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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鐵運動以包圍立法會作結,對於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學運的一輩,以為遊行如散步的年輕人來說,實在使人振奮。

這種振奮,是相對於之前民主運動的奄悶;有微熹的希望,不等如運動有什麼實際性的進展。事實是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仍然毫無寸進,功能組別的權貴仍然位處廟堂,社會的結構仍然是不公義不平等,生活的方式仍然是單元壓迫缺乏想像。

理論爭辯的空洞

在這場社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爭論衝擊立法會是否衝擊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倫理,是善意提醒卻不是當務之急,甚至淪為扭曲民主運動的輿論工具。學理上爭論是次運動應用何種學術框架來詮釋,是無視運動本身的多樣化與互動性。在我看來,批判某學說是否過時失實,就好像批判「匙羹不能用來叉食物」那樣無力。

不同理論的建構,本有其生成的理由及脈絡,這些理由及脈絡本身,恰恰構成了該理論的適用性與局限。因此,我們當可質疑民主政治倫理背後的一些假設,更可批評「和平理性地遊行」作為行動形式的利與弊,但批評「以民主程序來達致民主目標」不能解釋現時新世代的運動模式,是一句適時但空洞的陳述。

討論應重返政治上的技術操作

身為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我對呂大樂教授的觀察深感失望,因為他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視「和平理性」、「遵守規範」為民主運動中具有優先地位的道德倫理,卻忽略了運動參與者並不能夠參與議會民主的事實。正如葉蔭聰《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一文指,一群被議會排除在外的群眾,如何能夠違反議會的規範?更遑論要循議會的方式爭取民主了。

然而,呂教授《我的昔日情懷》提出一個值得讓人深思的論點:香港現行的議會制度是否如斯讓人絕望,公民可以用任何手段來否定之?我認為,香港的議會制度縱然是千瘡百孔,但仍是多年鬥爭的成果。搶鐵馬本身算不上是什麼暴力,但我們總該為自己的非暴力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提供一個非暴力的底線。當運動者的底線訂得和一般市民心目中距離太遠之時,失去民心的運動只會越趨極端,我們究竟有沒有作任何思想上的準備?我們又有沒有討論怎麼樣的非暴力行動才能夠感動人心?甘地的行動之所以備受世人尊崇,除了是敢於觸碰不公義的法律外,還有就是行動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二月八日晚聽練乙錚先生在序言的分享,當中提及到高等教育界的滲透問題。練先生指出,當香港高等教育界的教授相繼退休之後,不少海歸派便將成為各大專院校的院長或顯要職位,到時在位者或噤若寒蟬,或隨數位有權勢之XYZ聞黨意起舞。再加上日益河蟹化的傳媒及漸趨法西斯化的中共政權,香港的民主運動該如何自處?難道還要拘泥於價值還是世代之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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