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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嬰兒爭議的癥結在於，我們如何在理解中港矛盾的結構性前提下，提出一套方案，以解決跨境資本使本土權益受損的問題。面對中港融合帶來的危機感，《香港城邦論》企圖為香港自治提供理論依據，以「港英文明、內地愚昧」的二分思維為基礎，吸納懷緬港英殖民時代的中產、恐共反共的舊移民，以至是支持本土論述等人士，作為區別大陸與本土，建立「香港城邦」的終極根據。 1) 書中羅列了一連串的例子說明，為什麼「大陸人並不是你想像中的善良同胞」，例如，大陸奸商如何為求賺錢不擇手段、小悅悅被車輾過但完全無人理會、青年好心幫助老人反被法庭要求賠款等。讀者閱畢這些例子，再加上一些個人體驗，很容易便會對內地人形成一種刻版、平面甚至本質化的想像，得出內地人就是邪惡，除非香港人是地藏菩薩，否則不應該視他們為同胞的結論。 與之相反，香港之所以有「城邦文化」，是因為「託庇於英國的開明統治」，香港才能保有「晚清人之保守與靜安」、「民初中國之豪邁與創新」、「英國的自由主義、懷疑精神與理性處事」等特性，形成「清末民初中國人」與「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的混合體」。英國人統治香港有紳士般的「浪漫主義之風」，亦會視小民為「高貴野人」，保存中華文化，甚至連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的運動，亦被形容成港英開明政策的一部分。 2) 陳雲善於捕捉港人普遍的恐共情緒。這種情緒不單指自文革六四以來對中共的恐懼，還有來自生活習慣、價值觀不同，以至中港跨境政策港人無容置喙等體現香港失去既有優勢後帶來的危機感。明乎此，我們或許可以明白，為什麼自天星皇后嘗試建立起來的「進步本土論述」，一直只局限於少數群眾，因為有關論述，並沒有觸及到香港自治的政治本質。 其中一項最能體現有關衝突的，是在香港推行愛國教育阻力重重。香港人的愛國情緒是矛盾的，因為一方面每逢內地同胞有難，來自香港的精神與物質援助總是源源不絕，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自治實體下的公民，香港人愛的往往是祖國河山的歷史文化，而不是某一特定政權。 但對中央來說，強世功所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中所提及的「天朝中國主義」，才是一國兩制的思想核心。簡言之，強世功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反對現代國家理論的，其思想根源來自中國古典的政治傳統，而這個政治傳統的指導思想便是「天朝主義」。 香港特區的原型，來自大清帝國已經出現的藏區和蒙區，正如陳冠中所分析，根據強世功的邏輯，中國以「八旗制度統治滿州，以盟旗制度轄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漢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轄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對番邦」。換言之，特區才是中國統治的常態，香港只是回應英國人的侵略而不得不順勢而為的小試驗而已。 3) 按此邏輯，似乎所謂中港矛盾的根源只是因為香港人的高傲與本位主義，不理解一國兩制背後的政治含意。如此說來，陳雲的「現實政治」框架，不圖改造中國，爭取全國民主，不就是香港的生存之道嗎？ 我們知道，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排斥香港市民的參與。由《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制訂、人大釋法、自由行、單程證審批、高鐵興建以至近期的自駕遊，香港市民完全沒有說不的權力，自治又從何說起？ 正如《本土論述2009》中多篇分析香港殖民史的文章也屢屢提及，香港在殖民時期辛苦爭取得來的社會公義，以至殖民政府迫於形勢下與市民建立的無形社會契約，為港人提供公屋與醫療等福利，在中港跨境資本與兩地權貴勾結合謀下，正逐漸土崩瓦解。重建進步的本土論述，作為香港自治運動的理論基礎，實在是當務之急。 不過，如果香港主體性的建立，是建基於「港英文明、內地愚昧」的二分思維之上，那麼隨之而制定的政策，也將是封閉而排外的。對內地人本質化的想像，會變成本土人對內地人的普遍輕視、敵視甚至是仇視。香港人對本土的依附與身份認同，如果只單單以敵視內地人來建立起來，所帶來社群撕裂的代價，恐怕是香港遠遠付不起的。 香港人的故事尚未書寫完成，對港英殖民史的迷思也早應到了解魅的一刻。香港論述不應單單建基於泛泛而談的自由民主法治、殖民者文明教化，或者新自由主義式的獅子山精神，我們還至少需要理解省港大罷工以降的勞工進步訴求、清末民初的啟蒙思想、麥理浩時代的維權抗爭與工業行動……這才稍稍接近理解香港本土論述的全貌。正如陳冠中所言，「只有細說歷史才能拯救香港論述。」 延伸閱讀： 陳雲，《香港城邦論》，天窗出版社，2011年12月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 馬家輝、梁文道、王慧麟編，《本土論述2009》，漫遊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12月 陳冠中，《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書寫：香港的例子》，原發表於《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12月17日）

對韓寒的小說，自看了《他的國》後，以為已經死心，但這本不一樣。 《1988》，一瞥以為是《盛世》之類的喻言小說，但越看越有味道。 以為單單是諷刺國情的小說嗎？童年的回憶、成長的失落、現實的殘酷，與國情的荒謬，就透過他和妓女娜娜的一段公路旅程串連起來。 出色的小說，總有大大小小的故事和寓言貫穿其中，當中離不開作者自身的想像和對世界的價值觀；《1988》動植物的寓言，會不會也是韓寒自身的反照？ 這麼多年來，一直是我腳下的流沙裹著我四處漂泊，它也不淹沒我，它只是時不時提醒我，你沒有別的選擇，否則你就被風吹走了。我就這麼渾渾噩噩地度過了我所有熱血的歲月，被裹到東，被裹到西，連我曾經所鄙視的種子都不如。一直到一周以前，我對流沙說，讓風把我吹走吧。流沙說，你沒了根，馬上就死。我說，我存夠了水，能活一陣子。流沙說，但是風會把你無休止的留在空中，你就脫水了。我說，我還有雨水。流沙說，雨水要流到大地上，才能夠積蓄成水塘，它在空中的時候，只是一個裝飾品。我說，我會掉到水塘裡的。流沙說，那你就淹死了。我說，讓我試試吧。流沙說，我把你拱到小沙丘上，你低頭看看，多少像你這樣的植物，都是依附著我們。我說，有種你就把我抬得更高一點，讓我看看普天下所有的植物，是不是都是像我們這樣生活著。流沙說，你怎麼能反抗我。我要吞沒你。我說，那我就讓西風帶走我。於是我毅然往上一掙扎，其實也沒有費力。我離開了流沙，往腳底下一看，操，原來我不是一個植物，我是一隻動物，這幫孫子騙了我二十多年。作為一個有腳的動物，我終於可以決定我的去向。我回頭看了流沙一眼，流沙說，你走吧，別告訴別的植物其實他們是動物。

有時候，明明路面上並沒有路障封窄行車線，也看不到有任何的交通意外，路面的車輛似乎亦不是特別多，為什麼仍然會塞車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現象通常會出現於一些大型行車斜路附近？ 其中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因為司機在上斜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把車速減慢。後來的車輛，在前車車速減慢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碰撞，也只好減慢車速，甚至比前車更慢，在連鎖效應之下，自然會出現塞車現象。 因此，當你看見塞車時，塞車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這種滯後現象說明了，在塞車的時候煩躁響鞍，其實一點作用也沒有，因為其實塞車早已在數十分鐘甚至是數小時之前已經形成了。與其心煩氣躁，倒不如了解多些壅塞學，研究一下在什麼情況下最容易塞車吧！

乘巴士的上班族，最怕的事情就是塞車了。除了生悶氣以外，你又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導致塞車的呢？ 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水管變窄時，水流會變得快；但當天橋通道變窄時，人群反而會塞住呢？如果用粒子特性來解釋的話，水就是「牛頓粒子」，而人就是「自我驅動粒子」。兩種粒子的最大分別，在於只有後者才有自由意志，而前者只會跟隨物理定律運動。 換個說法，人總是會想法子避免互相碰撞，作為人群的一員，每個人想移動的方向都不一樣。即使人群都想向同一目的地出發，每個人走的路總是有些分別。但水分子不一樣。當移動空間變窄，水分子並不會想「避開」對方，只會因互相碰撞而加快運動速度。 車輛是由人駕駛的，因此也具有「自我驅動粒子」的特性。如果馬路因為有車輛故障而要封閉部分路面，車速自然會因要避免碰撞而減慢，自然就會塞車啦！

重看《小王子》，據說是一部寫給大人(grown-ups)看的童話，因此不應該是寫給我看的。如果我是大人，我大抵會做多一些大人才會做的事，例如看股票行情、計劃何時置業、和嚴肅地討論為何香港不應該給外傭居港權，而不是花時間看童話書。不做正經事(serious matters)，而去胡思亂想無關痛癢的兒童書，應該是「廢青」(或者是Kidult)才會做的事。 大人和小孩、成人和童年的區分，看似天經地義，然則細心分析，如斯精細的分層，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事。在中世紀，當嬰兒能走能跳能說話，大抵就是一個具體而微、「袖珍版」的成人了，哪會把他當成掌上明珠看待，又要上興趣班又要愉快學習，早就下田做工去了。把不同年齡的人劃分成童年和成年(以致是更精細的少年、青年、老年)，又有一套整全的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加以區分兩者，應該是十七世紀後印刷術逐漸流行，書本廣泛流傳，識字的技能變得不可或缺之後才發生的事。 資本主義不斷發展，書本流傳得更快更廣，社會逐漸肯定識字的重要性。文化人(literate men)這概念的出現，使得「童年」和「成年」漸次分明。其中一個斷定一個人是否成為「成人」的標準，就是他是否受過教育，是否因此能夠貢獻社會，成為受教育、受社教化的勞動者。由「兒童」轉變為「成人」，教育是一個必需的過程，因為這才能使得「缺乏生產力」的人，在恰當的訓練下，變成一個「有生產力」，可供資本家勞役與剝削的「成年」勞動者。 在這種「改造」的過程中，「童年」固有的特質，正如《小王子》中所揭示的，一種尋根究柢的好奇心，就必須棄如敝屣，否則如何在殘酷的社會中生存？然而，假如「童年」這概念的出現只是歷史的偶然，我們是否可以為「成長」，下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定義？

刊於《南風窗》2011年第3期          长久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要使社会进步，政府便须不断清拆陈旧的建筑。即使这意味着摧毁具有历史意义及社区价值的公共空间，但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切的拆迁看来是如此理所当然，至少在殖民地时代，反对社会一味发展的声音，实在是少之又少。 　　然而，随着社会公民意识日渐提高，文化保育运动逐渐成为香港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香港政府于1990年代提出新一轮的填海计划，2004年保护海港协会发起保护维港运动，争取保护维多利亚港。其后，民间又发起反对利东街重建的社会运动，以及保护“中央警署”的建筑群的行动等。这些保育运动不单尝试抗衡发展至上的主流论述，甚至尝试提出民间规划社区的计划，把保育议题和社区规划民主化扣连起来。 　　 　　天星皇后如何重写香港殖民史 　　保卫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的运动是近年香港文化保育的里程碑。有别于一般的历史古迹保育运动，运动并不以保存某一单幢历史建筑物为唯一目标，保卫本土文化、捍卫社区的完整性及历史脉络，成为保卫天星皇后的重要理念。本土意识的萌芽，使香港的社会运动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不同压力团体及政党主导的游行示威不再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唯一形式，强调参加者的自发性，以直接行动表达不满，成为香港“新社会运动”的核心价值。 　　叶荫聪是保卫天星皇后的活跃分子，在其著作《为当下怀旧》中，他尝试总结保卫运动的多重意义：第一，运动尝试抗衡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第二，文化保育不单是保存历史建筑，更需联结社区文化与本土历史。第三，运动的形式以直接行动为主，有别于传统的示威游行，可视之为“新社会运动”。 　　骤眼看来，天星和皇后码头似乎和香港本土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前者只是一个渡轮码头，而后者则是一个为英国皇室成员而设的码头。如果保卫历史的说法能够成立，似乎保卫的也只是香港殖民统治者的历史。 　　那么天星皇后如何能够成为香港人理解本土身份的建筑象征呢？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提一段历史。1966年4月4日，天星小轮加价，市民怨声载道，有一名叫苏守忠的青年在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后来更逐渐演变成1960年代末反抗殖民统治的社会运动。这段历史在殖民地时期被压抑，不少年轻人更是从未听闻过这故事。透过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参与者获得重写香港殖民史的契机，打破把香港描写成由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主流论述。 　　于天星码头被清拆后，运动参与者在皇后码头举办了一连串的工作坊及研讨会，讨论围绕皇后码头发生的社会运动。例如1971年的保卫钓鱼岛运动，示威者曾经于皇后码头侧的空地示威，但由于殖民政府的公安条例，香港人集会的自由被大大打压，是次示威导致12名青年被捕，后来示威更延伸至维园，但惨被警方镇压，酿成流血冲突。 透过联结两个码头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运动参与者尝试重新建构香港本土文化意识，进一步强化文化保育运动的内涵。 　　这种审视皇后码头历史的角度跟主流对“保育”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历史学家大多从审视皇后码头是否为法定古迹的角度出发，对拆迁皇后码头并无太大意见。他们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建筑物的特色，又或者是建筑物本身的历史意义，例如有多少英皇室成员曾经于码头登岸履新等。反之，运动参与者从反抗殖民统治、建立香港本土身份的角度来审视皇后码头的历史，揭露了港英政府有意打压的殖民抗争史，保卫天星皇后遂有重新认识殖民史的价值，甚至成为建立本土身份认同的摇篮。 　　 　　新社会运动的浪漫化想象 　　这种对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往往是运动参与者对理想社会的投射。对于大部分的民众，两个码头并不必然对他们有如此的历史意义。例如，笔者的朋友便曾经指出，对于居住在新界的人，乘搭天星小轮渡过海港根本是一个极其罕有的经验，所以他对于两个码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感，更遑论要参与保育。即使后来他会到皇后码头支持参与抗争的市民，也只纯粹出于对政府漠视民意的不满，而不是为了认同运动参与者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意义。 　　叶荫聪亦承认，由于不少参加者都迟于1960年代出生，把天星码头和殖民抗争连接起来的说法其实是运动参与者有意识地形塑出来的论述。他更进一步指，“运动的历史意识比较像‘顺手挪用组合’”，因此，参与运动者所追寻的往往是与过去的一种“类比联系”。他们有意无意地“忘记”香港泛民主派近20年争取民主的种种，目的就是为了重新诠释香港的社会运动，使文化保育能够“扣连另类历史，想象不一样的政治愿景”。 　　运动参与者大多不满议会政治的运行方式。政党主导的政治运动太过着重议席的得失，对香港主流价值并没有什么冲击，而他们争取权利的方式有时亦太僵化。要冲击发展至上的价值观，似乎香港人需要一种有别于既往的运动形式。保卫天星皇后最后未竟全功，但这种运动形式似乎可以摆脱香港社会运动的死结，加强公民自发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这种极力希望摆脱现有政党政治模式的政治愿景，进一步蔓延至2009年的捍卫菜园村反高铁运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非物质化”的倾向，运动的诉求不只为了争取个别团体的政治利益，反之，运动的目标往往是对理想生活的愿景或投射。由利东街、天星皇后、“中央警署”以至菜园村等组成的保育潮皆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单单要求狭义的历史保存。在连串的公民行动中，政府的文化政策、城市的规划过程及重建项目的咨询架构一一受到全面质疑，社会上的批判声音更进一步指向封闭的议会政治及地产霸权支配。 　　 　　少数的启蒙者与沉默的大多数 　　有关“新社会运动”或“直接行动”的讨论，大多数是针对香港主流社会运动的常规，尝试建立一种有别于主流行动模式的政治运动。叶荫聪在《为当下怀旧》中尝试概括一些“直接行动”的特征，例如不太做政治计算和考虑媒体的反应、反对层级化的组织行动、强调“个人意志”在决策及行动规划中的重要、以共识而不是投票机制来决定行动等。 　　对直接行动的浪漫想象吸引不少人加入其行列，后来在反高铁运动出现的包围立法会事件，正好反映了人们对直接行动的憧憬。然而，直接行动的自发性性质使得社会运动往往未能持续，缺乏组织式的动员虽然可以容纳更多的参与者，但这种松散的运动形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才可产生爆炸性的效果，一旦聚焦点消失，运动亦随即陷入低潮。 　　问题是，文化保育的工作不可能单靠保卫天星皇后这些直接行动就可以做到的，没有稳打稳扎、默默耕耘的地区组织，教育群众文化保育的重要性，即使直接行动能够在短期之内凝聚市民的关注，这种关注也是不持久的，甚至根本对社会既有的价值观没有任何的动摇，更遑论体制上文化保育政策的改变。 　　保卫天星皇后对于参与其中的活跃分子来说，或许是带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对于身在局外的群众来说，“启蒙”二字实在过于沉重。我们必须反思，究竟群众能否透过经历个别的社会事件，改变既有的政治立场。一场运动对个人的影响力，端在于个体的社会位置及参与运动程度的深浅。当评论者认为天星皇后以至反高铁运动的主体皆为80后的年轻人，但笔者不少同龄友人对这些“启蒙运动”均没有特别的感觉，认为这只不过是众多文化保育事件的一些变奏而已。 　　我们当然可以如叶荫聪般乐观，认为群众可以摆脱怀旧式的集体回忆，视“文化保育运动”为“超过20年历史的民主政制运动中的一个小变奏，让体制外的群体及个人感受到‘直接行动’的可能”。问题是，我们不可能仅仅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为等待被启蒙的人，对于这一班人，知识分子应该要做的不是后设地探讨直接行动于文化保育的意义。除了对自发性行动的浪漫化想象，缓慢而漫长的群众教育及组织，让群众能够自我启蒙，也许是当下更为急切的任务。

一直都甘於當一個旁觀者。 從小到大，我都沒有想過當社會行動的主角。到了大二的時候，思想開始慢慢產生變化，開始思考理論與行動之間，究竟存在多少的可能性；如果我真的要按自己的信念而行，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是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角度出發吧，那個時候很喜歡看一些形容知識份子拉扯狀態的書籍，因為多多少少也有些自況的意味。身邊不少朋友都直接參與形形式式的社會運動，我卻常常當一個旁觀者，總是不太情願牽涉其中，總覺得自己是一個遊離分子，所以在看《笑喪》的時候，覺得林曦的心態根本就是自己的寫照。 對，如果我認為自己是支持某個社會運動背後的理念，根本就不應該有某種「知識份子」的優越感，把自己放進一個「旁觀者的免責位置」，儘管在某些抗爭的策略上，還是有一點鬆動的空間遊走退讓。但，我卻始終覺得知識份子要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夠全情投入運動而停止思考，反而應該思考如何才能把理論結合行動，擺脫知識分子那種既不容於庸眾、又可能成為當權者幫凶的孤獨而遊離的狀態。 始終，我們都是相依互存，身在權力之網而為其所困，沒有人能夠置身其外。 ─讀李維怡《行路難》後感