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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師奶大肆鞭撻的「人吃人」情節只是噱頭：一班曾經一起夾band的少年，在雪山上被迫吃了家明──一個標誌著理想的角色。失去理想後，眾人在「人吃人」的社會中各走各路。有扮演贖罪者的鼓佬，為著失去的理想拼命奮鬥；有扮演遺忘者的Ronnie，退守到私人的心靈，組織一個不被侵擾的家；還有拚命與過去決裂，不擇手段為求吞噬他人而成全自己的Angus。人在理想與現實的決擇，就是劇的主題，其他素材，諸如影射Beyond、六四隱喻等，都只為編劇提供靈感、引起觀眾共鳴而已。 街工的同事們對劇集的發展很有意見，前一陣子，大家都在競猜誰是街工的鼓佬和泉叔。大抵大家都在社運圈打滾過一段日子，對於追逐理想有著不可動搖的固執，因此對於劇中鼓佬變節的行為不以為然──一個半生支持工運參與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怎會那麼容易就為權力所誘惑？要走進議會走進建制就必然要妥協了嗎？當聽到阿英哼「年少無知」的歌詞往往只懂得唱「當生命是必需妥協」，是否潛意識地反映了對理想失落的反抗？ 應該為鼓佬的「變節」而感到憤怒嗎？還是應該慶幸，至少在此時此刻，我還不需要為著生活的種種壓迫而作出一些身不由己的決擇？純粹地拋下一句「如果命運能選擇」，這太看輕了選擇的重量。鼓佬根本不是屬於工運圈的，如果沒有吃掉家明的話，他會繼續唸會計成為會計師，和Gina組織一個正常的家庭，泉叔也不會因鼓佬的事而心死──這件事，泉叔一早便知。不單是鼓佬，還有千千萬萬循自身生活軌跡而要被迫「吃人」的人，要選擇一條原本不屬於他/她們的路，被迫放棄理想，難道又應該予以譴責？ 一個善良的人之所以不作惡，並不一定是他有很好的道德情操，可能是他還沒有去到一個考驗他道德判斷的境地罷了。納粹大屠殺之所以會發生，並不只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也不單單是德國的社會環境或文化所導致。真正使人震慄而心寒的，是好人作起惡來的狠勁，也就是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平凡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種族屠殺往往反映潛藏人心的魔性：在集體的掩護下，個體往往視己為齒輪，拋棄個人的道德思考，僅僅把眼前的屠殺視為必須要做的「工作」，「都係打份工啫」──這不是人放棄自身責任的最好藉口嗎？ 無法簡單地把失落轉化成力量，是因為知道我們生活的安穩，是建築在欺騙他人、欺騙自己的浮沙之上。如果有一天，我們就如鼓佬、Angus、Ronnie肯面對自己的過去，直視人性中的陰暗，是否會赫然發現，維繫著世界的虛幻？當失去對人性和制度的信心，你會選擇成為不擇手段的Angus，還是退守內心自由的Ronnie？是否還有別些可能？

重看自己在五年前為05政改寫的文，可謂感慨萬千，因為文中對民主黨的批判，到如今是益發顯得真實了。 當然，現在對政治的認識多了，知道了什麼叫「妥協的藝術」──要爭取民主，只靠理想是不行的，人民必須學習跟當權者談判，否則政治運動便難以有成果了。專研公民運動的學者們，更紛紛以南非的曼德拉跟波蘭的華里沙作例子，證明改革的推行，是需要談判，需要妥協。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黨的其中一名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被公開審判，判決他主持屠殺猶太人的方案的罪行。他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因為他只是國家機器下的一個小齒輪，執行的只是上司的命令。 這聽來好像是罪犯逃脫罪名的說法吧？可是，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可不是單憑幾個人的意志就可以完成的；行動能夠完成，需有賴於無數個服從上司命令的艾希曼，把自己視為齒輪，拋棄個人的道德思考，僅僅把眼前的「工作」視為必須要付上的責任。如果整個國家的人民都這樣想的話，這種滅絕人性的罪行，就居然成為國家的集體意志了。 可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會甘於做出這天大的罪惡呢？最初，納粹其實並沒有宣佈要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只是宣佈了一系列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措施罷了。對於殺人這「大惡」，限制個人權利這「較小之惡」其實是可以接受的──至少當時的德國人是這麼想的。因為如果不接受這「較小之惡」，拒絕合作的話，納粹的毒爪豈不是會伸展得更快？不過，他們很快便忘了，這「較小之惡」，仍是惡，斷不會因妥協而成為善的。 我想說的是，支持政改的觀點無非是談判妥協，但談判妥協無疑於在「大惡」與「較小之惡」之間被迫作出選擇，到頭來仍不是善。功能組別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成為直選，這是常識，更何況民主運動絕非止於普選？今天許寶強的文章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好的政治判斷必須出自於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而非議席得失的計算。所謂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在我看來，就是民眾必須明白自己是生活在一政治共同體中，公民必須負上其政治責任，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在群體中實現自己的潛能。妥協，只會成為當權者麻痺民眾的武器，使之放棄獨立思考，盲從於當權者的領導，使民眾逐漸淪為國家機器下的齒輪。 延伸閱讀:   漢娜‧阿倫特，”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收於《責任與判斷》，左岸文化出版。

「為了理解惡，人們無須勞煩魔鬼。惡屬於人類自由的戲劇。它是自由的代價。」 當我們批評別人的醜陋時，其實能不能發現自己的陰霾？我們能夠理解，是因為我們都「身同感受」。 惡，絕對不是什麼抽象的觀念；它使人心甘情願地墮落到非人的境地。惡，並非由邪惡的魔鬼所造成，所以至善的上帝也不能抗惡。從來要實踐上帝的教導的，是我們；人要抵抗邪惡，只能要求自己作出鮮明的道德判斷。 經常都有人說不想思考。其實這正正是縱容惡的表現。面對極權至惡的進犯，人的最後防線，往往是自己永不停止的思想。 讓我借用阿倫特的說法。思想「是永遠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的能力。」和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不是求知，而是為人的方式。思想是「人的生命自然需要」，思想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思想與知識的區分非常重要：一方面科學家或學者的就不一定是思想；另一方面，誰都不能夠以缺乏「腦力」作為不能思想的藉口。既然思想伴隨生命而來，思想是人活著的本身；生命是一個過程，生命的本質就只能存在於思想的實際過程之中，而不是存在於任何不變的結果或特殊的想法之中。 “thinking, but not thought” 由字面可解，thinking是一個不斷持續的過程，是一個人獨立行為；它和靜態的、而最後真理面目而呈現的「思想」截然不同。以真理之名，行絕對的權力，冠冕堂皇地把思想的多元性扼殺於無形之中，也是極權主義背後的理論根源。 我的thinking是充滿著不和諧的，也許政治和哲學之間有某種的張力存在著：前者講求積極參與，思想要和現世的事情相契合；後者是出世的思想，寂寞的工作，特立獨行而不理世俗批評的。所以，一種不斷往徊反覆的自我對話，就是對自己充滿個性的思想形式的最佳表現吧。 為什麼思想不能定於一專？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個標準答案不好嗎？不是會導致相對主義嗎？借卡夫卡的一個寓言： 他有兩位對手，第一位從背後把他推離原點，第二位在前面擋著他的去路。他必須同時與兩位對手競爭。當然，第一位推他各前，幫助他與第二位抗爭。第二位推他向後，幫助他與第一位抗爭。但這只是理論上如此而已，因為除了二位對手，還有他自己。誰知道他真正想要幹甚麼呢？他想要的是，在一個最漆黑的夜晚，趁著這二位對手不留神的時候，一下子跳出那條戰線，．．．．．．從此變成一個裁判，看那二位對手在互相鬥來鬥去。 也許阿倫特是對的，「思想」不可定義，只能「喻說」。思想的經驗需由實踐和練習才能獲得。思想，必須由思想者自己去營造。思想，是一個與具體個人生存問題有關的自由空間。 當一個人要承繼思想，他不可能直接把它從過去繼承過來，他必須重新發現和鋪陳屬於自己的那個空間。而這一個空間，就是他當下面對的生存間隙。個人的思想空間必須保持獨立，對於這個經驗世界，思想是一個人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傳統價值中斷的今天，每一個人都需從過去的碎片找尋可能的思想資源，否則辨別是非美醜的標準亦無從有效建立，從這個意義來說，思想可以是公共的。但，其實一切的真正思想都是孤獨的，亦只有自己明白自己思想的真確之處，可是，思想不應該用作逃避現實世界的藉口，亦不是心靈懦弱者的碉堡。這種入世／出世的爭辯，只有真切的感受才能明白箇中的張力吧。 記於2006年秋 相關文章: 平凡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