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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文將刊於中大國是學會國弦之特刊。

一)
建國六十年臨近,北京市面外馳內張,歌舞昇平背後,是嚴密的監管和控制,力圖營造和諧之象。

國家之建立,本為人民值得慶賀之事。中國終能掙脫列強欺凌,建立民族國家,可謂吐氣揚眉。更當中國越趨強大,政經地位舉足輕重之際,此時高高興興談國慶,實乃自然而然之事。但觀乎中央與地方的種種舉措,莫不是畏首畏尾,色厲內荏,近有枉屈香港記者之合法報導煽動鬧事,誣衊譚作人之四川調查顛覆國家;遠有掩飾六四屠城之真相,篡改建國多年罄竹難書之暴行。回首歷史,我們焉能埋沒良心,報喜不報憂呢?

歷史之撰寫總為當權者左右。草民之歷史,遂淹沒在重重的迷障之中,不得伸展。筆者年少,對當年中共建國歷史,知之甚少。中史教科書,廖廖數筆,解放軍所向披靡,國民黨聞風而遁。草民呢?不得而知。

我們要記著,草民不是當權者,犯不著為自己歌功頌德。草民,平凡而不平庸。草民,可以是挑著擔子賣菜的嬸嬸、在街道上閒逛的伯伯,也可以是你和我。草民,不會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人物,可是每一位草民的歷史,所走過的路,都是獨特而唯一的。這些路,不是單一軌向而不相往來,反而是千絲萬縷,編織成那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歷史故事,而這些,正正是最容易為人忽略的。

有此了悟,我們對於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辭,簡化單一的平面描述,都應該保持批判的態度。尤其身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的香港,我們應當問,國慶,究竟為誰而慶?國慶,究竟由誰來定?

二)
龍應台為其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序,她說,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大江大海》述說了一九四九年,草民在戰火的無情摧毀下,顛沛流離,萬里飄零的故事。每個故事,讀起來都有血有淚。然而,在「全國解放」這個政治正確的口號之下,草民的聲音,遂淹沒在大江大海之中。當中有好些人,一生都不能、也不願向他人提起這累人的歷史之重。

就在《大江大海》勉力重提草民歷史之際,我看到了電影《建國大業》的宣傳硬照,好一個宏大的背景啊。再看看資料,《建國大業》在內地票房輕鬆破億,《大江大海》甫出版不久即被中宣部封殺。究竟龍應台的一本小書,能不能抵禦鋪天蓋地、政治正確的宣傳?

在東森新聞的一個訪問中,龍應台如此回應:「就是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你如果只看到『一將』的話,你就會談《建國大業》;你如果也看到,也會去沉思『萬骨枯』是什麼意思的話,你就看《大江大海》。」

我在沉思,建國六十年,出現多少次萬骨枯的場景。

一九四八年,就是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那個年頭,有數十萬人,在長春之圍中活活餓死。如果我們譴責南京大屠殺是罪行,為什麼我們不用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在內戰中死亡的同胞,建立戰爭紀念館來憑弔他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把過百萬的知識分子打為右派,摧毀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無數人受屈辱而死。迄今為止,中共還未正式平反反右運動,錢理群先生呼籲建立一九五七年學,仍遙遙無期。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開始。其後三年,中國有足足三千萬人餓死。毛澤東的錯誤決策,草民深受其害,逆來順受。當權者謊話連篇,把人禍扭曲為「自然災害」,面不紅,心不跳,好像中國人命如螻蟻,任人肆意踐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間,全國草民不單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尊嚴,失去生命。人倫崩壞,草民被迫成為拭兄殺父的禽獸,活在人間煉獄之中。中國文化遭逢浩劫,鬥爭思想毒害人間,至今仍未復原。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政權指鹿為馬,把學生和平示威定性為暴亂,視人命如草芥,多少母親痛失孩兒。草民懾於權勢,或忍氣吞聲,或刻意遺忘,或變臉投誠,什麼懷疑論坦克碌豬論,皆滿天飛了。

如斯六十年,是輝煌的六十年,還是恥辱的六十年?

三)
或許以上種種,皆年代久遠了。有人說,香港回歸祖國十餘年,過往縱有千般不是,我們也必須往前看,隱惡揚善。

但歷史告訴我,香港,一向地處中國政經文化邊陲,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際,是處於一個怎樣的境地上。我們有必要問,為什麼當年中共不「解放」香港?要說中共一向重視香港,為何要待數十年後才談回歸,談國慶呢?當一九六七年香港民權運動烽起之際,中共除了鼓動左派作亂之外,又做了什麼事情幫助香港脫離殖民統治呢?

翻閱中央電視台製作之《香港百年》,其解說詞中,有一段描述解放軍進軍深圳河的情境,如此寫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北岸,手持望遠鏡的吳福善將軍,朝香港凝望良久,但卻按兵不動。[1]

那末為何要按兵不動呢?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只是一個需「充分利用」[2]的地方。鑑於當時中國不願與英美正面衝突,故留下香港這個橋頭堡,以作緩衝,與世界接軌。

本來,地方犧牲自己,以成全國家的利益,也屬無可厚非。然而,最諷刺的是,為維持香港殖民地的地位,中共不得不默認與英國簽下之不平等條約。更要害的是,周恩來的「為我所用」[3]論,反映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定,只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謂香港恆古以來與中國本土密不可分,純粹為回歸前後製造之論述,顯得收回香港的決定「眾望所歸」,如此而已,根本與史實不符。

如此說來,回歸經年,政府力圖建立口徑一致的國民教育,也早有跡可尋矣。重視國慶,並不出自草民對祖國文化的擁護,也不反映草民自發的愛國情感,只是少數當權者的政治任務,粉飾天下太平,再次證明歷史只屬於勝利者,草民根本無容置喙。


[1] 轉自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頁198,牛津大學出版社。

[2] 一九六零年,中共提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作為對應香港回歸的策略。參考同上,頁198。

[3] 同上,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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