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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南風窗》2011年第3期

长久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要使社会进步,政府便须不断清拆陈旧的建筑。即使这意味着摧毁具有历史意义及社区价值的公共空间,但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切的拆迁看来是如此理所当然,至少在殖民地时代,反对社会一味发展的声音,实在是少之又少。
然而,随着社会公民意识日渐提高,文化保育运动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香港政府于1990年代提出新一轮的填海计划,2004年保护海港协会发起保护维港运动,争取保护维多利亚港。其后,民间又发起反对利东街重建的社会运动,以及保护“中央警署”的建筑群的行动等。这些保育运动不单尝试抗衡发展至上的主流论述,甚至尝试提出民间规划社区的计划,把保育议题和社区规划民主化扣连起来。

天星皇后如何重写香港殖民史
保卫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的运动是近年香港文化保育的里程碑。有别于一般的历史古迹保育运动,运动并不以保存某一单幢历史建筑物为唯一目标,保卫本土文化、捍卫社区的完整性及历史脉络,成为保卫天星皇后的重要理念。本土意识的萌芽,使香港的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不同压力团体及政党主导的游行示威不再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唯一形式,强调参加者的自发性,以直接行动表达不满,成为香港“新社会运动”的核心价值。
叶荫聪是保卫天星皇后的活跃分子,在其著作《为当下怀旧》中,他尝试总结保卫运动的多重意义:第一,运动尝试抗衡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第二,文化保育不单是保存历史建筑,更需联结社区文化与本土历史。第三,运动的形式以直接行动为主,有别于传统的示威游行,可视之为“新社会运动”。
骤眼看来,天星和皇后码头似乎和香港本土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前者只是一个渡轮码头,而后者则是一个为英国皇室成员而设的码头。如果保卫历史的说法能够成立,似乎保卫的也只是香港殖民统治者的历史。
那么天星皇后如何能够成为香港人理解本土身份的建筑象征呢?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提一段历史。1966年4月4日,天星小轮加价,市民怨声载道,有一名叫苏守忠的青年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后来更逐渐演变成1960年代末反抗殖民统治的社会运动。这段历史在殖民地时期被压抑,不少年轻人更是从未听闻过这故事。透过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参与者获得重写香港殖民史的契机,打破把香港描写成由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主流论述。
于天星码头被清拆后,运动参与者在皇后码头举办了一连串的工作坊及研讨会,讨论围绕皇后码头发生的社会运动。例如1971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示威者曾经于皇后码头侧的空地示威,但由于殖民政府的公安条例,香港人集会的自由被大大打压,是次示威导致12名青年被捕,后来示威更延伸至维园,但惨被警方镇压,酿成流血冲突。 透过联结两个码头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新建构香港本土文化意识,进一步强化文化保育运动的内涵。
这种审视皇后码头历史的角度跟主流对“保育”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历史学家大多从审视皇后码头是否为法定古迹的角度出发,对拆迁皇后码头并无太大意见。他们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建筑物的特色,又或者是建筑物本身的历史意义,例如有多少英皇室成员曾经于码头登岸履新等。反之,运动参与者从反抗殖民统治、建立香港本土身份的角度来审视皇后码头的历史,揭露了港英政府有意打压的殖民抗争史,保卫天星皇后遂有重新认识殖民史的价值,甚至成为建立本土身份认同的摇篮。

新社会运动的浪漫化想象
这种对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往往是运动参与者对理想社会的投射。对于大部分的民众,两个码头并不必然对他们有如此的历史意义。例如,笔者的朋友便曾经指出,对于居住在新界的人,乘搭天星小轮渡过海港根本是一个极其罕有的经验,所以他对于两个码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感,更遑论要参与保育。即使后来他会到皇后码头支持参与抗争的市民,也只纯粹出于对政府漠视民意的不满,而不是为了认同运动参与者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意义。
叶荫聪亦承认,由于不少参加者都迟于1960年代出生,把天星码头和殖民抗争连接起来的说法其实是运动参与者有意识地形塑出来的论述。他更进一步指,“运动的历史意识比较像‘顺手挪用组合’”,因此,参与运动者所追寻的往往是与过去的一种“类比联系”。他们有意无意地“忘记”香港泛民主派近20年争取民主的种种,目的就是为了重新诠释香港的社会运动,使文化保育能够“扣连另类历史,想象不一样的政治愿景”。
运动参与者大多不满议会政治的运行方式。政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太过着重议席的得失,对香港主流价值并没有什么冲击,而他们争取权利的方式有时亦太僵化。要冲击发展至上的价值观,似乎香港人需要一种有别于既往的运动形式。保卫天星皇后最后未竟全功,但这种运动形式似乎可以摆脱香港社会运动的死结,加强公民自发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这种极力希望摆脱现有政党政治模式的政治愿景,进一步蔓延至2009年的捍卫菜园村反高铁运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非物质化”的倾向,运动的诉求不只为了争取个别团体的政治利益,反之,运动的目标往往是对理想生活的愿景或投射。由利东街、天星皇后、“中央警署”以至菜园村等组成的保育潮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单单要求狭义的历史保存。在连串的公民行动中,政府的文化政策、城市的规划过程及重建项目的咨询架构一一受到全面质疑,社会上的批判声音更进一步指向封闭的议会政治及地产霸权支配。

少数的启蒙者与沉默的大多数
有关“新社会运动”或“直接行动”的讨论,大多数是针对香港主流社会运动的常规,尝试建立一种有别于主流行动模式的政治运动。叶荫聪在《为当下怀旧》中尝试概括一些“直接行动”的特征,例如不太做政治计算和考虑媒体的反应、反对层级化的组织行动、强调“个人意志”在决策及行动规划中的重要、以共识而不是投票机制来决定行动等。
对直接行动的浪漫想象吸引不少人加入其行列,后来在反高铁运动出现的包围立法会事件,正好反映了人们对直接行动的憧憬。然而,直接行动的自发性性质使得社会运动往往未能持续,缺乏组织式的动员虽然可以容纳更多的参与者,但这种松散的运动形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才可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一旦聚焦点消失,运动亦随即陷入低潮。
问题是,文化保育的工作不可能单靠保卫天星皇后这些直接行动就可以做到的,没有稳打稳扎、默默耕耘的地区组织,教育群众文化保育的重要性,即使直接行动能够在短期之内凝聚市民的关注,这种关注也是不持久的,甚至根本对社会既有的价值观没有任何的动摇,更遑论体制上文化保育政策的改变。
保卫天星皇后对于参与其中的活跃分子来说,或许是带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对于身在局外的群众来说,“启蒙”二字实在过于沉重。我们必须反思,究竟群众能否透过经历个别的社会事件,改变既有的政治立场。一场运动对个人的影响力,端在于个体的社会位置及参与运动程度的深浅。当评论者认为天星皇后以至反高铁运动的主体皆为80后的年轻人,但笔者不少同龄友人对这些“启蒙运动”均没有特别的感觉,认为这只不过是众多文化保育事件的一些变奏而已。

我们当然可以如叶荫聪般乐观,认为群众可以摆脱怀旧式的集体回忆,视“文化保育运动”为“超过20年历史的民主政制运动中的一个小变奏,让体制外的群体及个人感受到‘直接行动’的可能”。问题是,我们不可能仅仅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为等待被启蒙的人,对于这一班人,知识分子应该要做的不是后设地探讨直接行动于文化保育的意义。除了对自发性行动的浪漫化想象,缓慢而漫长的群众教育及组织,让群众能够自我启蒙,也许是当下更为急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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