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拿奇: 知識界六十年的關鍵詞

按：中共建國六十年，劣跡斑斑。此文以關鍵詞為索引，深入淺出，實乃切入近代史之捷徑也。國民教育，何不以此索引為藍本，啟發學生對國族的思考，體會中國人面對的種種苦難？
1 梁思成（1901 年4 月20 日－1972 年1 月9 日）
2 林徽因（1904 年6 月10 日－1955 年4 月1 日）
名門之後、才子才女、神仙鴛侶，他們沒有辜負這些神話般身份所要求他們付出的犧牲。建國伊始，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命運就和北京老城的命運綁在一起，因為研究古建築，他們深知北京老城牆等的藝術和歷史價值之重，因此成為最激烈反對拆老城的人。但反對無效，即使他們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徽設計者。殊不知，改朝換代，極需這麼一個象徵行動，六十年後，香港不也一樣拆了皇后碼頭。
3電影《武訓傳》
一部拍攝檔期跨越建國年的電影，也是共和國的第一部禁片，而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將來還有多少部禁片。這部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關於一個清朝乞丐行乞興學的小故事片，本來在電影藝術上乏善可陳，卻因為政治需要成為大舉批判的對象。1951 年批判《武訓傳》實則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的一次成功實驗，並且為日後一系列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藝批判的行為樹立了完備的模式。
4思想改造
5 洗澡

1951 年的「三反」及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所開始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持續日久的改造過程，最優秀的文學概括就是三十多年後楊絳的小說《洗澡》。思想改造運動最初用毛式語言來形容，是「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嫌粗鄙，改用「洗澡」粉飾之，殊不知「洗澡」更為殘酷，每個人既是幫助別人洗澡的，也是被洗澡的，幫助別人洗澡需要「背靠背，面對面」：背著洗澡者搜集他的問題材料；當面批判他的錯誤，評價他洗的澡；被洗澡者只要沒有檢討到人們背後所湊的那些問題，便過不了關，還得再洗。但按改造者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澡是永遠洗不完的。
6 梁漱溟
（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中國知識分子好為國師，多是自作多情，唯獨梁漱溟先生不然，他是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和實踐的。可惜儒家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英雄卻碰上了一個流氓的時代。不是作為哲學家，而是作為政治活動家，1953 年9 月，梁漱溟先生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農民問題。隨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當眾當面點名批判，認為他反對總路線。其時毛澤東的言語毫無尊重節制，他說：「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能讓毛如此失態的，必是對他構成巨大壓力的人物。

梁漱溟先生的存在，是精神價值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中唯一所繫，七十年代批判孔子，先生不從，應以一句「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乃其道一以貫之的最終證明。
7 胡風
（1902 年11 月2 日－1985 年6 月8 日）
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由政治鬥爭代替學術爭論、為政治陽謀做文藝預演的一次大規模實習。1985 年，尚未得到徹底平反的胡風去世，唯有曾受牽連的聶紺弩寫悼詩，其中兩句是：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把胡風被害後的失常、因言獲罪的經歷用十四字絕望地概括了。其實還應該添上一筆：「千萬餘人受牽連」，1955 年展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調查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這是建國以來對文藝界和知識界最大的一次整肅運動。

但最可怕的是，人性的弱點此次由知識分子大規模演出，胡風的舊友舒蕪撰文、提交私信落井下石，何其芳、巴金等都有大力批判，叫人心寒。後來文革時在民間出現的道德、價值淪喪，以此時知識分子的淪落作為先聲。日後人民延續至今的虛無主義、對強權的畏懼心理，亦由此時知識分子人心惶惶、理想幻滅的反應埋下了伏筆。
8 鳴放
明明是引蛇出洞，卻美名曰：百花齊放。如果說大鳴大放的片刻偽言論自由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讓獨裁者最後一次聽了點來自宮闈外的真話，甚至可能感到了一絲恐懼。從1956 年「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到1957 年「大鳴大放」，腥風血雨前夕的天空竟然被粉飾得如此漂亮。當言論自由作為一個謊言暴烈地被揭破之後，知識分子們學會了徹底的三緘其口、道路相遇甚至不敢以目怨，最後紛紛為了自保而放棄最低的一點尊嚴。
9 儲安平（1909 年－1966 年？）
鳴放運動中，作為當時尚算一份民主黨派報紙《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盡其言責對政府發出了委婉但已是最尖銳的批評，他警告說共產黨人已經把中國變成一個「黨天下」的中國。如今看來，他其實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小孩，而此前此後的全國圍觀者，都已樂於稱讚謊言的美麗了。
1966 年他投湖自盡，未遂被救，但不久又告失蹤，不知最後死於自殺他殺。其子回憶： 「9 月20 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 月1 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 『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這句話，今天又被講了一萬遍。
10 反右
在虛構的集體回憶中，五十年代是個貌似單純的年代。「反右」為它提供了荒誕的證據，它是單純的，非我族類即右派，右派即敵人，這頂帽子可以隨意扣在獨裁者以外的任何人頭上，因為「我」最終只得一個，其餘皆敵也。中國式的左右難分也從此再無法理清：左派，你以為他是激進派，卻原來是最保守派、建制紅人；右派，你以為是傳統意義保守派，原來他是個異議人士、被壓迫者。
11 《海瑞罷官》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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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爆北京

上次首映錯過了，幸好HKAFF補播。期待中。

Mockumentary
老北京 (Peking)
新北京 (Capital)
A tale of two cities (HK a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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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究竟為誰而慶？－中共建國六十年之隨感

按：同文將刊於中大國是學會國弦之特刊。
一）
建國六十年臨近，北京市面外馳內張，歌舞昇平背後，是嚴密的監管和控制，力圖營造和諧之象。
國家之建立，本為人民值得慶賀之事。中國終能掙脫列強欺凌，建立民族國家，可謂吐氣揚眉。更當中國越趨強大，政經地位舉足輕重之際，此時高高興興談國慶，實乃自然而然之事。但觀乎中央與地方的種種舉措，莫不是畏首畏尾，色厲內荏，近有枉屈香港記者之合法報導煽動鬧事，誣衊譚作人之四川調查顛覆國家；遠有掩飾六四屠城之真相，篡改建國多年罄竹難書之暴行。回首歷史，我們焉能埋沒良心，報喜不報憂呢？
歷史之撰寫總為當權者左右。草民之歷史，遂淹沒在重重的迷障之中，不得伸展。筆者年少，對當年中共建國歷史，知之甚少。中史教科書，廖廖數筆，解放軍所向披靡，國民黨聞風而遁。草民呢？不得而知。
我們要記著，草民不是當權者，犯不著為自己歌功頌德。草民，平凡而不平庸。草民，可以是挑著擔子賣菜的嬸嬸、在街道上閒逛的伯伯，也可以是你和我。草民，不會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人物，可是每一位草民的歷史，所走過的路，都是獨特而唯一的。這些路，不是單一軌向而不相往來，反而是千絲萬縷，編織成那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歷史故事，而這些，正正是最容易為人忽略的。
有此了悟，我們對於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辭，簡化單一的平面描述，都應該保持批判的態度。尤其身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的香港，我們應當問，國慶，究竟為誰而慶？國慶，究竟由誰來定？
二）
龍應台為其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序，她說，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大江大海》述說了一九四九年，草民在戰火的無情摧毀下，顛沛流離，萬里飄零的故事。每個故事，讀起來都有血有淚。然而，在「全國解放」這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草民的聲音，遂淹沒在大江大海之中。當中有好些人，一生都不能、也不願向他人提起這累人的歷史之重。
就在《大江大海》勉力重提草民歷史之際，我看到了電影《建國大業》的宣傳硬照，好一個宏大的背景啊。再看看資料，《建國大業》在內地票房輕鬆破億，《大江大海》甫出版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殺。究竟龍應台的一本小書，能不能抵禦鋪天蓋地、政治正確的宣傳？
在東森新聞的一個訪問中，龍應台如此回應：「就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你如果只看到『一將』的話，你就會談《建國大業》；你如果也看到，也會去沉思『萬骨枯』是什麼意思的話，你就看《大江大海》。」
我在沉思，建國六十年，出現多少次萬骨枯的場景。
一九四八年，就是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那個年頭，有數十萬人，在長春之圍中活活餓死。如果我們譴責南京大屠殺是罪行，為什麼我們不用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在內戰中死亡的同胞，建立戰爭紀念館來憑弔他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把過百萬的知識分子打為右派，摧毀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無數人受屈辱而死。迄今為止，中共還未正式平反反右運動，錢理群先生呼籲建立一九五七年學，仍遙遙無期。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其後三年，中國有足足三千萬人餓死。毛澤東的錯誤決策，草民深受其害，逆來順受。當權者謊話連篇，把人禍扭曲為「自然災害」，面不紅，心不跳，好像中國人命如螻蟻，任人肆意踐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間，全國草民不單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尊嚴，失去生命。人倫崩壞，草民被迫成為拭兄殺父的禽獸，活在人間煉獄之中。中國文化遭逢浩劫，鬥爭思想毒害人間，至今仍未復原。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政權指鹿為馬，把學生和平示威定性為暴亂，視人命如草芥，多少母親痛失孩兒。草民懾於權勢，或忍氣吞聲，或刻意遺忘，或變臉投誠，什麼懷疑論坦克碌豬論，皆滿天飛了。
如斯六十年，是輝煌的六十年，還是恥辱的六十年？
三）
或許以上種種，皆年代久遠了。有人說，香港回歸祖國十餘年，過往縱有千般不是，我們也必須往前看，隱惡揚善。
但歷史告訴我，香港，一向地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際，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境地上。我們有必要問，為什麼當年中共不「解放」香港？要說中共一向重視香港，為何要待數十年後才談回歸，談國慶呢？當一九六七年香港民權運動烽起之際，中共除了鼓動左派作亂之外，又做了什麼事情幫助香港脫離殖民統治呢？
翻閱中央電視台製作之《香港百年》，其解說詞中，有一段描述解放軍進軍深圳河的情境，如此寫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北岸，手持望遠鏡的吳福善將軍，朝香港凝望良久，但卻按兵不動。[1]
那末為何要按兵不動呢？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只是一個需「充分利用」[2]的地方。鑑於當時中國不願與英美正面衝突，故留下香港這個橋頭堡，以作緩衝，與世界接軌。
本來，地方犧牲自己，以成全國家的利益，也屬無可厚非。然而，最諷刺的是，為維持香港殖民地的地位，中共不得不默認與英國簽下之不平等條約。更要害的是，周恩來的「為我所用」[3]論，反映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定，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謂香港恆古以來與中國本土密不可分，純粹為回歸前後製造之論述，顯得收回香港的決定「眾望所歸」，如此而已，根本與史實不符。
如此說來，回歸經年，政府力圖建立口徑一致的國民教育，也早有跡可尋矣。重視國慶，並不出自草民對祖國文化的擁護，也不反映草民自發的愛國情感，只是少數當權者的政治任務，粉飾天下太平，再次證明歷史只屬於勝利者，草民根本無容置喙。
[1] 轉自王宏志（２０００），《歷史的沉重》，頁１９８，牛津大學出版社。
[2] 一九六零年，中共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作為對應香港回歸的策略。參考同上，頁１９８。
[3] 同上，頁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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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V型反彈」 增加財富不均

按：雖然是老調重彈，但這篇報導相當可讀，指出中國的所謂經濟V型反彈，只是在加劇社會結構的財富不均，和練乙錚先生觀察中國而得的結論十分相似。
當前中國的內需嚴重不足，要從出口型經濟轉型談何容易？人民幣的匯率被政府強行壓低，造成中國社會高儲蓄、高投資但低消費的現象。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國家及大企業（如中石油等）主導的投資，私人企業的發展反而有走倒車之勢。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仍不到位，使經濟利益的分配有更公平及有效率的分佈，經濟增長勢必因種種的社會不穩定及財富不均而變得不能持久。

Rule of the iron rooster
By Jamil Anderlini
Published: August 24 2009 20:19 | Last updated: August 24 2009 20:19

On track: workers finish a Wuhan rail link that creates Asia’s biggest marshalling yard. The network is about to eclipse that of Indi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people in China brace up to c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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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和曹操

三國時期最為人稱頌的君臣，可能是劉備和諸葛亮。荀彧和曹操的故事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就為他們平反一下吧。
當曹操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時候，荀彧就棄四世三公的袁紹而投奔曹操。當時曹操還是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既會首發義兵攻打董卓，也敢為朝延撫平亂世。曹操甫見荀彧，便稱之為「吾之張良也」。
公元一九四年，曹操傾一州之力攻打徐州的陶謙。是值曹操的部下陳宮聯同呂布、張邈叛變，整個曹操的根據地都被叛軍佔領了。是荀彧為曹操死守鄄城，單刀直入擁兵數萬豫州剌史郭貢的帳營之中，勸退可能佔便宜的鄰州軍隊，否則曹操又何來根據地來反攻濮陽的呂布呢？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迎天子之策，是荀彧不斷鼓勵之下的產物。「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為曹操定下統一全國的戰略藍圖，可媲美諸葛亮的隆中對。由此可見荀彧不是一般的謀士，在中國封建社會扼殺人性的制度之中，荀彧是難得一見有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對於曹操的期許，就是一位平定天下、匡扶漢室的亂世英雄。
袁紹，是曹操一統華北的死敵。最初袁紹的軍力和國力是曹操的數倍，是荀彧鼓勵曹操與之對抗；在官渡之戰死戰之時，曹操被袁紹軍攻打得焦頭爛額、糧缺兵疲，欲棄要津而退守許昌，是荀彧寫信給曹操勸他死守官渡。這是一場扭轉乾坤的戰役，那一句鼓勵說話我到現在還記得：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許攸的來投就是曹操「用奇之時」，結果曹操以火攻烏巢擊敗袁紹，一統華北。
荀彧不僅是曹操的張良，也是曹操的蕭何。在漢獻帝遷都許昌後，荀彧擔當的一直是尚書令。在東漢一朝，尚書令就是宮廷的秘書長，綜攬朝廷的第一號人物，可說是曹操的丞相。曹操出征在外，是荀彧籌措軍糧，也是荀彧替曹操監視皇帝的一舉一動，以防有類似伏完謀反的事情發生。可見荀彧對曹操的重要性不下於諸葛亮之於劉備──出謀獻策、制定方略、穩定後方、治國安邦，統統都是最重要的一號人物。人品方面，荀彧為人正直，也嘗為世人所稱頌。
和諸葛亮的結局不同，荀彧的下場是「夢憂薨」，原因是反對曹操進魏公之名。荀彧之死因是三國歷史大迷團之一，但幾可肯定的是，荀彧仍然是那一個以復興漢室為望的股肱之臣，但曹操卻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如果歷史重來一次，把荀彧的位置和諸葛亮對調的話，死的應該是諸葛亮，荀彧當是劉備的托孤之臣。這是荀彧的不幸，也是諸葛亮之幸──曹操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自己也被無限權力所扭曲，無論上台的是誰，結果也是理想的破滅。正如曹操所言，不是他不想放棄權力（事實上他也應該不想），而是他一放棄的話，他就會跌下萬尺深淵，全族覆滅。

柏楊先生嘗言：現代政治之下，有權力的人不用像曹操般，搭上權力快車之後便是一條不歸路，他可以完完整整地一路退下來，所以我們渴望民主政治。也許他忘了，沒有經歷美麗島事件的香港人是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可貴的，我們都認為當權者不是曹操，他們說可以，就是可以了，為什麼要堅持？荀彧之死，真是時代的不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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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

（一）
大概這世代的人都遺忘了憑弔古人的意義吧，現代社會的急速節奏就是把我們的過去都切成一塊塊薄薄的橫切面。
在聖誕佳節臨即之際，漫天燈火璀璨熱鬧之時，自己一個兒靜靜地凝思、沉默，拒絕遺忘，來得特別有意思。
（二）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一九三零年代之際，陳夢家二十歲，和徐志摩一樣，他也屬於新月派詩人。
但不久他就放棄寫詩了。他說：
我撾醉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
這首詩就像一個預告，預告著陳夢家對考古學的轉向：
你想要聽我的真身？
我寒傖，講來真要紅臉。
我輕輕掀開過二十張白紙。
有時我想要寫一行字：
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這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深受五四的影響，既受他國文化衝擊，但對本國文化有著一種偏執的堅持。雖然不少人口喊著破舊立新，但底子裡的基調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愛國熱忱。
結果，陳夢家選擇了甲骨文，寫了一部《殷墟卜辭綜述》──研究殷周史的一部權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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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來了

匆匆一個學期又過去了，終於有點時間做一些回顧的事，縱使回顧本身不一定是可喜的──對於某些人來說，閒暇是一種罪惡，影襯著人生的虛無飄渺。
閒來愛看書，尤愛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喜愛看中史書是一種偶然。如果小時候不是因為亞視播《三國演義》的緣故，也許自己也不會對中國河山有著一種莫名的情感。
順手翻開丟下數月沒看的《甲骨文》，一本很好介紹中國的書。書寫中國是一件很難的事。有關書籍看了不少，為中國的政經發展背書的描述有如恆河沙數，有正確分析的卻又枯燥乏味。剩下的多是旅居中國的一類，既有一種遠視的澄明，但又不犯下瞎子摸象之誤。海斯勒(Peter Hessler)寫的《甲骨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故事由數個生活在中國的人編織而成，有在北京操控黑市貨幣、後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維吾爾族人；有來自四川鄉下，希望背井離鄉的年輕學者；再加上一個死於文革的甲骨文專家陳夢家；這就是海斯勒以「美國紐約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即紐約客，共產黨翻譯手筆）身分待在中國的一個記者故事。
書中對姜文導演的描述引起了我的重大興趣。自己對中國電影認識不多，要數印象深刻的，只有《尋找林昭的靈魂》和《三峽好人》。《鬼子來了》只聞其名，看完了海斯勒的敍述，我急急地上了Emule上找尋一番，果然一找就有。對於一些中國片子，尤其是這類被禁的，在Emule瀏覽往往有所斬獲。
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剛過，看這類片子尤其有意思，其意義不下於六月四日之 時重看《天安門》：《鬼子來了》正正要對共產黨所宣揚的日本侵華史實有所顛覆。片中沒有共軍「遊擊抗日」的畫面，也沒有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事蹟。片中的主 角馬大三被一個中國兵命令去審問兩個日本俘虜，更要把他們藏起來。馬大三大驚之下找村民幫忙，但村民的爭議焦點只是馬大三有沒有跟那位寡婦有一腿，使那名 要光榮赴死的日本軍人也失去了自尊。最後村民和日本俘虜居然達成協議，要求他去日本軍營換六車麵粉。事成後，村民和日本兵一起慶祝，最後的結局是，在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村民被老羞成怒的日軍集體屠殺掉。因躲在姑姑家中而逃過一劫的馬大三，單人匹馬找日軍尋仇，最後卻被國民黨處死──理由是他破壞了和 平協議！
這 種不依傳統「論述」而行的片子在中國被禁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因為片中帶給觀眾太多對人性的思考，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如果世間上的事物對錯如斯分 明，共產黨還可以製造那麼多的敵人去鼓動人民批判嗎？中國百姓是戰爭的受害者沒錯，但中國人自己真的一點錯也沒有？你不能單是指著別人──你不能只說文革 是因為林彪，因為江青；又或者說侵華就是證明日本人本性邪惡。國情教育希望事實就是如此簡單。
在甲骨文的書中，姜文接受了海斯勒的訪問：為什麼中國人經常成為受害者？對於毛澤東，他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就像一粒長得很高的種子，但長歪了，因為種子無法克服土壤的問題。毛發動文革去反舊，用的卻是傳統工農兵語言，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帝王。
權 力論者大概不會同意以上的說法。這種社會決定論是一種很「馬克思」的看法，想不到姜文的思想也是「馬列毛」式的。撫今追昔，不論是寫《狂人日記》的魯迅、 六四電影《天安門》的劉曉波、又或如導演姜文、甚至是《三峽好人》的賈樟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所謂「土壤」決定「種子」問題（儘管賈在電影中用了不少手法 特出人的主體性，但本質上「土壤」依然決定民工的命運），還是相當一致的。
中國文化如果真的是一種土壤，那麼「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看法也是有相當道理的，「北水南調」、「港股直通車」使河水井水之爭變得多餘。不過，如果我們的社會對「大學站命名事件」的興趣還大於「董建華是否合乎資格獲頒榮譽法學博士」之時，那麼四海還是一室、種子還是土壤，似乎都不再重要了，國情教育再度獲得重大的成功，簡單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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