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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在香港如此定位自己的政治立場,可算是再平凡不過了,有哪一位香港人不是以「經濟自由之都」來理解香港的呢?

不過,在我心目之中,自由主義者的終極關懷,並不是政治立場上的左與右,亦不是資源再分配程度的深淺。這不是說政治自由不重要,更不是忽視政府資源再分配的功能與責任,只不過,所有政治上左左右右的爭論,在我看來,最後都必須體現對個體的尊重;任何資源分配的安排,都必須有助於個體於社會中實踐自己的潛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個體必須優先於社會而存在。

這不是說,個人可以脫離社會而能夠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一個人生下來,他生活中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均會深深地影響他如何實踐自己的人生計劃。沒有社會、沒有群體生活,一個人的生活跟Into the Wild沒有區別。

只有在極權制度的壓迫下,才會看得到個體的輕與重:在國家機器下的卑微,顯出個體自由的可貴與重要。

近來看了兩部戲,一部是《搖滾東柏林》,另一部是《竊聽者的玫瑰》,故事背景一個在東德,一個在捷克,但大致都是描繪在極權政體下,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與反思。

自由,你可以理解她為政治上的種種權利,例如香港一直缺乏的人民選擇行政長官的權利。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蒜皮小事,也許更能反映一個地方人民是否能夠自由自在地過活。在《搖滾東柏林》中,德國少年們雖然口上說的校內讀的盡是共產黨忠黨愛國的一套,但骨子裡卻愛極了滾石,嚮往自由自在的愛情。為了抵抗極權政府的控制,在Sun Alley的東德人想盡辦法接觸外界,甚至假扮西德人逃走。片子對共產主義極盡諷刺嘲弄的能事,讓我同時想起在兩德統一後仍然欺騙母親共產東德仍在的Goodbye, Lenin

《竊聽者的玫瑰》故事相對沉重。一位德高望重的捷克教授,曾有份聯署七七憲章,以抗共聞名於捷克,更獲得捷克的人權獎項。在一部電視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教授在昔日抗共的黑暗一面漸次被揭露出來。爭取自由、對抗極權的背後,所換取的是另一名異見人士一生的幸福,為社運付出的,是向邪惡勢力妥協和交易所失去的正義心靈。

爭取自由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面對極權,人民必須付出血與淚,才能爭得自由,血是為抗爭而死的鬥士所流的,而淚不單是為鬥士而流──更為革命時期以集體之名而受壓抑扭曲的千萬心靈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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