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今日

希望黑暗快些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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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還是不看？－當看電影成為道德兩難

今個晚上我上了一門公民德育課。
不知道大家認為看記錄片有什麼原因？是因為想對一個社會議題有更多的認識？是看所謂的主流商業戲的一個另類選擇？還是因為看記錄片（與記錄）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的介入？大家可能沒有想清楚原因，但起碼不會認為看記錄片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侵犯別人私隱的罪行吧。
但就在今晚，我成了別人眼中的同謀者，踐踏著性工作者的私隱和人權。
這套備受爭議的記錄片名叫《麥收》，主要講述一個生於河北的性工作者在北京的生活與辛酸。但在片子開場之前，一班來自自治八樓的青年阻礙影片播放，理由是《麥收》的導演沒有遵守記錄片的操守，要求觀眾看片子之前三思而行。他們的指控主要有兩點。第一，除了主角之外，導演似乎沒有獲得其他性工作者的同意就拍攝他們，有些鏡頭甚至可以看見他們口頭上反對拍攝，拍攝行為侵犯了他們的私隱。第二，片中不少的鏡頭均如實披露了性工作者的姓名（雖然不少人物用了假名），又或者很容易透過簡單的推理，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住址和工作地方（如片子標明女主角住的縣，然後又多次拍下她住的村的路牌），由於性工作在大陸乃刑事罪行，導演的拍攝手法會使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脅。基於這兩個理由，身為觀眾的我們應好好考慮我們是否應該「助紂為虐」，使本處於弱勢的性工作者進一步地墮入更不利的社會位置。（用他們的說法，就是影像變成欺凌工具。）
我且放下部分觀眾的反應（如買了票的問題）和主辦單位采風與八樓之間的爭吵按下不予置評。但觀乎八樓阻礙觀眾看片子的理由，其實並不構成足夠的力量去阻止觀眾先看片子。他們一方面說尊重觀眾選擇看不看片子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又堅持如果觀眾選擇看片子的話，根本就是再一次踐踏片中性工作者的私隱和權利。八樓的其中一個成員更指出我們觀眾可能看得太多阿嬌的照片，言下之意是我們大概都不懂尊重別人的私隱，不明白影像如何能夠傷害一個人。但這正正是他們的矛盾、甚至是獨裁之處：一方面說要尊重我們的選擇，另一方面卻先入為主地認定入來看片子的觀眾都是缺乏判斷能力的。他們已經預先地判斷了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看片子，因為只有他們的判斷是最合理的，從我們踏入電影院一刻開始，觀眾便身負原罪，只有勇敢地認同他們的判斷，我們才不致成為踐踏人權的同流合污者。
八樓的人不斷強調說他們是很尊重觀眾的，只是如果我們真的要決定看片子的話，就肯定會對片中的性工作者造成傷害。這個肯定是如何肯定的呢？對於一個現場觀眾來說，他從入場到要「決定」的一刻只聽過八樓十多二十分鐘的一面之辭，主辦單位采風縱有千錯萬錯，也好歹先讓我們看一看片子作獨立判斷吧。怎麼可能我們一看片子就會立即侵犯了性工作者的私隱和人權呢？八樓認為我們看片子會侵犯性工作者人權的其中一個理據，就是這會為片子作出宣傳而使更多的人看到，從而使性工作者的私隱一再被踐踏。但八樓的人有沒有想過他們的抗議行為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宣傳？比方說，如果不是他們的抗議，筆者今天就不會寫這篇文，其他在場的人也一定會向身邊的人「宣揚」今日所發生的咄咄怪事。
我認為八樓一開始的策略就是錯誤的。看過片子後，八樓對導演的一些指控是成立的，例如他對性工作者的保護嚴重不足，基本上從沒有考慮過私隱的問題。對比起另一套由丹麥製片人製作有關緬甸僧侶的記錄片的謹慎，《麥收》實在過於忽略內地政府可能隨記錄片而來對「涉案」性工作者的打壓。可是，八樓抗爭的重心應該是這些質素不及格的紀錄片如何對性工作者造成傷害，而不是一開始就把觀眾打進抗爭的對立面。他們應更詳細地說明觀眾、記錄片製作人及被攝影者之間的權責。他們至少該澄清自己的立場，並嘗試理解和聆聽觀眾的立場和關注點，而不是把觀眾的選擇看成是一種原罪。八樓是次行動最大的盲點，是認定人們看片子對性工作者必然造成傷害；他們更進一步假設人們看性工作者記錄片所造成的傷害必然遠遠大於人們忽略性工作者存在的傷害。如果采風真的如八樓所願不播映《麥收》，我也許永遠不知道內地性工作者的一些運作模式。禁播真的是對內地性工作者有益無害嗎？性工作者之所以是弱勢社群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故意忽略和誤解這一批弱勢社群，如果《麥收》能夠使更多人理解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這不就達成了記錄片的其中一個目的了嗎？我不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被道德上要求成為一個社會行動者；使人們對社會議題有所關心就已經能促成巨大的公民力量了。
我跟八樓的立場有兩個根本相異之處。第一，我不認為觀眾看記錄片本身必然會對性工作者造成傷害，至少，他們沒有舉出使人信服的論證，例如有沒有先例可鑑？第二，我不認為《麥收》完全達不到記錄片的要求，雖然導演在答問環節不斷迴避為何忽視性工作者的知情同意權，但他至少沒有扭曲性工作者的一些生活環節。無論如何，即使《麥收》片子問題多多，八樓的人在道德層面上是沒有足夠理據去阻止觀眾先看片子然後作出判斷的，除非他們認為香港觀眾都只是帶著消費和獵奇心態的隨波逐流者吧。
最後回應有關私隱被侵犯的權責問題。筆者在看過紀錄片之後，的確發現了記錄片的處理手法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導演也在答問環節中親口承認某些片段的發放並沒有取得所有性工作者的知情同意。究竟觀眾先看片子的要求是否如八樓所指責，是一項踐踏人權的行為？我認為要回答他們的質詢，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侵犯性工作者私隱的始作俑者是導演，而不是在場想弄清事實真相的觀眾。我不認為自己可以透過八樓單方面給予的資訊就可以下一個理性的判斷，但似乎八樓在整個行動的過程之中都在言語上強迫觀眾匆匆下一個道德判斷。在沒有看過片子之前，我們根本不可能對八樓抗爭的理據有更全面的理解。如果八樓抗爭的目的是為了讓觀眾理解到記錄片製作不善的後果與及製作過程本身的問題，他們就更應該先讓觀眾看片子。正如八樓（與及他們所提及的組織如午夜藍等）要先看過片子才會「覺得不安」，單憑他們的敍述實在難以使人信服我們正在侵犯別人的私隱。如果觀眾先看片子之後的後果的確如八樓所推測，性工作者的人身自由是受到損害的話，我認為首先要批判的除了是導演和采風之外，八樓及其他關注的組織也難辭其咎，因為他們似乎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別人。如果他們的指控是成立的話，為什麼他們不去嘗試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而選擇在播映之前才硬把觀眾拉進來？為什麼他們要那麼倚賴采風的回應去決定抗爭行動？如果他們的指控所依據的只是片段本身，那麼他們其實和身為觀眾的我有又何本質上的區別？難道時間發生的先後可以成為區分行為是否合乎道德的分界線嗎？八樓的人並沒有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們卻對事先不知情的觀眾大加鞭撻，使得討論的焦點迷失於責任誰屬的偽議題，這真的是他們所希望的結果嗎？
補充資料：
八樓所發的小單張和采風的回應
净水如天:《香江札记（四十九）：《麦收》：我们看到的有什么不同》(一位內地朋友的現場觀點)
Hkreporters:  性工作者電影被斥侵害私隱 團體闖影院阻放映
乐道: 发廊妹也有春天：纪录片《麦收》
豆瓣: 这出民谣好在举案齐眉(請留意文章末段)
錄映力量成員簡勁翔: 更真實驚人的墮落－－華語紀錄片節(批判采風做法的文章)
錄映力量: 直接墮落－－華語紀錄片節 （轉貼）(詳細地道出各性工作者關注團體和采風交涉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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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的限度：回應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

時事評論都很喜歡說「近來」，其一是因為貪方便，其二大概代表了時事評論的宿命－一但事件的熱潮過去，便沒有人再對事件關注，那麼還加那麼多的背景資料和語境作甚？
話雖如此，在思想上介入時事還是有其需要的。「近來」的時事誰則了無新意，但卻或多或少反映了自己一向關注而又揮之不去的議題。比方說，如果有人說五一二完全是因為「預料不到的天災」－昨晚的無線電視特輯如是說，我們是不是要基於「尊重」、「對話的空間」、「理性討論」等等的理由去「暫時保留判斷」，不對「地震完全是天災」一說嚴加駁斥？
看呂大樂的文章，我們似乎必須對異見者呵護備至，稍為語氣重的文章都可能會消滅公共討論於無形。雖然他的文章標題是陳一諤，但他似乎並不是為陳一諤說項。他更關注的是公共議題的討論質素。對於所謂大是大非的議題，他認為我們應該對異己者更寬容，不要一開始就「歸邊」、以「動員替代辯論」云云。
原則上我十分認同討論應該理性。寬容異己，設身處地去思考對方所持的理據並儘量保持對話，這些都是民主社會十分重要的元素。但是我認為同情的理解有其限度，過分代入異見者的角色往往會使人異化為和稀泥的牆頭草。對於一些證據確鑿的判斷，尤其是牽涉人命傷亡的政府失職失責事件，我們應當堅持己見，對一些偽中立立場應立刻予以駁斥。
陳一諤之類的言論可惡的地方，就是以偽理性的名義為包裝，實際上是逃避思考、逃避採取立場的犬儒。要是我們花很多時間說明深入思考的重要，那就真的是「中計」了。當權者正正希望我們討論理性的重要，而不是如何思考反省他們的種種過失。
例如五一二地震發生之後，余秋雨發表了一篇名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希望家長以大局為重，先讓政府救災，不要申訴呼冤，以免被對中國不懷好意的團體利用。還是梁文道的文章寫得好，震災和向政府「討個說法」根本毫無矛盾的地方可言。要是一個偽理性論者走出來說，我們不應該那麼快歸邊，要看看兩方的理據，理性討論如何深入議題的問題，甚至要找出公共討論的本質來，這難道不是魚目混珠、混淆視聽嗎－以「理性」之「魚目」，去混淆本來要討論的政府失責問題。
要是對方謬論連篇，不論其生成的歷史背景如何，我們狠批又有什麼問題？言論自由可貴之處正正在於我們既可以狠批別人，亦可以做一個毫無立場的偽理性君子。我們可以選擇成為另一個譚作人，孜孜不倦地去調查五一二地震的死難名單，尋找災難背後的真相；也可以「理性」地去代入政府的立場，為他們處處阻撓民間自發調查說項，認為要救災就不能對政府的過失直斥其非，要從大局著想。我不認為反對政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去拘譚作人是什麼不理性的事，更不認為認定六四是屠殺不是鎮壓更不是八九風波是什麼偏見。要是沒有譚作人的調查，我們可能永遠不能知道這些數字：
A类：建筑设计及建筑质量问题，遇难师生人数3067人，所占比例53.05%。
B类：选址不当，遇难师生人数1023人，所占比例17.7%
C类：建筑陈旧或列为希望工程的校舍被违规使用，遇难及失踪师生人数1571人，所占比例27.2%
D类：建筑构建或附属物垮塌，遇难人数99人，所占比例1.33%
E类： 异地伤害，遇难人数21人，所占比例0.36%。
除了討論的廣度和深度之外，追求真相之心不是來得更重要嗎？
延伸閱讀：
在四川，一場真相與黑暗的鬥爭
北川中學豆腐渣證據確鑿 川官隻手遮天中央應徹查
必須追究五一二責任
兩套五一二紀錄片：
劫後天府淚縱橫（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
孩子孩子（Who Killed Ou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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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流感．豬場．雞場．ball場

流感．豬場．雞場．ball場
週三, 2009-05-13 07:24 — Nick Lee

上星期引述美國疾控中心病毒學專家Ruben Donis的說法，新型豬流感的全部基因皆來自豬隻流感，而非人鳥豬混合體；至於地理源頭，上回語焉不詳，現借Eurosurveillance於4月30日的一個報告作 些補充。此報告認同所有八段基因皆源自豬隻流感，其中兩段來自歐亞大陸，餘下六段來自北美洲。這與Donis的說法（兩段亞洲，一段不明，五段沒提及）並 無抵觸，因為歐亞豬隻交往頻繁，其身上的病毒故可視為一家。至此，科學家對基因來源總算有個共識，儘管兩地病毒如何「洗牌」仍屬未知。
流感病毒變種之速度和靈活，是其對特效藥產生抗藥性和我們對其不能產生永久免疫力的底因，加上以H乜N乜命名和同時可以在人、鳥、豬之間流傳的多樣 性，不單容易令人「眼花撩亂」，想替其解畫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就讓我以一個比喻，把甲型流感病毒具體地描繪出來。（精簡起見，以下所說的「流感」是指 甲型流感，不包括乙型和丙型。）
病毒是一團蛋白；流感病毒由11種蛋白組成，這些蛋白與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寄主的影響。基因是製造蛋白的「指令」，流感病毒擁有8段基因。換句話 說，它用8段基因給自己製造11種蛋白。想像，流感病毒是一支由8位球員擔當11個崗位的球隊，球隊表現由各個崗位的表現決定，崗位由球員擔任，故球員乃 是球隊之基本。崗位多過球員，所以某些球員必須兼顧多於一個崗位（即某些基因負責製造多於一種蛋白）。球隊中，最重要的兩個崗位叫H和N。精簡起見，我會 稱「擔當H崗位的球員」為「H球員」；「N球員」意義類同。
球隊以H球員和N球員的「風格」命名。每個球員有自己的風格，例如力量型、技術型或工兵型等。所有H球員可被劃分為16種風格（H1-H16），N 球員可被劃分為9種風格（N1-N9）。 H1N1，意即以第1種風格踢H崗位配合第1種風格踢N崗位的球隊。無論讀者是不是球迷，也應該知道整隊的踢法不可能以四個字完全表達。首先，風格類別只 是一些「大類」，兩位球員即使屬同一大風格，也必然有自己的小風格；其次，不要忘記一隊有8人，只以其中兩人命名，無異於以兩位球星判斷整隊表現。H乜N 乜，除了作為名稱之外無甚意義，兩個病毒縱使名稱相同，並不代表它們對某類藥物呈相同反應，也不代表某疫苗對它們同時有效。兩個病毒名稱相同，只代表它們 擁有同一（大）類的H和N蛋白，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流感球隊能夠在三種場地上作賽：人、鳥、豬的身體。有想像力的讀者可以視之為草地場、石屎場和爛地場，我就選擇較直接的比喻方式：豬體是「豬場」， 鳥體是「雞場」，人體可以叫「人場」，但與「人牆」同音且同是球壇術語，因此我比較喜歡「ball場」（雖然與「波長」同音，唯兩者通常在不同情況下出 現，不易混淆）。每支流感球隊都有其擅長的場地，這特徵不易改變，在豬場踢慣波的球隊傾向繼續留在豬場，在ball場打滾慣的也喜歡繼續留連ball場， 像H5N1間中由雞場走到ball場作賽，或ball場上突然出現了一支全由豬場球員組成的H1N1球隊，不常見。「踩場」，是大件事。
球隊的名稱與擅長的場地沒有必然關係。有踢慣豬場的H1N1，也有蒲慣ball場的H1N1，單憑名稱不能確定其「主場」。（這裡是說「踢慣」，像 新型豬流感般從豬場「踩」來ball場，是另一回事。）話雖如此，某些方面仍是有跡可尋。例如，近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和H3N2，豬隻之 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H1N2、H3N1和H3N2，禽鳥最為兼收並畜，體內可容納H和N的多個組合。看來，雞場確是龍蛇混雜之地。
流感球隊打的是淘汰賽，是沒完沒了的淘汰賽，獎品不是獎杯，而是「複製」的機會。正常而言，複製出來的每位球員都是完美翻版，與先前一模一樣，可是 複製過程並不完美，翻版時有錯漏，新球員的風格與「先輩」可能稍有出入，打球既是群體運動，牽一髮可以動全身，新球隊運作如何，預測不準，落場方見真章。 如果新球隊是「虎父犬兒」，不免會被淘汰；反之，假若「青出於藍」，便可繼續複製，流芳百世。這個變異、競爭、敗者被淘汰、勝者再變異的循環，就是進化論 「適者生存」的精髓。可是，優劣沒有絕對標準，除了自身條件，還有客觀因素，在家鄉打不贏嗎，到異鄉也許可以創一番事業。病毒沒有人的自由意志，但因著寄 主的際遇，偶然會被帶到一塊新場地，球隊能否在此立足，卻要看其造化。大家熟悉的H5N1，雖然間中踩場成功，可幸未能人傳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 感，是禽鳥的H1N1跑到人類身上來，並且發展出人傳人的本領。踩場成功，還能夠人傳人，非常非常大件事。
複製的變異是漸進的，「洗牌」的變異是突然的。所謂「洗牌」，即是球隊之間交換球員，當兩個流感病毒在同一個細胞內相遇，它們的基因便可能混在一 起。今次新型豬流感球隊，是由兩位歐亞大陸的豬場球員和六位北美豬場球員組成。1957年的亞洲流感是H2N2，是人、鳥混種，其中包括三位雞場球員和五 位ball場球員。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H3N2，也是人、鳥混種，包括兩位雞場球員和六位ball場球員。
以上提及的1918、1957、1968全球流感疫潮（pandemic），估計死亡人數（根據維基百科） 依次為四千萬、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七十五至一百萬；世衛對pandemic的定義取決於其傳播的廣泛程度，即使死亡率低，只要足夠多的人染病，醫療系統的 負荷和死亡人數也會很高。個人而言，我比較關心死亡率，1918流感的死亡率是2.5%，後二者和一般季節性流感相差不遠，都少於0.5%；H5N1的死 亡率是奇高的超過50%；至於新型豬流感，根據世衛5月11日的最新消息，有4694宗確診病例，其中包括53宗死亡，死亡率為1.1%。
看來，純粹鳥傳人的流感病毒（1918和H5N1）遠比「洗牌」而成的流感病毒（1957、1968和新型豬流感）可怕，並非什麼科學論據，只是個人觀察。
想深一層，也不知是病毒可怕，還是人類可悲。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想不到從另一角度看，只是被病毒球隊任意躪蹂的ball場。
（刊登於2009年5月13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除了1918流感死亡率為公認的2.5%，其他各次的準確死亡率言人人殊，讀者可從這些連結得到一些rough idea……
Virology blog swine flu update (7 May 2009)
WHO Europe: Health Evidence Network
Time Online: Swine flu Q&A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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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Hui: observer, not commentator

“I think that this film can represent something; it can express a kind of feeling about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 and maybe even Hong Kong as a whole. Everyone can eat at Mcdonald’s or shop at malls. That’s a way of life, but spiritually, there’s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with families on welfare. They don’t re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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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本質

一向不太喜歡林沛理的精英心態，但卻不得不同意他對電影的理解。
And the essence of cinema is make-believe, or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not real life. No matter how hard she [Ann Hui], or for that matter any other filmmakter, tries, they can never reproduce reality in their movies. What we see on screen is the simulation or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not reality itself (Muse, May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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