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組織日誌

每次和被迫遷戶的街坊開會，總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從一開始擔心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到害怕自己提出的方向不被接納，說話總是會被打斷，甚至會和街坊開火……但總算是一路走過來了。 開會的次數多了，說話技巧變得純熟，和街坊的感情也有點像戰友了，但每週一次(甚至更多)的聚會總仍然是一項挑戰。對整個組織的要求，由希望街坊能主動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變成一個要求改變房屋政策的居民運動小組，在沒有什麼別的指引下，只能慢慢求索。 久違了的居民運動，如果能夠改變香港人對家的想像，不再以割裂、退守私人空間的單位為人生追求目標，連結既有社區，就像小組的街坊般，都能夠說出屬於整個社區的小故事，那該多好。基層民主運動能開花結果，比什麼一人一票都更重要。

就由一個小故事說起。 話說五一臨近，所有單位都努力地動員街坊上街。身為組織者的一員，便自然而然地需承擔這個責任。除了手上的個案，還有葵芳的長者組可供動員，但不知怎地，我卻隱然覺得不妥。猶記得同事K問過，為什麼不嘗試大動員老友記，我當時支吾的回答是，他們已經大多八十多九十歲，行不了。同事K不以為然。我也無話可說。 時間流逝，上月反中電加價的遊行，今次是同事A負責動員。很記得當日他以導賞團吸引老友記報名，之後說了一句，大意是，昨天才說反民粹，今天的又算是什麼？ 故事說完。要反思的不是什麼策略與原則的虛假二分，只是在想自己隱然覺得不妥的根源何在。只是反民粹嗎？其實不見得，反民粹背後的知識精英想法可以很危險。我想，我害怕的是，不肯定自己所相信的價值體系有終極可信性，簡單說就是，假如我是錯的，那麼所有鼓動人心的手段，都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不是杞人憂天，中國的文革、納粹的屠猶，無一不掛著集體理性之名，一想到此，便如臨深淵。 當然不是鼓吹極端的懷疑論。只不過，當明白人性中根深柢固的可錯性，也許在社運路上，所謂的路線之爭，手段之別，反對別人時，便不會如斯理直氣壯。

一直都很難向父母解釋自己工作的性質，「組織者」三個字大抵不及「議員助理」四個字來得具體，雖然他們對後者的工作是什麼也是不甚了了。 在母親大人的慶生晚餐中，很難得有短暫和老父獨處的機會。一如以往，父親總是問份工有沒有雙糧有沒有得加人工有沒有花紅俾，而我亦一如以往堅決答沒有。讓我對父親大人肅然起敬的，是他居然沒有叫我快些找工轉養起頭家，反而語重心長對我說：「一出來做事搵咁高人工也不是好事，你睇下D政府工，如果一個唔好彩俾人炒魷，出來都唔知可以做咩。」他更罕有地提起他當玉石技工的光輝史來勉勵我。 很快母親大人便回來了，兩父子一席無話，但老父的話，卻讓我無比感動。他也許不知道我在幹什麼，只是純粹出於對我的信任，超越自身的階級視野，嘗試理解我的堅持，一想到這點，我覺得有必要以文字，記下這件平凡不過的小事。

文：阿蘇(街坊工友服務處幹事) Billy，基層團體的社區幹事，一直有協助葵青區內的公屋被迫遷户爭取權益。被迫遷户在官府文件中被稱為「寬敞戶」，是一個容易引情緒的名詞。所謂「寬敞戶」，就是因為親人離世、子女搬走等原因，而導致他們的人均居住面積大於34平方米，房署以此為理由，把他們迫遷至百多呎的單位，如果他們拒絕四次有關編配，便會被取消公屋資格。 Billy說，今批公屋被迫遷户中，不乏因「鹹水樓事件」被遷到現址。八十年代中，有廿六座公屋起樓時使用鹹水，引致結構問題，需即時清拆，結果居民被搬到鄰近屋邨。當時，房署希望居民快點搬走，會分配較大單位，並獲口頭承諾日後不需再搬細單位。現在房署食言，居民有理說不清。 Billy原打算參加今屆區議會選舉，並已做了備選工作，但臨門一腳卻放棄。因為協助被迫遷户，會受到一些街坊的質疑。曾有街坊警告他，如果繼續支持被迫遷戶，會轉投其他團體一票。由於擔心拖累選情，在參選與協助居民之間， Billy選擇放棄參選，全力投身協助全港幾千被迫遷户，並得到所屬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支持。 不少政黨議員因擔心被迫遷户是票房毒藥，因此大都不理會他們的求助個案。然而，儘管面對一些街坊的批評，街工並沒有廻避被迫遷户個案。令人鼓舞的是，選舉結果顯示，區內大部分選民並沒有因此而票往他投。 區選，是很現實的，也過得很快。Billy的棄選，是為了堅持信念，街工的參選，也不一定要放棄原則。選舉過後，被迫遷户再浮出地表，繼續他們在旁人看來：微不足道、螳臂擋車，為保家園的奮鬥。 兩個故事 文：龍子維 故事(一) ：紮根四十年被連根拔起 王先生，六歲就住進葵芳邨，紮根葵芳逾四十年。年第六座鹹水樓事件，不少街坊搬到新建的石圍角公屋，他母親卻堅守葵芳，寧願住舊樓，結果搬到第三座去。 基於深厚感情，於1998年第三座也要拆掉時，王宅一家七口，還是留在葵芳邨，搬進現址。當年重建調遷申請書上，「有關戶籍或其他事項之請求」那一欄，他母親還寫上：要求與三座鄰室一同遷往新樓，同座同樓方便互相照顧。 如今妹妹嫁人，父母相繼去世，租約上仍保留戶籍的租客只剩下王先生一人。 2010年10月份，他的父親去世，同月27日，他收到房署的信，說他的居住密度不超過三十五平方米，不是「最嚴重寬敞戶」，不用調遷。然而，大殮未過，十天後，2010年11月17日，他再收到房署的新通知書，因為寬敞戶政策的變更，所以他是「最嚴重寬敞戶」，將要搬走。 他的太太，一年內將取得足夠分數來港，她在故鄉已全無近親及地方居住，因她的父母、外祖父母、三哥、五妹多年前已全移居香港。她一年之中有超過十個月留港與丈夫同住，所以王先生實質上並不是獨居。以往王太短期回國辦雙程証時，會住在深圳大哥家中，但近月她大哥和大嫂辦理離婚，所以又沒地方居住，只能寄居於二姊家中。 當年一家七口住在34.44平方米的家裡，這樣捱過去了許多年月，他們沒有怨房屋署。那年頭，母親從大連排道的工廠區推線頭回家，大家一起剪，朋友滿區，捨不得離去。2006年，母親就在廚房倒下，返魂乏術，2010年，父親去世。神台相片、父母身影、回憶遍地。今天雙程證妻子還未來港、未能入戶，家庭大計未雨綢繆之際，王先生忽然成了「最嚴重寬敞戶」，被連根拔起。 故事(二) ：失業畢業生被迫至嚴重抑鬱 彭先生，2009年及2010年父母相繼去世，當時他仍未畢業，只好靠學生貸款及兼職維持生活。2010年11月中，彭先生收到房屋署「最嚴重寬敞戶」的通知書。在他寫給房屋署的家書之中，這樣形容自己： 「本人至今仍是失業，積蓄用盡，靠做兼職每月2-3千 元生活。本人也需償還早前欠下的學生貸款。本人亦負擔不起搬遷費用，單位還原，棄置廢物，舊家具、電器煮食爐、電水爐拆卸費、新單位裝修費，又因面積細小 而需安裝新爐具，這些用費十分高昂。雙親離世，生活困迫，欠債、失業，前途種種壓力令本人的情緒十分困擾，面臨崩潰。」 當時他的確是崩潰了，被送往急症室後，醫生轉介他往葵涌醫院精神科，證實他患有嚴重抑鬱症及失眠。醫生認為他的情況很嚴重，於是強制他入住葵涌精神病院，九日後才獲釋。直到現在，在被逼遷的陰霾下，他仍需每日服食精神科藥物，以控制病情。 彭先生把醫生紙及所餘無幾的銀行存摺，連同家庭福利會的推薦信，交給房屋署，以說明自己狀況，希望不用被迫遷，但結果仍被拒絕。 房屋署助理署長廖敬良在回覆「被迫遷户關注組」的信件上說：「房委會在切實執行寬敞户政策時，一直採取靈活而情理兼顧的方式彈性處理每宗個案，例如正等候家人短期內從內地來港團聚的住户，或因健康理由而需留居現有單位的家庭…均會按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2011年10月31日) 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延伸閱讀： 許寶強: 鐵票抹黑、地區工作與主流民意 –從公屋被廹遷戶反思區選後的香港政治前路 我不妥協！　一個「最嚴重寬敞戶」的自白

看華叔的《大江東去》，本來就是想知道，他如何在失去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之後，重建理念並為之奮鬥的故事。然而，書中有關著墨不多，更看不到信念之間交戰的爭扎過程。 可能是性格使然，一直都覺得自我反思十分重要，而且是認真生活、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表現。在反思的過程中，信念的交戰便常常發生，尤其是工作關係，經常都要為社會種種議題表明立場，這種信念的交戰遂從未止息。 對於某些「實幹型」的人來說，這個過程是很快的，一旦他們認定自己所作所為是對的，便會一直勇往直前，不會再為堅固信念的問題浪費任何時間。但屬於「思考型」的人，因為總不肯第一時間便斷定事情的是非對錯，在「實幹型」面前往往顯得拖泥帶水，甚至被批評缺乏鮮明立場和犬儒，真箇是有苦自己知。 不是不想「勇往直前」，但行動必須由正確的信念帶動。對知識真確性的追求，使得我對任何斬釘截鐵的斷語，總是戒慎恐懼，因為任誰也不能妄稱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在現實的操作上，社會形勢總是不容許你詳加思考，更不容你對「敵對」觀點作任何「同情的解讀」，必須予以堅決反對，否則便是妥協，便是阻礙運動發展。 維怡在《字花》的「講古」中說過，這些胡思亂想的最後歸宿有幾個可能性： 那這些故事如何發展下去呢？有幸與不幸，我見過的故事發展有以下幾種：1)再次全盤否定「新世界」，又無法回到「舊世界」，於是迷失； 2) 歸隱； 3) 犬儒地回歸「正常」； 4) 不知可以做什麼，甘願跟隨某個「大佬」，成為運動裡一粒「不要問只要做」的螺絲；5) 找到一個被制度認可的位置，從旁對前線工作指指點點； 6) 生病 (可以是精神或肉體)；7) 自殺；8) 以上七類的各種綜合型；9) 找出自己故事潛在的問題，繼續在錯誤中學習尋找愛人愛己的方法，繼續把新世界的故事，說下去。 是時候認真地思考一下前路，如果思考的能力還沒有失去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