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與實在

索羅斯的思想體系有三個主要概念:
可錯性(infallibility): 我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的理解, 與生俱來就是不完整的。
反射(reflexivity): 我們的思維主動影響到我們參與的事件及我們的思考對象。
開放社會(open society): 對我們自身的可錯性是開放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 [4]
為什麼社會科學的預測必然失敗? 這是因為我們的思維不能獨立於考察的對象之外, 事實並不能作為判斷真假的依據, 我們的主觀思維會影響未來事件發生的結果, 這使得預測有著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重要的是在反射的情境中, 事實未必構成判斷真理的獨立標準。過去我們以陳述是否和事實相符作為真假的依據, 但是否與事實相乎是可以用兩種方式達成的: 我們可以提出真確的陳述, 但也可以影響事實。換言之, 是否與事實相乎並不保證真實。[15]
與事實相乎並不能證成社會科學或經濟學模型的理論效用, 因為我們可以去改變事實, 使之乎合我們的主觀願望。就好像說一些自我指涉的陳述一樣, 這些事實並不獨立於我們的自由意志之外, 反之會影響人們自己所指涉的情境。
有關思維(thinking)與實在(reality)的關係, 索羅斯的說法很妙。
我們生有的世界是非常複雜的。假如我們要形成一種世界觀, 作為下決定的依據, 我們就必須簡化。我們使用概括、隱喻、類比、比較、二分化和其他心靈建構為這個混沌的宇宙帶來秩序。但每一種心靈建構都扭曲了其所代表的事物, 而每一點扭曲都使我們要理解的世界增加了一點東西。我們愈思考, 要思考的東西就愈多。原因是, 實在不是已知的, 是和參與者的思維在同一過程中生成的。這情形就有如思維的過程一樣: 思維愈複雜, 實在也變得愈複雜。思維永遠趕不上實在; 實在永遠比我們的理解內容豐富。實在可以出乎思維的意料之外, 但思維卻有創造實在的能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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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基本教義與金融危機

其實這只是讀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一些節錄筆記, 兩者的關係不必然有嚴謹的論證。
什麼叫市場會自動調節? 市場是否萬能? 政府干預是否必然沒有效率? 索羅斯對金融危機發生的本質有精闢的評論。
我們要進行重新思考, 起點就是要承認金融市場本身天生就是不穩定的……金融市場被視為一個鐘擺(Pendulum), 可能因為外力干預而失靈, 這種外力稱為外來震波(exogeneous shocks), 但它們終於要回歸均衡狀態。這種信念是錯誤的。金融市場可以走到極端, 假如一連串的大起大落超過了某一點, 它們就永遠不會回到原來的位置。[XIV]

索羅斯認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approach)的政策根本就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同義詞。他認為充斥全球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才是使金融危機不斷發生的催化劑。
使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健全和無法持久的正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XVIII]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 市場基本教義比過去任何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開放社會的威脅更大。[XX]
奉行市場基本教義的人對市場運作方式的概念有著根本的缺陷。他們認為, 金融市場總是趨向均衡狀態。……金融市場並不被動地反映現實, 而往往主動地創造和反映現實。目前的決定與未來的狀況之間是有雙向關聯的, 這種現象我稱之為反射(reflexivity as a two-way feedback)。[XXI]

對於經濟學企圖以自然科學為師, 建立一套解釋和預測經濟周期的理論體系, 索羅斯認為這忽略了人自由意志的地位, 研究人類行為和研究自然現象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經濟學的研究有著方法論上的缺失。人類本身充斥著各種偏見和成見,  這和經濟學理解的人性有著極大的偏差。
人類和自然科學中的死物不一樣, 是有知覺有看法的, 他們的知覺和看法又可以改變在他們身上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參與此一過程的人的預期和事實上所發生的一切之間也有這種雙向的反射互動關係, 而這重關係是了解所有經濟, 政治和社會現象的關鍵所在。[XXI-XXII]
反射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內找不到。在自然科學的範疇內, 科學家的解釋和他們試圖解釋的現象之間只有單向的關係。……但市場的參與者無法使用知識作為決策的依據。他們必須對未來下判斷, 同時他們引進偏見也會對後果發生影響。這些後果可以加強市場參與者的偏見, 也可以削弱他們的偏見。[XXII]
參與市場的人一開始就帶有偏見, 而非知識。一種情形是反射發生作用, 糾正了偏見, 於是我們開始朝著均衡狀態走。另一種的情形是偏見被反射的反饋更強化了。在這種的情形下, 市場愈來愈和均衡狀態距離日遠, 而無任何返回原點的跡象。[XXII]

對於政治干擾市場必然是不可欲的這個觀點, 索羅斯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 因為政治的失效往往是由於人們以自私自利的個人決策作為集體決策的道德基礎。
我們必須把訂立規則和遵守規則判然劃分。訂立規則牽涉到集體決策, 此即政治。遵守規則只牽涉到個人的決定, 或稱市場行為。[XXIV]
代議民主原則是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的, 但我們對政治的這種態度破壞了這些前提。政治人物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矛盾是經常存在的, 但由於我們往往放棄了固有價值如誠實等, 而用金錢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 結果使這種矛盾嚴重惡化了。於是, 利潤動機抬頭以及集體決策過程的效力衰微以反射方式互相強化。我們抬高自身利益的身價, 使之成為一項道德原則, 政治怎能不腐敗。但政治的失敗卻反過頭來成了主張更放任市場的最強烈理由。[XXIV]
很多人以為民主和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事實上, 兩者間的關係遠比這一點複雜。資本主義要靠民主制衡, 原因是, 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並不朝著均衡走。……一百五十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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