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曾瑞明：世紀． 後六四Debate

按: 筆者曾經批評呂大樂教授的文章可能會被偽中立的牆頭草所利用。 今天看了阿明的文章, 第一個反應就是自己還未夠老去鼓勵孩子們不要擔怯。當我批評陳一諤言論的時候, 我會認為自己只是和他一樣年輕的孩子。縱使我認同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在於開放討論的空間, 但扼殺這空間的往往是上一代手握話語權之輩, 而不是筆者這些在網上胡言亂語的無名小卒。
世紀
D04  明報   曾瑞明
2009-06-13
世紀． 後六四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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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不要膽怯——從鄧小樺《父母們，不要膽怯》一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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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瑞明
編按：港大前學生會會長陳一諤的「質疑六四有否發生、應進行理性討論」言論引來兩極反應，「應否狠批陳一諤？」先後有呂大樂、鄧小樺、至今天的港大博士
生曾瑞明作出論辯——關於下一代的「言論自由」，上一代的歷史事件、公義意識的傳話與傳承，所恪守的道德界線是什麼？中共政府又容讓多少「理性討論」空
間？六四引發香港人最「超現實」的公共和歷史參與熱情，自也引發這連串後續的討論，好讓大家繼續介入、省思。
從六四集會收到獨立媒體的《拒絕河蟹》特刊，看到鄧小樺小姐《父母們，不要膽怯》一文，甚為感觸。想起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課上和幾個中四學生們談六
四，有兩個基本認知大家都是同意的︰我們都憤慨政府在學生答應撤離廣場後，仍殺害這群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另一方面，我們都認為學生領袖的態度有時不太
合作，確會令中共政權產生威脅感。的而且確，吾輩猶記得吾爾開希一身睡衣迎戰李鵬一幕，這固然是錯誤的配搭，但也不無是政治學者周讜先生所言要麼全贏要
麼全輸的格局。
於是，我問他們夠不夠膽公開批評學生領袖，學生真誠地表示︰ 「畀人鬧死咩！」
言論自由的定義重整
是的，在六四作為一種宗教的前提下，如果你膽敢談及北京學生當時的不足，則你會被指摘是為六四屠城開脫。如果你因為年代久遠或者知識不足而疑惑死傷數
字，則你會被視為冷血。如果你指出那些質疑六四是屠城的人也有其言論自由，則你會被視為掩蓋更大的不公義。如果你提出「理性討論」這四個字，則你會被認
為冷血，缺乏關愛，軟弱動搖。更可惜的是，這是不少負責引導思想的文化工作者的邏輯思維。不能排除有人以「理性」、「客觀」這類言詞迷惑人心，也不能排
除有人故意扭曲事實大放煙幕，但我更相信這種「如果……則」的關係也會製造對立，與六四追求的民主、自由價值愈走愈遠。
的確是有大量不符事實的言論，但我們應該慶幸而無必要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作為知識分子，一早要有這種心理預備。我們不是獨裁政府，毋須擔心異見會摧
我們的普世價值，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真誠的言論，即使錯誤也不打緊。自由主義者約翰‧密爾（J.S. Mill）在《論自由》（ On Liberty）
一書已指出了︰ 「但把反對意見消音，作為一種奇怪的罪惡，是在劫掠人類的後代和現在的世代。那些反對意見的比那些持這些意見的人損失更大。因為如果該
意見是對的，他們被剝奪了以真理換走錯誤的機會。如果那意見是錯的，那我們就失去了因錯誤而撞擊，而有更清晰和更鮮活的理解。」對，這叫做言論自由。言
論自由不是「已經給你說了還想怎樣」十個字可以完整包括，還包括我們怎樣看待錯誤意見。如果我們對自己的信念信心十足，我們又何妨讓我們的「承傳」給年
輕人胡打亂撞，胡思亂想？即使我們不認為柴玲是走佬領袖，堅信那不是事實，但不代表那些提出這種看法的人便是怎樣怎樣反智，因為何謂事實本身就有討論的
餘地，只是我們已討論了二十年，已根深地認為柴玲不是「走佬」。對於初認識這段歷史的人來說，他不會明白為什麼不可以討論，正如我們現在不會再討論地球
是否圍繞太陽轉一樣，我們已經習慣了。即使有人要再討論「事實」是不是事實，那也是好事，因我們會有機會反思自身，我們會更清楚我們的信念。鄧文指出
「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如一張寫著題目的紙條那麼無重量」，但要記著一件事的輕重也不是我們上一代給下一代定下的，而是下一代認受的。我們這一代認為六四很
重，但南京大屠殺就不重嗎？可現在有誰會對《色戒》的漢奸易先生恨之入骨？（口痕友或說梁朝偉不知幾型）我們是不是視這一段歷史「零重量」？問心那一
句，這只是因為我們認為六四是這一代的事情，我們認為它特別重要。
牽涉「道德底線」也奉陪
如果學生們在做專題研習時追問老人家南京大屠殺是否真的死了那麼多人，的確是幼稚，但不一定是輕蔑。只有在已經知道了的狀態對已知的不屑才會產生輕蔑，
無知卻只能通過幼稚的問題持續地消除。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其實可以很有冒犯性，比如現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哲學家Gilbert Harman 便在
The Nature of Morality一書中探問納粹黨的所作所為是否只是在某種道德架構下才可被稱為道德上是錯的，他更論證這種「錯」是相對
的。根據我們「大事大非不可討論」的原則，那這位哲學家豈不是沒良心，把猶太人的死視為毫無重量，極度冷血，應該被稱為「Gilbert
Harman 之流」？言歸正傳，其實除了問和答（不敢說「理性討論」）和暴力以外，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要不接受我們意見的人接受我們的「事實」或者
「point」呢？（其實還有灌輸和互相隔離兩途，但你會選什麼？）孩子們，不要膽怯，把你的想法說出來，哪怕那未必是事實，哪怕那未必是眾人贊同的。
你們的父母會營造一個開放的討論空間，即使牽涉我們某些人的「道德底線」，例如墮胎，例如同性戀、人獸交，阿嬌或者陳冠希拍閨房照沒有錯等等，我們也樂
意奉陪。我們這些「開明派」不會忽然在六四這一議題說我們不可討論，既擔心因此會喪失道德力量，擔心變成「歷史的虛無主義者」（梁文道語），擔心昭昭史
實就因此被否定了。我們不希望有開明的開明派和不開明的開明派這樣弔詭的區分出現。
最怕世故的沉默
我們最怕的只是你把心靈封閉，對事實不聞不問，最怕你只是人云亦云，追隨知識分子名牌，擔心被人罵作沒人性沒良心，而跟我們一起走進燭光晚會去，讓我們
誤以為年輕一代已經接好民主棒，其實未通過理性考驗。我們最怕的其實是世故的沉默，正如林行止先生所提及的某類人物︰ 「活到老學到老、對歷史猶有所長
的查良鏞博士，還有春風得意、流露出當未來行政長官意願的梁振英先生等等，他們乾脆拒絕就有關事情再作回應。」（見6月4 日《信報》）自省過後，但願
諸君不要再把不是學生會會長但仍是學生的陳一諤先生稱為「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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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八十後的六四二十周年祭─又名歷史是怎樣練成的

為了寫下這篇憑弔六四的文章，我把自己寫過有關六四的文章重新看了一遍。想寫下些什麼，卻發現原來自己沒有什麼新鮮的觀點。
由於自己早已認定六四的真相就是一場大屠殺，所以我對於尋找真相的意欲，其實遠遠不如身處國內的八十後。
那麼，六四給我的意義何在呢？除了每年的六月四日到維園憑弔一番之外，這段歷史對於我來說其實是陌生的。一九八九年，我只有四歲，沒有親身經歷過學運的激情。長大之後，在朋友的介紹下看了紀錄片《天安門》，聽著一個又一個既鼓舞人心又使人神傷不已的故事。除了是年輕時那躁動不安的衝動，模模糊糊嚮往著那追求理想、不屬於自己的時空，六四的歷史，其實是與我斷裂的。
梁文道的文中引用一個內地學生對六四的理解：六四只是云云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的一個事件，其實沒有多大不了，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在意呢？身為八十後的我，這個問題其實尤其尖銳，因為說到底，除了時間上比較接近，六四其實和其他中國歷史事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我不是在為中國政府當年出動軍隊血腥鎮壓說項，我只是在反思自己對歷史的傳承能夠去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比方說，為什麼我對錢理群先生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學完全沒有什麼感覺呢？如果說一九五七年同樣是中國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份，為什麼自己對一九八九這個數字特別敏感？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自己對民主自由的執著才會重一九八九而輕一九五七，因為自己對歷史的無知，才會認為一九五七年比一九八九較不重要。但當我在大二的時候看了《尋找林昭的靈魂》，才知道自己真的錯得很徹底。於是我拚命地看中國近代史的史料，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史景遷的《天安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很艱難地拼揍著那不屬於我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理當如此的年代，就是像林昭的不屈、像章伯鈞的堅持……我才慢慢地理解這個國家的苦難是什麼一回事，「愛黨不等如愛國」這空洞的口號才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我發現推動自己一直堅持不斷檢視六四的原因，不是因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而是我無法接受自己文化根源的地方和我政治上認同的理念如斯南轅北轍，結果就是發現自我身分認同的斷裂。我曾經認同殖民政府的統治，被殖民政府洗去對近代中國的想像和熱情，縱然自己熱愛中國歷史，對中國近代發生的大事件也曾是不甚了了。六四之所以和五七有所不同，正如梁文道所分析，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這跟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追尋六四真相的心態其實如出一轍。在香港這個城市，當權者有意識地為個人形塑沒有傳統文化的過去，所謂的國民教育就是共產黨黨國一家的那一套政治話語。我越來越發現沒有文化認同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繁榮經濟是不可能成為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要活得踏實，就得抓緊自己的文化認同，六四民運適逢其會成了我真正了解自己國家的一個轉捩點。
自己的一些舊文：
六四‧特‧刺鳥
功利城市中的希望之光：六四十八周年祭
命定的弱勢：六四是如何把中國農民推下深淵的
一些站外連結：
關於六四，我想說的其實是
六四與七一的分別（翻炒及延伸的觀點）
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
六四地理團
寫於六月四日之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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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我的六四二十周年祭

按: 筆者一位內地朋友對六四二十周年的反思。
 
from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84227054635
我的六四二十周年祭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那个心中埋藏已久的谜团终于开始渐渐的解开。前前后后参加了很多关于六四的活动，只要我看到信息的都尽量参加，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试图在中间寻找真相。对于六四的好奇由来已久，记得小时候，懵懂的我有一次听大人们谈到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冲出，从学生身上碾过，然后铲车将尸体装上卡车，拉向火化的地方，紧接着一批工人空降在广场将天安门的地砖连夜翻新，天亮的时候整个广场没有一点痕迹，没有人知道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据说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北京城里所有的家庭录影设备全部被没收，所以没有任何影像留下。那些工人和士兵都不知去向，好像去了遥远的地方，再也不能回来。这个阴森恐怖的故事让我毛骨悚然，但又充满着神秘的诱惑，让我不断的去追寻它的真相。学生犯了什么错呢？为什么要秘密行动呢？真的没有照片留下吗？会不会在某个角落有人藏了一台相机拍下了某个画面？那些工人和士兵都到哪里去了呢？真的全部消失了吗？于是我慢慢知道了一些名词，“学潮”、“八九”、“六四”。
这是历史，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在历史课上学到，到时候历史老师就会讲。但是当历史课本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一句“八九风波”寥寥带过，而历史老师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在暗示我们背后有着很多的秘密。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高考完住在同桌家里，因为小区里建了一个火电厂，空气污染和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多次反映无果，一个黄昏有人发起游行，夏夜里大家饭后无聊，一呼百应，很多人都走到街上，大家要求见电厂老板，但是老板见状掉头开车就跑。于是有人提议截煤车，把司机打一顿，以后不敢来送煤，没有煤，电厂就要停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其实是松散的即兴游行，很兴奋。出来之前叔叔说嘱咐要小心，不要参与过激行为。后来谈开来他知道我感兴趣六四，就给我们讲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国企里面的贪污腐败，官商如何勾结，学生反贪腐，市民如何拦截部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很多市民当时甚至把家里的衣柜都搬出来挡军车。我为人们的团结，彻底和投入而感动，但是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后来到了北京，我听MJ说她家当时在前门，那天晚上听到街上的声音往窗外张望，子弹便打在窗边，她仔细一看才知道从头上飞过的是子弹，吓得赶紧关上了窗，从此深深的恐惧印在心里。
不同的片段拼凑着我对于那个谜的理解。当听到有人见证军队朝学生开枪的时候我很是震撼。虽然早先的版本更残酷，单我宁愿相信那是传说。
我从小只知道自己的农历生日，后来知道了阳历生日是五四之后，无比开心，觉得自己生就一个五四小青年，定是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年轻气盛，很多时候甚至觉得生不逢时，如果也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也将是为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的热血青年。小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每次看到舍生取义的英雄都无比崇拜，读到那些感人的革命故事，每每泪流满面，很有一种冲动要为祖国献身。高中时读着陆游的诗，诸葛亮的出师表，逐渐的似乎也默默立下古代士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标准。我爱我的祖国，希望我的祖国更加美好。
大学之后参加了关注社会问题的社团，经常和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土地问题、劳工问题。。。。。。我深深体会到社会的种种黑暗，如今校园的沉寂，以前的种种观念逐渐被颠覆，国家和政府慢慢在我的大脑里分开。听到说社团的前辈有对现实彻底失望而坠楼自毁的，有因为尝试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今还被关在牢里的，而我们自己的活动又一次次被研工部卡掉。太多的震惊，太多的不解。为什么事实不可以被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话不可以被听到？为什么有些人的利益总要被牺牲？为什么权力可以没有约束？我不得不去思考和探求这个复杂的世界背后的种种逻辑。很长一段时间脑袋里混沌不堪。民主、正义、自由这些概念给我一个指引但是却又飘渺模糊。
偶尔有机会看到了六四的片子，那个版本很混乱，我没有看完，但是那个场面已经让我觉得很震撼。后来拿到一个完整版本，看过之后才对整个事件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记得当时有几个感触，一个是对于当年学生的敬佩和赞叹，相对于如今校园的沉寂，那种热情让我无法想象。二是对于那场运动的混乱的无奈，没人知道向何处走，没人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三便是对于开枪的愤怒和揪心的痛楚。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热血青年，手无寸铁，和平抗议，敞开身体迎接“橡皮子弹”的时候却应声倒下，来不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那个场面我只觉头皮发麻，无法呼吸。
后来继续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受导演的影响，我觉得当时的学生太幼稚，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唱的是和解放军一样的歌，他们在广场上一样的争权夺利，他们口口声声的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践民主。。。我觉得这是一场非理性的混乱的斗争，最后也以非理性的方式结束。虽然佩服当时大家的政治热情，但是惋惜学生错过一个个机会造成以这样一个结局收场。
在香港听了那么多的讨论之后，我惊异于香港人对于六四的深情。当时陈一鄂的言论发表，我就有些惊讶为什么整个香港的反应如此强烈。我有些觉得香港人只是聚焦于表面的语词的争论而不去追究事情的真相。因为我看的影片里，柴玲确实有些“走佬”表现。不过我认同既然港大学生都不喜欢陈一额的言论，那么罢免他也是理所应当，只是觉得那个冒充美国记者采访他的人手段有些卑鄙。最近一次次在各种活动中见证香港人的热情和对于自己立场的坚持，听了很多人的言论，我才逐渐的明白这里有两个层面。学生的问题当然有，但是不管学生是否有错，是否幼稚不成熟，都不能成为一个政府向着他们开枪的理由。事件的主体在于政府行为，不应该因为学生的某些过失而转移了事件的主体和事件本身的性质。我开始深深的赞同“屠城”的表述和对“平反”的诉求。但是反过来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呢？除了受导演的影响，似乎有一种心态是政府的行为无法指责也没有结果，只能从自己一方去考虑不足之处。
后来在维园，当看到如潮水的人群涌向维园，那无边的蜡烛点亮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动，为什么这么年了还会有这么多的香港人会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呢？梁文道在明报的文章回答了我，当时已经注定即将回归的香港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广场上的学生，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那么将来便不用移民。另外张绍于说六四以后，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大大增强，非常珍惜这一片自由的土地。我才明白香港人和六四的联系，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那晚问到TV的时候，他说“很简单，你不能在我面前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就像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在的。”来到香港以后接触了一些同学和各种人，有一种感触是，追求公义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在内地这是一件类似英勇或者高尚的行为。为什么呢？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数字每次都让我震惊，记得乐施会去年的捐款团交流的时候一位家庭主妇说她没有觉得每个月捐款有什么了不起，她觉得捐款就象每天要在家里做饭一样平常。而内地很多时候是行政任务，单位和班级都有一个潜在的指标，很多人都对捐款心生厌烦，“我自己的日子还不好过呢，管不了别人”是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扭曲的心态。我们都看得到很多的不公，但是没有多少人对这种不公的改变抱有希望。这个世界是不会按照我的原则行事的，也不会按照宪法里的原则行事，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迎合现实的原则。于是大家挤破头的要入党，因为入党可以找到好工作，有种种好处，尽管每个月的思想汇报自己都会恶心，尽管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都已经成为迂腐。当麻烦发生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法律、道德而是找关系、送礼。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没有权威，道德没有底线，统治社会的是各种所谓潜规则。人格于是被扭曲，没有办法追求自己的理想，没有办法追求真实，因为成本太高，看看那些关在监狱的人，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于是太多的真相被掩盖，太多人投入到既得利益的团体里分得一杯羹。人们习惯了说谎，论文抄袭，工程造假，政绩虚报。。。。有个别不遵守这现实原则的人出来唱反调，那无疑是英勇而高尚的。
昨晚参加了法学院组织的活动，虽然讲者的普通话讲得很艰难，但是他却坚持要用普通话来讲，我明白他的用意。他希望更多的内地学生能够了解真相。“对于强权的斗争也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他在努力的保留记忆。在内地所有关于六四的咨询都是看不到的。六四的北京一片沉静，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这件事，更不会再有当事人站出来，他们还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嘱咐孩子不要闹事。勇敢一些的被关在家里，或者国门之外。网络上看不到只言片语，任何带有六四字眼的全部无法发表。一个朋友说她的同学在space发了赵紫阳的回忆录出版的消息，马上就无法打开，第二天那篇日志就消失了。我的space据说也无法打开了，虽然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关于六四的言论。可怕的平静，记忆真的被遗忘了。但是真的能被遗忘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控制，在怕什么呢？有什么好怕的呢？
在这种控制下能做什么？流亡的人都渐渐自觉无力，回乡梦碎，在外落地生根，有的对所有政党，国家甚至人全部失望而拥抱上帝；有的有的自己新的事业没有归意；有的虽然仍然坚持却始终有家难回。香港人每年的纪念能有多大作用呢？仅仅一个关口之隔却是两个世界。但我想起码香港在宣告，香港人不会忘记，不会妥协，永远坚守自由之地。我爱香港难得的自由。
之于我呢？曾经的爱国变得很模糊，我不知道什么是“国”了，为什么要爱。以前，爱对我来说很自然。爸爸妈妈都是很善良的人，哪怕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从小觉得帮助别人是那么的理所应当。看到其他人需要帮助，我会不自觉的伸出一只手，只要我能。但是有一次被挑战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呢？在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突然需要理由的时候我顿时语塞。我觉得人性善，人都有变好的可能，大家不太计较一己得失都可以和睦相处。他觉得人都是自私的，凭什么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记得那天有一种突然失去重心的感觉。从小被教育要爱国，也是那么的理所应当，但是为什么要爱国呢？她的好坏和我有什么关系？AW提醒我考虑国家之间的问题不要从原则出发要从利益出发。我也慢慢发觉人与人之间太多时候是利益的联系。于是我放下圣人的观念，学习西方人的哲学，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大家相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于是有了正义，自由，民主。我想这便是终极的原则。
王选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TV说：“你不能在我面前说谎。”
龙应台的“难局”里看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监狱里的苏格拉底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于是他宁愿喝毒药而死。
另一个是索罗
一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我看见了不能背过身去，我不能容忍在我面前的谎言，但是立即的反抗结果是什么？还是慢慢来吧。
我先弄清楚justice, liberty, democracy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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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科學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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