也是很特別的，看著那些一個又一個的「人形紙版公仔」往中央的深淵倒下，有點滑稽，但正正是這種荒謬感，更突出了兩伊戰爭的恐怖和震慄。
女主角（Marjane）離開了伊朗後到法國的生活也是很讓人深思的。為什麼主角會不想認自己是伊朗人？為什麼Marjane後來又思鄉？重回伊朗，為什麼她又想離開？除了「尋找自由」之外，她想要的又是什麼？
古人說：人生如萍，在水上亂流。陳之藩說：萍總有水流可藉；以他看，人生如絮，飄零在萬紫千紅的春天。電影的最後一幕，Marjane第二次回到法國，在她回望機場的一剎，會不會也有陳之藩的感觸？
三國時期最為人稱頌的君臣，可能是劉備和諸葛亮。荀彧和曹操的故事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就為他們平反一下吧。
當曹操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時候，荀彧就棄四世三公的袁紹而投奔曹操。當時曹操還是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既會首發義兵攻打董卓，也敢為朝延撫平亂世。曹操甫見荀彧，便稱之為「吾之張良也」。
公元一九四年，曹操傾一州之力攻打徐州的陶謙。是值曹操的部下陳宮聯同呂布、張邈叛變，整個曹操的根據地都被叛軍佔領了。是荀彧為曹操死守鄄城，單刀直入擁兵數萬豫州剌史郭貢的帳營之中，勸退可能佔便宜的鄰州軍隊，否則曹操又何來根據地來反攻濮陽的呂布呢？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迎天子之策，是荀彧不斷鼓勵之下的產物。「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為曹操定下統一全國的戰略藍圖，可媲美諸葛亮的隆中對。由此可見荀彧不是一般的謀士，在中國封建社會扼殺人性的制度之中，荀彧是難得一見有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對於曹操的期許，就是一位平定天下、匡扶漢室的亂世英雄。
袁紹，是曹操一統華北的死敵。最初袁紹的軍力和國力是曹操的數倍，是荀彧鼓勵曹操與之對抗；在官渡之戰死戰之時，曹操被袁紹軍攻打得焦頭爛額、糧缺兵疲，欲棄要津而退守許昌，是荀彧寫信給曹操勸他死守官渡。這是一場扭轉乾坤的戰役，那一句鼓勵說話我到現在還記得：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許攸的來投就是曹操「用奇之時」，結果曹操以火攻烏巢擊敗袁紹，一統華北。
荀彧不僅是曹操的張良，也是曹操的蕭何。在漢獻帝遷都許昌後，荀彧擔當的一直是尚書令。在東漢一朝，尚書令就是宮廷的秘書長，綜攬朝廷的第一號人物，可說是曹操的丞相。曹操出征在外，是荀彧籌措軍糧，也是荀彧替曹操監視皇帝的一舉一動，以防有類似伏完謀反的事情發生。可見荀彧對曹操的重要性不下於諸葛亮之於劉備──出謀獻策、制定方略、穩定後方、治國安邦，統統都是最重要的一號人物。人品方面，荀彧為人正直，也嘗為世人所稱頌。
和諸葛亮的結局不同，荀彧的下場是「夢憂薨」，原因是反對曹操進魏公之名。荀彧之死因是三國歷史大迷團之一，但幾可肯定的是，荀彧仍然是那一個以復興漢室為望的股肱之臣，但曹操卻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如果歷史重來一次，把荀彧的位置和諸葛亮對調的話，死的應該是諸葛亮，荀彧當是劉備的托孤之臣。這是荀彧的不幸，也是諸葛亮之幸──曹操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自己也被無限權力所扭曲，無論上台的是誰，結果也是理想的破滅。正如曹操所言，不是他不想放棄權力（事實上他也應該不想），而是他一放棄的話，他就會跌下萬尺深淵，全族覆滅。
柏楊先生嘗言：現代政治之下，有權力的人不用像曹操般，搭上權力快車之後便是一條不歸路，他可以完完整整地一路退下來，所以我們渴望民主政治。也許他忘了，沒有經歷美麗島事件的香港人是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可貴的，我們都認為當權者不是曹操，他們說可以，就是可以了，為什麼要堅持？荀彧之死，真是時代的不幸啊。
這是一間最普通的小學。
在藍田縣三裏鎮的柳家村，作為「示範小學」的希望小學，門口也都是泥濘不堪的，門口寫著「百年大計，教育為先」，紅紅的大字，在一片泥黃色的土地之上，顯得格外的耀目。
白刷刷的房子就是學生上課的地方。總共有六間房，每一間房是一個年級的學生，全校大約有一百人左右吧。
這個矮矮的樓房就是學前班上課和擺放學生用品的地方。那一位望著鏡頭的就是藍田縣縣委，在這裡是他說了算，好一位官員的架子。
來幾張室內的照片。 Continue reading
（一）
大概這世代的人都遺忘了憑弔古人的意義吧，現代社會的急速節奏就是把我們的過去都切成一塊塊薄薄的橫切面。
在聖誕佳節臨即之際，漫天燈火璀璨熱鬧之時，自己一個兒靜靜地凝思、沉默，拒絕遺忘，來得特別有意思。
（二）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一九三零年代之際，陳夢家二十歲，和徐志摩一樣，他也屬於新月派詩人。
但不久他就放棄寫詩了。他說：
我撾醉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
這首詩就像一個預告，預告著陳夢家對考古學的轉向：
你想要聽我的真身？
我寒傖，講來真要紅臉。
我輕輕掀開過二十張白紙。
有時我想要寫一行字：
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這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深受五四的影響，既受他國文化衝擊，但對本國文化有著一種偏執的堅持。雖然不少人口喊著破舊立新，但底子裡的基調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愛國熱忱。
結果，陳夢家選擇了甲骨文，寫了一部《殷墟卜辭綜述》──研究殷周史的一部權威著作。 Continue reading
上星期天，我們好不容易才約到一班朋友踢足球，但卻碰巧遇上四強對戰──利物浦對曼聯、車路士對阿仙奴，整個上水踢足球的人都不見了。我們只好轉戰粉嶺聯和墟，情況依然惡劣，千辛萬苦走到海聯那邊才有一班人，但自己卻在開賽不久後就被人弄傷膝蓋了。當時的感覺還好，但越夜越痛，終至數日以來用柺杖渡日。
星期一要到港大交功課，但又不想去看跌打，只好拿著柺杖（以行山杖權當），以Dr. House的步姿蹣跚地回學校。甫進火車，舉目張望有沒有空的位子，但人們都愛理不理，似乎覺得讓座予一個「後生仔」是沒有必要的，縱使他拿著行山杖。其實最讓我覺得不舒服的，是人們看著我的目光：因為自己又沒有纏上繃帶，以柺杖行走的我就像一個天生有殘缺的傷殘人士（政治不正確，應為傷健人仕），對於我奇怪的步姿，人們大多作驚鴻一瞥之狀，然後把目光迅速轉移別處，甚至有種不可名狀的sympathy。此刻，我完全感受到什麼是「隱性歧視」，雖然我大可對自己說，幸好我不屬於那個弱勢群體。
（所以，當Rawls在TJ之中說明立約者是假定他們會有能力參與社會合作之時，似乎他沒有考慮到傷殘人士的處境。社會合作已經假設了某種「正常」的合作模式，無論我們如何改變立約條件，部分的傷殘人士亦會因為不能如其他「正常」公民般對社會作出一樣貢獻而被撇除於正義原則之外，所以Nussbaum的修正是有其必要的。這是題外話。）
這幾天幸好有珠珠伴著，不然也就悶死了。當然我也是有貢獻的，對於她的論文我就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意見哩。
最開心的，還是晚上收到這些SMS：
維維大人：珠珠BB覺覺，小心豬腳！
維維小心腳仔！未訓著的珠珠
當然，還有論文上的Further Notes:
Special thanks to Loong Tsz Wai for his patience in spending time to read chapter 77 of TJ with me and for his encouragement for me to do better.
或許會有人覺得上文有點「肉麻當有趣」的意味。誰曉得呢？小弟旨在仿李歐梵與李玉瑩的做法而已。才猶有不及，但情卻是一樣的真摯。
正是過平常日子。情如絹絹細流，溫厚而深。
前天應Anthony之約重遊國是會室，為會室資分的事宜幫一下忙。忙是幫不上的了，計資產的活一點也幫不上忙，更藉TJ(已被chuchu更正)和chuchu看TJ之名逃離了現場。
回憶脆弱得宛如一薄紙，國是的出處竟已忘卻，真愧對列祖老鬼也。
國是，關心中國正確的路向，西漢‧劉向《戰國策》：「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 翻開新一屆的敢言冊，朝氣勃勃的大學生留下動人的筆跡。讀到子衿訓勉師弟，十分溫馨：「你們是地上的波紋，現在惟有你們，能替國是遮風擋雨」。蒹葭留下龔自珍「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疏狂的俠氣與敢作敢為的大學生最匹配。我以龔定庵「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相和，滿腔熱血的學子到底沒有普渡眾生，倒為少年歲月添上生花一筆。
發現我在大學時編的刊物，竟放在貼上「陳年刊物及照片」標簽的書櫃。竹簾猶在，上書「書聲出骨氣，國是寄心魂」一聯。承蒙學友錯愛，竟將拙聯刻上竹枝，掛在會室的琉璃窗，意趣盎然。舊事翻進腦海，那一夜，書室燈火通明，蒹葭、子衿在會室外的空地踢毯子，華與您在室中對奕圍棋，唱機播放著莫札特的古典音樂，我與秀珍在爭辯尼采、張愛玲和李商隱。其它同學從女工買來宵夜，一邊吃一邊隨意翻弄《中大學生報》和西哲經典。
匆匆一個學期又過去了，終於有點時間做一些回顧的事，縱使回顧本身不一定是可喜的──對於某些人來說，閒暇是一種罪惡，影襯著人生的虛無飄渺。
閒來愛看書，尤愛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喜愛看中史書是一種偶然。如果小時候不是因為亞視播《三國演義》的緣故，也許自己也不會對中國河山有著一種莫名的情感。
順手翻開丟下數月沒看的《甲骨文》，一本很好介紹中國的書。書寫中國是一件很難的事。有關書籍看了不少，為中國的政經發展背書的描述有如恆河沙數，有正確分析的卻又枯燥乏味。剩下的多是旅居中國的一類，既有一種遠視的澄明，但又不犯下瞎子摸象之誤。海斯勒(Peter Hessler)寫的《甲骨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故事由數個生活在中國的人編織而成，有在北京操控黑市貨幣、後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維吾爾族人；有來自四川鄉下，希望背井離鄉的年輕學者；再加上一個死於文革的甲骨文專家陳夢家；這就是海斯勒以「美國紐約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即紐約客，共產黨翻譯手筆）身分待在中國的一個記者故事。
書中對姜文導演的描述引起了我的重大興趣。自己對中國電影認識不多，要數印象深刻的，只有《尋找林昭的靈魂》和《三峽好人》。《鬼子來了》只聞其名，看完了海斯勒的敍述，我急急地上了Emule上找尋一番，果然一找就有。對於一些中國片子，尤其是這類被禁的，在Emule瀏覽往往有所斬獲。
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剛過，看這類片子尤其有意思，其意義不下於六月四日之 時重看《天安門》：《鬼子來了》正正要對共產黨所宣揚的日本侵華史實有所顛覆。片中沒有共軍「遊擊抗日」的畫面，也沒有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事蹟。片中的主 角馬大三被一個中國兵命令去審問兩個日本俘虜，更要把他們藏起來。馬大三大驚之下找村民幫忙，但村民的爭議焦點只是馬大三有沒有跟那位寡婦有一腿，使那名 要光榮赴死的日本軍人也失去了自尊。最後村民和日本俘虜居然達成協議，要求他去日本軍營換六車麵粉。事成後，村民和日本兵一起慶祝，最後的結局是，在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村民被老羞成怒的日軍集體屠殺掉。因躲在姑姑家中而逃過一劫的馬大三，單人匹馬找日軍尋仇，最後卻被國民黨處死──理由是他破壞了和 平協議！
這 種不依傳統「論述」而行的片子在中國被禁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因為片中帶給觀眾太多對人性的思考，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如果世間上的事物對錯如斯分 明，共產黨還可以製造那麼多的敵人去鼓動人民批判嗎？中國百姓是戰爭的受害者沒錯，但中國人自己真的一點錯也沒有？你不能單是指著別人──你不能只說文革 是因為林彪，因為江青；又或者說侵華就是證明日本人本性邪惡。國情教育希望事實就是如此簡單。
在甲骨文的書中，姜文接受了海斯勒的訪問：為什麼中國人經常成為受害者？對於毛澤東，他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就像一粒長得很高的種子，但長歪了，因為種子無法克服土壤的問題。毛發動文革去反舊，用的卻是傳統工農兵語言，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帝王。
權 力論者大概不會同意以上的說法。這種社會決定論是一種很「馬克思」的看法，想不到姜文的思想也是「馬列毛」式的。撫今追昔，不論是寫《狂人日記》的魯迅、 六四電影《天安門》的劉曉波、又或如導演姜文、甚至是《三峽好人》的賈樟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所謂「土壤」決定「種子」問題（儘管賈在電影中用了不少手法 特出人的主體性，但本質上「土壤」依然決定民工的命運），還是相當一致的。
中國文化如果真的是一種土壤，那麼「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看法也是有相當道理的，「北水南調」、「港股直通車」使河水井水之爭變得多餘。不過，如果我們的社會對「大學站命名事件」的興趣還大於「董建華是否合乎資格獲頒榮譽法學博士」之時，那麼四海還是一室、種子還是土壤，似乎都不再重要了，國情教育再度獲得重大的成功，簡單就是美。
![P111009_11.31[01]](http://loong5.files.wordpress.com/2009/10/p111009_11-3101.jpg?w=768 "P111009_11.31[01]")
![P111009_12.42[01]](http://loong5.files.wordpress.com/2009/10/p111009_12-4201.jpg?w=1024 "P111009_1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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