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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圍繞終院裁定綜援7年期違憲的爭議,我想爭議的核心不主要在於事實的澄清,例如新移民申領綜援的人數、比例和支出,亦不能簡單地指控香港人排外歧視無同情心。在如此多的數據和理據之下,不少跨社會階層、不同年齡的香港人,仍然得出新移民不合理地佔用過多香港資源的結論,恐怕是社會暗地裡擁抱著不一致的社會資源分配原則: 綜援(引申至其他香港福利)是給最有需要的人,但同時只能是先到先得,因此「舊香港人」比「新移民」更應該得到社會福利,這也是不少「本土派」「港人優先」背後的邏輯,「人人生而平等」固然說不上,連需要也不能當成使用權利的理由了。

因此,一日審批權不落在香港人手上,衝突仍然會是無日無之;左翼除口頭上說要爭回審批權外,如果想爭取和本土派對話,實在值得思考該如何回應。(from my own facebook)

牽涉諸如上述爭議的討論,總會出現雙方經爭論後,仍然抱持己見,不改己方觀點的情況。例如以上有關綜援7年期的爭論,事實根本隨處可見,例如有關今日有關綜援4人家庭收入逾2萬元的流言,只要稍為在Google搜尋一下,就知道並不正確(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2072628821187&set=a.10151387625891187.517260.565641186&type=1)。問題在於,為什麼這麼多事實擺在眼前,人們偏偏要視而不見?

這當然可以牽涉到不同的理由,例如價值與情感上的差異、人的無知與偏見等等。不過,有趣的是,這種agree to disagree的情況,究竟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還是否會出現?

假設在爭論的過程中,雙方都深信自己的觀點正確無誤,並彼此分享了所有的證據,而且雙方亦有充份的智慧去評估它們,是否還能夠達成共識呢?

根據奧曼理論(Aumann Theory),我們得出一個驚人的觀察──如果兩台邏輯化的機器分析截然不同的數據,只要它們彼此知道對方的觀點,就能夠得出一個相同的結論。關鍵在於: 兩者是否能透過持續不斷的對話,使證據較薄弱的一方,最後不得不敗下陣來,修改自己的觀點。

對此,藍思博(Steven Landsburg)在《大哉問》一書中有精彩深入的分析。以博奕論來支持得出共識的必要性,這也是重要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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