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896427

2006年的6月3日,在中大國是學會剛播完《天安門》,零晨在家中,一邊聽著《漆黑將不再面對》,寫著特刊的文章,腦海畫面卻重覆著潘毅教授在分享時強調的,「足足有十年不能說話」的場景。我在特刊裡寫道:「我們成了一個旁觀者,只對某地方發生某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要改革了,功利的思想告訴我們是時候放下情感的包袱了。」

 

2007年的6月3日,在中大畢業的那個夏天,正彷徨著研究院的路應如何走下去,寫下的文章叫《功利城市中的希望之光:六四十八周年祭》。老土到不得的名字,文章存放的地方,也由台灣的blog.yam.com,轉到xanga了。當年回應的,是已故前民建聯主席馬力的「坦克碌豬」論,「找一頭豬來測試一下便知道能否變成『肉餅』」。當年的沸沸揚揚的爭論,今天看起來是多麼的遙遠。

 

2008年的6月3日,忙著寫研究院的proposal,沒有寫什麼文章,倒是轉載了熊一豆的《十九年:漆黑將不再面對》,手邊剛寫好的,卻是講《Does the exclusion of immigrants by liberal states justifiable》,大概是想回應尚未成勢的反新移民潮,由David Milller講到Tamir的Liberal Nationalism。大概是追逐時髦,看了一點Benedict Anderson的皮毛,腦海想的大概是愛國觀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那個夏天,研究的書看得不多,倒是看了不少的香港史,《歷史的沉重》、《香港人之香港史》、葉靈鳳的《香港的失落》、《香港方物志》、《香島滄桑錄》與《香海浮沉錄》。

 

2009年的6月3日,寫的是《一位八十後的六四二十周年祭─又名歷史是怎樣練成的》,很長、很累贅,卻反映時代。首先是世代之爭,八十後的名稱出現了,反高鐵運動方興未艾,菜園村的抗爭仍要靠炎夏在旺角擺街站,距離千人怒撐還有4個多月。二十周年,鋪天蓋地對八九六四的re-interpret,年青活力取代血染的風采,身邊的內地研究生朋友也深受感動,寫了洋洋數千字的文章,寫下了「曾经的爱国变得很模糊,我不知道什么是“国”了……. 我看见了不能背过身去,我不能容忍在我面前的谎言」。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夏天,雖然從研究院離開了,前路茫茫,但看到比自己更年輕的燭光,覺得可以再想深一些。

 

在文章中我寫到:「我一直以為是因為自己對民主自由的執著才會重一九八九而輕一九五七,因為自己對歷史的無知,才會認為一九五七年比一九八九較不重要。但當我在大二的時候看了《尋找林昭的靈魂》,才知道自己真的錯得很徹底。於是我拚命地看中國近代史的史料,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史景遷的《天安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很艱難地拼揍著那不屬於我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理當如此的年代,就是像林昭的不屈、像章伯鈞的堅持……我才慢慢地理解這個國家的苦難是什麼一回事,「愛黨不等如愛國」這空洞的口號才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我當時天真的以為,一點一滴的歷史傳承,最終是會改變香港的功利與犬儒。

 

2010年的6月3日,那是在中資書店工作的日子,同時也是經歷了反高鐵運動及516五區總辭運動失敗的夏天。忙得沒有可能寫文章,中大「新民主女神像」掀起對校園對「政治中立」的評論,6月4號的翌日,在網誌寫下了「A Big Day for both HK people and CUHK graduate」。

 

2011年的6月3日,已經不記得是否有寫過什麼了,那是剛進入街工工作的日子,參與六四晚會的身份也由參加者變成組織者了,每天都受著思想的衝擊,對象也由書本上的知識轉移到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記得當時剛看完《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有好幾天都在聽旭日陽剛所唱的《春天裡》。

 

2012年的6月3日,記得街工是播《沒有陽光的日子》,訪問了一堆頓覺今是而昨非的人物,葉德嫻、張堅庭、文雋……記得阿英寫過一個電郵,說電影的「抑鬱的情緒與今天的『城邦』、『蝗蟲』似在跨越時空,遙相呼應。」我呢,則在群組分享了一堆六四音樂特輯。最愛聽張雨生《沒有烟抽的日子》,後來張懸2013年在潮水箴言演唱會後邊抽煙邊清唱,我便想起了這樣的一段往事,還記得阿蘇在寫《在冷靜與冷酷之間:記今晚六四電影討論》時提到「但我重未敢肯定廣場上死過人,這不是推動我參與支運的動力」的震撼,因為那是從一個1985年便參與香港社運的人口中吐出的,一字一句也別有分量。

 

他寫到:「08年拉蕯藏漢衝突、09年烏魯木齊維漢衝突,死的人肯定比八九民運時多。我這樣說,不是涼薄,也不是指八九民運不重要,而是指認識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亦很重要,這些都與民主互相牽連。若我們只知平反八九(而共產黨一直不肯平反),只知有作惡的共產黨,而不知有中國,我怕這正是香港排外(尤指大陸)城邦論的來源。」

 

八九六四從來不只是燭光晚會,阿蘇說得好:「八九屬於所有曾参與過它的人,不專屬某一派別。」

 

2013年6月3日,估中預備的前夕。本土派在尖沙咀鐘樓搞六四悼念,而我也離開了街工,有了一個更「自由」的身份。陳雲在facebook一句:「你與李旺陽好親嗎?」使我決心要unfriend他。在此之前,我幾乎可算是陳雲的半個粉絲,他的政論文章、《香港有文化》全都拜讀過,也應該是「左翼」的陣營裡,最早提出需要認真回應《香港城邦論》的人。時移勢易,當年只有數百人的集會,現在已儼然成三分鼎立之勢了。

當年寫的文章,討論的主題也已經由政治啟蒙、身份認同與歷史承傳,走到「族群意識、歷史建構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當時對本土派的回覆,我是這樣寫的:

 

「我們總可選擇是否參加晚會;但遊說別人不參加一個不單有標誌性意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代表人類共同良知之光的集會,為求建立族群意識,強行把良知匯集的浩然之氣,貶斥成不會思考,只知盲目愛國的鄉愿,藉以強化對內地人刻板、平面甚至是本質化的想像,這和中共一貫妖魔化美國的民主制度,借國人的雪恥心態形塑排外民族主義的做法,又有什麼區別?」

 

2014年的6月3日,大概是忙著推動社企Community Power of Narrative吧。在家中找到收藏多年1989年由亞洲週刊出版的六四圖集,我在FaceBook status是這樣寫的:「紀錄了由1989年四月中至七月中,由悼念胡耀邦,大遊行,大絕食,血腥鎮壓,以至大搜捕的留影。當年在港大圖書館的賣書日,以30元買下,一直保留至今,以提醒自己,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896425,當時反東北抗爭與622公投正如戰在弦,也為之後的雨傘運動拉開了序幕。

 

2015年的6月3日,我轉到環團工作,六四晚會的爭議,也已經去到應不應該燒基本法了。隔了一年,也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自己對現狀不滿的煩躁:

 

「說中共會藉港人主種放棄基本法之機,大肆破獲香港僅餘之法治,這是可能的,但有關說法的思考邏輯,其實和「袋住先」的想法如出一轍,都是要求我們接受次一等的憲政。或者我們早應該理解到,香港已步入威權統治的年代,不應幻想我們仍可以靠著議會政治,就足以守住某些自由價值─那怕這些價值,只不過是某種的「虛擬自由」,建築在我們一直無視的結構性政經壓迫之上、只有某些群組才可以享有的「自由」」

 

打到這裡,其實已經足足花了三個小時從電郵、blog.yam.com、Xanga、Wordpress及FaceBook看自己十年以來的六四是怎樣走過來的。目的也不是說自己的經驗有何獨特之處,但眼見今年的轉變,實在不能不呼籲一下:

 

2016年的6 月3日,我希望所有拒絕遺忘、對生命仍有好奇的友好,能夠花時間整理一下,自己在過去十年的六四是怎麼樣走過來的。每一個真實的故事,就是最好打破犬儒的武器,以行動證明,真誠地生活是什麼意思,向只有功利、計算、犬儒的思維宣戰,重奪對八九六四的註釋權。不要氣餒,時間在真理的一方,花言巧語或許可以騙得一時,但絕對敵不過時代的洪流。到今天,我仍然天真地相信,一點一滴的歷史傳承,最終是會改變香港的功利與犬儒。

 

維園見。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