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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筆記

龍子維:如何打破天朝主義、基建治港的超穩定結構?

「天朝主義」的「帝國邊陲」想像,日漸主導香港的政治民生。看看我們的城市規劃,有多少基建是位處於國家的戰略想像藍圖之中?

2016年5月17日,陳茂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及行政長官梁振英說明大嶼山發展藍圖,以及香港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2016年5月17日,陳茂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及行政長官梁振英說明大嶼山發展藍圖,以及香港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攝:EyePress/AP

臨近特首選舉,傳媒焦點少不免集中在:梁振英的政綱有沒有「走數」、政策失誤與幾名特首候選人是否有糾葛、候選人政綱是否能夠處理現時的施政問題。這些討論都像隔岸觀火,彷彿發生的事情,只是在電視機上放映的情節,和我們的生活毫無關係──一輪放映過後,一陣喧嘩一陣嘆息,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

天朝主義

把這五年的《施政報告》由頭到尾速讀一次,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詞彙,就是「天朝主義」四個字。

倒不是說我們現在就生活在舊社會之中──「天朝主義」一詞由強世功先生在2007至08年的「香江邊上的思考」一系列文章演化而來,雖然「天朝」一詞只是出現過一次,但卻是理解中港關係不得不讀的文章。簡而言之,這組概念所代表的,就是對何謂「一國兩制」的實際理解。

「天朝主義」的「帝國邊陲」想像,正日漸主導香港的政治民生。看看我們的城市規劃,有多少基建是位處於國家的戰略想像藍圖之中?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港深科技園、蓮塘口岸工業邨,與及一大堆與這些戰略性基建相連的連接幹道,無一不深刻地影響着香港的地理空間格局。

為什麼在規劃香港未來30年發展藍圖的文件「香港2030+」中,會提出需要有80萬的人口緩衝?河套科技園會否大量「輸入」內地企業與「輸出」香港科技專才?新界北坪輋恐龍山等棕土作業會否成為「物流中心」?香港的產業、基建政策,都是我們不能夠控制的發展,而是我們必須接受、配合國家宏觀政策圖像的「新機遇」。

城市規劃及產業的變化,已經影響我們的土地政策,以至出現要安老院舍還是郊野公園、要灣仔體育館還是展覽場地、要短租停車場還是保留舊樓的奇異二元對立現象。土地短缺的論述一而再、再而三地構建,以致出現「填海1200公頃的交椅洲東大嶼都會計劃還是太保守,不得不填夠9000公頃」的驚人輿論。

發展與保育的對立,是政府拋給民間轉移視線的偽命題。連空氣污染相對政治中立的議題,都不得不套用「天朝」的思考框架──國家推行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水域的船舶排放控制區,香港便無聲無息地與廣東省簽署有關協議,承諾於2019年前設立珠三角排放控制區,並靜悄悄地出現在今年《施政報告》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落。

交通規劃當然亦不能不以此框架思考:香港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土地用於興建交通幹道、興建三跑擴大機場容量,以致用於興建馬路的土地面積比現時公營房屋總體佔地還要多,其實就是要延續現時基建治港的地理格局,但求能夠成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繼續發揮昔日「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地位。

港奴的命運

上一代人不明白──我這裏指的不是年齡分層,而是泛指倚靠上一代遊戲規則「獲勝」的一輩──我們要的不是「天朝」的再次庇蔭,不論這個「天朝」所指的是殖民者,還是大一統意義下的帝國;我們拒絕接受的,不是發展本身,而是「發展」所包涵的認命、「認清狀況」與接受現實。所謂的認清狀況,意味着要接受過去導致貧富懸殊、基建治港、地產金融獨大的那一套意識形態。長於斯生於斯的香港人,怎能夠接受把過去殖民時代的不公義遊戲規則,硬生地套在名為「發展」的大纛之下?

所以,當我們要求真正的城市自主,眼光絕不能夠單單放在政府供應了多少房屋、有沒有推行標準工時和退休保障,又或者經濟 GDP 增長了多少個巴仙──關鍵在於追求不受操控、相對自主的生存空間。由狹縫掙扎求存而產生的創造力與生活想像,一直都是香港能夠賴以安身立命的要素,不論是在風雲變色的年代,還是「天朝」當道的年代,香港人都能夠走下去──只要我們能夠做到真正的自主、真正的不卑不亢。

有這樣的覺悟,《施政報告》也好,特首選舉也罷,其實並不十分重要。因為每一個日常倡議都可以成為戰場,陣地戰的精要不單單在於農村包圍城市,更在於每一個細小而具活力的有機體,不斷地打遊擊,衝擊建制看似牢不可破的高牆。

回應「基建發展論」的方法,其實不在於單單指出某一個工程項目浪費了多少納稅人的金錢,因為這根本沒有走進問題的核心。更根本要做的,是用具體行動展現,另一種生活是可能的。例如:城市是可以單車與行人共同主導的,所以部分馬路應該要歸回行人。解放日常的壓迫,就由小小的一條馬路使用權開始。

就在農曆新年前,網上熱傳一段短片:《解構港奴的命運──土地霸權官商鄉黑》,有超過40萬人瀏覽,反映香港人其實都對土地霸權非常憤怒。但在憤怒的同時,我們不能夠不去理解,造成今時今日香港這樣的局面,絕不是幾個官賈鄉紳合謀就可以促成的,而是有更深層的原因。

基建治港的迷思

近日,研究者鄒崇銘出版了評論「香港2030+」規劃的專著《城規.成虧》,就是在嘗試回答這樣的一個根本問題:香港如何才可以打破天朝格局下、基建治港的超穩定結構?

《城規・成虧》

作者:鄒崇銘
出版:印象文字
出版日期:2017年2月

我認為可以做的,至少必須在思想上、在論述層面的建構上,能夠慢慢構築出與主流經濟學相抗衡的政治經濟發展論述。迫切需要回答的,有四大香港人必須打破的迷思:

一、香港資源短缺,土地不足,需要移山填海造地以求發展;

二、香港既有的新市鎮發展模式,是提供優質生活空間的唯一出路;

三、香港的經濟產業與新市鎮發展,必須透過多快好省的大型基建才能帶動發展;

四、空間有價,城市設計必須規規矩矩,高度規範以配合基建帶動商業的模式。

整份「2030+」的諮詢文件,基本上就是以上思維的縮影。不論是描繪東大嶼都會時,超級人工島所呈現的對大型地產基建的迷戀;洪水橋新發展區所展現的,由輕鐵接駁居民去逛公園的「融合自然的城市生活」;還是新界北策略增長區計劃,無視日日大塞車的北區交通網絡超載現實,聲稱可以提供21.5萬的棕土物流作業的工種……

即使諮詢文件訂下為每人增加0.5平方米休憩用地的目標,但卻是以剷平綠化帶建設新發展區為代價。還有文件雖主打智慧出行的願景,但市區卻連基本的行人及單車網絡亦未能做好。這些問題所反映的,其實就是基建治港下,所有的規劃都注定是為興建更多的基建而生,而並非從人的角度出發、自下而上解決社區的生活所需。

在剛過去的《財政預算案》,已經見到基本工程開支預測將會在未來5年突破1300億港元的關口,但地價收入卻未能同步跟上。由此可見,基建開支已經成為香港經濟與財政收支的一個巨大缺口,唯一能夠填補這個缺口的方法,就是任由基建地產的「資本旋轉門」繼續運轉,計劃興建更多的基建與更多的新市鎮,才能夠創造更多的賣地收入,以填補這個財政黑洞。

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建築密度高、人口擠迫,以傳統的新市鎮基建模式規劃,當然是重大挑戰,但在另一些學者的眼中,卻大有成為「集約都市」(intencity)的發展潛力。在《香港造城記》一書中(註一),作者認為香港便是一個高度集約之城,把幾種城市的品質──集中、密度、複雜和垂直性──組合起來,不單有着全球最高的人口與居住密度,擁有558座的摩天大廈,房屋與商業區俱高度集中,街道亦普遍呈現多元的活動和店舖,因此是一個垂直而立體的集約城市。

在這個集約都市中,香港人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把現時的「公共交通」政策,拓展到「公共運動」(public movement)的城市政策之上。簡單而言,我們必須摒棄過去透過興建運輸基建,由市中心向城市邊陲帶動城市擴張和發展的規劃模式。生態為本位的集約型都市,應該是香港未來規劃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就是要以高密度城市為基礎,透過共享交通系統、基礎設施和社區設計,大幅度減低城市對環境及人均能源的需求。例如:香港的車輛密度甚高,平均每公里便有348輛車,因此密集的城市設計和交通規劃,必然應以減少依賴汽車,以及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為核心,如此才能夠提供更多的土地,增加郊野公園及可耕農地的面積。

簡而言之,生態為本位的集約型都市,就是透過增加城市中心的密度,限制城市擴張到邊陲未開發地帶。

盆菜式的城市化

《香港2030+》的基建治港思維,最大的問題在於主事規劃者,往往把城市中的有機體,視為互不相連、各自獨立的功能載體。不論是政府興建的多功能市政大樓,還是土地規劃上的功能主義式劃分,都見不到城市的活力其實並不源自於用途與功能的規劃,而是源自於在地的經濟活動。正如我亦曾經在《香港不是Simcity》一文中反駁過,先規劃土地用途和功能,再發展在地經濟活動的做法,只會把城市規劃變成一個猶如 Simcity 的遊戲,複製出一個又一個的天水圍而已。

套用《香港造城記》一書的比喻,這種思維就像是放在蒸籠中的點心,被一層層疊放的蒸籠所包裹,每一種食物都有嚴格的分層和分類,也許每一種食物都很出色,但卻缺乏整體的關聯。

與之相對的比喻,是「盆菜式的城市化」──與點心不同的是,雖然盆菜中的食材也是分層擺放,但食材之間卻沒有一個嚴格的分隔,都共同薈萃於同一個瓦盆之內。未來香港的城市規劃,正正不應以基建帶動、各自分離獨立的市鎮規劃為核心,而應更多是一個高度集約而混合的城市綠洲,有機而互相浸潤的組合,街道、地舖與行人活力的縱橫交錯,就像盆菜的湯汁可以浸潤食物的每一層,透過緊密的連接來增強和豐富整體的滋味。

正如鄒崇銘所言,集約型城市在西方原是解決城市過度擴張的工具,但在香港卻反轉過來,成了城市過度擴張的工具。究竟香港的迫與擠,是繼續城市推土式發展的藉口,還是打破基建霸權城市逐漸走向衰敗的契機,這就看居住在香港關心城市研究的各位,有沒有與主流意識形態一戰的勇氣。

(龍子維,關注環保、土地和房屋等議題,編著《重構香港》、《再造香港》、《住屋不是命運》等,影子長策會成員)

註一:Shelton, B., Karakiewicz, J., Kvan, T.著,胡大平,吳靜譯(2015):《香港造城記:從垂直到立體之城》。香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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