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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十月, 2009

24/10

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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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去了序言書室的讀書組,討論空間政治的本質,就是人使用公共空間的自主性。人,應該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之下,隨意地使用公共空間,而不需政府的僵化管理。
星期六,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演出,名為《Corbu and Kahn》。Corbu建的小房子,充分地利用了室外的陽光,讓房子盡享湖光山色。那兒的人們,關注的不是房子能賣多少錢,而是擔心房子的建造,會不會破壞自然空間。
Louis Kahn是一個出色的建築師,而且致力教學,其作品深具哲學意味。

-A great building must begin with the unmeasurable, must go through measurable means when it is being designed and in the end must be unmeasurable.
-If you don’t feel joy in what you’re doing, then you’re not really operating. You will probably experience great frustration as architects, but really, joy will prevail.
-Architecture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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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在明報撰文,重述醫改發展的藍圖,無甚新意。令人注意的,是如下一段節錄:
醫療融資改革,關乎醫療系統未來的持續發展。我對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有必要覑手解決醫療融資問題感到欣慰,但亦明白不少市民對強制的方案有所保留。我們正覑手研究制訂一個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政府會加以規範和監管,並會以預留的500億元儲備為誘因鼓勵市民參與,務求令新計劃 能有效攤分風險,讓有能力負擔者能持續選用私營醫療服務,同時減輕公營醫療系的負擔,令整體市民受惠。(明報,《周一嶽﹕醫健展新象 群策創新天》)
一言而敝之,就是醫療服務「唔夠錢駛」的問題。姑勿論公營醫療系統是否負擔過重(例如香港的人均公共醫療開支遠遠及不上英美等國,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3%,而美國則約為15%),要使醫療服務背後的財政基礎更穩健,其實不外乎三個方法,-)加稅;二)增加醫療服務收費及;三)種種的醫療保險計劃。
為什麼一定要捨棄加稅而要訴諸於醫保計劃?政府似認為這是不證自明的問題。但所謂香港一直堅守「小政府、大市場」的看法,根本是誇張失實,尤以教育、醫療、住房等範疇為然。但筆者暫且把這後設的問題放下,並以城大陳浩文教授的一篇舊文(《香港醫療制度的融資改革不宜操之過急》)為參考,闡述有關醫療保險計劃的利弊。
(1)強制式醫療儲蓄計劃:這計劃主要的目的,是由個人來承擔醫療成本,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負責,減少對醫療服務濫用。但這計劃缺點重重。第一,窮人的負擔必然比有錢人為高,因為劃一的收費比率,會使窮人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第二,由於是個人負擔自己的醫療風險,於是計劃便失去了分擔風險的作用,有錢人即使大部分時間不需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也不可以被調撥來協助支付其他病人的費用。
(2)自願或強制式醫療保險計劃:由於投保人透過繳付保金分擔醫療風險,他們患病時便可以獲得所需要的昂貴服務。但是美國的經驗顯示,這個計劃既不公平,亦沒有效率。第一,保險公司有強烈誘因拒絕為高風險人士投保,尤以那些長期病患者和老人為甚。第二,對於一些有能力住私家醫院的人士,他們往往可以有能力再購買不同種類的醫療保險。但是,當他們保單的承擔範圍和保額越大,他們便會有更大的誘因使用醫療服務,而且因提供服務的醫院和提供醫保的公司沒有一致的利益,醫療開支可能會因種種濫用而急劇上升,而保費亦會因此而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最需要醫療服務的窮人卻負責不起高昂的保費而被醫院拒諸門外,最高風險之族群往往是最受剝削的一群,既不符社會公義,又不能有效分配醫療資源。
政府所指的「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似乎只會使香港走美國之舊路,既不能有效攤分風險,更使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只肥了早想擴大市場的保險公司。(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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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回應記者提問,指出施政報告並不適合講資源分配。
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回答。可能曾先生以為,只有所謂的「派糖」活動,正確點說是惠民之舉措,才算是分配資源吧。要是他有一點點的政治常識,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資源的分配。例如施政報告大灑筆墨於六大產業的發展,其實就是希望集中社會資源於這些項目上。如斯矛盾之言,出自特首之口,徒顯其頭腦混亂,不知施政為何物而已。
施政報告對所有具重大爭議之項目,俱避而不談,諸如醫療融資改革、政制改革等皆輕輕帶過;對於本港之失業問題、貧窮問題,亦無解決之良方,只重彈基建之老調,虛談口惠實不至之六大產業。這只反映特首之畏首畏尾,在餘下之兩年任期,亦無所作為矣。
就以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服務為例,曾先生捨重就輕,置千萬貧困人士之需要於不顧,亦無制訂長遠醫療政策之方略。他一心只想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於是把香港人民的性命,負托於私營醫療機構,以批地作為推動醫療產業的良方,全然沒有理會弱勢社群沉重的財政負擔。
對於民生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政府的首要考慮是社會公義,而不是純粹由經濟效益出發,只為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把合乎公義的資源再分配矮化為「派糖」。例如醫療改革,「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是否意味著,政府要向服務使用者收取相等於服務成本的費用呢?這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因為使弱勢社群得不到所需的醫療服務,實有違社會公義,政府應貫徹始終,堅守一直奉行的醫療政策原則。如果曾先生繼續抱殘守缺,以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為其施政原則,閉塞諮詢民意之路,何以能「群策創新天」,回應社會之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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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練先生批評克魯明誤解「有效市場假說」(EMH),或許如此。但EMH不能解釋市場失效現象,彰彰明甚。因我們計算個人預期時,並沒有考慮到當機決定與未來預期之間的互動關係,索羅斯稱之為反射(Reflexivity)。簡單而言,市場參與者能作出合理思考,但卻不能獨立於考察的對象之外。我們對市場的預期,本身就是影響市場變動的因素。
經濟泡沫預測不到,不是因為虛乎其玄的市場性質決定,而是其方法論有著不可糾正的偏差。不確定性不單指所謂隨機因素,不是或然率上的隨機性,而是我們對未來變化完全無法量測,強行預測只會跌入無限後退的迴圈。
筆戰常常有,有些很有意思,不僅能讓讀者從中知道很多東西,對一些人和事產生興趣,辯論雙方還能影響讀者的看法、觀點,改變或鞏固某種輿論。目下由美國左翼經濟學家克魯明在《紐時》挑起、多名自由市場派學者應戰的大辯論,並非純粹「口水戰」,各方得分多少、最終勝負誰屬(如果分得出的話),在在影響美國經濟政策乃至今後起碼一、二十年的美國國運。➀ 奧巴馬任用的經濟智囊和財金高官,多是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者」,思路和看法,和自由市場派有接近之處,經典凱恩斯主義者如克魯明視他們為修正主義叛徒,其實頂多可說是中間派,凡事有兩分無可無不可,故輿論走勢更能影響奧巴馬的經濟政策,這場辯論因此更形重要。➁
昨文簡介經典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學派之間的關係和分野;今天,筆者主要介紹凱恩斯主義者與自由市場派之間的一個短兵相接點,直接和金融危機現象有關,那就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EMH)──自由市場學派的「完美競爭市場」理論用在金融市場時的變種。
撇開複雜處,EMH指金融資產市場價格充分反映所有資訊,新的資訊出現了,價格馬上快速高效調整;因此,投資者不可能利用市場上既有資訊,系統地在價格差之間賺錢,長期跑贏大市,除非運氣特好。這些資訊,包含企業經營狀況和盈利前景,即所謂「基本因素」。根據這個理論,金融資產價格,與企業基本因素息息相關,儘管不排除受需求或其他隨機因素影響,價格有時偏離基本盤。➂ EMH的驗證紀錄相當好,不過,一些凱恩斯主義學者卻認為這是一套失敗的理論,因為它完全不能預測金融市場裏不斷出現的泡沫或其他危機;克魯明更在他的論戰文章中說:「在黃金年代裏,金融經濟學家開始相信市場本質上是穩定的,股票及其他資產的價格什麼時候都完全合理;流行的理論根本意想不到市場可能像去年那樣崩潰……;經濟學家要麼相信自由市場不可能出大亂子,要麼認為市場就算發生大事故,全能的央行完全可以及時糾正偏差,把經濟保持在升軌之上,但就是沒人預料市場會脫軌而出、聯儲局鞭長莫及。」克魯明的論敵認為,這個指控明顯「越位」。
自由市場學派並非認為市場不會出現危機或形成泡沫。他們清楚知道,要在經濟模型中導出「泡沫」現象,十分容易,只需在動態模型中加進隨機因素,則無論模型中的經濟人是理性還是非理性,出現泡沫不只可能,還常常是必然的事,而現實中的金融市場亦的確如此,只不過無法預料。(泡沫既屬必然,必有各種「末日博士」每隔不久便有幸而言中,正如停擺的鐘錶每天至少也有兩回準確報時)。事實上,EMH正正認為:任何人,不管是投資者、炒家、基金經理還是財金官員,都無法系統而準確地預測「泡沫」,因為如果誰要是能夠的話,只要適時無限拋空股票或其他資產,便可一次又一次賺盡天下的錢;顯然,世界上還沒出現過這樣的人。
華盛頓大學 David Levine 對克魯明上述指摘頗有意見,提議他回普林斯頓找他的同事 Stephen Morris 問過究竟。Morris 是普大 Bendheim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專研自由市場理性經濟行為引致的金融危機和泡沫,九八年曾與當時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韓裔教授 Hyun Song Shin 合作發表這方面的經典文章。此外,以外來供方因素解釋經濟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而獲○四年經濟學諾獎的 Edward Prescott,更對經濟周而復始出現危機有深刻認識;Presott閱畢克魯明的文章,寫了一封電郵給他的學生,簡單一句說:「此人自暴其醜耳。」(”The guy just made a fool of himself.”)
對EMH的錯誤理解多的是。有些人以為,EMH指股價反映企業「真正價值」(即企業未來利潤流的折現總值),但因為實際股價很多時並不如此反映「真正價值」,所以這些人認為EMH錯了。事實上,EMH並不如是說;EMH說的是,股價反映企業未來各種可能業績結果的期望值,這個值只不過是就目前最可靠的資訊而言,並不擔保一定正確。然而,一般人誤解EMH也就算了,克魯明也嚴重誤解,則無疑是「火遮眼」之故。
經濟學家「測不準」泡沫現象,那是否表示經濟理論有問題呢?這也未必。Levine 打了一個比喻:物理學也有「測不準原理」;光子從狹柵中穿過,產生散射現象,個別光子最終射向哪個方向,理論認為用什麼方法也不能測出;那不是因為測量手段有問題或儀器不夠精巧,而是宇宙本身特性使然。經濟泡沫預測不到,自由市場學派認為也是市場性質決定的,並不是理論有問題。研究者固然可以質疑這個理論本身是否正確,但如果像克魯明連對方的理論說什麼也未搞清楚便作出批評,則是犯了打筆戰的大忌,變成很被動。
註:➀這裏說克魯明是「左翼」經濟學家,並不是指他信奉馬克思之類的共產理論,而是指相對自由市場學派而言,他特別強調政府調控市場的正面作用;➁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馬,自己的研究認為財赤政策無效,但她又願意與副總統的經濟顧問同推刺激方案,金額龐大,此或是「無可無不可」之例證;➂有關EMH的介紹和論述多得不可勝數,學者多年來也不斷驗證、修正這個理論,研究它什麼時候成立、什麼時候有問題;一篇有用的參考文章是澳洲央行二○○○年一月發表的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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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共建國六十年,劣跡斑斑。此文以關鍵詞為索引,深入淺出,實乃切入近代史之捷徑也。國民教育,何不以此索引為藍本,啟發學生對國族的思考,體會中國人面對的種種苦難?
1 梁思成(1901 年4 月20 日-1972 年1 月9 日)
2 林徽因(1904 年6 月10 日-1955 年4 月1 日)
名門之後、才子才女、神仙鴛侶,他們沒有辜負這些神話般身份所要求他們付出的犧牲。建國伊始,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命運就和北京老城的命運綁在一起,因為研究古建築,他們深知北京老城牆等的藝術和歷史價值之重,因此成為最激烈反對拆老城的人。但反對無效,即使他們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設計者。殊不知,改朝換代,極需這麼一個象徵行動,六十年後,香港不也一樣拆了皇后碼頭。
3電影《武訓傳》
一部拍攝檔期跨越建國年的電影,也是共和國的第一部禁片,而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部禁片。這部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關於一個清朝乞丐行乞興學的小故事片,本來在電影藝術上乏善可陳,卻因為政治需要成為大舉批判的對象。1951 年批判《武訓傳》實則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的一次成功實驗,並且為日後一系列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藝批判的行為樹立了完備的模式。
4思想改造
5 洗澡

1951 年的「三反」及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所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持續日久的改造過程,最優秀的文學概括就是三十多年後楊絳的小說《洗澡》。思想改造運動最初用毛式語言來形容,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嫌粗鄙,改用「洗澡」粉飾之,殊不知「洗澡」更為殘酷,每個人既是幫助別人洗澡的,也是被洗澡的,幫助別人洗澡需要「背靠背,面對面」:背著洗澡者搜集他的問題材料;當面批判他的錯誤,評價他洗的澡;被洗澡者只要沒有檢討到人們背後所湊的那些問題,便過不了關,還得再洗。但按改造者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澡是永遠洗不完的。
6 梁漱溟
(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中國知識分子好為國師,多是自作多情,唯獨梁漱溟先生不然,他是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和實踐的。可惜儒家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英雄卻碰上了一個流氓的時代。不是作為哲學家,而是作為政治活動家,1953 年9 月,梁漱溟先生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當面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其時毛澤東的言語毫無尊重節制,他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能讓毛如此失態的,必是對他構成巨大壓力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的存在,是精神價值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中唯一所繫,七十年代批判孔子,先生不從,應以一句「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乃其道一以貫之的最終證明。
7 胡風
(1902 年11 月2 日-1985 年6 月8 日)
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由政治鬥爭代替學術爭論、為政治陽謀做文藝預演的一次大規模實習。1985 年,尚未得到徹底平反的胡風去世,唯有曾受牽連的聶紺弩寫悼詩,其中兩句是: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把胡風被害後的失常、因言獲罪的經歷用十四字絕望地概括了。其實還應該添上一筆:「千萬餘人受牽連」,1955 年展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調查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這是建國以來對文藝界和知識界最大的一次整肅運動。

但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弱點此次由知識分子大規模演出,胡風的舊友舒蕪撰文、提交私信落井下石,何其芳、巴金等都有大力批判,叫人心寒。後來文革時在民間出現的道德、價值淪喪,以此時知識分子的淪落作為先聲。日後人民延續至今的虛無主義、對強權的畏懼心理,亦由此時知識分子人心惶惶、理想幻滅的反應埋下了伏筆。
8 鳴放
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美名曰:百花齊放。如果說大鳴大放的片刻偽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讓獨裁者最後一次聽了點來自宮闈外的真話,甚至可能感到了一絲恐懼。從1956 年「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到1957 年「大鳴大放」,腥風血雨前夕的天空竟然被粉飾得如此漂亮。當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謊言暴烈地被揭破之後,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徹底的三緘其口、道路相遇甚至不敢以目怨,最後紛紛為了自保而放棄最低的一點尊嚴。
9 儲安平(1909 年-1966 年?)
鳴放運動中,作為當時尚算一份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盡其言責對政府發出了委婉但已是最尖銳的批評,他警告說共產黨人已經把中國變成一個「黨天下」的中國。如今看來,他其實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小孩,而此前此後的全國圍觀者,都已樂於稱讚謊言的美麗了。
1966 年他投湖自盡,未遂被救,但不久又告失蹤,不知最後死於自殺他殺。其子回憶: 「9 月20 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 月1 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 『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這句話,今天又被講了一萬遍。
10 反右
在虛構的集體回憶中,五十年代是個貌似單純的年代。「反右」為它提供了荒誕的證據,它是單純的,非我族類即右派,右派即敵人,這頂帽子可以隨意扣在獨裁者以外的任何人頭上,因為「我」最終只得一個,其餘皆敵也。中國式的左右難分也從此再無法理清:左派,你以為他是激進派,卻原來是最保守派、建制紅人;右派,你以為是傳統意義保守派,原來他是個異議人士、被壓迫者。
11 《海瑞罷官》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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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爆北京

上次首映錯過了,幸好HKAFF補播。期待中。

Mockumentary
老北京 (Peking)
新北京 (Capital)
A tale of two cities (HK a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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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Woodstock

早上面試,百無聊賴,逕至BC一遊,忽想起友人推薦李安的新作《胡士托風波》,於是便買飛一看。

我對Woodstock的認識,就止於當日在商務大平賣中,搜購回來的誠品好讀所給我的印象。美國的一群年青人,要以最鼓舞人心的方式,去重新啟發人的心靈,打破六十年代的政治悶局。反越戰、性、大麻與搖滾樂,就是我心目中對Woodstock那場音樂會的理解。
電影倒對音樂會著墨不多,反而著重描寫主角的心理,我挺喜歡。我想起Antonioni的《Zabriski Point》,和《Taking Woodstock》都是描寫hippies的心理,相較之下,《Woodstock》的描寫細膩得多,把主角演活了,Woodstock,反而成了配角,襯托主角的心理轉變。

我就是愛李安的soft。當然你可以批評,他又「翻炒」同志題材,但是我不理,幾個鏡頭輕輕帶過,處理得就是自然,讓人看得舒服。

又是他,面善嗎?
《Into The Wild》
《Milk》
都是我愛看的!
P.S. 忽然發現,那本誠品好讀,其中居然有Antonioni X Bergman X 楊德昌的專欄,但我買的時候,居然完全沒有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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