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按: 筆者一位內地朋友對六四二十周年的反思。

 

from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84227054635

我的六四二十周年祭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那个心中埋藏已久的谜团终于开始渐渐的解开。前前后后参加了很多关于六四的活动,只要我看到信息的都尽量参加,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试图在中间寻找真相。对于六四的好奇由来已久,记得小时候,懵懂的我有一次听大人们谈到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坦克车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冲出,从学生身上碾过,然后铲车将尸体装上卡车,拉向火化的地方,紧接着一批工人空降在广场将天安门的地砖连夜翻新,天亮的时候整个广场没有一点痕迹,没有人知道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据说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北京城里所有的家庭录影设备全部被没收,所以没有任何影像留下。那些工人和士兵都不知去向,好像去了遥远的地方,再也不能回来。这个阴森恐怖的故事让我毛骨悚然,但又充满着神秘的诱惑,让我不断的去追寻它的真相。学生犯了什么错呢?为什么要秘密行动呢?真的没有照片留下吗?会不会在某个角落有人藏了一台相机拍下了某个画面?那些工人和士兵都到哪里去了呢?真的全部消失了吗?于是我慢慢知道了一些名词,“学潮”、“八九”、“六四”。

这是历史,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在历史课上学到,到时候历史老师就会讲。但是当历史课本翻到那一页的时候,一句“八九风波”寥寥带过,而历史老师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在暗示我们背后有着很多的秘密。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高考完住在同桌家里,因为小区里建了一个火电厂,空气污染和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多次反映无果,一个黄昏有人发起游行,夏夜里大家饭后无聊,一呼百应,很多人都走到街上,大家要求见电厂老板,但是老板见状掉头开车就跑。于是有人提议截煤车,把司机打一顿,以后不敢来送煤,没有煤,电厂就要停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其实是松散的即兴游行,很兴奋。出来之前叔叔说嘱咐要小心,不要参与过激行为。后来谈开来他知道我感兴趣六四,就给我们讲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国企里面的贪污腐败,官商如何勾结,学生反贪腐,市民如何拦截部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很多市民当时甚至把家里的衣柜都搬出来挡军车。我为人们的团结,彻底和投入而感动,但是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学生到底做错了什么。

后来到了北京,我听MJ说她家当时在前门,那天晚上听到街上的声音往窗外张望,子弹便打在窗边,她仔细一看才知道从头上飞过的是子弹,吓得赶紧关上了窗,从此深深的恐惧印在心里。
不同的片段拼凑着我对于那个谜的理解。当听到有人见证军队朝学生开枪的时候我很是震撼。虽然早先的版本更残酷,单我宁愿相信那是传说。

我从小只知道自己的农历生日,后来知道了阳历生日是五四之后,无比开心,觉得自己生就一个五四小青年,定是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年轻气盛,很多时候甚至觉得生不逢时,如果也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也将是为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的热血青年。小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每次看到舍生取义的英雄都无比崇拜,读到那些感人的革命故事,每每泪流满面,很有一种冲动要为祖国献身。高中时读着陆游的诗,诸葛亮的出师表,逐渐的似乎也默默立下古代士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标准。我爱我的祖国,希望我的祖国更加美好。

大学之后参加了关注社会问题的社团,经常和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土地问题、劳工问题。。。。。。我深深体会到社会的种种黑暗,如今校园的沉寂,以前的种种观念逐渐被颠覆,国家和政府慢慢在我的大脑里分开。听到说社团的前辈有对现实彻底失望而坠楼自毁的,有因为尝试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今还被关在牢里的,而我们自己的活动又一次次被研工部卡掉。太多的震惊,太多的不解。为什么事实不可以被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话不可以被听到?为什么有些人的利益总要被牺牲?为什么权力可以没有约束?我不得不去思考和探求这个复杂的世界背后的种种逻辑。很长一段时间脑袋里混沌不堪。民主、正义、自由这些概念给我一个指引但是却又飘渺模糊。

偶尔有机会看到了六四的片子,那个版本很混乱,我没有看完,但是那个场面已经让我觉得很震撼。后来拿到一个完整版本,看过之后才对整个事件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记得当时有几个感触,一个是对于当年学生的敬佩和赞叹,相对于如今校园的沉寂,那种热情让我无法想象。二是对于那场运动的混乱的无奈,没人知道向何处走,没人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三便是对于开枪的愤怒和揪心的痛楚。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热血青年,手无寸铁,和平抗议,敞开身体迎接“橡皮子弹”的时候却应声倒下,来不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那个场面我只觉头皮发麻,无法呼吸。

后来继续思考这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受导演的影响,我觉得当时的学生太幼稚,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唱的是和解放军一样的歌,他们在广场上一样的争权夺利,他们口口声声的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践民主。。。我觉得这是一场非理性的混乱的斗争,最后也以非理性的方式结束。虽然佩服当时大家的政治热情,但是惋惜学生错过一个个机会造成以这样一个结局收场。

在香港听了那么多的讨论之后,我惊异于香港人对于六四的深情。当时陈一鄂的言论发表,我就有些惊讶为什么整个香港的反应如此强烈。我有些觉得香港人只是聚焦于表面的语词的争论而不去追究事情的真相。因为我看的影片里,柴玲确实有些“走佬”表现。不过我认同既然港大学生都不喜欢陈一额的言论,那么罢免他也是理所应当,只是觉得那个冒充美国记者采访他的人手段有些卑鄙。最近一次次在各种活动中见证香港人的热情和对于自己立场的坚持,听了很多人的言论,我才逐渐的明白这里有两个层面。学生的问题当然有,但是不管学生是否有错,是否幼稚不成熟,都不能成为一个政府向着他们开枪的理由。事件的主体在于政府行为,不应该因为学生的某些过失而转移了事件的主体和事件本身的性质。我开始深深的赞同“屠城”的表述和对“平反”的诉求。但是反过来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呢?除了受导演的影响,似乎有一种心态是政府的行为无法指责也没有结果,只能从自己一方去考虑不足之处。

后来在维园,当看到如潮水的人群涌向维园,那无边的蜡烛点亮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动,为什么这么年了还会有这么多的香港人会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呢?梁文道在明报的文章回答了我,当时已经注定即将回归的香港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那些广场上的学生,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那么将来便不用移民。另外张绍于说六四以后,香港人的自我认同大大增强,非常珍惜这一片自由的土地。我才明白香港人和六四的联系,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那晚问到TV的时候,他说“很简单,你不能在我面前说假话,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就像你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在的。”来到香港以后接触了一些同学和各种人,有一种感触是,追求公义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而在内地这是一件类似英勇或者高尚的行为。为什么呢?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数字每次都让我震惊,记得乐施会去年的捐款团交流的时候一位家庭主妇说她没有觉得每个月捐款有什么了不起,她觉得捐款就象每天要在家里做饭一样平常。而内地很多时候是行政任务,单位和班级都有一个潜在的指标,很多人都对捐款心生厌烦,“我自己的日子还不好过呢,管不了别人”是一种常见的心态。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扭曲的心态。我们都看得到很多的不公,但是没有多少人对这种不公的改变抱有希望。这个世界是不会按照我的原则行事的,也不会按照宪法里的原则行事,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迎合现实的原则。于是大家挤破头的要入党,因为入党可以找到好工作,有种种好处,尽管每个月的思想汇报自己都会恶心,尽管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都已经成为迂腐。当麻烦发生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法律、道德而是找关系、送礼。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没有权威,道德没有底线,统治社会的是各种所谓潜规则。人格于是被扭曲,没有办法追求自己的理想,没有办法追求真实,因为成本太高,看看那些关在监狱的人,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于是太多的真相被掩盖,太多人投入到既得利益的团体里分得一杯羹。人们习惯了说谎,论文抄袭,工程造假,政绩虚报。。。。有个别不遵守这现实原则的人出来唱反调,那无疑是英勇而高尚的。

昨晚参加了法学院组织的活动,虽然讲者的普通话讲得很艰难,但是他却坚持要用普通话来讲,我明白他的用意。他希望更多的内地学生能够了解真相。“对于强权的斗争也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他在努力的保留记忆。在内地所有关于六四的咨询都是看不到的。六四的北京一片沉静,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这件事,更不会再有当事人站出来,他们还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嘱咐孩子不要闹事。勇敢一些的被关在家里,或者国门之外。网络上看不到只言片语,任何带有六四字眼的全部无法发表。一个朋友说她的同学在space发了赵紫阳的回忆录出版的消息,马上就无法打开,第二天那篇日志就消失了。我的space据说也无法打开了,虽然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关于六四的言论。可怕的平静,记忆真的被遗忘了。但是真的能被遗忘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控制,在怕什么呢?有什么好怕的呢?

在这种控制下能做什么?流亡的人都渐渐自觉无力,回乡梦碎,在外落地生根,有的对所有政党,国家甚至人全部失望而拥抱上帝;有的有的自己新的事业没有归意;有的虽然仍然坚持却始终有家难回。香港人每年的纪念能有多大作用呢?仅仅一个关口之隔却是两个世界。但我想起码香港在宣告,香港人不会忘记,不会妥协,永远坚守自由之地。我爱香港难得的自由。

之于我呢?曾经的爱国变得很模糊,我不知道什么是“国”了,为什么要爱。以前,爱对我来说很自然。爸爸妈妈都是很善良的人,哪怕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从小觉得帮助别人是那么的理所应当。看到其他人需要帮助,我会不自觉的伸出一只手,只要我能。但是有一次被挑战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呢?在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突然需要理由的时候我顿时语塞。我觉得人性善,人都有变好的可能,大家不太计较一己得失都可以和睦相处。他觉得人都是自私的,凭什么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记得那天有一种突然失去重心的感觉。从小被教育要爱国,也是那么的理所应当,但是为什么要爱国呢?她的好坏和我有什么关系?AW提醒我考虑国家之间的问题不要从原则出发要从利益出发。我也慢慢发觉人与人之间太多时候是利益的联系。于是我放下圣人的观念,学习西方人的哲学,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大家相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于是有了正义,自由,民主。我想这便是终极的原则。

王选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TV说:“你不能在我面前说谎。”

龙应台的“难局”里看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监狱里的苏格拉底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于是他宁愿喝毒药而死。
另一个是索罗
一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我看见了不能背过身去,我不能容忍在我面前的谎言,但是立即的反抗结果是什么?还是慢慢来吧。
我先弄清楚justice, liberty, democracy 再说。

One thought on “[轉載]我的六四二十周年祭

  1. 引用通告: 一位八十後的六四二十周年祭─又名歷史是怎樣練成的 « 不再憂鬱的亞熱帶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