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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最為人稱頌的君臣，可能是劉備和諸葛亮。荀彧和曹操的故事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就為他們平反一下吧。 當曹操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時候，荀彧就棄四世三公的袁紹而投奔曹操。當時曹操還是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既會首發義兵攻打董卓，也敢為朝延撫平亂世。曹操甫見荀彧，便稱之為「吾之張良也」。 公元一九四年，曹操傾一州之力攻打徐州的陶謙。是值曹操的部下陳宮聯同呂布、張邈叛變，整個曹操的根據地都被叛軍佔領了。是荀彧為曹操死守鄄城，單刀直入擁兵數萬豫州剌史郭貢的帳營之中，勸退可能佔便宜的鄰州軍隊，否則曹操又何來根據地來反攻濮陽的呂布呢？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迎天子之策，是荀彧不斷鼓勵之下的產物。「奉主上以從民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為曹操定下統一全國的戰略藍圖，可媲美諸葛亮的隆中對。由此可見荀彧不是一般的謀士，在中國封建社會扼殺人性的制度之中，荀彧是難得一見有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對於曹操的期許，就是一位平定天下、匡扶漢室的亂世英雄。 袁紹，是曹操一統華北的死敵。最初袁紹的軍力和國力是曹操的數倍，是荀彧鼓勵曹操與之對抗；在官渡之戰死戰之時，曹操被袁紹軍攻打得焦頭爛額、糧缺兵疲，欲棄要津而退守許昌，是荀彧寫信給曹操勸他死守官渡。這是一場扭轉乾坤的戰役，那一句鼓勵說話我到現在還記得：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許攸的來投就是曹操「用奇之時」，結果曹操以火攻烏巢擊敗袁紹，一統華北。 荀彧不僅是曹操的張良，也是曹操的蕭何。在漢獻帝遷都許昌後，荀彧擔當的一直是尚書令。在東漢一朝，尚書令就是宮廷的秘書長，綜攬朝廷的第一號人物，可說是曹操的丞相。曹操出征在外，是荀彧籌措軍糧，也是荀彧替曹操監視皇帝的一舉一動，以防有類似伏完謀反的事情發生。可見荀彧對曹操的重要性不下於諸葛亮之於劉備──出謀獻策、制定方略、穩定後方、治國安邦，統統都是最重要的一號人物。人品方面，荀彧為人正直，也嘗為世人所稱頌。 和諸葛亮的結局不同，荀彧的下場是「夢憂薨」，原因是反對曹操進魏公之名。荀彧之死因是三國歷史大迷團之一，但幾可肯定的是，荀彧仍然是那一個以復興漢室為望的股肱之臣，但曹操卻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如果歷史重來一次，把荀彧的位置和諸葛亮對調的話，死的應該是諸葛亮，荀彧當是劉備的托孤之臣。這是荀彧的不幸，也是諸葛亮之幸──曹操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自己也被無限權力所扭曲，無論上台的是誰，結果也是理想的破滅。正如曹操所言，不是他不想放棄權力（事實上他也應該不想），而是他一放棄的話，他就會跌下萬尺深淵，全族覆滅。 柏楊先生嘗言：現代政治之下，有權力的人不用像曹操般，搭上權力快車之後便是一條不歸路，他可以完完整整地一路退下來，所以我們渴望民主政治。也許他忘了，沒有經歷美麗島事件的香港人是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可貴的，我們都認為當權者不是曹操，他們說可以，就是可以了，為什麼要堅持？荀彧之死，真是時代的不幸啊。

（一） 大概這世代的人都遺忘了憑弔古人的意義吧，現代社會的急速節奏就是把我們的過去都切成一塊塊薄薄的橫切面。 在聖誕佳節臨即之際，漫天燈火璀璨熱鬧之時，自己一個兒靜靜地凝思、沉默，拒絕遺忘，來得特別有意思。 （二）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 小星點亮我的桅杆， 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 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一九三零年代之際，陳夢家二十歲，和徐志摩一樣，他也屬於新月派詩人。 但不久他就放棄寫詩了。他說： 我撾醉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 這首詩就像一個預告，預告著陳夢家對考古學的轉向： 你想要聽我的真身？ 我寒傖，講來真要紅臉。 我輕輕掀開過二十張白紙。 有時我想要寫一行字： 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這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深受五四的影響，既受他國文化衝擊，但對本國文化有著一種偏執的堅持。雖然不少人口喊著破舊立新，但底子裡的基調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愛國熱忱。 結果，陳夢家選擇了甲骨文，寫了一部《殷墟卜辭綜述》──研究殷周史的一部權威著作。

匆匆一個學期又過去了，終於有點時間做一些回顧的事，縱使回顧本身不一定是可喜的──對於某些人來說，閒暇是一種罪惡，影襯著人生的虛無飄渺。 閒來愛看書，尤愛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喜愛看中史書是一種偶然。如果小時候不是因為亞視播《三國演義》的緣故，也許自己也不會對中國河山有著一種莫名的情感。 順手翻開丟下數月沒看的《甲骨文》，一本很好介紹中國的書。書寫中國是一件很難的事。有關書籍看了不少，為中國的政經發展背書的描述有如恆河沙數，有正確分析的卻又枯燥乏味。剩下的多是旅居中國的一類，既有一種遠視的澄明，但又不犯下瞎子摸象之誤。海斯勒(Peter Hessler)寫的《甲骨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故事由數個生活在中國的人編織而成，有在北京操控黑市貨幣、後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維吾爾族人；有來自四川鄉下，希望背井離鄉的年輕學者；再加上一個死於文革的甲骨文專家陳夢家；這就是海斯勒以「美國紐約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即紐約客，共產黨翻譯手筆）身分待在中國的一個記者故事。 書中對姜文導演的描述引起了我的重大興趣。自己對中國電影認識不多，要數印象深刻的，只有《尋找林昭的靈魂》和《三峽好人》。《鬼子來了》只聞其名，看完了海斯勒的敍述，我急急地上了Emule上找尋一番，果然一找就有。對於一些中國片子，尤其是這類被禁的，在Emule瀏覽往往有所斬獲。 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剛過，看這類片子尤其有意思，其意義不下於六月四日之 時重看《天安門》：《鬼子來了》正正要對共產黨所宣揚的日本侵華史實有所顛覆。片中沒有共軍「遊擊抗日」的畫面，也沒有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事蹟。片中的主 角馬大三被一個中國兵命令去審問兩個日本俘虜，更要把他們藏起來。馬大三大驚之下找村民幫忙，但村民的爭議焦點只是馬大三有沒有跟那位寡婦有一腿，使那名 要光榮赴死的日本軍人也失去了自尊。最後村民和日本俘虜居然達成協議，要求他去日本軍營換六車麵粉。事成後，村民和日本兵一起慶祝，最後的結局是，在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村民被老羞成怒的日軍集體屠殺掉。因躲在姑姑家中而逃過一劫的馬大三，單人匹馬找日軍尋仇，最後卻被國民黨處死──理由是他破壞了和 平協議！ 這 種不依傳統「論述」而行的片子在中國被禁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因為片中帶給觀眾太多對人性的思考，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如果世間上的事物對錯如斯分 明，共產黨還可以製造那麼多的敵人去鼓動人民批判嗎？中國百姓是戰爭的受害者沒錯，但中國人自己真的一點錯也沒有？你不能單是指著別人──你不能只說文革 是因為林彪，因為江青；又或者說侵華就是證明日本人本性邪惡。國情教育希望事實就是如此簡單。 在甲骨文的書中，姜文接受了海斯勒的訪問：為什麼中國人經常成為受害者？對於毛澤東，他說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就像一粒長得很高的種子，但長歪了，因為種子無法克服土壤的問題。毛發動文革去反舊，用的卻是傳統工農兵語言，使自己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帝王。 權 力論者大概不會同意以上的說法。這種社會決定論是一種很「馬克思」的看法，想不到姜文的思想也是「馬列毛」式的。撫今追昔，不論是寫《狂人日記》的魯迅、 六四電影《天安門》的劉曉波、又或如導演姜文、甚至是《三峽好人》的賈樟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所謂「土壤」決定「種子」問題（儘管賈在電影中用了不少手法 特出人的主體性，但本質上「土壤」依然決定民工的命運），還是相當一致的。 中國文化如果真的是一種土壤，那麼「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看法也是有相當道理的，「北水南調」、「港股直通車」使河水井水之爭變得多餘。不過，如果我們的社會對「大學站命名事件」的興趣還大於「董建華是否合乎資格獲頒榮譽法學博士」之時，那麼四海還是一室、種子還是土壤，似乎都不再重要了，國情教育再度獲得重大的成功，簡單就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