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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現時有幾種不同車款，有熱狗、白巴、低地台巴等。對於一般乘客，不同型號巴士的分別，大抵就是車廂是否舒適罷了。但對於要坐輪椅的人，要花多久時間才有一部低地台巴，就決定了他的交通時間，因為只有低地台巴，才有降低地台的功能，讓輪椅進出巴士。 香港有平機會，但對於何謂公平、何謂機會平等，恐怕也不容易說得清楚。基本上香港城市的設計，是建基於「正常人」的角度，如果要使殘疾人士與「正常人」能夠享有平等機會，整個香港城市的設計要大改造才成。 即如平等使用巴士上落的機會，九巴至少就要把現存1493輛的雙層白巴轉成有低地台巴才成，而且由居所到巴士站、巴士站到工作地點的行人道，也要設立輪椅專道及升降機等設施。無障礙城市之路，還差遠呢。

一直忍耐，是因為知道民粹厲害，不想作無謂爭論。但當連自己所屬團體也不肯為弱勢出聲之時，實在覺得有需要澄清有關爭議的重要性何在。 為方便行文，我會先嘗試總結反對和支持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然後嘗試指出後者論據的一些盲點，希望可以為梳理出更有力的論證鋪路。 反對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 A1) 外傭來香港簽訂的是打工合約，因此不能夠申請居留； A2) 容許外傭有申請永久居留香港的權利，和容許他們有香港居留權沒有區別； A3) 不能容許外傭有居港權的理由，不外乎是外傭會搶走本地人的福利和飯碗。 支持外傭有權在港申請永久居留的主要理由： B1) 外傭應和其他外籍人士擁有平等的待遇，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價值。這優先於打工契約的約束力； B2) 回應A2，外傭即使有申請永久居留香港的權利，也不等如他們會大量湧港； B3) 回應A3，即使外傭來港定居，外傭貢獻也是大於負擔。 個人認為，B2的回應未必有力。B2的主要論據是法律觀點，指出入境處處長有權力反對外傭居港權申請，再附加一些事實觀察，證明不是所有外傭都想申請居港。B2論據的主要弱點，就是無法證明一定沒有外傭(或者是無法證明有多少外傭，那怕只有少數，可以依循這個途徑申請來港定居，而這點正正是不少港人不被B2說服的原因。這和環保分子反對核電的理由十分相似──只要科學家無法證明核電一定沒有意外出現，即使科學家如何花費唇舌去論證核電的安全系數有多高也說服不了環保分子，而這和我們反覆說外傭來港的門檻有多高，道理是一樣的，只要港人認定外傭來港定居就是「有問題」的話。 既然B2無法令人心安，於是便有了B3的回應：在港的外傭貢獻良多，即使她們申請來港定居成功，對香港的貢獻也是大於對香港的負擔。個人認為，B3的回應也是無力的，因為我們既然無法肯定外傭申請來港定居的數目，有關貢獻及負擔的計算完成無法量化，連大約的估算也不能，充其量只能就身邊的觀察作延伸推測，最後往往是主觀情感的表達(例如多少香港孩子是外傭帶大的說法)。因此，B3往往被視為是同情外傭，而不顧及香港整體利益的論點。 個人認為，繼續循B2和B3的進路回應，未必是有力的反駁。原因不在於對方的法律觀點有多少謬誤，或者政客如何捏造外傭如何搶香港基層的福利，而是我們太過著重現實，太過著重利益計算。當前討論的最大盲點，在於我們的討論焦點往往從效益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無論是B2還是B3，論點的最終依據還是外傭對香港社會整體福祉的貢獻，而不是外傭本身，作為一個個有尊嚴、有價值、有自主的個體，她們申請在港定居的權利是否應該、能否凌駕在香港整體社會利益之上。我們應該問，一個講自由、講人權、講公義的社會，是否應該為我們賴以信守的價值犧牲一些利益？如果一個社會只能夠以B2和B3的理由支持外傭有申請在港定居的權利，而視B1為「過分理想」，這個社會還怎麼不會經常以整體利益之名打壓弱勢？外傭如是，新移民如是，綜援受助人如是，還有富戶和寬敞戶……相同的邏輯，不知會不會出現一樣的結局？

古老的殖民主義把戲，猶如幽靈般，在香港復活。 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六四七一遊行、以至近日李克強訪港所引發的風波，無一不見特區政府玩弄把戲：把遊行人士打造成破壞秩序的搞事之徒，以官方媒體妖魔化有公民意識的進步之士，用強硬語氣安撫國家機器的鎮壓部隊，拉一派打一派，做不了順民，便成為政府的敵人。 不要說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連一些民生政策的推行，都早已成為實踐分而治之的戰場。房署的「寬敞戶政策」，表面上是為了更有效分配公屋資源，實際卻在上演一幕幕基層市民「鬼打鬼」的戲碼：標籤三千戶居民「住得寬敞」，令輿論也不同情他們，這便可不費吹灰之力把居民驅趕至一人單位，製造居民搶奪公屋單位的假象。七萬多正在輪候公屋的單身人士、蝸居蚊型單位的擠迫戶、等而下之的劏房戶及棺材房戶，焉會不遷怒於「濫用資源」的居民？於是主理房屋政策的官員，便可在基層市民鬥窮鬥慘的腥風血雨中，幡然置身事外。

按：以下立場書是筆者為街工反對自願醫保行動而撰寫的。2011年7月17日上午10時半，由遮打遊行至政總。 自願醫保 明益保險 政府棄公投私 忽視基層醫療 街坊工友服務處反對自願醫療保障計劃立場書  政府於2011年7月11日公布《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報告》，稱有六成市民支持自願醫保計劃。政府認為計劃最大好處在於人人受保，而且終身續保，並將會於2015年實施。 自願醫保真的令市民個個有保障，保費水平又不會貴嗎？當然不！ 街坊工友服務處反對政府的自願醫保方案，原因有四點： 一)長者及長期病患保費高昂 在自願醫保計劃下，長者及長期病患雖然可以受保，但實際上高昂的保費卻使他們望而卻步。以現有市場上的一些醫療保障計劃作參考，65歲或以上長者的保費，介乎五千多元至八千多元不等，即使政府提供七折優惠，長者至少每月也要付四千元的保費。另外，長期病患的保費雖然會「封頂」，但仍然是健康人士的三倍，而且要等足四年才可獲得全數的賠償。 二)政府基金補貼財團 面對長者及長期病患高昂的保費，政府稱會設立500億基金降低他們繳交的保費。問題是，為了使健康人士的保費不被扯高，政府會把健康人士及高風險人士的保險池分開處理，這不單和醫療保險分散風險的本意相違背，更會進一步扯高長者及長期病患的保費。更為嚴重的是，政府以公帑補貼保險公司為高風險人士投保的溢價，變相就是保證保險公司不會做蝕本生意，簡直就是赤裸裸向財團輸送利益的行為。 即使政府希望吸引市民參加自願醫保，政府也可以選擇設立「第二安全網」，在現有公共醫療系統及自願醫保計劃之外，為投保人提供多一重的保障。根據政府2008年《掌握健康，掌握人生》的諮詢文件，為高風險群體「包底」的開支，未來25年只需要約數千萬至十多億元不等，根本不需要直接以500億現金補貼保費。設立「第二安全網」，可以使投保人即使用盡保險額，仍可以較低的收費使用公立醫院的私家服務，遠比保費補貼有效和直接得多。 三)保障範圍不足，未能照顧市民需要 自願醫保的保障範圍並不包括門診及日間醫療服務，理由是政府認為市民可以自行負擔相關支出，但對於長者及長期病患來說，門診服務正正是他們日常使用最多的服務，這樣的保障範圍如何能夠照顧市民的需要？另外，市民受保之後仍然需要為手術支付「墊底費」，至少為手術費的10%，對基層市民仍是一大負擔。 四)政府棄公投私 忽視基層醫療 政府寧願以500億基金補貼財團，千方百計利誘市民自行承擔醫療開支，以便延續其「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模式，也不願意投放更多的資源於公共醫療服務之上。在香港的醫療開支只佔香港GDP2.8%的前提下，相對於已發展國家普遍的8-10%，政府仍然要恐嚇市民香港的醫療開支已經高到一個不能忍受的水平，這根本是政府一貫把公營服務「私有化」的技倆，為政府逼迫市民入私營醫療市場開脫。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理應以公平原則為前提，使香港人民不論貧富都享有平等使用醫療服務的機會。500億的基金與其補貼財團，不如用於改善基層醫療服務，例如增加前線醫護人手、縮短專科診症輪候時間、設立更多的醫院和地區診所，使老弱傷殘都能夠即時獲得更有質素的醫療服務。 相關文章： 醫療改革系列：什麼是醫療融資 醫療改革系列：誰來買單

美國剛通過醫療改革法案，把醫保的覆蓋面大幅提高至95%，為不少評論家所讚揚。然而，任何的改革都牽涉到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美國國民將要在10年內償還9400億美元的開支。 這並不是簡單的政府vs.市場的對立。傾向政府應該擔當更多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者，或許視本次美國的醫改為左派的勝利。但全民醫保的圖象，是否如記錄片Sicko所描繪的那樣美好？ 首先，美國的醫療系統雖然有很多弊端，但整個醫療服務體系卻不是完全市場化的。美國醫療系統的兩大支柱Medicare和Medicaid，就總共覆蓋了美國27%的人口，而政府則是最大的買單者。當然，夾在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私人保險公司，往往會因追求利潤而對病人就醫的選擇作出諸多限制。此亦為Sicko記錄片中所揭示的荒謬之處：無病之時付保費，有病之時則諸多留難，甚至以極高的保費把一些真正有醫療需要的老弱之輩拒之門外。 另一部同樣是反映醫療系統問題的記錄片DeadMeat卻揭露了公費醫保可能帶來的低效率。例如，2005年加拿大看專科的平均等待時間為17.7周；英國有1/8人口需要等待1年以上才可以動手術；而法國的醫療部門則負上27億美元的債務。這些數據說明了全民醫保的圖象不一定比沒有醫保的美好。這個世界並沒有烏托邦，你是願意被保險公司耍得團團轉，還是排在醫院長長的輪候名單上？ 醫療融資改革第一階段諮詢結果，當中有71%支持自願醫療保險，而42%的人則反對加稅。上一篇的同系列文章已經指出自願醫療保險計劃的種種問題，極有可能使香港再走美國的舊路。如果香港醫療融資改革的結果，是肥了保險公司而病人卻無錢付保險的話，那倒不如研究一下加稅的可能性吧。 誰說加稅一定是向中產開刀的呢？或許政府可以研究一下「羅賓漢稅」的可行性，向股市的高頻率交易抽稅，硬撼電腦的自動化交易，還富於民吧。 參考資料： 劉瑜《病了你得管》

辭職之際，年紀稍長之同事問吾有何去向，吾隨口說曰：「向文化界個邊發展掛」，實質是不欲多言，恐雞同鴨講也。不料同事以為吾人渾噩，留下一句「恐怕你只知理想不知現實」，便結束對話做事去也。 我總覺得，要向上一代人說出自己想做什麼，不是易事。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大了總該以工作為依歸，要訂立好一條career path，再層層遞升，「咁先係識諗」。之後做牛做馬，結婚娶老婆生仔買車仔，買樓供樓再換樓，斯完成一代使命。 無何否認，這個家庭為本的圖象有其吸引人之處。但我可不可以，暫時停一停，唔咁顧家住，先做好一個關心社會的公民？ 感覺如身處外星。我之所以支持保衛菜園村、反對政府高鐵方案，不就是因為這些都是身為公民應該要關心的事嗎？打工可不可以也關心一下社會？可不可以不要把行使公民權利、上街爭取公義的人，當成為反對而反對、玩玩下的細路仔？我也懂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租樓養父母女友。拜託。 現在流行說八十後點點點，唔該你地唔好本末倒置，以為八十後D人個個好似沈大學士咁，開口埋口呂老，只係一班等住上位而上唔倒位的年輕人。我反高鐵反功能組別，純粹出於義憤，而且有理論backup，絕對歡迎和開口埋口「只係觀點與角度唔同」的人討論。 我想，如果香港真有一班志同道合、不欲進入建制跟隨遊戲規則的人(不一定年輕)，如何建立衝擊現有建制的信念基礎、身分認同、以至經濟上的持久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真箇是從何說起！ 如夢令　從何處說起 夢一般劇情憑誰在推移 緣份在偷襲　時間在追逼 那些美好的瞬間　得來不易 在感情還能夠感人的時代 為什麼有情人　還在顛沛流離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為幸福而賣力 才捨得面對鏡子　說我可以 月光光　從何處唱起 那圓缺陰晴如何不服氣 際遇不講理　命運沒協議 只有從愛人懷抱尋找真理 在感情還能夠感人的時代 為什麼有情人　還在顛沛流離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會死心不息 才舍得萬死不辭　說我可以 誰辜負過自己　說不上可惜 誰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誰曾朝不保夕　才會死心不息 難題再不成問題　說我可以 鴻爪踏雪泥　還是來得及 對重遇的人說　原來你也在這裡

今早看明報所做民調，預測五區總辭的補選投票率只有介乎18至25%，達不致公投的效果云云。 這個結果是預料之內了。香港的建制勢力隨中共的第二支管治梯隊起舞，一致抹黑與杯葛是次補選，不知就裡的市民，當然認為是次變相公投勞民傷財，不予支持了。 筆者一直最關心的，是香港社會民主化何去何從的問題。或許上一輩人認為可以「民主抗共」，但香港乃中國的一部分，不論經濟及文化上均與大陸脫不了關係，香港的民主進程實繫於中共之手，此乃常識。 然則港人對中共政權的認識又有幾多呢？現今對中共政權能作獨到深入分析的論者已然不多，被補的劉曉波正是其中一人。大家也許都認識劉曉波，知道他是零八憲章的倡議人物。他其實亦是六四民運中的四君子之一，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精闢的見解。 他指出，現中共政權已發展成為一個精於計算的利益黨，對社會各階層實行靈活多變的管治。意識形態方面，中共鼓勵人民消費，全情投入娛樂等軟性大眾文化，忘卻沉重的史實，娛樂至死，使民眾對政治民生等議題持犬儒態度。國家管治方面，中共一方面不斷打壓民間維權運動，另一方面卻不斷收買籠絡知識分子以至商賈官紳。有甚於此，中共更以貪腐為管治工具，使每一位既得利益階層所掠奪的錢財皆帶有原罪，即使沒有人真心相信中共所灌輸的民族愛國意識，但亦不得不就範，與之同流合污。(詳細分析見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練乙錚《談談劉曉波的一些犯罪文字》) 面對黨國機器如此，如果有人認為五區總辭乃對抗北大人之利器，是政治幼稚的想法，根本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沒有透徹的理解。香港之所以能夠享受政治特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成為絕無僅有的自由土地，乃是因為香港在經濟以至對外國際關係上有統戰價值。當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日隆之時，香港的政治特權，便會成為中共的管治難題了。 於筆者而言，五區總辭實乃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面對日趨困境的民主化進程，一次又一次拖延的普選承諾，政府又拋出鞏固功能組別特權的區議會方案，身為一個支持民主的公民，明知五區總辭本身最佳的結果，亦只是表達港人的意願，但亦不得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矣。

反高鐵運動以包圍立法會作結，對於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學運的一輩，以為遊行如散步的年輕人來說，實在使人振奮。 這種振奮，是相對於之前民主運動的奄悶；有微熹的希望，不等如運動有什麼實際性的進展。事實是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仍然毫無寸進，功能組別的權貴仍然位處廟堂，社會的結構仍然是不公義不平等，生活的方式仍然是單元壓迫缺乏想像。 理論爭辯的空洞 在這場社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爭論衝擊立法會是否衝擊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倫理，是善意提醒卻不是當務之急，甚至淪為扭曲民主運動的輿論工具。學理上爭論是次運動應用何種學術框架來詮釋，是無視運動本身的多樣化與互動性。在我看來，批判某學說是否過時失實，就好像批判「匙羹不能用來叉食物」那樣無力。 不同理論的建構，本有其生成的理由及脈絡，這些理由及脈絡本身，恰恰構成了該理論的適用性與局限。因此，我們當可質疑民主政治倫理背後的一些假設，更可批評「和平理性地遊行」作為行動形式的利與弊，但批評「以民主程序來達致民主目標」不能解釋現時新世代的運動模式，是一句適時但空洞的陳述。 討論應重返政治上的技術操作 身為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我對呂大樂教授的觀察深感失望，因為他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視「和平理性」、「遵守規範」為民主運動中具有優先地位的道德倫理，卻忽略了運動參與者並不能夠參與議會民主的事實。正如葉蔭聰《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一文指，一群被議會排除在外的群眾，如何能夠違反議會的規範？更遑論要循議會的方式爭取民主了。 然而，呂教授《我的昔日情懷》提出一個值得讓人深思的論點：香港現行的議會制度是否如斯讓人絕望，公民可以用任何手段來否定之？我認為，香港的議會制度縱然是千瘡百孔，但仍是多年鬥爭的成果。搶鐵馬本身算不上是什麼暴力，但我們總該為自己的非暴力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提供一個非暴力的底線。當運動者的底線訂得和一般市民心目中距離太遠之時，失去民心的運動只會越趨極端，我們究竟有沒有作任何思想上的準備？我們又有沒有討論怎麼樣的非暴力行動才能夠感動人心？甘地的行動之所以備受世人尊崇，除了是敢於觸碰不公義的法律外，還有就是行動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二月八日晚聽練乙錚先生在序言的分享，當中提及到高等教育界的滲透問題。練先生指出，當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教授相繼退休之後，不少海歸派便將成為各大專院校的院長或顯要職位，到時在位者或噤若寒蟬，或隨數位有權勢之XYZ聞黨意起舞。再加上日益河蟹化的傳媒及漸趨法西斯化的中共政權，香港的民主運動該如何自處？難道還要拘泥於價值還是世代之爭嗎？

參與過數次有關集會後，實在覺得必須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的行動。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檢討圍城策略的得失，反而我想以一個外圍觀察者的身分，重新審視自己行動的理據，俾供其他運動參與者參考。 身為一個環保組織的工作者，工作範疇經常需要間接接觸香港農業。就我的觀察所得，我的同事似乎對於菜園村不遷不拆的訴求無動於中，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農業的發展限制重重，要求港人務農，似乎是過份理想化了。後來運動的發展漸漸地轉向全港性的訴求，高鐵效益的考慮成了不少人支持反高鐵運動重要的理據之一。至此，整個運動的支持者就包含了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年齡的人，這當然在某程度上，是壯大了運動的基礎；但這種轉變，亦使運動的發展充滿張力，以致於在15及16日的行動之中出現不少行動上的分歧，給外人內鬨的感覺。 獨媒阿嘉花的文章指出，反高鐵運動能夠成功地連結不少團體參與，更能提供一個香港發展的新論述，這些筆者都十分同意，而且是樂見其成的。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察，只是把某些局部的進展擴展為一個理想化的圖象，實際上，不但一般市民大眾易為主流媒體衝突框架所誤導，甚至一些對社會運動有一定認識的知識分子，亦會質疑運動的成效，甚至是背後的出發點。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種「新形式」的社會運動，能夠容納多少理性討論的空間。我不是說反高鐵運動的支持者不夠理性，如果這樣，那參與運動的我就是在寫文章自我推翻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獨媒ansonwong的文章代表一種社會行動的主流意見的話，這樣會把多少希望加入運動的人拒之門外？這不是因為行動本身有多「激進」（其實衝擊警察也不見得有多激進），反而是這行動背後理念的那種「排他性」，才是叫筆者擔憂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我在16日的時候不選擇衝，還叫大伙回家好好休息整理，會不會被人罵個狗血淋頭？我的判斷是，當財委會宣佈通過撥款的一刻，立法會門外的集會就只剩下象徵示威者堅持下去的意義了。容我再強調一點，我十分敬佩那些留守到最後的人，但我是否能夠有這個判斷，即使把鄭汝樺困得多久，對運動的成果也不會增加半分？我之所以認同「包圍立法會」的理念，是因為在某程度上，這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爭取更多人了解運動背後的種種理念，深化運動的發展。其實由12月18日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整個「拖延」的策略本身，都不只限於高鐵運動；我們要爭取的不只是擱置高鐵撥款，更重要的，是激發更多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理念，最終打破發展至上的神話。 從這個判斷出發，批評大會行動策略的意義不但不大，甚至會防礙運動的良性發展。我的一位朋友甚至指出，財委會的「拉布戰」雖然有其意義，但應一早於16日終止，否則會弄巧成拙，不利於包容更多不同人的人加入陣營。實際上，我們的對手實在比我們想像的更頑固，當我們強調運動的「成功」之時，應不忘政府的公關手段，其實對某些主流精英十分有效。對於政府來說，他們根本不用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子施行什麼手段，只要把「邊緣化」這個想像牢牢套在中產精英的腦袋，即使我們的理據如何有力也沒有用，因為至少他們會認為通過高鐵撥款，自己會是得益的那一方。 雖然筆者不是核心成員，但總算理解運動發展有某種的「隨機性」。最初筆者支持菜園村的運動，就完全沒有料到後來居然會演變為某種全港熱話的議題。不過，在希望之光重燃的同時，我不能不想起火車的那個阿嬸對示威者評頭品足、嗤之以鼻的評論；同事們對筆者的獵奇目光；更有種種視菜園村運動為攫取更多利益的陰謀論心態，無論如何，我都未能說得出「勝利」這兩個詞語，因為實在有太多人，依然以舊有的思考框框來看待我們的行動。

有人說, 明知今次的集會徒勞無功, 不如慳點時間吧! 與其給大眾媒體標籤為激進, 不如早一點完結好好思考下一步的行動吧! 只是, 我卻認為堅持行動是某種感動人心的力量, 這幾天, 看見很多朋友, 有支持政府方案的, 有反對政府方案的, 也有全不知情的……從不認為成功是一朝一夕的事, 運動一路走來, 自己有時抽離有時又投入, 參加的親朋好友越來越多, 對香港的未來, 突然浮現那怕是一絲的, 微熹的希望。 向仍在場堅持的朋友致敬!

一直都覺得自己不是遊行的常客, 六四和七一的遊行也不是年年都去。對於我來說, 平反六四、追求民主中國、爭取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等全都是很重要的訴求, 可是這還不足以推動我行使遊行的權利。 這次反高鐵的行動, 理論上並不比六四和七一更符合大是大非的定義, 始終在現今的政治制度下, 出現這些不公義的工程和撥款, 幾近是必然的事。都已經麻木了─不斷被否決和忽略, 爭取了二十多年的直選和民主, 無力感已經油然而生, 那每年一度的儀式就像是提醒自己那尚未泯滅的一點良心仍在而已。但是反高鐵, 第一次讓我感受到過分樂觀的滋味, 讓我越來越覺得, 香港新一輪的公民行動正在成形。 星期五的傍晚, 我極力地爭取請數小時的假, 希望儘早趕到立法會, 這種迫切的感覺, 是從來沒有過的。我是首次感覺到, 有一班自發的, 年齡相近的, 對社會運動形式看法相近的人, 聚在一起, 為著一個議題去抗爭; 而這個議題本身, 並不是一些民主派的大佬或精英主導出來的產物, 反之一班年青人各自成了運動的主角。這種由下而上, 自發的民間運動, 才符合我心中民主社會應有的圖象; 那些代議士只應是運動的配角, 不應該主導一個民主運動的發展。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1129遊行衝擊政府總部, 一名青年回應警方PR的提問。當警方問他是否代表示威者時, 他很自然地答: 我只代表我自己, 這些人都各自是自己的代表, 行使著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大意)。 這獨立的年青人氣息深深吸引著我。不再是儀式化的「表達意見」, … Continue reading →

星期五晚，去了序言書室的讀書組，討論空間政治的本質，就是人使用公共空間的自主性。人，應該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之下，隨意地使用公共空間，而不需政府的僵化管理。 星期六，看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演出，名為《Corbu and Kahn》。Corbu建的小房子，充分地利用了室外的陽光，讓房子盡享湖光山色。那兒的人們，關注的不是房子能賣多少錢，而是擔心房子的建造，會不會破壞自然空間。 Louis Kahn是一個出色的建築師，而且致力教學，其作品深具哲學意味。 -A great building must begin with the unmeasurable, must go through measurable means when it is being designed and in the end must be unmeasurable. -If you don’t feel joy in what you’re doing, … Continue reading →

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今日在明報撰文，重述醫改發展的藍圖，無甚新意。令人注意的，是如下一段節錄： 醫療融資改革，關乎醫療系統未來的持續發展。我對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有必要覑手解決醫療融資問題感到欣慰，但亦明白不少市民對強制的方案有所保留。我們正覑手研究制訂一個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政府會加以規範和監管，並會以預留的500億元儲備為誘因鼓勵市民參與，務求令新計劃 能有效攤分風險，讓有能力負擔者能持續選用私營醫療服務，同時減輕公營醫療系的負擔，令整體市民受惠。（明報，《周一嶽﹕醫健展新象 群策創新天》） 一言而敝之，就是醫療服務「唔夠錢駛」的問題。姑勿論公營醫療系統是否負擔過重（例如香港的人均公共醫療開支遠遠及不上英美等國，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約2-3%，而美國則約為15%)，要使醫療服務背後的財政基礎更穩健，其實不外乎三個方法，－）加稅；二）增加醫療服務收費及；三）種種的醫療保險計劃。 為什麼一定要捨棄加稅而要訴諸於醫保計劃？政府似認為這是不證自明的問題。但所謂香港一直堅守「小政府、大市場」的看法，根本是誇張失實，尤以教育、醫療、住房等範疇為然。但筆者暫且把這後設的問題放下，並以城大陳浩文教授的一篇舊文（《香港醫療制度的融資改革不宜操之過急》）為參考，闡述有關醫療保險計劃的利弊。 （1）強制式醫療儲蓄計劃：這計劃主要的目的，是由個人來承擔醫療成本，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負責，減少對醫療服務濫用。但這計劃缺點重重。第一，窮人的負擔必然比有錢人為高，因為劃一的收費比率，會使窮人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第二，由於是個人負擔自己的醫療風險，於是計劃便失去了分擔風險的作用，有錢人即使大部分時間不需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也不可以被調撥來協助支付其他病人的費用。 （2）自願或強制式醫療保險計劃：由於投保人透過繳付保金分擔醫療風險，他們患病時便可以獲得所需要的昂貴服務。但是美國的經驗顯示，這個計劃既不公平，亦沒有效率。第一，保險公司有強烈誘因拒絕為高風險人士投保，尤以那些長期病患者和老人為甚。第二，對於一些有能力住私家醫院的人士，他們往往可以有能力再購買不同種類的醫療保險。但是，當他們保單的承擔範圍和保額越大，他們便會有更大的誘因使用醫療服務，而且因提供服務的醫院和提供醫保的公司沒有一致的利益，醫療開支可能會因種種濫用而急劇上升，而保費亦會因此而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最需要醫療服務的窮人卻負責不起高昂的保費而被醫院拒諸門外，最高風險之族群往往是最受剝削的一群，既不符社會公義，又不能有效分配醫療資源。 政府所指的「自願參與、包含保險及儲蓄成分的輔助融資方案」，似乎只會使香港走美國之舊路，既不能有效攤分風險，更使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只肥了早想擴大市場的保險公司。（待續）

曾蔭權回應記者提問，指出施政報告並不適合講資源分配。 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回答。可能曾先生以為，只有所謂的「派糖」活動，正確點說是惠民之舉措，才算是分配資源吧。要是他有一點點的政治常識，他提出的所有政策，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資源的分配。例如施政報告大灑筆墨於六大產業的發展，其實就是希望集中社會資源於這些項目上。如斯矛盾之言，出自特首之口，徒顯其頭腦混亂，不知施政為何物而已。 施政報告對所有具重大爭議之項目，俱避而不談，諸如醫療融資改革、政制改革等皆輕輕帶過；對於本港之失業問題、貧窮問題，亦無解決之良方，只重彈基建之老調，虛談口惠實不至之六大產業。這只反映特首之畏首畏尾，在餘下之兩年任期，亦無所作為矣。 就以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服務為例，曾先生捨重就輕，置千萬貧困人士之需要於不顧，亦無制訂長遠醫療政策之方略。他一心只想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於是把香港人民的性命，負托於私營醫療機構，以批地作為推動醫療產業的良方，全然沒有理會弱勢社群沉重的財政負擔。 對於民生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政府的首要考慮是社會公義，而不是純粹由經濟效益出發，只為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把合乎公義的資源再分配矮化為「派糖」。例如醫療改革，「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是否意味著，政府要向服務使用者收取相等於服務成本的費用呢？這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因為使弱勢社群得不到所需的醫療服務，實有違社會公義，政府應貫徹始終，堅守一直奉行的醫療政策原則。如果曾先生繼續抱殘守缺，以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為其施政原則，閉塞諮詢民意之路，何以能「群策創新天」，回應社會之需求呢？

突然想記下一些瑣碎的片段。 在擁擠的地鐵中，手中拿著杜拉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看著，忽爾有一男子在打量著我看的書，他還好奇一問，這書是不是Peter Sellers的。 他不會說是Dr. Strangelove的那個吧？ 我想我是聽錯了的。在一陣諤然之後，我不假思索便脫口而出：作者是Peter Drucker，是和management有關的。 完了對話。我離開之際，看到了他手上的《路邊政治經濟學》。 有點後悔不跟他說多兩句呢。 ＊＊＊＊＊＊＊＊＊＊＊＊＊＊＊ 我要謝謝珠珠對我媽媽的照顧。 更要感恩。 讓我經常可以藉各件小事大事， 理解到自身的幸福， 不用求助於心靈雞湯，和宗教。

剛剛先睇完汪阿姐七情上面鬧政府唔扶持粵劇，就看到信報這則新聞。但原來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大而無當，曾被美國教授協會批評侵犯學術自由，以搞生意的精神教育學生，也難怪和政府的思維一拍即合！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7 | 文化 　2009-02-18 發展活化 一盤生意 六幢歷史建築的活化計劃，首次由發展局掛帥，吸引了一百零二個機構提交一百一十四份申請書，在昨天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新聞發布會」終有分曉，有人歡喜有人激動。會上眾多記者主要圍繞兩個問題發問，一是財雄勢大的機構是否更有優勢？因為入選分別是有財團背景的保育建設公司﹙大澳舊警署改建精品酒店﹚，以及大學﹙浸會大學把雷生春變身雷生春堂中醫藥保健中心、北九活化為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北九﹚。 另外，就是替八和會館抱不平，為何一個強調中國文化承傳的計劃得不到青睞，反而外國的月亮更圓？ 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強調，評選的重點之一是財務可行性、財政上的持續性，他指出，很多計劃書在這點上失分。 八和會館發言人表示，政府指八和輸在管理經驗、籌款能力、營運能力，但在申請的第一個階段已經知道，政府的做法製造有三個選擇的假象，把八和當作陪襯。 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在公布會後，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坦言對於申請北九裁判法院為粵劇學校落選感到失望，她懷疑政府扶持粵劇的決心。「我們的確很希望知道發展局的評審理據同準則。尤其是作為一個民間藝術團體，到底點樣可以同財雄勢大的財團或經驗老到的機構公平競爭？」 打敗有五十五年歷史的八和會館，到底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根據發展局的網頁介紹，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ＳＣＡＤ）於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喬治亞州成立，香港分校將提供一千五百個專上學位，要把「香港與北九龍裁判法院打造成亞洲數碼媒體的主要研習中心」云云。 然而，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總監何慶基指出，在設計界裏，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的名聲不是特別好，比起其他著名學院如Goldsmith College，薩凡納不是特別傑出的其中一間，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成就。但是近年擴張迅速，九十年代開始備受爭議，更被美國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批評侵犯學術自由，有關事件記錄在協會的資料庫，其中一九九三年有教授因為支持批評學院的學生而被解僱。 《紐約時報》曾刊登 Art and Commerce: a College’s Turbulent Tale一文﹙Peter Applebome，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質疑該校的教育方針，指其重生意、輕教育，利用教育的名義獲免稅營運。教師除了教學，還要負責籌款、收生。文中又揭發該校類似學店的做法，教師除底薪外，收生愈多，收取回佣愈多。 報道認為，該校「市場推廣、營銷比教育更出色」。 「公職王」陳智思一再被問及，為何棄八和、取薩凡納，他回答稱專誠派了兩人到美國薩凡納實地考察，認為該機構在保護古蹟上做得好。 但《紐約時報》曾報道，創辦人Rowans發現薩凡納有多幢十九世紀的建築物，以進取的借貸方式，買下多幢物業，在當地的地產上可謂舉足輕重。 何慶基指出，這家機構有這樣的名聲，包括學術界的批評，政府有沒有考慮，有沒有疏忽？ 何慶基問，委員會的研究是否深入、有否浪費公帑？「只消十分鐘，便在互聯網上找到資料，連維基網也刊出有關的警告。」 另外，他指出，以如此重要的資源資助海外的商業機構，其中又有爭議性，應作出合理解釋，如本地是否沒有可取的機構。 以非牟利、ＮＧＯ包裝，就可以得到價值數以億元計的物業，免租做生意？林鄭月娥在公布中強調，政府撥款約四億九千萬元資助五座建築的復修，而北九龍裁判法院則由獲選機構自行斥資建設，但這當然不是免費，而要付出極大的資源、投資和代價。 發展局初試保育，是否如投資署心態，引入外資？難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馬上表態，歡迎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在香港設立分校。 … Continue reading →

如果說上水有什麼「地方特色」的話，天橋晚上的街頭小食絕對是其中的表表者。 流動小販販賣熟食在香港曾經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但因為「衛生、清潔、及阻街」等「問題」，不論在殖民時期或是回歸中國後的香港，流動小販都似乎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香港政府去解決。尤其是自小販管理隊成立之後，對所謂無牌小販的掃蕩更是嚴厲，街頭小食作為香港的一個本土特色，已經漸漸成為歷史。 作為上水人的一分子，上水的街頭小食已經成為上水人的集體回憶。每當夜深回家，連接上水火車站與彩園村的天橋總是有一車車販賣熟食的小販檔口。居民非但沒有對所謂的阻街或衛生問題怨聲載道，反而以行動支持小販販賣的種種美食，每檔檔口都生意興隆，人聲鼎沸。油渣麵、碗仔翅、串燒雞亦、滷水雞腎、各式糖水、魚蛋燒賣豬皮羅白……都是些平易近人，人人可買得起的民間小吃。近日晚上涼意襲人，途人放工後歸家似箭，食物的香氣吸引不同年齡的老饕，駐足一起參與這草根專享的大盛宴。這種風味可不能在上舖後的食肆中找得到。擠、吵、雜，亂中有序，架肩接踵的販賣方式，處處顯出香港人的旺盛生命力。 所謂「搵食艱難」，本來擺檔賣食物也是小民適者求存的一條出路，香港政府不是提倡所謂的本土經濟嗎？問題是政府的小販管理制度只是依法施政，硬把小民生計和所謂公共衛生問題變成勢不兩立的敵人。本是良民的小販被視為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過家老鼠，小販管理隊以捉賊的心態工作，以致釀成衝突，甚至是悲劇──零六年天水圍小販「牛大力」因逃避食環署追捕而溺斃明渠之中，就是明證。 「水清則無魚」，過份的打擊只突顯政府的政策傾斜，正如陳雲所言，香港政府奉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肥了高官大商賈，苦了不願被標籤為懶人的芸芸小民。以上水彩園村的商場重建(renovation)為例，領匯大舉提高租戶的租金兩至三倍以逼走小商戶，大財團轄下的連鎖式商舖自然能夠「堂堂正正」打入屋村的消費市場，政府則以「商業決定」為由對大商賈的壟斷行為視而不見，任由小商戶的生計被剝削。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小民自我謀生的門路卻嚴厲打壓甚至趕盡殺絕，以公共衛生的名義祭出大屠刀，不論是安分守己的小販，還是世代相傳的雞農，都不能在香港的社會下存活。小民只有兩個出路，一個是去拿綜緩，淪為好吃懶做的寄生蟲，受不了歧視的勞苦大眾，就只好成為大企業的廉價勞工。 不過，草根經濟活動的生命力似乎比政府想像的要堅韌得多。上水的街頭小食之所以能夠在政府的打壓下苟存，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小販與小販管理隊之間的默契和共識(tacit consent)。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小販是會在不同的天橋之間來回走動的。通常在晚上十時至十一時左右，小販會在彩園村內的天橋出現，因為食環署的職員只會在往火車站的天橋巡視。當定期巡視結束之後(大約十一時)，小販就會「自動」搬檔到火車站的天橋擺賣。問題是政府漸趨不近人情的政策使得這種平衡難以繼續維持，曾經有一段時間，上水天橋的小販便因這種平衡的破壞完全絕跡。黑社會勢力乘時入侵，對小販收取保護費，作為小販與管理隊之間議價的「籌碼」，使得小販能夠在小販管理隊的「突擊檢查」之前能夠及時撤離。小販就在不同勢力的窄縫之間委曲求全，原本簡單的小民經濟也就變得複雜起來，甚至有機會演化成社會治安的問題。 如果不是政府逼得太緊的話，小販根本不需要「邀請」第三勢力來保護他們，以恢復小市民生計與一直以來小販管理工作的默契和平衡。回歸以來，政府的政策不只是官商勾結，連基本的管治理念也搞不好，只懂「依法治國」，不知道「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小民若固守昔日良民理念，連示威抗議也都視為激進搞事，距溫水蛙熟之日已不遠矣。 延伸閱讀： 陳雲：死門 書到用時﹕誰掠奪了 小販的智慧 周日話題﹕張曼玉的銻飯壺 謝柏齊：小販末路，純屬意外？ 人民日報：街頭小販 香港怎麼管 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齊來優待無牌小販 馬立誠：香港如何消除街頭小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