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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自己在五年前為05政改寫的文,可謂感慨萬千,因為文中對民主黨的批判,到如今是益發顯得真實了。

當然,現在對政治的認識多了,知道了什麼叫「妥協的藝術」──要爭取民主,只靠理想是不行的,人民必須學習跟當權者談判,否則政治運動便難以有成果了。專研公民運動的學者們,更紛紛以南非的曼德拉跟波蘭的華里沙作例子,證明改革的推行,是需要談判,需要妥協。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黨的其中一名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被公開審判,判決他主持屠殺猶太人的方案的罪行。他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因為他只是國家機器下的一個小齒輪,執行的只是上司的命令。

這聽來好像是罪犯逃脫罪名的說法吧?可是,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可不是單憑幾個人的意志就可以完成的;行動能夠完成,需有賴於無數個服從上司命令的艾希曼,把自己視為齒輪,拋棄個人的道德思考,僅僅把眼前的「工作」視為必須要付上的責任。如果整個國家的人民都這樣想的話,這種滅絕人性的罪行,就居然成為國家的集體意志了。

可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會甘於做出這天大的罪惡呢?最初,納粹其實並沒有宣佈要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只是宣佈了一系列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措施罷了。對於殺人這「大惡」,限制個人權利這「較小之惡」其實是可以接受的──至少當時的德國人是這麼想的。因為如果不接受這「較小之惡」,拒絕合作的話,納粹的毒爪豈不是會伸展得更快?不過,他們很快便忘了,這「較小之惡」,仍是惡,斷不會因妥協而成為善的。

我想說的是,支持政改的觀點無非是談判妥協,但談判妥協無疑於在「大惡」與「較小之惡」之間被迫作出選擇,到頭來仍不是善。功能組別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成為直選,這是常識,更何況民主運動絕非止於普選?今天許寶強的文章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好的政治判斷必須出自於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而非議席得失的計算。所謂群體之間的倫理關係,在我看來,就是民眾必須明白自己是生活在一政治共同體中,公民必須負上其政治責任,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在群體中實現自己的潛能。妥協,只會成為當權者麻痺民眾的武器,使之放棄獨立思考,盲從於當權者的領導,使民眾逐漸淪為國家機器下的齒輪。

延伸閱讀:   漢娜‧阿倫特,"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收於《責任與判斷》,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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