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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

三十一歲,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學研究生,一九八六年在北京的新文學研討會,劉曉波如此批判新時期文學,為他在一堆青年中間贏得「文壇黑馬」的稱號。

在任何一個時代,挑戰權威都是青年的專利。劉曉波公開挑戰李澤厚,說他的文字有著「害怕衝突的中庸觀,廉價的理想主義,虛幻的樂觀主義,保守的理性主義,軟弱的服從意識」

在當時中國文壇,只要你言論越出位大膽,就越會得到年輕人的招徠—當時中國的政治自由之風正日益收緊,社會壓力使得人人都需一個解放壓抑的渠道。劉曉波語出驚人,自然為眾人所傳頌。

「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每個人都要成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

這就是年輕時候的劉曉波:極度渴望名聲、金錢,希望可以在友誼酒店,買到幾百元一瓶的洋酒,和時下的愛國憤青並無二致。

2)他繼續向世界咆哮。一九八八年出國,路過香港,批評香港就像一張不停咀嚼的大嘴,又詛咒中國,歌頌香港的殖民地成就,說中國需要做三百年的殖民地才可以改變現狀。

去到紐約,他慢慢陷入一種自我懷疑的境地之中,因為他的講座,基本完全無人問津—除了一些要搵食的漢學家。

「在中國,你甚至放個屁都引人注意,在美國你最大聲的呼喊,也淹沒在數不清的雜音裡。」

「在中國,愚昧的背景襯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癡呆突現出我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癡呆兒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

由此,劉曉波的批判從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轉入對民主轉型的冷靜批判。當然我們並不知道,這是否只是機械式地對當時的風潮的反叛。

3)劉曉波為現世所理解的冷靜澄明,尤其是「我沒有敵人」的那種光環,是以年青時期的傲慢狂妄作為人生底色的。那種幼稚有時候可愛得可以。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時,劉曉波居然曾經安慰絕食的學生,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七十二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於是乎他們就乖乖地等待政府回應。然後七十二小時過去了,給終不見中共有任何回應,劉曉波鬱悶的向身邊人說,連南非也不至於這樣啊。當北京有百萬市民出來支援學生,劉曉波又樂觀起來,認為政府總該回應了吧⋯⋯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情況實在似層相識。說到底,當時劉曉波也只有三十四歲。要是沒有之後廿年人生的磨練,也寫不出後來諸如《多面的中共獨裁》、《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等北京法院挑選入罪的文章。

4)大概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劉曉波完完全全被世人遺忘了,尤其是在他曾經認為放個屁都有人回應他的中國。九零年代的中國沒有人需要批評者,他的講法顯得落伍而未能回應時代。

一直到零八年的那份憲章。
大家別再以諾貝爾獎神化劉曉波,他本就是一個有血有肉會懺悔的普通人。他的這種故事,每時每天都有某某在某地默默上演。

相比起來,香港現在所謂的民主低潮實在不值一哂。假如不是太善忘的話,香港的民主低潮其實一直存在,例如2007年7月捍衛皇后碼頭足足用了210日,出動到直接行動迫使當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直接踩場,才得廖廖可數的五百人出席集會;相比起來,2017年7月DQ四議員用不足一日的時間就可動員到近千人集會,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劉曉波被世人遺忘廿年仍然可以推動零八憲章,我們也應該有如此堅韌的力量,悼念活動才可能有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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