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cent Posts
-
Top Posts in 2 days
Tags
-
Passers-by
- 42,630
Meta
Tag Archives: 三百字練習
Homo economicus?
對於人性自利還是利他的問題,自古以來答案林林總總、莫衷一是,當中最具影響的說法,莫過於「經濟人」(Homo economicus)這概念。一個人總是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作出理性決策,不是嗎? 不過,有人就曾經做過一個名為「最後通諜」(Ultimatum)的實驗,嘗試推翻有關經濟人的假定。 實驗的內容是這樣:邀請兩位互不認識的參加者,只有一次機會拿到一筆錢(例如20元)。第一位參加者(A)先拿錢,而且可以決定要不要把手上的錢分給第二位的參加者(B)。B可以決定是否按照A的分配拿錢,如果不接受的話,兩個人便會一文錢也拿不到。 在兩位參加者都知道規則的情況下,似乎最理性的做法,是即使A只給B一毫子,B也得接受,否則便兩個人也分文不得。 不過,事實證明經濟學家錯了─出價太低的話(例如少於3元),基本上會遭到拒絕。平均來說,A的出價多於6元,可算是相當慷慨(試想想香港的利得稅提升到33%的情況)。這是否便證明了人類的利他性呢?還是只不過是因為害怕對方拒絕接受而作出的策略性舉動,目的只是為了自己能夠拿到錢?
旁觀者的冷漠
究竟是什麼可以讓人看見小悅悅被車輾過也不理會呢?輿論的普遍反應,是驚嘆國人的冷漠,紛紛譴責旁觀者。不過,在譴責以外,其實我們可以想深一層,這是不是代表了人性最深層的自私自利呢? 這可不一定。除了認定旁觀者就是不可救藥,甚至把事件上升為民族性的卑劣外,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當你一個人看見「孺子將入於井」,你會奮不顧身的救他;但在人來人往的城市中,看見一個人被刺殺,你會想:「反正會有其他人報警/救援的」,於是便心安理得地不干預。人人都這樣想的話,難怪不論是小悅悅,還是Kitty Genovese,都沒有人伸出援手。 利他主義──見義勇為的代名詞,在人類社會是否如空中樓閣?自私自利、弱肉強食,是否就是人類的本性?如果見義勇為這行為,是需要誘因才能夠在社會中推廣開去,是否貶低了人類的靈性?且看看經濟學家是如何看這問題的。
Posted in Book Review, 三百字練習
Tagged bystander effect,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Tipping Point, 三百字練習
Leave a comment
中國人真的特別冷漠嗎?
小悅悅事件讓你有什麼感受?質疑中國人是否真的如此冷血?還是慨嘆在內地的極權體制下人性如何被扭曲?不過,小悅悅事件從來不是孤例,在48年前,在美國就發生了類似的事。 1964年3月,一名叫Kitty Genovese的女子在紐約被一名叫Winston Moseley的男子從後襲擊,被刀子刺殺。整件事件讓人震慄的地方,不完全在於Moseley的兇殘,連續追殺Genovese;也不在於Genovese是白人,Moseley是黑人;也不是Genovese是女同性戀者,Moseley有性暴力史──而是在於當時旁觀者的反應。 根據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導,在長達半小時內,有多達38位市民(比小悅悅的18位還要多!),眼睜睜地看著Moseley三次追殺Genovese,不僅完全沒有伸出援手,連報警也沒有! 這是什麼一回事?是代表人的極度冷漠嗎?也許是,至少我們不可以把事件歸咎於國民性,而是有更根深柢固的原因在內。
殘疾並非疾
失讀症(dyslexia),主要是指一個人的閱讀與寫作能力,與一般人有較大差距。雖然患上失讀症的人智力和常人並無差別,但往往在學習過程遇到障礙,影響表現。 不難理解,失讀症患者的出現,與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閱讀與寫作能力有關。古代不愛唸書的人多的是,但一樣可以出人頭地。曹操便曾嘆息,兒子曹彰不念書而好弓馬,不是聖人之道,但曹彰卻在斜谷之戰中救了曹操,成了獨當一面的名將。如果曹彰生於現代社會,或許因為進不了大學,而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基層工友。 再考慮一個情況。如果失讀症患者生於以狩獵為生的部落時代,不懂得唸書又有什麼問題?反正身體是否夠強壯才是生存的關鍵。因此,理解「殘疾」這個概念,單從醫學角度理解並不完整,還須以社會脈絡去檢視(social conception of disability),一個症狀是否被視為「殘疾」,與一個社會重視什麼樣的技術與能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殘疾,不正常?
什麼是殘疾人士?當我們這樣問的時候,其實便已經先假定了有「正常人」的存在。正常人有手有腳,失去雙肢便是殘疾;正常人能夠看東西、聽音響,看不見聽不到便是殘疾……正常人與殘疾人士的分野,似乎「正常」得很,有什麼可爭議之處呢? 問題是,什麼是「正常」呢?我們會傾向以生物學上的功能角度,來定義一個人是否正常。例如,當一個人不能按正常人類的功能(species normal functioning)來走路,他便是偏離(deviate from)了一個人的正常功能,因此,按照這醫學上的理解,他便是殘疾人士了。 用醫學角度來界定殘疾(medical conception of disability),是很主流的看法,也是一般看待殘疾人士的觀點。現今香港社會人權意識漸漸高漲,改善殘疾人士的處境漸成共識,但如果這種改善是出於因為憐憫、出於對殘疾人士的不幸、甚至是「不正常」表示同情,似乎並未了解殘疾之所以為殘疾的根本原因。
無障礙城市?
九巴現時有幾種不同車款,有熱狗、白巴、低地台巴等。對於一般乘客,不同型號巴士的分別,大抵就是車廂是否舒適罷了。但對於要坐輪椅的人,要花多久時間才有一部低地台巴,就決定了他的交通時間,因為只有低地台巴,才有降低地台的功能,讓輪椅進出巴士。 香港有平機會,但對於何謂公平、何謂機會平等,恐怕也不容易說得清楚。基本上香港城市的設計,是建基於「正常人」的角度,如果要使殘疾人士與「正常人」能夠享有平等機會,整個香港城市的設計要大改造才成。 即如平等使用巴士上落的機會,九巴至少就要把現存1493輛的雙層白巴轉成有低地台巴才成,而且由居所到巴士站、巴士站到工作地點的行人道,也要設立輪椅專道及升降機等設施。無障礙城市之路,還差遠呢。
蝗蟲與蟻
新移民被部分港人侮辱為蝗蟲,認為他們沒有工作,白吃福利,因而排擠他們。這現象可是全國性的。聚居在北京等大城市外圍的80後,既沒有城市戶籍,也沒有穩定工作,弱小如螻蟻,連城市也擠不進,於是被稱為蟻族。 看了一集《蟻族的奮鬥》,發現兩人蝸居在180呎的房間,已經是奢侈,因為看來是可以塞多兩三個人的,五個人合租多划算;乘公車不算什麼,但數十人圍著一輛公車然後都想塞進去的場景,想起都毛骨悚然吧。 當人們都以為中國大學生大抵是天之驕子,但實際上是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做的多是銷售、餐飲業的臨工,每月只有不到2000元人民幣的收入,快要比得上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工了。 卑微如蟻,雖然備受忽略,但總有尊嚴;然而一旦成了蝗蟲,則連奮鬥亦變成掠奪,千夫所指之餘,更無融入的可能。
別告訴別的植物其實他們是動物
對韓寒的小說,自看了《他的國》後,以為已經死心,但這本不一樣。 《1988》,一瞥以為是《盛世》之類的喻言小說,但越看越有味道。 以為單單是諷刺國情的小說嗎?童年的回憶、成長的失落、現實的殘酷,與國情的荒謬,就透過他和妓女娜娜的一段公路旅程串連起來。 出色的小說,總有大大小小的故事和寓言貫穿其中,當中離不開作者自身的想像和對世界的價值觀;《1988》動植物的寓言,會不會也是韓寒自身的反照? 這麼多年來,一直是我腳下的流沙裹著我四處漂泊,它也不淹沒我,它只是時不時提醒我,你沒有別的選擇,否則你就被風吹走了。我就這麼渾渾噩噩地度過了我所有熱血的歲月,被裹到東,被裹到西,連我曾經所鄙視的種子都不如。一直到一周以前,我對流沙說,讓風把我吹走吧。流沙說,你沒了根,馬上就死。我說,我存夠了水,能活一陣子。流沙說,但是風會把你無休止的留在空中,你就脫水了。我說,我還有雨水。流沙說,雨水要流到大地上,才能夠積蓄成水塘,它在空中的時候,只是一個裝飾品。我說,我會掉到水塘裡的。流沙說,那你就淹死了。我說,讓我試試吧。流沙說,我把你拱到小沙丘上,你低頭看看,多少像你這樣的植物,都是依附著我們。我說,有種你就把我抬得更高一點,讓我看看普天下所有的植物,是不是都是像我們這樣生活著。流沙說,你怎麼能反抗我。我要吞沒你。我說,那我就讓西風帶走我。於是我毅然往上一掙扎,其實也沒有費力。我離開了流沙,往腳底下一看,操,原來我不是一個植物,我是一隻動物,這幫孫子騙了我二十多年。作為一個有腳的動物,我終於可以決定我的去向。我回頭看了流沙一眼,流沙說,你走吧,別告訴別的植物其實他們是動物。
開會小感
每次和被迫遷戶的街坊開會,總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從一開始擔心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到害怕自己提出的方向不被接納,說話總是會被打斷,甚至會和街坊開火……但總算是一路走過來了。 開會的次數多了,說話技巧變得純熟,和街坊的感情也有點像戰友了,但每週一次(甚至更多)的聚會總仍然是一項挑戰。對整個組織的要求,由希望街坊能主動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變成一個要求改變房屋政策的居民運動小組,在沒有什麼別的指引下,只能慢慢求索。 久違了的居民運動,如果能夠改變香港人對家的想像,不再以割裂、退守私人空間的單位為人生追求目標,連結既有社區,就像小組的街坊般,都能夠說出屬於整個社區的小故事,那該多好。基層民主運動能開花結果,比什麼一人一票都更重要。
壅塞學
有時候,明明路面上並沒有路障封窄行車線,也看不到有任何的交通意外,路面的車輛似乎亦不是特別多,為什麼仍然會塞車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現象通常會出現於一些大型行車斜路附近? 其中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因為司機在上斜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把車速減慢。後來的車輛,在前車車速減慢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碰撞,也只好減慢車速,甚至比前車更慢,在連鎖效應之下,自然會出現塞車現象。 因此,當你看見塞車時,塞車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這種滯後現象說明了,在塞車的時候煩躁響鞍,其實一點作用也沒有,因為其實塞車早已在數十分鐘甚至是數小時之前已經形成了。與其心煩氣躁,倒不如了解多些壅塞學,研究一下在什麼情況下最容易塞車吧!
塞車
乘巴士的上班族,最怕的事情就是塞車了。除了生悶氣以外,你又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導致塞車的呢? 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水管變窄時,水流會變得快;但當天橋通道變窄時,人群反而會塞住呢?如果用粒子特性來解釋的話,水就是「牛頓粒子」,而人就是「自我驅動粒子」。兩種粒子的最大分別,在於只有後者才有自由意志,而前者只會跟隨物理定律運動。 換個說法,人總是會想法子避免互相碰撞,作為人群的一員,每個人想移動的方向都不一樣。即使人群都想向同一目的地出發,每個人走的路總是有些分別。但水分子不一樣。當移動空間變窄,水分子並不會想「避開」對方,只會因互相碰撞而加快運動速度。 車輛是由人駕駛的,因此也具有「自我驅動粒子」的特性。如果馬路因為有車輛故障而要封閉部分路面,車速自然會因要避免碰撞而減慢,自然就會塞車啦!
回溯歷史
在《溶化的冰塊》一文提及過的後溯過程,其實是人類思考因果關係的常用模式。為什麼希特勒會發動二次大戰?為什麼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要解釋諸如此類的歷史問題,嘗試建立事件的因果關係,我們只能做歷史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如果我們期望歷史的因果關係,能夠簡化成精準的數學算式,那就是混淆了前向過程和後溯過程。在冰塊的例子,我們知道單靠有冰水的事實,是不可能推論出冰水本來的形態的。這種過去與未來的不對稱性,便是歷史解釋的終極本質。 所謂的蝴蝶效應,便是指如人類歷史般的複雜系統中,只要事件發生的初始條件有些微改變,時間累積會使歷史踏上全然不同的軌跡。理解這一點,我們便不會被百年一遇的歷史事件所震撼,因為這正正是黑天鵝世界觀的洞見。
溶化的冰塊
試想像以下兩個場景。 場景一:試想想在檯面上有一個冰塊,在你工作兩小時後,會融成什麼樣子? 場景二:假設你看到地上有一灘冰水。你可以把眼前看到的冰水還原成原來的樣子嗎? 在場景二中,你或許會覺得答案很簡單:不就是一個冰塊嘛?真的是來自冰塊嗎?我們很容易理解,在室溫的情況下,一個冰塊溶化成冰水的過程,但要把眼前的冰水還原,想像本來的形態,其實有無限個可能─可以是來自雪花或冰粒,可以是不同形狀的冰粒;就算是相似形態的冰粒,冰粒內的分子排列也近乎不可能還原出來。 科學家最愛的就是場景一所代表的前向過程(forward process),因為只要有正確的模型,就能夠精準地預測冰塊如何融化。但場景二所代表的後溯過程(backward process),卻牽涉到一個十分複雜、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從結果回溯至事件發生的成因,其實並不如想像般容易。
Anti-library
How many books have you read? For me it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since I cannot really trace my memory back to my college ages. I quickly take a look at the records on Anobii.com. 85 books … Continue reading
似乎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了它。每天起床,起來查看有什麼新聞,喔,原來某某又結婚了嗎?朋友間的約會,化成密密麻麻的event calendar,今天又decline了某個invitation,不去那個讀書會/遊行/行山/飯局了。不記得重要人士的生日嗎?當status出現大量的祝賀字句再補祝就可以了。噢,連交稿約會等麻煩事,幾乎都可以由它代勞了,因為大家泡在facebook上的時間比和人對話的時間還多。 如果有一天facebook的伺服器不行了怎麼辦?大概少了些網路花生的行為,搞集會行動少了一個方便動員的平台。不過大抵會讓人鬆一口氣吧,不用再天天追看某人的status update,思想交流和論辯可以不用like和share代替,在地鐵巴士也可以少些垂下頭看著那4吋多的小屏幕,多留意車外十年如一、但序中有變的風景,和身旁的親朋好友多說幾句吧。
大論述
在讀書會聽到「要為香港建立大論述」的說法。第一個反應是疑惑,究竟什麼是大論述呢?記得不久之前和街坊一起開會,商討見官前應該要準備的事,自己就曾經對街坊說過,要爭取別人的支持,我們便需要為有關行動建立一套論述,怎料便被立即質疑,要我澄清所謂「論述」的意思,雖然當時心中,其實大概只是在想,要為有關行動提供一些打動人心的理據。 「要為X建立論述」這類說法,似乎是知識份子才有的通病,好像一定非得要為社會發生的種種事情提供理論框架去解釋,才能心安理得。和街坊溝通的經驗,往往發現人們是否接受一套思維或想法,靠的不是理論框架的合理與否,而是他最初接觸事物的時候,有關事物能否被呈現成為一個他能夠理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