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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一個小故事說起。

話說五一臨近,所有單位都努力地動員街坊上街。身為組織者的一員,便自然而然地需承擔這個責任。除了手上的個案,還有葵芳的長者組可供動員,但不知怎地,我卻隱然覺得不妥。猶記得同事K問過,為什麼不嘗試大動員老友記,我當時支吾的回答是,他們已經大多八十多九十歲,行不了。同事K不以為然。我也無話可說。

時間流逝,上月反中電加價的遊行,今次是同事A負責動員。很記得當日他以導賞團吸引老友記報名,之後說了一句,大意是,昨天才說反民粹,今天的又算是什麼?

故事說完。要反思的不是什麼策略與原則的虛假二分,只是在想自己隱然覺得不妥的根源何在。只是反民粹嗎?其實不見得,反民粹背後的知識精英想法可以很危險。我想,我害怕的是,不肯定自己所相信的價值體系有終極可信性,簡單說就是,假如我是錯的,那麼所有鼓動人心的手段,都是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不是杞人憂天,中國的文革、納粹的屠猶,無一不掛著集體理性之名,一想到此,便如臨深淵。

當然不是鼓吹極端的懷疑論。只不過,當明白人性中根深柢固的可錯性,也許在社運路上,所謂的路線之爭,手段之別,反對別人時,便不會如斯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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