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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過數次有關集會後,實在覺得必須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的行動。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檢討圍城策略的得失,反而我想以一個外圍觀察者的身分,重新審視自己行動的理據,俾供其他運動參與者參考。

身為一個環保組織的工作者,工作範疇經常需要間接接觸香港農業。就我的觀察所得,我的同事似乎對於菜園村不遷不拆的訴求無動於中,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農業的發展限制重重,要求港人務農,似乎是過份理想化了。後來運動的發展漸漸地轉向全港性的訴求,高鐵效益的考慮成了不少人支持反高鐵運動重要的理據之一。至此,整個運動的支持者就包含了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年齡的人,這當然在某程度上,是壯大了運動的基礎;但這種轉變,亦使運動的發展充滿張力,以致於在15及16日的行動之中出現不少行動上的分歧,給外人內鬨的感覺。

獨媒阿嘉花的文章指出,反高鐵運動能夠成功地連結不少團體參與,更能提供一個香港發展的新論述,這些筆者都十分同意,而且是樂見其成的。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察,只是把某些局部的進展擴展為一個理想化的圖象,實際上,不但一般市民大眾易為主流媒體衝突框架所誤導,甚至一些對社會運動有一定認識的知識分子,亦會質疑運動的成效,甚至是背後的出發點。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種「新形式」的社會運動,能夠容納多少理性討論的空間。我不是說反高鐵運動的支持者不夠理性,如果這樣,那參與運動的我就是在寫文章自我推翻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獨媒ansonwong的文章代表一種社會行動的主流意見的話,這樣會把多少希望加入運動的人拒之門外?這不是因為行動本身有多「激進」(其實衝擊警察也不見得有多激進),反而是這行動背後理念的那種「排他性」,才是叫筆者擔憂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我在16日的時候不選擇衝,還叫大伙回家好好休息整理,會不會被人罵個狗血淋頭?我的判斷是,當財委會宣佈通過撥款的一刻,立法會門外的集會就只剩下象徵示威者堅持下去的意義了。容我再強調一點,我十分敬佩那些留守到最後的人,但我是否能夠有這個判斷,即使把鄭汝樺困得多久,對運動的成果也不會增加半分?我之所以認同「包圍立法會」的理念,是因為在某程度上,這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爭取更多人了解運動背後的種種理念,深化運動的發展。其實由12月18日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整個「拖延」的策略本身,都不只限於高鐵運動;我們要爭取的不只是擱置高鐵撥款,更重要的,是激發更多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理念,最終打破發展至上的神話。

從這個判斷出發,批評大會行動策略的意義不但不大,甚至會防礙運動的良性發展。我的一位朋友甚至指出,財委會的「拉布戰」雖然有其意義,但應一早於16日終止,否則會弄巧成拙,不利於包容更多不同人的人加入陣營。實際上,我們的對手實在比我們想像的更頑固,當我們強調運動的「成功」之時,應不忘政府的公關手段,其實對某些主流精英十分有效。對於政府來說,他們根本不用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子施行什麼手段,只要把「邊緣化」這個想像牢牢套在中產精英的腦袋,即使我們的理據如何有力也沒有用,因為至少他們會認為通過高鐵撥款,自己會是得益的那一方。

雖然筆者不是核心成員,但總算理解運動發展有某種的「隨機性」。最初筆者支持菜園村的運動,就完全沒有料到後來居然會演變為某種全港熱話的議題。不過,在希望之光重燃的同時,我不能不想起火車的那個阿嬸對示威者評頭品足、嗤之以鼻的評論;同事們對筆者的獵奇目光;更有種種視菜園村運動為攫取更多利益的陰謀論心態,無論如何,我都未能說得出「勝利」這兩個詞語,因為實在有太多人,依然以舊有的思考框框來看待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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