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984》及《動物農莊》的作者歐威爾便是極佳例子，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年輕時曾到英國考察，寫下《通往維岡碼頭之路》。

《維岡碼頭》是歐威爾受「左派讀書會」所託，在英國北部考察 1936 年工人煤礦生活的紀實作品。歐威爾住的是充滿蒼蠅和甲蟲的賣牛肚店，冒崩塌的危險，爬進 1.5 哩長、只有疏落的木柱支的地道，進入採煤工場的核心，和工人同吃同住，生動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煤礦工人的生活情況。此書不單是紀實作品，書的後半部有關歐威爾半自傳性的反思，才是全書最引人入勝的部分。

歐威爾貴族烙印

歐威爾出身英國的中產家庭，入讀伊頓公學，一派英國貴族的口音與習性。他回憶自身的成長，對低下階層的印象，總是覺得他們有陣味 (the lower classes smell)。

歐威爾向讀者剖白偏見是如何煉成的。由入學伊始，老師便教導貴族孩童們，不能和工人一起玩，因為他們很骯髒。由於當時的煤礦工人工作環境很差，煤礦旁並沒有臨時公共浴室，於是他們黝黑的肌膚便成為骯髒的標誌，強化「工人有陣味」的偏見。當時的英國朝野大臣及貴族更普遍認為工人天生不喜歡洗澡，甚至連一些支持工人的社會主義者也接受現實，和天主教結合，製造「骯髒自然、清潔奢侈」的論述，企圖混淆視聽。

一件小事反映了階級偏見的根深柢固：年輕的歐威爾認為到碼頭最嚇人的景象，就是見到海軍水手飲同一樽的啤酒，「一齊吹喇叭」，他一想到就會作嘔。但同一時間，如果真的有工人要和他分享啤酒，他卻會被迫接受，因為當時貴族都認為工人是不講道德的野蠻人，又怎敢冒犯？

贖罪式的自我探索

歐威爾是何時開始關心工人的呢？他畢業後到了緬甸擔任皇家警察，負責當地的治安工作，本來也算是不俗的優差，但他總懷有「帝國主義入侵者」的濃厚罪惡感。在一次對緬甸人的審判中，他親眼目睹上吊行刑的過程，身為壓迫者其中的一分子，歐威爾再也忍不住良心的譴責，於 1927 年回到了英國。

回國後，歐威爾開始把注意力放到工人身上，因為他逐漸了解到英國工人和緬甸人一樣，都是不公義制度下的犧牲者。不公義的制度，使得英國人能夠在剝削印度和非洲人後享受優質的生活，亦使得英國本土上流貴族得以踐踏工人的勞動成果。正正是有這樣的經歷，歐威爾和他筆下的勞動者不只是有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關係，更帶有向勞動者贖罪的意味在內。

書寫工人的難度

如果說歐威爾以贖罪之心走入群眾，那麼身為學者的潘毅所選擇的，就是希望可以消除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向群眾說故事。以研究中國勞工為主的她，不論是《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還是《大工地上》，都是抱一個解決現實問題的心態而書寫工人。正如潘毅接受《新京報》訪問時表示，她書寫的東西並不是給學者看，而是希望農民工本身也看得明白。書寫故事只是橋樑，只有工人們權利意識覺醒起來，才有改變現實的可能。

同樣是為勞工發聲，艾倫瑞克《我在底層的生活》及歐貝納《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 180 天》，都選擇了捨棄單純的報道角度，而決心成為工人的一分子。艾倫瑞克以 60 歲之齡，先後當過女侍、旅館房務員、清潔女工等作觀察；而歐貝納則選擇揭露邊緣清潔工如何消隱於一般人的視之外。不過，她們在書中似乎無法觸及的，是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那難以消除的鴻溝。

相比起努力走進基層而不得的知識分子，工人生來便身處最有利的位置，由他們書寫自己的故事，才最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曾經是食品廠工人的劉英傑，便把昔日在花生廠組織工會的往事，改編成小說《夢幻食品廠 120 小時》，諷刺工人如何成為老闆賺錢的工具。

書寫者的超然地位，大概是建築於其旁觀者的位置；當書寫者「身不由己」地代入被書寫者的角度中，自我對質往往會使置身事外變得不再可能。由工人文學獎委員會主辦的「知識分子書寫工人的困難」系列講座，將會進一步剖析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那相依互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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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書寫工人的困難」系列講座Info
1. 歐威爾（George Orwell）書寫英國礦工的經驗
日期：2012 年 1 月 10 日 7:30 – 9:30 pm
地點：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九龍旺角道 7 – 9 號威特商業大廈 9 樓）

2. 知識分子入廠經驗：深圳及香港
日期：2012 年 1 月 17 日 7:30 – 9:30 pm
地點：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九龍旺角道 7 – 9 號威特商業大廈 9 樓）

3. 化身底層？
日期：2012 年 2 月 21 日 7:30 – 9:30 pm
地點：街工互助幼兒中心（葵涌葵芳葵仁樓地下 1 – 3 號）
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workerliterature
查詢：9513 6827 劉先生

(刊於經濟日報副刊，2012年1月10日)

被師奶大肆鞭撻的「人吃人」情節只是噱頭：一班曾經一起夾band的少年，在雪山上被迫吃了家明，一個標語著理想的角色。失去理想後，眾人在「人吃人」的社會中各走各路。有扮演贖罪者的鼓佬，為著失去的理想拼命奮鬥；有扮演遺忘者的Ronnie，退守到私人的心靈，組織一個不被侵擾的家；還有拚命與過去決裂，不擇手段為求吞噬他人而成全自己的Angus。人在理想與現實的決擇，就是劇的主題，其他素材，諸如影射Beyond、六四隱喻等，都只為編劇提供靈感、引起觀眾共鳴而已。

和Ivy的看法不同，我不會為鼓佬的「變節」而感到憤怒，又或是希望自己不會變成他。他不是因為純粹地拋下一句「如果命運能選擇」，這太看輕了選擇的重量。鼓佬根本不是屬於工運圈的，如果沒有吃掉家明的話，他會繼續念會計成為會計師，和Gina組織一個正常的家庭，泉叔也不會因鼓佬的事而心死──這件事，泉叔一早便知，不單是鼓佬，還有千千萬萬循自己生活軌跡而要被迫「吃人」的人，要選擇一條原本不屬於他/他們的路，豈不如工運一樣是緣木求魚嗎？最後鼓佬的反彈、變節，泉叔的心死，我只看到悲涼，一種命運無力感的悲涼。

圖片取自劉sir個blog，http://blog.yahoo.com/lau-sir.com/articles/677051/index

無法簡單地把失落轉化成力量，是因為知道我們生活的安穩，是建築在欺騙他人、欺騙自己的浮沙之上。如果有一天，我們就如鼓佬、Angus、Ronnie肯面對自己的過去，直視人性中的陰暗，是否會赫然發現，維繫著世界的虛幻？當我們失去對人性和制度的信心，在如此有限的人生中，有什麼真正是最值得珍惜的東西？

from http://grass-root.org/GR/?p=119

話說五一臨近，所有單位都努力地動員街坊上街。身為組織者的一員，便自然而然地需承擔這個責任。除了手上的個案，還有葵芳的長者組可供動員，但不知怎地，我卻隱然覺得不妥。猶記得同事K問過，為什麼不嘗試大動員老友記，我當時支吾的回答是，他們已經大多八十多九十歲，行不了。同事K不以為然。我也無話可說。

時間流逝，上月反中電加價的遊行，今次是同事A負責動員。很記得當日他以導賞團吸引老友記報名，之後說了一句，大意是，昨天才說反民粹，今天的又算是什麼？

故事說完。要反思的不是什麼策略與原則的虛假二分，只是在想自己隱然覺得不妥的根源何在。只是反民粹嗎？其實不見得，反民粹背後的知識精英想法可以很危險。我想，我害怕的是，不肯定自己所相信的價值體系有終極可信性，簡單說就是，假如我是錯的，那麼所有鼓動人心的手段，都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不是杞人憂天，中國的文革、納粹的屠猶，無一不掛著集體理性之名，一想到此，便如臨深淵。

當然不是鼓吹極端的懷疑論。只不過，當明白人性中根深柢固的可錯性，也許在社運路上，所謂的路線之爭，手段之別，反對別人時，便不會如斯理直氣壯。

他很早便禁止女兒纏足。在他影響下，二女康同璧是一位婦權運動的先鋒，身為哥大第一位的亞洲畢業生，康同璧不但精曉英、法、梵文，更把父親先進的男女平權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但歷史開了她一個大玩笑，讓她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始作俑者居然是因為大同書裡不分性別種族階級的思想……

在思想遊走於近代中國歷史的當兒，沒有比遇見小思和李歐梵兩位文學界北斗更奇妙的事了。雖然只是點頭微笑，但實在是很有意思的偶遇。

興之所至，決定和珠往西九海濱長廊一趟。在戲院看過斯德哥爾摩如詩如畫的景色後，心想既然遠至瑞典也有中國先哲的足跡，要是日後西九的文化區也有如此景致就好……

例如「寸心上帝」的說法：

當我們橫過原野，涉過河川，跌倒了又爬起來之後；當我們攀越一重一重的山嶺，穿過雲，穿過霧，穿過雪，穿過風，穿過日夜之後；當我們踏著時光的足印，數著歲月的年輪，藏著甘澀的記憶，抱著不熄的希望，拖著傷痕纍纍的身體，懷著清明在躬的靈魂，最後覲見上帝的時候，我們將會驀然驚覺︰原來上帝並非深居於天國的瓊樓玉宇桂殿蘭宮之中，而是一直默默隱身在我們各人的心裏……我們將會發現，我們所走過的既有叢叢荊棘橫阻、又有朵朵野百合開遍的旅途，原來不在天國之外，而恰恰就是伊甸園裏最曲折危險但也最美麗動人的一條幽徑。

我最喜歡的，還是「愛情宗教」這個概念：

生命誠可貴
自由價更高
若為愛情故
一切皆可拋

• 在至高無上的真愛面前，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上帝不足懼；為了愛情，雖上刀山、下油鍋、墮十八層地獄也絲毫無悔。這就是愛情教徒的「愛情三昧」了。
• 從愛情宗教的觀點看，我們可能由於（比如）對方的外貌而產生愛意，然而一旦真正愛上對方後，即使最初引起愛意的外貌條件改變了，譬如因年華老去而改變，真愛還是不會因此改變的。
• 有些人根本是不可能有這種愛情的，因為他們永遠以自己為最重要，他們最愛的就是自己。這種人在愛情上是無能的，他們可稱為「不能去愛」的人。
• 對愛情宗教而言，只要擁有真愛，人生就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圓滿了。

這年錯過了很多機會，在其他人眼中向上爬的機會，
但一向信奉知行合一的我，做了一些連妳也未必能夠理解的決定。
也許這樣認真地活，注定一生默默無聞，搵唔倒銀，
但我慶幸，能夠堅持信念，與妳，和所有情之所繫的你和他，
繼續走這一條，也許並不璀璨，也許荊棘滿途，
但我深信，是唯一能帶著此生情緣，
走到完滿無憾的烏托邦，
再續前緣的路。

在母親大人的慶生晚餐中，很難得有短暫和老父獨處的機會。一如以往，父親總是問份工有沒有雙糧有沒有得加人工有沒有花紅俾，而我亦一如以往堅決答沒有。讓我對父親大人肅然起敬的，是他居然沒有叫我快些找工轉養起頭家，反而語重心長對我說：「一出來做事搵咁高人工也不是好事，你睇下D政府工，如果一個唔好彩俾人炒魷，出來都唔知可以做咩。」他更罕有地提起他當玉石技工的光輝史來勉勵我。

很快母親大人便回來了，兩父子一席無話，但老父的話，卻讓我無比感動。他也許不知道我在幹什麼，只是純粹出於對我的信任，超越自身的階級視野，嘗試理解我的堅持，一想到這點，我覺得有必要以文字，記下這件平凡不過的小事。

Billy，基層團體的社區幹事，一直有協助葵青區內的公屋被迫遷户爭取權益。被迫遷户在官府文件中被稱為「寬敞戶」，是一個容易引情緒的名詞。所謂「寬敞戶」，就是因為親人離世、子女搬走等原因，而導致他們的人均居住面積大於34平方米，房署以此為理由，把他們迫遷至百多呎的單位，如果他們拒絕四次有關編配，便會被取消公屋資格。

Billy說，今批公屋被迫遷户中，不乏因「鹹水樓事件」被遷到現址。八十年代中，有廿六座公屋起樓時使用鹹水，引致結構問題，需即時清拆，結果居民被搬到鄰近屋邨。當時，房署希望居民快點搬走，會分配較大單位，並獲口頭承諾日後不需再搬細單位。現在房署食言，居民有理說不清。

Billy原打算參加今屆區議會選舉，並已做了備選工作，但臨門一腳卻放棄。因為協助被迫遷户，會受到一些街坊的質疑。曾有街坊警告他，如果繼續支持被迫遷戶，會轉投其他團體一票。由於擔心拖累選情，在參選與協助居民之間， Billy選擇放棄參選，全力投身協助全港幾千被迫遷户，並得到所屬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的支持。

不少政黨議員因擔心被迫遷户是票房毒藥，因此大都不理會他們的求助個案。然而，儘管面對一些街坊的批評，街工並沒有廻避被迫遷户個案。令人鼓舞的是，選舉結果顯示，區內大部分選民並沒有因此而票往他投。

區選，是很現實的，也過得很快。Billy的棄選，是為了堅持信念，街工的參選，也不一定要放棄原則。選舉過後，被迫遷户再浮出地表，繼續他們在旁人看來：微不足道、螳臂擋車，為保家園的奮鬥。

兩個故事
文：龍子維

故事(一) ：紮根四十年被連根拔起

王先生，六歲就住進葵芳邨，紮根葵芳逾四十年。年第六座鹹水樓事件，不少街坊搬到新建的石圍角公屋，他母親卻堅守葵芳，寧願住舊樓，結果搬到第三座去。

基於深厚感情，於1998年第三座也要拆掉時，王宅一家七口，還是留在葵芳邨，搬進現址。當年重建調遷申請書上，「有關戶籍或其他事項之請求」那一欄，他母親還寫上：要求與三座鄰室一同遷往新樓，同座同樓方便互相照顧。

如今妹妹嫁人，父母相繼去世，租約上仍保留戶籍的租客只剩下王先生一人。

2010年10月份，他的父親去世，同月27日，他收到房署的信，說他的居住密度不超過三十五平方米，不是「最嚴重寬敞戶」，不用調遷。然而，大殮未過，十天後，2010年11月17日，他再收到房署的新通知書，因為寬敞戶政策的變更，所以他是「最嚴重寬敞戶」，將要搬走。

他的太太，一年內將取得足夠分數來港，她在故鄉已全無近親及地方居住，因她的父母、外祖父母、三哥、五妹多年前已全移居香港。她一年之中有超過十個月留港與丈夫同住，所以王先生實質上並不是獨居。以往王太短期回國辦雙程証時，會住在深圳大哥家中，但近月她大哥和大嫂辦理離婚，所以又沒地方居住，只能寄居於二姊家中。

當年一家七口住在34.44平方米的家裡，這樣捱過去了許多年月，他們沒有怨房屋署。那年頭，母親從大連排道的工廠區推線頭回家，大家一起剪，朋友滿區，捨不得離去。2006年，母親就在廚房倒下，返魂乏術，2010年，父親去世。神台相片、父母身影、回憶遍地。今天雙程證妻子還未來港、未能入戶，家庭大計未雨綢繆之際，王先生忽然成了「最嚴重寬敞戶」，被連根拔起。

故事(二) ：失業畢業生被迫至嚴重抑鬱

彭先生，2009年及2010年父母相繼去世，當時他仍未畢業，只好靠學生貸款及兼職維持生活。2010年11月中，彭先生收到房屋署「最嚴重寬敞戶」的通知書。在他寫給房屋署的家書之中，這樣形容自己：

「本人至今仍是失業，積蓄用盡，靠做兼職每月2-3千 元生活。本人也需償還早前欠下的學生貸款。本人亦負擔不起搬遷費用，單位還原，棄置廢物，舊家具、電器煮食爐、電水爐拆卸費、新單位裝修費，又因面積細小 而需安裝新爐具，這些用費十分高昂。雙親離世，生活困迫，欠債、失業，前途種種壓力令本人的情緒十分困擾，面臨崩潰。」

當時他的確是崩潰了，被送往急症室後，醫生轉介他往葵涌醫院精神科，證實他患有嚴重抑鬱症及失眠。醫生認為他的情況很嚴重，於是強制他入住葵涌精神病院，九日後才獲釋。直到現在，在被逼遷的陰霾下，他仍需每日服食精神科藥物，以控制病情。

彭先生把醫生紙及所餘無幾的銀行存摺，連同家庭福利會的推薦信，交給房屋署，以說明自己狀況，希望不用被迫遷，但結果仍被拒絕。

房屋署助理署長廖敬良在回覆「被迫遷户關注組」的信件上說：「房委會在切實執行寬敞户政策時，一直採取靈活而情理兼顧的方式彈性處理每宗個案，例如正等候家人短期內從內地來港團聚的住户，或因健康理由而需留居現有單位的家庭…均會按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2011年10月31日)

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延伸閱讀：
許寶強: 鐵票抹黑、地區工作與主流民意 –從公屋被廹遷戶反思區選後的香港政治前路
我不妥協！　一個「最嚴重寬敞戶」的自白

有浪漫氣質的人──
深信「若為愛情故，自由生命皆可拋」；
不囿於形式，也不囿於「不囿於形式」；
將女性作為整個性別來崇敬；
為理想而生，為正義而戰。

簡而言之，就是要有「騎士精神」。

如果有人問我反資本主義是否等如文革，我會如此回應：反資本主義絕不等如支持社會主義，我也不會認為把世界上所有的金融機構和資本家消滅掉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我們面對的敵人，不是階級矛盾，而是我們自己。要根本改變的，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尤其是生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見和惡習──也許，就由減少無謂消費和堅拒先駛未來錢的誘惑做起。

這種想法一點也不激進。貝爾(Daniel Bell)，一個聲稱自己為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及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中，便大肆批判資本主義帶來的過度消費問題。說起來也是一些老生常談──家中是不是常常發現有很多只穿過一兩次，甚至是全新的衣服手飾？還有就是一年轉幾次的電話平板電腦？這些產品有多少是你真正需要的？有多少是純粹在炫耀，用以表示自己的不同凡響？

在產品生產高度集中化、自動化的年代，集體消費以求自身的獨特性，本身就是一種笑話。這個時代的焦慮，正如普普藝術金寶湯作品揭示的，是大眾文化下個體消失、但又沒有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礎的恐懼。

貝爾在書中，強調消費主義會損害資本主義賴以成長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s)。他認為，現代人在消費主義的蠶蝕下，已經完全放棄了以勤勞為美德的新教倫理，取而代之是享樂至上的即食文化。這正顯示出社會結構的矛盾。一方面，社會希望人們努力工作，樹立職業忠誠，按貝爾的說法，就是成為一個「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但另一方面，社會上形形式式的產品、五光十色的廣告，卻是要你盡情享樂消費，彷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工作、生產、消費，然後告訴你，這就是你的選擇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